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迁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班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3)04-0008-09
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在其各自的代表作《史记》、《汉书》中，都涉及到一些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司马迁、班固的民族思想属于古代的民族思想，不像现代人对民族思想的认识那样有特定的概念、内涵以及全面系统的认识，只涉及了现代人认为的民族思想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他们写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最高统治者治国提供借鉴，因而他们的民族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民族思想，但由于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遇不同，二者的民族思想又有所不同，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后随父迁居右扶风的茂陵（陵邑）、长安，卒年不详。他的史学巨著《太史公书》，又称《史记》。司马迁年轻时，曾四处游历，以增长见识。他20岁时即游历江南、山东，后又作为使者或充当皇帝随行，经7次长途游历，足迹遍于当时汉王朝三分之二的内郡领域，这些经历对他民族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第三次就是出使西南夷，这次西南之行，对司马迁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直接的帮助。另外，战国中期司马氏家族的司马错，征服蜀地后，将当地情报带回内地，对司马迁的写作也是有影响的。（注：（日）藤田胜久：《司马迁的取材与秦国人物》，收入《秦俑秦文化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今陕西扶风县）人，生于建武八年(32)，卒于永元四年(92)。汉和帝永元初年(89)，班固在窦宪幕中为中护军，随军击北匈奴，汉军大胜。班固死时，《汉书》剩八表和《天文志》未最后完成，他的《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一生关心时事，做有多篇讽喻时弊的赋，还有一些颂扬汉世功业的碑铭，不过，最能体现他民族思想的是《汉书》。
班固之父班彪，年轻时曾避乱于陇西，后又迁居河西，作《史记后传》。（注：《后汉书》卷40《班彪传》。）班彪的《史记后传》是班固《汉书》的引子和基础，班固的民族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班彪的影响。另外，秦始皇末年，其先祖班壹避居楼烦，直到汉惠帝、高后时，在当地财雄势大。西汉后期，班固的伯祖父班伯为奉车都尉时，“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注：《汉书》卷100上《叙传上》。）班固的祖先及本人曾长期居于边地，与少数民族直接交往的经历，对他民族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影响。
班固与司马迁的经历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们年轻时都到过少数民族地区，司马迁是为增长见识去游历，是有目的的，在古代，亲自游历是获取知识的一个好办法；而班固是随父迁居，其祖先及本人较长时间居住于边境地区，对班固的民族思想影响是较大的。他们都遭遇过牢狱之灾，不同的是，司马迁是正写《史记》的时候受到腐刑，他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史记》；而班固年轻的被捕入狱，反而让他因祸得福，得以正式开始《汉书》的写作，班固晚年再进监牢，甚至病死狱中时，他的《汉书》已经基本完成了。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写《史记》更多地表达了“考信于六义”的个人理想，（注：朱本源：《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载《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班固写《汉书》则从他的封建正统史观出发，（注：刘隆有：《班固封建正统史观剖析》，载《汉中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更多地替当时最高统治者着想，更多地代表着整个统治阶级的思想，他们的民族思想也体现出这方面的特点。
二、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的同与异
1.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是二者民族思想形成的共同理论基础
先秦时期，虽然民族的区分尚不严格，民族思想也不成熟，但随着华夏族的初步形成，华夏族的思想家们都提出了自己对民族的看法。其中，又以儒家对民族的认识为典型。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关于民族的认识是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至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也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经西汉近二百年的推崇，到班固所处的时代，已经深入人心。
早在夏商时期，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就出现了。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的人们心中遂有了“天下”一统思想。又因为是有层次的一统，以后便有“服事制”的产生，将一统内的层次、地位、关系等描述得更加清楚。“服事制”既是华夏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
把儒家一统思想发挥得最好的当属公羊，在他的《公羊春秋》里首次出现“大一统”一词：“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至此，大一统思想经过萌芽之后的长期发展，已初步形成为一种较明朗的理论。《公羊》的“大一统”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当时不但没有大一统，连西周那种一统都不复存在了。《公羊》的“大一统”思想是为后王立法，寄希望于未来。（注：详见拙文《试析班固的民族一统观》，载《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4辑《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不久之后，秦就基本实现了大统一。秦祚虽短，西汉却继承并扩大了这种大统一。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这是独尊儒家之公羊学派。从此，大一统思想成为一种共识，西汉的大一统政治局面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司马迁撰《史记》，从上古写到当世，就是要为上古以来至当世的大一统政治和大一统思想作了全面的反映和总结，从体例到内容，大一统思想贯穿其中。