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子瑜[1]2000年在《疑问信息及其载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疑问句的结构形式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它们负载疑问信息的情况并以此来确定它们的语法功能。我们把疑问信息区分为疑问句类信息、疑问次类信息和疑问程度信息三个不同层面，并根据疑问标记所负载的疑问信息的不同相应地把疑问标记区分为疑问句类标记、疑问次类标记和疑问程度标记三种类型。 通过分析疑问句的各类结构形式特征与疑问信息的关系，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疑问语调负载疑问句类信息，是疑问句类标记；疑问句尾语气词和“疑问式”不负载疑问句类信息，不是疑问句类标记。2、疑问句尾语气词（“啊”除外）负载疑问次类信息，是疑问次类标记；疑问语调和疑问式不负载疑问次类信息，不是疑问次类标记。3、疑问句尾语气词（“啊”除外）和疑问式负载疑问程度信息，是疑问程度标记。在疑问程度标记中，疑问句尾语气词和疑问式各自负载的疑问程度信息类型不同，疑问句尾语气词负载疑程度信息，疑问式负载惑程度信息。
王印娟[2]2016年在《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黔西土语区的镇宁县大山镇长脚寨布依语疑问句为研究对象,借鉴汉语及其方言和壮侗语族疑问句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对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的句法结构、语义内容和语用功能进行描写分析,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布依语疑问句提供语料,为壮侗语族及其他语族疑问句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本文研究的具体步骤为:首先,对语料进行静态描写,梳理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的句法结构标记,并从结构的角度将镇宁布依语疑问句分为是非问、正反问、选择问和特指问四种类型。其次,在句法结构的基础上对四种疑问句式进行语义分析,并联系语用因素进行语用功能的探讨。最后,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的疑问功能和非疑问功能,并对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的多功能性进行理论阐释。通过研究发现镇宁布依语各疑问句式在疑问标记、疑问信息、疑问预设、疑问程度、疑问焦点及答问系统等方面各有特点。分析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的言语行为类型及其多功能性成因,对正确理解布依语疑问句的会话含义具有重要意义。
王会斌[3]2016年在《战国令书制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国令书,战国命令文书的简称,它是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命令信息的一种工具,具有命令性、强制性、公务性、合法性和文本性等基本特征,被书写或刻铸在竹木、金属和玉石等载体上,体现了战国统治者的统治意志,是战国统治者统治国家,协调统治阶级相互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种关系时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战国令书制作是将战国时期各国家传达的命令信息转化为实物令书的一项工作,是战国令书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战国令书制作研究就是要对这项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如在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用什么人来制作令书;根据统治者颁布命令内容的不同这些人都使用哪种令书进行制作,这些令书都起源于何时;在制作令书时他们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格式、语言、载体材质和规格,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战国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实现途径和秦汉社会令书制作进入成熟期的原因。本文共分7章,第1章前言阐述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并通过对战国令书制作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确定了本文写作的主旨及框架。第2章对战国令书制作的种类及其源流进行考辨。战国时期的令书已经形成了命书、“令”书、诏书、告书、誓书、檄书、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判决书、盟书、符书和节书等十数种门类。这些令书种类的历史演化与当时社会复杂变化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第3章主要对战国令书制作者的身份进行辨证。战国令书制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发令者;二是书写者。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制作令书的知识过于专业、事情秘密、形势紧急及史官和书吏不在时,某些无身份职责的人员也会被赋予临时的令书制作权,另外,某些部门长官有时也要亲自书写令书。这与战国时期官僚体制尚未完善,官吏职能专业化不强有关。第4章对战国时期各类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进行探微。