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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考察西方对马克思的解释的历史，例如考察一种有关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的来龙去脉时，一种有益的方法，就是把它视为试图同这些社会前后相继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达成妥协、甚至合流的历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毕竟也是在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的晚期著作，以及更多的恩格斯的著作，也都打上了19世纪对实证主义和科学的追求的烙印。
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著作中继续占主导地位，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黑格尔的精神随着战后的变化而得以复苏，这在晚年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青年卢卡奇的著作中，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在赖希、马尔库塞和青年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都有反映。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果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转移到法国，并使后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模式存在主义得以出现。[1]正因为如此，当我在60年代前期初次为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时，当代流行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西欧和北美的60年代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与对资本主义的物质享乐主义严厉批判相结合的时代，这一特征在1968年的动荡中发展到极端。作为一个对马克思将理论置于社会现实的尝试深感兴趣的天主教徒，我是通过布鲁诺、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通过他们将黑格尔的先验图式世俗化的斗争，而为青年黑格尔运动所吸引的。那时（直到现在）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为人的潜能描述了一幅极为丰富的图景。而《经济学手稿(1857-1858)》（我曾翻译出版过它的节略本）则将这一潜能置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之中。
我是在法兰克福开始写作我的博士论文的，在那里，语言学上的转变（英国哲学业已接受了这一转变）已经正在影响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不过，影响更大的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和莱维—施特劳斯，他们影响了法国以阿尔都塞的著作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核心内容。虽然阿尔都塞的著作在反对对马克思作经济主义的和简单化的理解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发现他是反人道主义的，他的那种自我证实的概念范围内的结构，从而他的唯心主义与我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格格不入。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看法离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原义和现实世界本身是这样的远，因此毫不奇怪，它预示着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解体，后者的语言学的和唯心主义的转向在后结构主义转变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变得更为明显。[2]
与此同时，在英语国家，对马克思的研究也再次屈从了时代精神的影响。撒切尔时代蔓延的个人主义产生出一种“分析的”或者说“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埃尔斯特和罗莫，他们在其著作中以一种严格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框架对马克思的著作做了重新的解释。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做是荒唐的（虽然还不像萨特试图将他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结合在一起那样荒唐），毫不奇怪，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3]
上述的所有的理论活动，其结果就是周期性地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意识形态。这里，我想简要地介绍四种当前流行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第一种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我在前边已经谈过。其他三种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正在蔓延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然后，我再简要概括一下马克思的思想中那些可以抗拒这些迷惑人的思潮的基本观点。
二
后现代主义对东欧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一吸引力是基于西方哲学中的一种转变，即对所有寻求提出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并围绕这一模型制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行动纲领的理论的基本前提和认识论表示怀疑。这样的理论之所以会遭到反对是因为它们被视为一种现今已经过时的现代性的产物——其理由是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已经被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提出这种论证的人看来，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化，尤其是消费至上的文化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对政治学的美学化，在向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还应牢记在心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后现代主义的辩护者自身在政治上已从左派的立场被卷入（例如莱塔德，他曾是法国“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使得一些人把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归结为卷入60年代后期爆发的极左活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在那里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其最杰出的辩护者。
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结果表现在，首先，“非固定性已成为每一社会角色的构成方式”——产生于古典决定论的社会中既定任务和特定角色之间的任何必然联系都被取消，因而，社会角色现在只能说是有联系的。其次，业已出现的基于性别、种族、环境等问题的新的社会运动，既不能再视为本质上是必然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也不能再视为一种替代的革命力量，即取代通过社会主义得以解放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因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实现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特许的力量，它是依‘集体的意愿’为转移的，而后者又是由很多不同的力量艰难地构成的”[4]。再次，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新的运动都首先是“进步的”——它们都要取决于居支配地位的与其他斗争的结合方式。最后，这些非全部隶属地位之间的关系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不同的、完全独立构成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应看作类似阿尔都塞所说的“多元决定的”关系，即事物的因素是由复杂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原因构成的。内在于支配概念中的张力同样表现在每一政治或社会实践中。这就赋予否定性一种首要的和基础的特性，并且假定了与彼此不同的运动相连的关键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实践的存在。