华夏一统王朝的历史，就是各民族相互融合（主要是四夷融于华夏）的历史，司马迁在撰写过程中，牵涉到民族问题时，自然会表露出他的看法，这便是他的民族一统观。班固更是要通过修撰《汉书》来宣扬大一统，宣扬汉室功业，强调“汉承尧运……得天统矣”（注：《汉书》卷1《高帝纪·赞》。），驳斥腐儒们是古非今，甚至认为《史记》以汉史“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可独立一史”。于是断汉代为史，修成《汉书》。西汉的大一统政治包括对华夏族（汉族）及周边各少数民族的统一，而且儒家的“大一统”是“王者无外”的大统一，班固在记述和颂扬西汉的大一统功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民族问题，而因此反映出他的民族一统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夷夏之辨”和“用夏变夷”观。夷夏之称始于西周，夷就是指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所谓“华夏”或“夏”族名称来源于夏朝的“夏”（注：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从来就是有褒义的。蛮、夷、戎、狄，最初只是对四方之民的泛称，并没有贬义。西周以后，由于华夏族受到蛮、夷、戎、狄的袭击，以及自己去征伐蛮、夷、戎、狄，自尊自大的华夏统治阶级滋长了民族歧视心理，给蛮、夷、戎、狄这四个字带上了贬义，夷夏之辨也就变得严格起来，（注：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尊王攘夷”的主张盛行。以后，当民族关系紧张时，统治者便会援引这种观点，主张把“夷狄”赶到边地去，司马迁、班固的民族观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方面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班固，所受这方面的影响是比较深的，本文在后面的有关部分中将具体讨论。
春秋末战国初，攘夷的任务基本完成，大国诸侯都在追求普天下的统一，对夷狄的歧视不那么严格。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虽然也认为夷夏有别，但他们从“仁”的观点出发，不把夷狄当禽兽，认为夷夏之间只有尊卑之别，而叔向所说的“诸侯亲之，戎狄怀之”则准确表达了儒家对“四夷”偏重于“怀”的思想。战国时，要求统一的愿望与日俱增，华夏族的思想家们更多地倾向于以华夏为中心，把蛮夷戎狄兼容并包了。儒家的继承者孟子、荀子可为当时的代表。自从孟子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用夏变夷”说正式形成。稍晚的荀子，又重述“五服之制”，主张在不同的民族实体内，应当采取“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注：《荀子·正论》。）的灵活策略，包容夷狄，以达于“天下为一”的理想。儒家这派观点是其民族思想的主流，对司马迁、班固的影响也更大。
基于这种对民族及民族关系较为进步的认识，儒家区分民族的标准，主要是文化（礼仪）。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则为华夏，血统等因素可以不论；相反，如果华夏无礼仪，则为夷狄。（注：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载《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这种例子很多，如：杞是夏族之后，正是这个似乎应该被奉为华夏正宗的杞，至春秋时因司夷礼，而被贬斥为夷了，也有夷狄升为华夏的例子。（注：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这种区分民族的标准，司马迁、班固在不自觉中已经运用到自己写史过程中了，因为他们在为少数民族作传时所写的“四夷”，与先哲们所说的“四夷”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先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霸”，行文不远就说“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指黄河）山（指华山）以南者中国”。“越虽蛮夷”，仍然还有《东越列传》、《南越列传》，秦、楚已经是当然的华夏了，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为证，而司马迁、班固所要写的华夏正统——汉王朝的开朝先祖刘邦——原本为楚人。
2.二者的民族一统观是其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经过秦的统一，继之以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商周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和大一统政治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巩固。史学世家出身的司马迁，已经意识到，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著作来描绘这大一统的局面，即：“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毫不客气地宣布，他自己就是继孔子以来总结宣扬大一统思想的人。他称赞秦的统一：“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表达了他对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推崇，反映出他的大一统思想。
东汉初期，谶讳神学和厚古薄今思潮广为流行，唐虞三代被想象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班固撰写《汉书》的主旨就是要宣扬汉以来的大一统功业，通过盛赞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东汉乃继西汉之正统，指出今世与古代一样值得称颂。“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巍巍乎其有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注：《汉书》卷100下《叙传下》。）古代的美好社会是通过典籍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今世的统一局面也要通过史书来记录，以流传后世，所以他著《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注：《汉书》卷100下《叙传下》。）这样，西汉大一统王朝的历史尽在此书中。
司马迁创设、班固继承并完善的纪传体史学著作体例，本来就是反映大一统王朝政治的最好体例，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所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班固的的大一统思想贯穿于其史学著作中，当涉及少数民族问题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有关思想即为其民族一统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在政治上都承认各少数民族皆为汉天子臣民。司马迁、班固民族一统观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史记》、《汉书》中，把各少数民族看作是汉天子的一方臣民，为之列传，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縻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等。班固《汉书·叙传下》：“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观兵，荒服不旅。汉武劳神，图远甚勤……昭、宣承业，都护是立，总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述《西域传》”等。