因令书种类的不同,有的令书包含发令者、受令者、发令时间、发令地点和命令内容等较完整的要素,有的令书要素则缺失很多,这主要与各自的文体功能有关;在用语风格上,有的令书追求简洁、质朴和准确,有的令书则追求灵活、生动和达意,这主要与令书文体功能、书写格式及当时盛行的诸子论理文风有关。第5章对战国令书使用的载体材质及规格进行探究。战国令书的载体材质主要有竹木、金属和玉石等。令书因种类和等级不同,在载体材质与规格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律法书、“令”书多用竹木材质书写,盟书多用玉石材质制作,其形制又有简、牍、圭、璋等的不同,尺度则有一尺、一尺二、二尺、二尺四寸等的差异。这主要与日益成熟的战国官僚科层制对令书功能的不同需求有关。第6章重点分析了战国令书制作中各项因素的种种关系。如令书种类在原有令书种类基础上的内容变革;部分令书种类发生裂变形成新的令书种类,但原令书种类并未完全消失;部分令书种类的内容与形式均出现了某些变化,但却承袭了前代不断衰落的趋势;部分令书种类在前代并没有出现,为应对新的时代及功能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等。再如令书制作者之间具有上下等级;战国令书制作者职能不但有主导与辅助的区别,还有总揽与分管的不同;战国令书制作者看似各自独立,但却为同一系统服务等等。而这种种关系产生及变化的根源在于当时不断进步的社会生产力与滞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巨大冲突。第7章主要阐述了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及其影响。战国令书制作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司法方面的令书所占比例较大、令书载体与规格带有深刻的战国官僚科层制特征、令书制作体系处在向专门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其主要影响,不仅保证了战国令书系统的其它环节顺利运行,维持了战国当权者统治的稳定,促进了战国官僚体制的建设,同时也为秦汉令书制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龙又珍[4]2009年在《现代汉语寒暄系统研究》文中认为语言的生命存在于交际之中,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交际从功能上可分为传知性交际和寒暄性交际等。前贤先哲对传知性交际及其载体研究得较多,对寒暄性交际的认识不足,对现代汉语寒暄的研究也未形成体系,其定义与性质、其形式和功能、其理论和应用都有待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本文将现代汉语寒暄作为研究对象,重新界定了寒暄的定义、内涵和外延,在大量语料统计和例句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汉语寒暄语系统及子系统,论述了各类寒暄的基本功能,探讨了其使用规律和制约条件。全文共分六章,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首先从宏观、微观和应用三方面阐释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然后在翔实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寒暄语的定义、功能、性质以及应用等方面进行重新审视,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及不足,重新界定了寒暄。认为寒暄是指为了创造交际气氛,强化或中断沟通信道,建立、保持或终止社会交际的行为及其载体。在信道畅通的情况下,使用寒暄的目的一般是传递感情信息,调节沟通气氛,改变言谈话题,中止当前的言谈项目。本章最后介绍了论文的语料来源。第二章：呼告式寒暄。归纳了呼告式寒暄语的基本类型,使用形式、制约条件及功能。认为呼告式寒暄语分为称谓称呼、呼唤呼喊、面称代词等三大类,每类中又分出若干小类；其使用形式有单独使用和联合使用两种,前者一般直接作为独立的寒暄语,而后者一般作为寒暄语的组成部分；呼告式寒暄的外部制约因素有文化、社会、历史、地域、年龄、性别、语境等。最后,通过对呼告式寒暄对答类型的列举,归纳出呼告式寒暄的三大基本功能：表达敬意或问候、引起注意、介绍引荐。第三章：疑问式寒暄。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疑问式寒暄语的基本类型、疑问式寒暄问答句的信息结构、功能特点及应用。首先将疑问式寒暄语分为是非问寒暄、特指问寒暄及选择问寒暄三类,并简要分析了其主要下位类型及基本组形结构。接着重新界定了信息、焦点和功能,认为疑问式寒暄的信息结构特征是信息具有多重性、焦点具有不定性、理解具有关联性。然后分析了疑问式寒暄的功能特点及应用,认为疑问式寒暄话题具有开放性,广泛的话题不仅使得疑问式寒暄内容丰富、结构多样、数量无限,也使得疑问式寒暄的功能呈复合性,有双重叠合、两重拼合等多种组合模式。最后,围绕疑问式寒暄的汉语特色和问答链特征,从文化的适应性和问句的选择性两方面剖析了疑问式寒暄的使用层面,比较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疑问式寒暄的差异及成因,分析了三种疑问句寒暄在数量、分布及使用方面的特点。数量上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分布上多用于社会距离居中的膨胀部分,呈纺锤状；使用上应注意对形式内容、连用数量、语气措辞的选择。第四章：感叹式寒暄。重点探讨了感叹式寒暄语的基本类型、语义内涵和感叹式寒暄的策略三个问题。第一节梳理了前人对感叹句、寒暄中的感叹句的研究成果及尚未解决的问题。第二节从语义内容、情感指向的角度将感叹式寒暄语分为情感指向对方、情感指向自我和情感指向他者三类并分别举例说明。第三节对每一类感叹式寒暄的语义内涵及其数量、类型、价值正负等分别分析比较,结论是情感指向对方的感叹式寒暄的语义内涵最为丰富,数量、类型最多,价值偏向于正值取向；情感指向自我的感叹式寒暄的语义内涵、数量和情感指向他者的相差不多,价值取向偏向于负向;情感指向他者的情感类型最少,价值取向偏向于正向。