这样一来，冲突的出现就仅仅是因为某种外在于产生它的生产关系的东西。例如，某一特定工作的工资水平是这样的低以致不能保证工人一定的生活水准；或者假设，不公正的待遇在某一工厂里是普遍存在的。其结果就是，工人在生产关系之外的“构成”方式成了关键所在。的确，工人的工资水平越低，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同有关他们在现今世界的地位的特定观点之间的关系就越接近，这接下来又要取决于他们所参与的一系列领域和所分享的不断增长的对其可以期望的权利的意识。不错，社会中有关民主—平等的理论越占优势，工人就越不愿意“自然地”接受任何对他们获得的社会或文化消费品的限制。用政治学的话来讲，这些发展的后果表现在，由于经济力量之外的作用既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没有导致阶级结构的简化，因此没有理由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这一态度已被比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趋向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趋向背离工人阶级是社会中唯一具有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和消灭阶级本身的需要和能力的力量的观点的例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阶级斗争视为一种趋向获取政治权利的目的的手段，而且甚至不是一种根本的或不是一种主要的手段。这一态度可以看作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寻求公众在选举上的支持这一策略的理论上的适应。
这一态度还暗示，作为一种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剥削的结果，没有人从中或者受益或者受害，这种关系实际上对于社会结构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明是从贯穿资本主义（及其扩张）的统治和对抗的关系开始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涉及物质利益这样的内容，而只对物质利益问题提出推论—结构性的思想。否认确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地位，把社会现实消融于论述之中并否认历史和历史过程，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是仅仅依靠论述的逻辑捏在一起的武断的观点的罗列。
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最著名的辩护者德立达，最近在他的一本题为《马克思的幽灵》[5]的书中重新评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即使在这本书中，德立达所提出的东西更确切地进只是一种非政治意义的运动，在这一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将起中心的作用，即制定“批判”。但这些批判却没有任何方向，虽然所提出的那些批判对象（民族、国家和国际法）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对德立达本人拒绝与自由主义的力量结盟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与学术界很多接受解构主义的那些人不同）以及他无论以什么形式同马克思主义的结盟，人们可能表示欢迎，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赞同解构主义，德立达看上去仍然不情愿接受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就其主要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一直是一种对文本的释义；但在其政治宣言中，它一直包含的却不仅仅是过分的言论，而且包含过多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对社会关系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这些关系的政治制度的唯意志论的见解。令人奇怪的是，在肯定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或像他所说的那样，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的结盟的同时，德立达却不同意这些批评。
三
现在我来谈谈后工业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安德列·高兹。高兹思考了发生于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中的变化的意义，以及处于这些变化中劳动的作用的意义。[6]他提出，未来的社会将基于消除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作（雇佣劳动）和以自我决定的自主活动来取代它。这既可以通过业已存在的进程的发展，例如，通过大量的失业人员而发生；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工作时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社会这样一种计划的方式发生。选择是在“一种由社会控制的对劳动的解放性的废除或对压迫性的反社会的劳动的废除”二者之间。由于技术工人总是在有组织的、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劳工运动中起决定作用，并且对任何应当进行变革的建议反应消极，高兹不认为工人阶级是肩负这一变革的力量。相反，高兹寄希望于一个“不是由工人构成的非阶级”，其构成人员是那些所从事的工作对他们是一种负担，因此不能与其要求相统一的人。这里所说的非阶级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的，即它并不具有一种共同的社会使命——“提醒个人需要自己拯救自己和规定一个与他们的目标和自主存在相适合的社会秩序”。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这表现在它只是基于一种对高兹写作时所处的那个特定阶段的过程的看法。它还基于一种变相的技术至上论，这种理论给予劳动本身的技术过程以首要性，而不是给予技术过程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以首要性。他关于工人阶级的观点——这也许是他这一观点的结果——有很大的局限性，它集中论述的是传统工业的体力劳动者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劳动的技术过程而不是由于他们被剥削和进行反抗的经历。这不是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变化的历史学的或社会学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描述。
因而，高兹的见解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乌托邦，它既没有对从现在到未来的转变提出适当的理论，也没有对实现这一转变的力量提出适当的理论。高兹只是留给我们一个希望，即资本主义无需消灭就可以被取代，因为高兹设想，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都会自行灭亡。这一见解大概正像他的非阶级理论一样不具有任何战略上的力量或任何行动的可能性。就这一见解而言，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已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这在高兹写作的80年代初的衰退期间，在一定程序上也许是难以想象的。高兹寄以极大信心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本性和结果比他所应允的东西要更难以把握。即使这些发展本身是按高兹所说的方式进行的，那也说明不了为什么这种结果应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四
就市场社会主义而言，它的那些方案的内容通常是试图既保留市场的激励创新的方面，同时又要迎合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所持的反对意见，即资本主义市场产生不平等、不公正、无效率和非正义，它敌视民主和自由，而且是内在地反社会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者先后多多少少地迎合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所持的反对意见。然而，也许正是在这一决定性的方面，引起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同市场社会主义这类思想的最根本的分歧。正如雷蒙德·普兰特已发现的，“在其最激进的形式中，市场社会主义将会有助于认可自由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因为它是从利益的结果和某种利益的理论或尺度出发的”。甚至可以说，即使那些不那么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根本的问题却是市场机制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异化和剥削。忽略企业的所有制问题也许是正确的。（例如，在合作企业中充满着自愿的因素，但合作企业中的剥削，甚至是自我剥削也是很普遍的，工人拥有的企业其运行方式似乎同它们通常的资本主义的竞争者完全相同。）但关键问题是市场机制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起作用，而这一环境正是由竞争的存在所决定的。此外，那种认为由于市场社会主义是人们真正的自由的选择，因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异化的存在会更少的说法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里或许还可以指出，近期最让人感兴趣的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并没有增添多少对马克思本人的原则的推动。[7]虽然就其克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划分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但它却没有强调经济上的平等。马克思反对市场，因为他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对于市场社会主义他至多可能说它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样，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是当前能达到的最好的（或者比最好的还好）的社会形式。但是，相对于最终目标而言，它又是可悲的无效率和不公正，它的有关人的动机和潜能的理论也是不成熟的。