司马迁把各少数民族的传记穿插安排于各有关名臣大将的列传之间，这种安排方式本身就说明司马迁把少数民族作为汉天子的一方臣民看待的，只是内臣、外臣之别而已，也就是先秦时期五服制所说的要服、荒服之臣民。司马迁还没有把外臣四夷看作是与中国华夏相对的不同族群，这与当时正在消化、沉淀先秦以来不断融合到华夏中来的各方夷狄，新的华夏族（汉人）正在形成之中，新的民族界限还不严格的时代背景相符合。到东汉初，经过西汉二百多年比较稳定的统治，新的民族界限逐渐形成，“汉人”的称谓已经有了与其他民族相对的族称上的意义。（注：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付永聚：《中国古代民族构成变动发展诸阶段》，载《历史教学》1995年第5期。）班固正处于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匈奴、西域诸国、西南夷等是汉天子统治下的与“汉人”不同的族群，所以他在为少数民族作传时，把它们集中安排在传的最后。
司马迁在《史记》各少数民族传中，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民族特征只有简炼的介绍，主要介绍他们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历史及统一于内地中原王朝的过程。在《天官书》、《平准书》等章节中记述有关少数民族的事情，也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中央政权的兴衰。而班固在《汉书》各少数民族传中不仅详细记载他们统一于内地中央政权的过程，而且详述他们在与内地中央政权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下各自起源、发展与中央政权友好交往、相互斗争的历史。不仅如此，在其他章节里，班固也不忘少数民族为汉天子臣民的事实。例如，《汉书·地理志》记：“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蛮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书·食货志》：“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班固在各帝纪及其他篇章里也记述了有关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容。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叙史原则，是以其思想上的民族一统观为前提的。
第二，二者在天文、地理上视四夷与华夏族的居住地为一个整体。司马迁在记录天象时，《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蚀，国君；月蚀，将相也。”“华山以西”（当指西域地区）、“常山以北”（当指匈奴之地）与内地郡县地区同为海内之一部分（与海外相对）。尽管这一套用天干地支推演兴衰替代的理论不足取，但在实际推演过程中，却也反映出其对天下一统的认识。
进而，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作总结时称：“二十八宿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强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指黄河）山（指华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梅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昂主之……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古人对天象与政治的联系非常重视，非常信奉，司马迁如此叙述少数民族（夷狄）与华夏（冠带）之间在天文上的关系，是他思想上把少数民族与华夏族视为一个整体的反映。
在古代（周），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九州之国”，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以天上相应的“分星”辨识天下（地上九州，即周代所能管辖到的范围）之地。但在那时，后来秦汉所新开的一些蛮夷地区在天上并无“分星”。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简单记述了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及蛮夷的“分星”：“角、亢、氐，兗。房、心，豫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为这些新开郡县、蛮夷地区补配了“分星”。例如，把汉新开拓的西南夷地区并入古之秦地，共享原来的“分星”：“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属焉”，“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置”。他们在天上的“分星”是“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鹑首之次，秦之分也”。班固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他的《天文志》，他在《地理志》中这些认识也可以代表他在天文、地理上视华夏地区与夷狄地区为一整体的思想了。
第三，班固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认同的华夏与夷狄同祖的意识。关于华夏与四夷同祖的意识，早在先秦时已萌芽，司马迁在《史记》中已有明确记述，班固在此基础上以进一步发挥和完善。《史记》关于诸族共源于黄帝的记述很多，这些说法大都来自当时的传说或来自先秦古籍。其实，古籍中有的记载也很不一致，《史记》专取大家皆为黄帝子裔的说法是其民族一统思想的反映。（注：宋采义：《试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载《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班固在《汉书》中沿用了《史记》的这些说法，并加以完善。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关于这些民族的族源问题，全都采用《史记》的说法。并在《地理志》中作了一定补充说明，简要追述他们（除匈奴外）与内地华夏族历代交往、联系的情况，意在说明他们与华夏不仅源于同一祖先，而且自古就是统一的整体。
然而，《汉书》也并非将所有周边民族说成与华夏同源，关于西域诸族的记载就是一个例子。班固所撰《汉书·西域传》可以说是“整齐”了《史记·大宛列传》，并补充大量内容而作的。两书都没有关于西域诸国与内地华夏族同祖的说法。但《汉书》仍透露出与之“同为一家人”的思想。《汉书》没有强拉与西域诸国祖先的关系，而是通过对西域诸国的历史、地理及与中原王朝的臣服关系的叙述，尤其是龟兹、乌孙与汉王室的和亲之举，说明西域诸国与汉室王朝已经是“一家人”，从而贯彻其民族一统思想。（注：具体论述见拙文《试析班固的民族一统观》。）