感叹式寒暄因其既具有感叹句的特性又处在寒暄交际场中,因此它具有“祝福、应答、问候、欢迎、告别、斥骂、拒绝”等特殊功能。第四节归纳了感叹式寒暄在交际中的十种重要策略,即“问候、赞美、道歉、调侃、谴责、劝勉、祝福、关心、自叹、交谈”,每一种策略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容和适用范围。第五章：陈述式寒暄。主要探讨了陈述式寒暄语的基本类型、主要功能、组形方式和使用规律,共分为四部分。第一节从界定、功能和构造方面梳理了陈述句的研究状况。第二节从陈述寒暄的表达功能和语义内容角度将陈述式寒暄语分为介绍告知类、评价表态类和告别感谢类三大类,并分别从语义相关、话语起始及构成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最后统计了各类陈述式寒暄的数量和比例,发现介绍告知类所占比例过半,而告别感谢类最少,其数量悬殊与句类制约、内容制约、文化心理制约有关。第三节从形式和功能两方面对陈述式寒暄进行了构拟和分析,运用话语分析理论探讨了陈述式寒暄的话轮分类,列举了介绍告知类作为始发话轮和后续话轮的功能组合,结果表明功能组合模式具有开放性和无限性,话轮扩展具有递归性,并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中,既要给出多种功能组合模式,同时也要选择最佳表达形式。本节还运用萧国政先生的三个世界语法理论中的组形语法理论,归纳出话轮组构和衔接的三种模式：拼合式、扣合式和嵌合式,认为拼合式是流水型的,结构最为简单；扣合式是省略型的,结构最为流畅；嵌合式是跳跃型的,结构最为复杂,在教学和教材中也宜以这一顺序渐次安排和推进。第四节梳理了应答句的研究概况,进一步阐释陈述式寒暄作为应答句应遵循的三原则,即内容的顺应、语体的对应、信息的呼应,分别从语义、语用与信息三个角度对陈述式寒暄作为应答句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运用陈述式寒暄应答的方法。第六章：结语。概括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及结论,说明了现代汉语寒暄语还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本文的不足,指出了笔者今后研究和努力的方向。认为副语言寒暄是寒暄的一大分支,其表现形式、功能、运用技巧、和语言寒暄的异同及复合使用、不同文化的副语言寒暄对比等问题都可深入研究。特别指出寒暄语在交际中的组配规律、寒暄交际的过程及模式的研究等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母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自然语言处理中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江瑜[5]2014年在《日本留学生汉语疑问语气词习得研究》文中指出汉语疑问语气词意义空灵,用法复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对于留学生而言,是比较难掌握又不得不学习的内容。在汉语疑问语气词的习得方面,日本留学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学生。日语中存在着与汉语疑问语气词类似的表达,即在疑问句末尾的“终助词”。日语终助词“力、”适用于各种疑问句句型,与日语不同的是,汉语典型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则有着各自的分工和句法分布。这种一对多的现象,既使日本留学生更容易接受汉语疑问语气词的表达,又给他们的习得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容易产生偏误。因此,专门针对日本留学生的汉语疑问语气词习得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为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以及促进日本留学生汉语疑问语气词的习得,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立足本体论,确定汉语疑问语气词的典型成员,并且详细分析了“吗”、“呢”、“吧”三个典型疑问语气词的语法特征,为之后的对外汉语应用研究提供基础与支撑。二是立足于偏误分析、中介语等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结合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以及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日本留学生汉语疑问语气词习得的偏误情况,并且总结了常见的三种偏误类型,即遗漏、多余及误用。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日本留学生形成这些偏误的内外因,重点归因于日汉疑问语气词一对多的现象、汉语疑问语气词语义及句法分布习得不足以及教材缺乏系统性和对比性。三是立足于对比分析理论,同时结合前文分析的偏误类型和偏误原因,将欧美留学生习得汉语疑问语气词的情况同日本留学生习得汉语疑问语气词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总结出日本留学生习得汉语疑问语气词的两个主要特点,即日本留学生习惯使用汉语疑问语气词以及容易产生误用偏误。四是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综合考虑汉语疑问语气词本身的特点、日本留学生习得情况以及实际运用的需要,针对汉语疑问语气词的对外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对本体论的研究、教材的设置以及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有所帮助。