五
资本主义是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事实上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虽然左派知识分子已经在思考资本主义的灭亡问题，但资本主义却已表现出不存在这样的怀疑——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应记在心里。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预言家如此详细地分析的很多变化在资本主义的转变中是有其根源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对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的伪装的发展，有相当多的人是从其表面上的价值去理解的。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体系，如果只是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考虑它，那就不可能对它和它所产生的后果有真实的全面的了解：劳动在全球的分工以及不同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必须予以重视。这样的分析可能首先就会表明，事实上，资本主义并非已取得明显的胜利，它摧残着第三世界的亿万人民，并且已开始在第一和第二世界缝制掠夺第三世界的钱袋。其次，这种长远的观点还可以表明很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具有出乎人们意外的持续的有效性。最后，这种观点要求深入研究一个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不断下降，以便持续压低工资为基础，即以低消费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活力（不是说合乎需要）问题。
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是正确理解苏联社会制度的解体，否则就会存在一种危险，即在热衷避免这一制度的明显的失败时，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如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持有的观点）做过多的让步。
社会的哪一部分人将实现社会变革？在那些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的人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那些新的社会运动将可能起的作用。然而，重要的是应当记住这些作为激进的、重新建构社会的力量的社会组织的局限性。首先，这些组织不都必然是“进步的”——很多民族主义运动和一些生态组织都不具有这种性质。进一步讲，即使他们有些目标是进步的，但其他的目标却不是。其次，这些组织可能都没有共同的事业或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牢记这些运动的目的有很多实际上是可以在现存的社会制度内实现的。进而言之，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掩护”去模糊它所特有的压迫的原则模式。虽然资本主义有可能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超出经济之外的物品的再分配，但它是通过使其贬值这样做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物品全都是为了出卖。
这并不是贬低由新的社会运动引发的争论的重要性，也不是说人们是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简单地组成的。它只是指出，虽然对社会主义者来讲，正视像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或环境问题的争论很重要，但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重要性，具有新的运动所不能起的独特的作用。只要这样做，就很有可能出现同这些争论对话的可能性。
进行真正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唯一可能的力量是能从中受益的人民中的大多数，即那些其地位日益受到来自不受他们控制的力量的威胁的人们，而这些力量在现实中不过是那些由他们的同类为了自身的便利而设计出的安排。顺便说一下，应当注意的是，赋予市场以形而上学那样的地位是危险的，我们在前边谈到的一些人指责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肯定就是这样。在任何社会结构中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而唯一可能成为变革的根源的是人民中其利益将体现在这一变革中的阶级。真正的问题是激发人民去实现这一变革，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在于灌输“阶级意识”也许是对的，这就是要说明资本主义既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也具有地方性的影响，并且还要表明那些影响包含着人民有力量去实现使其生活过得更好的变革。这样就突出了改变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与可能二者之间的必然的联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两项紧迫的任务。首先是防御性的任务，即应当维护业已达到一定程度的适当的社会保障，因为在很多地方它正在受到攻击。另一重要任务是要认清使生活领域受制于市场的后果，并进而扩大那些不从属于市场的领域。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调整制度和生活领域的关系，并使后者对前者起决定作用的任务并不很重（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说超越自由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并不是要诋毁它表明的自由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其方法的局限性和迫切要求实现一种彻底的民主，这种民主将使人们依靠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的经验，去建立一个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愿望的社会。
（段忠桥 译）
注释：
①这一过程在我的著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有详细说明。
②参见T.Benton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落：阿尔都塞的影响》，Macmillan出版社1884年出版，及G.Ellott编辑的《一个批判的读者》，Blackwell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③参见埃尔斯特的《弄懂马克思》，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④E.Laclau和C.Mouffe：《决定论和社会主义者的策略》，伦敦Verso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7页。
⑤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⑥参见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伦敦Pluto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⑦参见A.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83年伦敦出版和D.Miller的《市场、国家和共同体》，1989年牛津出版。还可参见最近出版的在精神实质上最接近马克思的D.Schweikart的著作《反对资本主义》，Westview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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