3.二者的“夷夏之辨”和“用夏变夷”观
如前所述，“夷夏之辨”是春秋时期民族关系紧张局势下形成的一种流行于华夏统治阶级中的观念。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夷夏之别，维护所谓先王的“服事制”，视不守服事制的“夷狄”为禽兽。“用夏变夷”则是战国时期民族关系相对缓和以后，华夏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天下一统”而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主张用华夏的先进“文化”（礼仪）去同化“夷狄”，让“夷狄”接受华夏文化，成为华夏族。这两种观点对司马迁、班固都有重大影响。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没有直接地发表歧视“夷狄”的意见，只是客观地记录他所了解的夷狄的历史（主要是与中原华夏族所建王朝的交往历史）与现状，但是他首次专门为少数民族立传，把这些少数民族列传当做中央王朝的一方臣民来写，穿插安排在与其有关的名臣大将的列传之间，并强调他们与华夏族同祖，其本身就包含了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表明他的“夷夏之辨”观并不强烈。也可以说，他是以政治因素为标准，视“夷狄”为大一统政权的一员，反映出了他的“用夏变夷”观。当时，也不乏持“夷夏之辨”观、发誓要消灭之的权高位重者，如霍去病就说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注：《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所以，司马迁这种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是可贵的。另外，《礼书》、《乐书》中，他对“齐风俗”等的认同，也反映出他的“用夏变夷”观。
班固“夷夏之辨”观的直接表现是其对寇扰内地之“夷狄”的斥责，如《匈奴传·赞》所言：“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是故圣王禽兽畜之……”这段话充分体现了班固的“夷夏之辨”观，这里所说“夷狄”“人面兽心”、“圣王禽兽畜之”，即是对先秦以来“夷夏之辨”观的继承。
班固的“夷夏之辨”观的另一表现就是赞同持夷夏之辨观的人的言论。西汉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与内地华夏族的冲突不少，持“夷夏之辨”观点的人不乏居高位者，班固为之合立一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详载他们歧视“夷狄”的言论，那些对周边民族极端歧视的观点，在班固看来却是“深切著明之言”，然而，班固对待“夷狄”主导思想还不是上述的观点，而是“用夏变夷”的思想。
民族统一、民族融合是大一统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历史上“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现象总是某种程度地存在着的，作为大一统思想的继承者、宣扬者，司马迁、班固对民族融合现象当然是极力赞颂的。儒家“用夏变夷”观以“行仁义”为出发点，希望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天下一统，对此，司马迁、班固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认为礼乐之用是移风易俗（即“用夏变夷”），实现大一统（“王道备”、“天下治”）的主要途径。《史记·乐书》：“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汉书·礼乐志》：“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西汉初，大一统政权内部很不稳定，周边少数民族也未完全臣服于内地中央政权，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制策诏问群臣，如何才能“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董仲舒的应对最合武帝心意，皆为以“行仁义”实现天下一统之言，并因此得以重用。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选录的“切当世施朝庭者”，多有“用夏变夷”之意，如“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注：《汉书》卷56《董仲舒传》。）等。班固以极大篇幅选录董仲舒这些“切当世施朝庭者”的言论，表明班固对他民族观的认同。而司马迁也许是还没有意识到董仲舒这方面言论的现实意义，也许是慑于“今上”的权威，他只是在《儒林列传》中为董仲舒安排了一席之地，用300多字介绍其一生，其中，提及了他那获“当死”之罪的《灾异之记》，却未述他当初获“今上”赏识的那些有关如何与四夷相处的对策。因此，可以说，班固的“用夏变夷”观更明确一些。
司马迁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新的华夏族正在形成之中，他从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思想出发，从政治角度上，只要加入了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就被看作是大一统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强调他们原来的族属，而是相信礼乐能够移风易俗，周边少数民族可以和中原华夏一样讲礼仪，成为华夏族的一员。事实上，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也正是这样形成的。至于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寇掠，在司马迁看来，与历史上内地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也就不会像班固那样从华夏族利益出发，把匈奴等少数民族大骂一通了。也就是说，司马迁并不重视夷夏之辨，而是强调夷狄们也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忽视他们的一些民族特性，只要加入内地中央政权，即已经完成“用夏变夷”。司马迁在如何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仅主张用夏变夷，而且要求不高，故他在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比班固更反对武力征伐，主张怀柔羁縻四夷。
4.二者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
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是“王者无外”的一统，包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一。他们理想的统一模式是“服事制”，华夏族居中原内地，让“夷狄”居边荒之地，“称远迩而等贡献”，服事华夏；而当“夷狄”靠近华夏或与华夏杂处时，则希望通过“用夏变夷”使“夷狄”同化为华夏，以仁义、道德去化育四夷，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天下一统”。但是，这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周边少数民族，并非任何时候都自愿“服事”华夏的天子，按规定来贡、来王，有时甚至举兵寇掠华夏族居住的地区。更有华夏君主们为了开疆拓土，打着讨伐“不贡”、“不王”的旗号，而采取武力征伐的手段去征服他们。于是按照先王“服事制”的原则，对“不贡”、“不王”之四夷，先修以德，如果仍如此，则将修以刑，即使用武力征伐了。因此，事实上，先秦时的“服事制”中，已孕育着用怀柔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手段来处理民族关系的模式。（注：周伟洲：《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族观》。）