邵敬敏[6]2012年在《论语气词“啊”在疑问句中的作用暨方法论的反思》文中提出文章通过语气词"啊"与"吗/吧/呢"的比较,"啊字是非问"与"语调是非问"以及"吗/吧字是非问"的比较,着重论证"啊"也具有承担疑问信息的重要作用;并借助语音实验手段,指出现代汉语里事实上存在着带降调的"啊"字是非问句。这就促使我们在方法论上进行必要的反思,即必须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论证方法,要认识到疑问信息既可以由单一形式承担,也可以由复合形式承担,这可以用"桔子水理论"来进行解释。因此应该把"啊"跟"吗/吧/呢"一样看作多功能的语气词。换言之,"啊"也具有疑问语气词的功能。
赵长江[7]2014年在《刑事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学界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是探讨电子数据的独立性及特点,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数据一般也是通过转化成鉴定意见或书证进行使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明确规定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电子数据在法律上的独立性获得肯定。此后,学界在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的基础上,基于现行法开始对“电子数据”展开研究。由于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电子数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进一步界定,这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均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特别是在证据法领域,电子数据究竟如何界定,这一新型证据种类对现行的证据概念、证据分类体系有何冲击;与现行证据种类中的视听资料、书证和物证如何区分;什么样的电子数据具有可采性,电子数据的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排除规则有何种特殊之处;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新型证据(如云数据、加密数据);对证明力规则是否有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就成为了刑事证据法应关注的重要问题。本论文从电子数据的基本概念入手,重述了电子数据的概念及对证据规则有影响的四个特点和六种分类,在此基础上,对电子数据的鉴真规则、可采规则及证明力评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全文逾十五万字,共有六章十七节:第一章对“电子数据”这一术语在刑事法领域的使用和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并通过对“电子”和“数据”的深入分析,界定了电子数据内涵和外延,即: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电子设备生成、存储、传输而成的,以电子形态存在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包括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可简言之为“以电子形态存在的数据”。电子数据是以“数据”形态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个证据种类,以材料说的观点来看,证据内容是“信息”,即案件事实的信息;证据载体是“数据”(数字数据或模拟数据),案件“信息”是依附于“数据”这一载体上。电子数据与相关理论概念有何区别?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应等同视之、没有区分的必要,一没有理论价值,二没有实践意义,出于学术研究的习惯性考虑,可以允许电子证据作为“电子数据证据”的简称。电子数据与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是包含关系,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是电子数据的一个类别,是其种概念,不应存在交叉关系。电子数据与科学证据比较,只有“科学检验型”的电子数据才是科学证据,“科学描述型”的电子数据不属于科学证据,两者系交叉关系,上述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电子数据的不同特性。第二章对电子数据对证据规则有影响的特点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电子数据对于传统证据理论的贡献在于产生了新的证据存在形态,即“数据”形态。基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的理论,证据除了可以存在于现实空间的人和物之上,还可以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从依附于人或物的载体之上,变成了依附于虚拟空间的“数据”的载体之上,因此电子数据的首要特性是“虚拟空间的数据形态”。电子数据具有丰富的表现形态,本身具有“多重证据的属性”。因此,在处理电子数据的证据规则时,先首先对该电子数据进行识别,再分别适用物证、书证和人证的规则。电子数据容易被修改比较脆弱,但由于它同时可以被恢复及记录操作行为,因此系“脆弱性与稳定性并存”矛盾综合体。由于电子数据的脆弱性需要专业判断,因此,脆弱性仍然是电子数据适用时应首要考虑的要素。电子数据与其他类型的证据相比,可实现再生(复制、传输、存储等)无损耗,可实现精确的复制,多次复制也无损耗,可以真实记录原始数据所记载的案件事实信息,实现“无损耗再生”。以上四大特点直接导致了电子数据相关证据规则的特殊性。电子数据依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别。