历史的提问方式如何可能——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性质论文,方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种体系哲学，究其实质，它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在解决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在这一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改变了对历史的提问方式，并运用其方法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使历史成为真实的历史。这样，科学和历史就丧失了在资产阶级思想中表现出来的对立的外观。科学不再只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的被动描述，而历史图景也不再是僵死史实的堆积。科学和历史通过马克思所提供的哲学方法论获得了在实践中统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实践过程中，自觉的无产阶级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旧的体系哲学对历史的提问及其提问方式的局限性
以往的各种体系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从某种抽象的原则出发，用它来解释或解决社会历史乃至宇宙、人生中的诸问题。而对待历史问题，它们的努力往往最终归诸一种历史哲学，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便是黑格尔。对于这种历史哲学而言，历史中的最大问题便在于寻求历史现象或发展背后的本质、规律，或者说是寻求其中的统一性、一般性，更极端化的要求便是寻求历史发展的一般意义、终极目标。本来，寻求历史发展中的本质性因素、一般性因素，探究其中的客观规律，甚至追问历史的意义等等，理应是历史科学的一般特征，也是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将这种要求极端化为对一种终极历史目标的奢望，那就不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实际上，这只是作为旧的体系哲学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为历史研究设定一个抽象的终点（也即其理论的基点）。
那么，马克思是依据什么来提出历史研究中的问题的呢？他又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这既是提问的基点问题，又是提问的方法论问题。要讨论历史的本质问题，就必须首先确定这个本质是相对于什么样的现象它才成为本质的，即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分是依据什么标准来作出的呢？在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还必须研究：这种本质如何才能从现象中被抽取出来并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呢？这两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在高于各种旧的体系哲学的水平上来加以解决的。而且，这样提出问题就已改变了旧的体系哲学对历史的提问方式。本质并不永远都是本质，现象也并不永远是现象。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提出在本质与现象之间作出区分的要求。现象与本质的区分标准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这种标准在马克思那儿实际上就是现实的实践活动所确定的标准；而他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在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方式的改变之中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一点，马克思在1847年就财产问题所作的表述中已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十九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世界历史性的这个财产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5页）财产问题本身是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作为世界历史性的本质问题，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才有意义。
正是因为马克思在理论活动中引入了实践活动过程作为提问的基点，因而对于历史的本质、规律、一般性、统一性和意义等等问题，马克思从来都不作固定的理解与解决。实际上，马克思在1846年就已开始将他的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了。（参见张一兵著：《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164页）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他批判了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教条式的理解。他说：“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5页）只有遵循这种从现实的实践（生产）关系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经济范畴只不过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因此，就不能“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现实关系是历史的、暂时的，是处于变易的运动中的。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的体系哲学的先验的、前定的提问方式，科学地回答了它们在历史领域中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任何局限于抽象理性自身的考虑而提出来的问题都是非科学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强烈地批判了蒲鲁东的那种“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14页）那种出于对理性、自由的崇拜而提出的人的主体性、自由的实现问题，最终也只能是导致一种体系哲学式的解决，当然这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体系哲学。而出于对本体论的理性崇拜而提出的世界观问题，也只能导致将这种世界观封闭于一个体系哲学的范围内，并在最终导致向实体崇拜的倒退。任何出于对原则的崇拜而建构起来的体系哲学都避免不了这样一个结局，即由问题向其出发点的倒退，这是体系哲学的理性逻辑所要求的那种片面彻底性的必然结果。因而，问题似乎便在向出发点的倒退与追溯中获得了某种解决，然而这样的解决实际上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了问题。正由于它们对问题的这种回避与取消，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又都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臆想出来的问题，因而是不科学的。
以往的体系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可能是有其合理的基础的，但由于它们自身的局限性——对某种抽象原则的迷信，因而其提问方式却是不合理、不科学的。这就决定了旧的体系哲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获得一种解决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它们所用的方法只能是范畴、概念的自我运动，并以此来构造体系。“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同上书，第107页）这种体系已经与现实离得很远了。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创立则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二、马克思对历史的新提问方式
历史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最初虽是由以往的体系哲学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但是对于马克思而言，问题却有了新的提法。他指出，必须“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同上书，第93页）马克思认为，对待历史问题的首要工作便在于：考察作为整个历史基础的物质生产过程及其交往形式，而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阐明。
正因为马克思对历史的基础作出了这种实践（物质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性的理解，因而在他后来对历史中的诸种现象进行分析时便运用了一种崭新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是直接寻问这些现象具有什么历史意义，而是寻问这些现象表明了人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怎样的关系。例如他并不直接寻问资本对人或者对历史有什么意义。相反，他说，“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资本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一种关系，而它的历史意义只能体现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中。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同上）这里无论是资本还是个性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关系中才获得说明的，它们都不表现为任何意义上的目的性，而只是一定的历史可能性。
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新提问方式，就是寻问适合个性的全面性与丰富性发展的需要是如何在历史中通过一定的关系和形式而形成的，即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如何代替自然的需要的。它不是直接寻问整个过去的历史发展具有什么意义。那种直接以历史一般为对象的认识论只能是一种无真实前提的认识论。在此，真实的前提首先就是对种种现实的历史关系的具体分析，而这种历史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了最充分的展开。所以，马克思对历史的提问是站在现代史的基础上发出的，而现代史研究也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构分析与逻辑研究。这样对历史的提问便获得了一种真实而崭新的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当然，马克思的关系分析在特定的理论目的中，也构成了他的完整的理论系统。《资本论》对资本的关系分析就构成了一个严谨的理论系统。但这种理论系统却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幻想。这就使马克思的理论系统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体系哲学。
这种差别尤其清楚地表现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方法所作的论述中。他指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后一种方法即“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同上书，第38页）（第一条道路为“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然而，“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同上书，第39页）运用这种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确定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并不是直观、表象的经验的前提，而是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同上书，第38页）他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同上书，第37页）只有以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具体，即以作为主体的社会为前提，抽象才能获得其最充分的意义。他指出：“就这个抽象（劳动的抽象——引者）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同上书，第43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同上）