对于这两种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司马迁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主张，不过，从他为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作传时的选材、行文看，他是反对武力征伐，主张对少民族实行怀柔羁縻政策的。如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传中对司马相如两次使西南夷，谏开西南夷的过程、建议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例：“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谕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是时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其辞曰：‘……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另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传中仅“实录”了主父偃谏伐匈奴一文，其他八事未录，且附带把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的讨论有关夷狄“世务”的书文记录了下来。对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的建议，司马迁记之为“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为郡”。一个“竟”字，充分表明了司马迁对此事的不同意见。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司马迁反对武力拓边，主张怀柔羁縻四夷的思想。
对主父偃建议开朔方郡一事，班固在《汉书》中有类似记载，但对于汉武帝最后采纳此建议的态度，班固与司马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记完公孙弘的反对意见后，司马迁说：“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竞用主父计，立朔方郡。”而班固则说“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再考虑到班固在传末的赞语“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班固对此事基本上是认同的。可见，他对统治者反击周边民族的侵扰，以武力征伐实现“大一统”是赞同的。班固晚年还亲自参加窦宪率领的反击北匈奴的战争，并为战争的胜利撰写庆功碑《勒燕然山铭》，更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班固主张在某种形势下采用武力征伐的手段对待四夷，但是，对于那种纯粹为了开拓疆土，征服其他民族的战争，则持反对态度，他尤其不主张仅仅为开疆拓土，用武力征伐那些对内地政权没有构成威胁的少数民族，在班固心目中，处理民族关系的最好方式和政策，不是武力征伐，而是“服事制”和怀柔羁縻政策。
西汉一朝，对匈奴、西域诸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班固在《汉书》中对此有全面记载，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以武力为后盾、以怀柔羁縻为主的民族政策主张，即“不与约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注：《汉书》卷94下《匈奴传·赞》。）总之，班固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的民族观，对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主张根据当时民族关系的形势，分别采取武力征伐和怀柔羁縻两种手段，但以后者为主，从而确立了他武力备边、羁縻怀柔周边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政策主张。而司马迁只是在叙史时，间接地表达出其对少数民族实行怀柔羁縻政策的主张，他的出发点主要是反战，这是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之处。
三、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的社会价值与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司马迁、班固的民族思想都是其大一统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大混合后，新的华夏族正在整合、形成之中，民族意识还不是十分强烈，他从大一统思想出发，认为四夷与华夏同祖，具有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基于此，华夏统治者不应为开疆拓土而劳民伤财。因为他看到的是秦始皇事胡开越而导致的政权覆亡，“今上”汉武帝为击匈奴、开西南夷而耗尽汉初几十年的积蓄，所以他反对武力征伐周边少数民族，而应当怀柔羁縻四夷，自然而然地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而班固所处的时代，经过西汉至东汉初二百多年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整合，新的华夏族——“汉人”已基本形成为一个较稳定的民族，加之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对内地的骚扰，此时，班固不免怨恨四夷，对他们实行武力征伐的主张便显露出来。但是，历史上、现实中，周边少数民族与内地华夏族和睦共处的时间毕竟更多一些，更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生活，所以，班固也是更多地希望内地中央政权以武力为后盾，对四夷采取羁縻之策，与四夷和平共处。班固的民族思想有对司马迁民族思想的直接继承，也有根据当时的形势而提出的新主张。
司马迁、班固的民族思想，是他们对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相处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高，有一定的代表性，与他们的史学地位相一致，他们的民族思想对以后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及史学界的民族思想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班固的民族政策主张，更为实用，影响也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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