根据证明内容的不同,电子数据可划分为事实信息数据和鉴真信息数据。事实信息数据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鉴真信息数据是指证明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数据,一般是指数据电文在生成、存储、传输、修改、增删这一过程中引起的相关记录以及数据运行时所处的系统环境数据,其意义在于证明该电子数据的客观真实性。根据电子数据是否处于形成或传输之中的状态,可以把电子数据分为静态电子数据和动态电子数据,该分类有利于深化对电子取证对人权保障的冲击。根据电子数据生成时电子设备与人的交互关系,可以把电子数据分了电子生成数据、电子存储数据与人机交互证据。电子生成数据系电子设备自动生成,没有人为的因素,适用物证的规则。电子存储数据如果包含了人的陈述,应同时考虑适用书证和人证的规则;电子交互数据系人机交互形成,应考虑适用物证和人证的规则。按电子数据是否直接来自原始出处,可以将电子数据分为原始电子数据与传来电子数据,对于电子数据而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之区分可能没有意义,因为传来证据可以与原始证据完全一致。根据电子数据是否加密,可以分为加密数据与非加密数据,此类分类主要考虑加密技术对取证难度的增加,进而考虑在嫌疑人拒不提供密码时可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根据电子数据所处的网络环境,可分为封闭电子数据与网络电子数据,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提示电子数据取证应提取全面的信息,否则构成证据瑕疵。第三章对电子数据给现行证据分类体系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从国际范围上看,电子数据这一证据形态在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均开始大量出现,但从立法上看,大多数国家没有把电子数据作为法定独立的证据形态予以规定,一般通过扩大书证的办法容纳电子数据。我国在立法中明确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态,系我国诉讼法特定的证据分类模式下的独创性规定。由于电子数据与其他数据在分类标准上的不同,造成了同一种材料依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证据种类的尴尬局面,在逻辑上和实践中均造成一定的混乱。为化解此类尴尬局面,应取消视听资料,划入电子数据;凡是以“数据”形态展现的书证、物证均应划分至电子数据这一门类,同时承认电子数据既有“数据”属性,又具有物证、书证、人证的属性,即电子数据系多重证据属性的证据,要考虑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第四章研究了电子数据鉴真规则的可行性。具备关联性的电子数据,应通过鉴真判断其真实性,以此证明证据提出者所提出之证据就是其所主张之证据。电子数据的鉴真是指证据提出者证明其举示的电子数据为所主张电子数据的诉讼行为和义务,实现的方法主要是提出证据形式相关性及过程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其目的是确认电子数据真实性,同时确保依据真实的证据而做出裁判。鉴于电子数据的脆弱性以及电子数据中均包括生成、存储、传输等实物证据性质的信息,鉴真应当成为一切电子数据可采的首要规则。电子数据鉴真的证明责任不是由控方、而应由证据举示方承担,辩方在举示电子数据抗辩时也应承担鉴真的责任。鉴真的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即可,无须实现排除合理怀疑。电子数据的鉴真,可以采用实物证据鉴真的通用方法,通过举示合法来源证明、证据保管链证明以及旁证证明实现鉴真,但更应该通过特殊方法进行鉴真。这些方法包括对鉴真信息的使用、特征值的识别与比对以及电子数据专用软件的使用。除此而外,特定类型的电子数据还可以自我鉴真,主要包括电子公文、经公证的电子数据。控辩双方通过合意的方式,也可以对电子数据进行鉴真。第五章探讨了电子数据的可采性规则。在完成鉴真后,对于具备言词证据属性的电子数据,应判断其是否构成传闻,如构成传闻则应当排除,除非构成电子数据传闻的例外。对于具有实物证据属性的电子数据,证据提出者还应解决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在判断电子数据是否适用传闻规则时,应考虑电子数据中是否有传闻的要素,即是否有“陈述”及该陈述系用来证明陈述的内容为真。对于电子存储数据和电子交互数据,其生成之过程包含了人的言词内容,如陈述之表达、权利之主张、事实之描述、默示之行为等,因而应适用传闻证据规则。电子生成数据是完全由电子设备依赖信息技术自动生成的数据,传闻规则的适用基础并不存在。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以及特定电子文书的可靠性高,电子数据传闻应设置例外情形。主要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产生的电子业务记录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电子公共记录,其共同特点在于常规性、完整性以及非特别为个案准备。从最佳证据规则的产生来看,其目的是为司法提供“最好的证据”,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是通过证据的原始性保障了证据的真实性,从而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但是对于电子数据这一证据而言,最佳证据规则对原件的要求就面临了尴尬。基于现实空间证据的“复制受损”、依赖“原始载体”的最佳证据规则在电子数据“可复制性”、“无损再生性”面前,明显已经失去了适用的必要性。此外,电子数据的“原件”与“复制件”界限模糊,并且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原件甚至都不复存在。