马克思依据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最发达的社会组织的解剖，建立起了他的严密的理论系统。但他并不认为作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主体就是过去历史发展的目的，更不能“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并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他说：“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同上）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系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只是为认识以往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他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种种关系并不是说明以往历史的一种固定的原则。
相反，马克思认为，对于作为理论前提的这个最后的对抗性社会形式也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过去的历史形式的正确的理解。他认为，这种批判是一种自我批判，这是前提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只有在这种自我批判与发展过程中，所有问题才有可能获得合理的解决。正是出于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自我批判运动的重视，马克思认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同上书，第45页）他指出：“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同上）正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机制，并用这种认识来指导对以往的社会形式的认识，马克思才强调首要的问题在于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因为只有在这充分发展了的社会组织中，各种对立才表现出了最尖锐的形式。对这个社会组织的深入分析就必然在方法论上导致历史辩证法的自觉运用。
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认为有时结构的分析甚至可以取代历史的回顾。他在《资本论》中讲：“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168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也曾清楚地描述过这一思想。他说：“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他认为，“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而“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同上）在他看来，“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同上书，第456页）资本的形成史决不能用来说明资本的现代史。资本一旦成为统治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它就“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同上书，第457页）
因此，只有充分研究了现代史的种种具体关系之后，对以往历史中的种种抽象关系才能在一个充分发展的意义上获得正确的理解。而对现代史，马克思又把它理解为变易的运动，是已扬弃了以往历史前提的现实运动，同时又在运动中扬弃着自身。马克思对历史的这种研究方式，从理论上来讲，就已扬弃了以往体系哲学对历史的所有提问方式。历史的统一性问题被转变为历史中作为主体的社会的存在方式的变易问题。在其中他不再寻问什么是构成历史统一性的抽象原则，相反，他认为这种抽象原则本身却应是由现代史来说明的。对于马克思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只有在这种提问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追问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只有这种提问方式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提问方式。这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讲，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三、马克思的哲学作为方法论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一切哲学问题的解答，在1845年以后，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历史上最复杂的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关系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且，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这个社会组织是如何在经济结构上成为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马克思的哲学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
关于历史发展，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段马克思关于发展与基础关系的论述：“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就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5页）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发展总是指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而且，基础的这种发展在其最高点上又表现为旧的基础自身的扬弃。只有遵循量变与质变相结合的方法才能揭示出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寻找质变发生的关节点尤为重要。这个关节点就是旧的基础在其最高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形式中生产力和个人的最高和最丰富的发展才有可能。进一步，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就是这种形式。
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者）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同上书，第34页）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生产力与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在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同上书，第36页）所以，资本既为生产力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自身又是必将被扬弃的关节点。
在此，历史发展并没有被描述为一种线性的过程。相反，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在旧的基础中展开这种可能性。而这种方法是一种历史辩证法，即基础在一定的形式中进行的自我扬弃。所以，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是必须依赖于这种历史辩证法的自觉运用的。这种历史辩证法运用于资本主义现实就表现为对它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进一步的历史发展是通过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而完成的。但是，批判可以采取种种方法来进行。要说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的实质，就必须搞清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服务于什么样的任务而产生的。毫无疑问，马克思所要解决的任务首先即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工人解放问题的现实关注，他十分重视对物质生产活动的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主要是产生于对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他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以新的认识锻造了他的哲学武器。首先，他认识到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基础之上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的分析就已经初步认识到了这一点。其次，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现实异化的根源不在于宗教，而在于一定的经济制度。应从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基督教、犹太教存在的基础。其三，如果把对宗教的批判推进到对其社会基础的批判，那么就更不能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要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物质生活条件，就不能单靠批判的武器，而要靠武器的批判，要靠革命。其四，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等人的长期争论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要依靠在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那种物质力量。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是历史的判决，而不是自我意识、主观意图等等意识形态的判决。把资本主义走向其反面看成是人类历史（其中包括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结果，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的飞跃。
马克思能实现这一飞跃，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他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合理成份，同时又批判了他的思辨唯心主义。这种飞跃的结果必然是对人类历史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批判的研究。这种历史研究区别于通常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种科学的批判方法。它从历史研究中提炼出客观标准。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发现了所有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就存在于在物质生产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物质力量。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善于利用这种历史成果。而一旦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实现了对历史的根本性的改造，历史中所有的神秘现象便都消失了，真正自觉的人类历史便开始了。
正是通过这种哲学方法论的运用，过去的历史在现实关系中获得了扬弃和理解的可能性，未来的发展在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批判活动中获得了实现和理想的可能性，而历史便在现实中成为可能了。这既是一种认识的可能性，更是一种革命实践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可以讲：马克思的哲学作为方法论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过去的人们总以为历史只是观念的历史，或者只是事实的堆积。这种历史似乎不是人的历史，而成了自在于人之外的历史。而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史的结构与关系的辩证分析，为理解过去的历史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从而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因其对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条件和可能性的研究，从而使人们改变和创造历史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具有了伟大的历史性意义。只是由于马克思所提供的这种哲学方法论，统一的人类历史科学才成为可能。这种统一性既不由抽象的原则来提供，也不由先验的本质来提供。这种统一是历史和真理、过去和未来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的统一，而要达到这种统一，马克思所提供的哲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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