各国近十几年来均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基本上都放弃了对原件的严格要求。电子数据应树立新型的“完整性”标准,不应考虑其是原件还是复制件,只要具备完整性的电子数据,均为原件,并且该标准应适用于一切电子数据,包括具有实物证据特性的电子数据。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指电子数据生成时所含有的全部案件信息的确定状态,包括事实信息与鉴真信息在形成后的完整状态,可以从时间、主体、再生、校验几个方面来判断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美国、日本等一些信息技术发达国家专门成立了电子数据收集与保全服务公司,向社会提供电子数据完整性的保全服务,由类似机构认证的电子数据也应视为具备完整性。非法电子数据是否应当排除?从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看,并未考虑具有人证特性的电子数据,而是将其视为物证,划入物证的裁量排除的范围,电子数据的排除规定模糊,并且受到了排除的“优待”——仅有的排除范围小于物证、书证。非法电子数据还享有“排除特权”,使用一般侦查措施所获得的电子数据仅在具有程序性瑕疵且不能“合理说明”时才被排除,“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也不能成为排除的理由;使用技术性侦查措施所获得的电子数据即便违法也不排除。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的排除规则看,电子数据基本处于一种不排除的状态。电子数据不应当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对于电子形态的言词证据(如录音、录像、电子文书记录、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应绝对排除,以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应以合法性、合理性、真实性三标准进行裁量排除。对于电子形态的实物证据,以侵犯宪法权利及基本人权的方式获得的应绝对排除。以违反程序法或程序性规定的方式获得的,应以裁量排除为主,并建立是否影响公正审判及证据真实性的综合考量指标,允许控方对其进行补正(说明或合理解释),如果能够确认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则该电子数据不排除;如果无法确认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则该电子数据应当排除。对于违反技术操作规范而获得的,一般不予排除,除非无法进行鉴真并且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或说明。第六章分析了电子数据证明力评判的特殊性。电子数据的科学证据属性以及虚拟证据属性,使得裁判者在衡量其证明力时,其经验与逻辑受到严重的挑战,一是无法解读电子数据中的信息技术信息,二是无法实现虚拟空间数据与现实空间行为的关联。对电子数据这一形态的证据,法官在判断其证明力时,应同时允许法官聘请电子数据专家辅助人,其工作职责不仅是解读司法鉴定意见书,而且还包括对案件中的专业性问题进行分析答疑,为审判法官提供咨询意见。鉴于电子数据本身具有虚拟性与脆弱性以及电子取证技术的发展对人权保护的威胁,电子数据应同时提供辅助证明,一方面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可间接防止取证措施的滥用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辅助证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电子数据与现实空间相联系的证据,主要有电子设备持有或使用证明、排除他人使用证明、成为犯罪工具的能力证明、时间使用证明及环境稳定性证明。二是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的证据,以该证据来证明电子数据本身的技术可靠性,包括技术通用性、成熟性证明、检测证明、缺陷及容错率证明、技术人员资质证明等等。
洪勇明[8]2005年在《汉哈疑问表达形式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语言分为形式和意义两个部分。形式是语言单位的外部表现(一般由语音来表现),为语言意义的物质载体,包括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语言单位的形式常常显示出该单位的形态以及该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句法关系。意义是指客观事物(现象、关系、性质、过程)在意识中的反映,由于这种反映经常反复地与一定的声音形式相联系而成为语言事实;这种反映进入语言单位的结构,作为它的内容方面,而语音外壳则作为它的表现方面。一定的形式必然蕴涵着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意义必定要用一定的形式来体现。因此,通过形式来研究语言,能够借助表象揭示本质,加强意义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文章运用描写手法,按照表现形式排列顺序。先确定形式,再论述该形式所表达的语义和如何使用这一形式。本文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对汉语和哈萨克语的疑问表达形式分别进行了描述;同时也论及了与形式相关的基本概念。在归纳表达形式的基础上,文章也对比了汉语、哈萨克语疑问表达形式的异同,并初步阐述了造成差别的根源。文章旨在深化和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将形式语法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提高对语言对比理论的认识,规范语言形式,促进双语的学习和翻译。同时,结合生成理论和语法手段,繁荣应用语言学理论。
郭婷婷[9]2005年在《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文中提出现代汉语疑问句是汉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前人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本文从信息传递这一新的视角出发,采用“传息语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系统进行重新审视和考察,以探讨信息结构对疑问句的形式和功能的影响及制约,同时尝试对疑问句研究中存有争议和留有疑问的观点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样一种疑问句的传息角度研究,有助于从新的视角推进我们对于疑问句系统的认识,同时也是为最终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信息传递理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本文的研究共分为七章,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释了选题的缘起和意义,对前人和时贤关于汉语疑问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扼要地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传息语法”理论以及总的写作思路,并对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论文的语料来源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吗”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根据“吗”字的历时演变过程析离出了现代汉语“吗”问句的三种主要功能类型:询问求知句、猜度求证句和反诘质疑句;分别考察了影响“吗”问句功能类型的几种信息结构并得出以下结论:焦点位于核心谓语V之上的“吗”问句易体现出“询问求知”功能;结构相对复杂且焦点不位于核心谓语V之上的“吗”问句易体现出“猜度求证”功能;当语气词“吗”之前的命题“P”在句中是作为旧信息出现时,“吗”问句体现的是“反诘质疑”功能;本章还讨论了与“吗”问句信息结构相关的其他问题:“信息单位”的认知与“吗”问句功能理解之间的关系,信息结构对于形同/形近异义的“吗”问句的析离。 第三章:正反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本章从考察“是不是VP”这一特殊的正反问形式入手,展示了信息结构对于其形成肯定性功能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讨论了“VP-neg-VP”问句在语形和功能上的新发展,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肯定性功能在正反问句中已具有类型化、普遍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是正反问的功能在由近代汉语走向现代汉语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正反问系统内部根据语言形
赵常玲[10]2017年在《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视角,对《中庸》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成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的特色,并从语境视角对产生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以《中庸》为代表的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语境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功能语境理论自身还是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功能语境理论自身来看,关于情景语境的语域与语言功能耦合关系的讨论居多,而对文化语境的探讨明显不足。而翻译中的语境研究主要围绕原文与译文在语境各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尤其是原文与译文情景语境语域组成要素及其体现形式的对应与转换关系,但对产生译本差异的语境要素作用机制关注较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庸》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对功能语境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与拓展并对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转化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基于功能语境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中庸》原文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意义,但在具体体现形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概念意义体现形式来看,陈译小句过程类型与原文更为接近,休译关系过程比例高于原文和陈译,而心理过程少于陈译,且被动结构大于陈译。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休译的嵌入小句比例明显高于陈译,逻辑意义层次及所涉及参数较多,说明休译解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其次,从人际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在语气上,陈译较忠实于原文语气结构,而休译祈使句多于陈译,感叹句少于陈译,说明休译与读者互动较多,但减少了原作者个人情感表达与评价性内容。从情态词来看,休译情态表意愿的义务情态词高于陈译,而意愿情态词低于陈译和原文,表明译者受到译入语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人们应履行适当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评价性资源来看,休译消极意义词汇比例高于陈译,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宗教因素的影响。最后,从语篇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宏观层面上,陈译注释较少,原文语篇题材完全采用朱熹注释本,而休译增加了对原文段落的划分、设定各部分标题并增加大量文内注释及开篇引言。语篇微观层面上,休译特殊主位较多,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也高于陈译和原文,说明休译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陈译忠实于原文的情景语境配置,"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关联又互动统一的整体,人通过社会活动、自身内省过程以及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方方面面来践行"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整体来看,陈译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情景,语言凝练,句式简洁。休译构建的译文语篇中,为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情景进行了适度调整,强化了客观情景的描写,并增加了参与者与读者的互动,译文语篇阐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两个译本的差异取决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认知倾向,陈荣捷是美籍华裔,对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深谙原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植根的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因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哲学内涵。而休中诚为海外汉学家,受到西方"主客对立"哲学观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在译文中增加了客体参与者要素,相应减少了主体参与者要素,并减少了主体参与者的评价与判断,但增加了与译文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叙述更加客观;同时译者从译文读者阅读的期待出发,对译文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修改,并增添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和评述性内容。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对《中庸》及其两个英译本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比较与分析,并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等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主观判断、点评式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及其英译研究。其次,本研究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语境阐释相结合,并将译者主体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构建出一个翻译功能语境模式,能够较全面地考察翻译中的语境要素及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功能语境中文化语境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指导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 疑问信息及其载体研究[D]. 熊子瑜. 云南师范大学. 2000
[2]. 镇宁布依语疑问句研究[D]. 王印娟. 暨南大学. 2016
[3]. 战国令书制作研究[D]. 王会斌. 吉林大学. 2016
[4]. 现代汉语寒暄系统研究[D]. 龙又珍. 武汉大学. 2009
[5]. 日本留学生汉语疑问语气词习得研究[D]. 江瑜.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6]. 论语气词“啊”在疑问句中的作用暨方法论的反思[J]. 邵敬敏. 语言科学. 2012
[7]. 刑事电子数据证据规则研究[D]. 赵长江. 西南政法大学. 2014
[8]. 汉哈疑问表达形式对比分析[D]. 洪勇明. 新疆大学. 2005
[9]. 现代汉语疑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D]. 郭婷婷. 武汉大学. 2005
[10].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赵常玲. 北京科技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