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主义不可能之所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不可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初叶以来，作为一种舶来品，科学主义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东渐，也进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在高扬科学大旗向自然大举征伐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取得了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随之而来，科学主义的幽灵日渐向社会及学术各领域渗透，且具张扬之势，甚嚣尘上。
科学主义以崇拜自然科学、夸大科学的认识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为特征，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科学范围无边界，现实世界不存在科学不能研究的事物和现象；(2)科学知识最精确、完备、可靠，是一切知识的典范，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独家解释权；(3)科学方法万能，即原则上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其中，科学方法万能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
本文仅就科学方法无边际向非科学领域扩张、侵袭所造成的人生意义和伦理价值的失却，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和清理。
在西欧的历史上，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和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诞生，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进展由此拉开了序幕。之后，经开普勒、伽利略16、17世纪对“天上的力学”和“地上的力学”的大力推进，时至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发表，西方人为此欢呼“一个伟大的综合”完成。
自此以后，西方人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作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典范——自洽的逻辑体系，向自然界展开了全方位的探寻。西方人自古以来便持有对自然的好奇心，再加上他们近乎疯癫的狂热追求，使被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地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及其重要分支在19世纪便拔地而起。这个世纪，科学史上称之为“科学世纪”。
到了2O世纪初，当有人宣告“科学即将结束”的话语刚落，相对论、量子力学便犹如狂飙突起。时至今日，随着对“混沌科学”研究的推进，据说“费根鲍姆常数”（界定有序向无序过渡的常数）的确立也指日可待，美国人不无自豪地宣称：本世纪自相对论、量子力学后的第三次科学革命，将由美国人来完成。
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由此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和面貌，以至于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视科学为改变世界的唯一力量）至今魅力不减。
遥想那中世纪的漫漫长夜，科学曾象一个泡在酒精瓶中的丑陋胎儿，任凭宗教神学的嘲讽或刻毒咒詈，休想发育成形，甚至于连做“神学的婢女”的企盼都无可能。
随着产业革命在历史的转瞬间的实现，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的同时，几乎自我膨胀为一个世俗社会中的“科学巨人”，它似乎又重掌英国女王手中早已失落的“权杖”，而且日益造就了一种世界性的“霸权话语”。科学大举向世俗社会的各个领域扩张、侵袭，于是就有了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史学、科学的文艺理论、科学的管理、科学的体育，乃至科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或科学的文化娱乐活动，等等，不一而足的“说法”。科学无所不能，无所不成为科学。真可谓科学辉煌至极。
但在过分陶醉之余，也使科学陷入了自我尴尬的境地。科学的这种过分膨胀带来了“自我误解”。当然，这种自我误解并不是指科学活动自身，而是指由于不了解科学的性质和方法的适宜范围而造成的世界观上的误解，应归结于哲学层面上的积淀。清醒的人们由此给其冠上了“科学主义”的雅号。
由此我们可知，所谓“科学主义”，是指将科学原则、科学方法无限扩张，侵入到其不该染指的领域。
比如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拒斥其为“科学”，因为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类那样的基本特征及研究方法，而其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巨大价值并不因此而丝毫降低。如果我们勉为其难地视人文学科为科学，并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自然会引出笑话来。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有人批评用牛顿物理学提供的原理或方法去研究人文学科。如研究《红楼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流眼泪。林黛玉伤心时流下的眼泪，总是朝下流，并不朝上流，这是符合牛顿物理学的万有引力理论的，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从而你可以说林黛玉流的泪是“科学的”。但林黛玉流泪是由于多愁善感而来，你能用万有引力去解释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吗？这样“科学的”去研究人文学科，自然会贻笑大方。由是，你把人文学科视为“科学”，自然也会勉为其难。
再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有人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得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存在有一个“超稳定结构”，此项研究成果曾轰动一时。之后，人们翘首以待，期望看到更多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的成果，结果是新世纪降临，仍无此方面的成果出现。以普通人的常识所知，历史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从无任何两个相同的社会及历史事件，何以存在一个适宜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呢？社会不同，“结构”自然不同，自然也不会有“超稳定”的“结构”了，用流动的“社会参数”所构建的“超稳定结构”，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实际上，此论刚出，学者们便提出种种质疑，“超稳定结构”论者当时就无法自圆其说。
在19世纪的西方，由于产业革命的成功，科学技术的示范作用牵动其自身的连锁反应，科学知识呈指数规律增长，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爆炸”，科学理性于是日益飞扬跋扈，科学文化便向一切领域渗透，科学被视为万能便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了。
清末洋务运动，西学东渐。中国急需科学技术来强兵富国，由于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缺乏科学传统，所以特别容易陷入对科学的迷信，从而为科学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科学技术容易使中国人产生种种神秘与敬畏的感觉，将其视为万能便较为自然。叔本华有一个趣味性的比喻：20世纪初，两个扎辫子的中国人游历欧罗巴，第一次到戏院中，一个人坐在前台努力理解戏剧之意义，另一个则在后台研究舞台机械，此外无所作为。科学主义更会把舞台机械原理当成戏剧的意义。换句话说，20世纪初，乍开国门的中国人只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文明，却没有看到支撑这一文明的人文学科基础。对科学的推崇一开始便带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
在20世纪初的2O年代，当胡适、丁文江（著名地质学家）等一批留学西洋的学者归国不久，由于西方科学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便引发了一场当时被称之为“科——玄”的大战。
以留洋派科学家丁文江（作为人文学者的西洋派代表胡适也加盟这个阵营）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将科学视为一种新的宗教，启示中国人要仰视之。
以中国传统人文学者张君励（当时被世人视为新儒家）为代表的另一方发出诘问：科学能否给人类提供一种生活哲学？生活哲学是私人情感和意识的代表，科学能否表达之？这里需加以说明的是，张君励一方是在极力挽救人生哲学，使其不至被科学主义所淹没。
在当时对科学技术处于饥渴状态的中国环境中，加之社会公众大多数对留洋派学者的崇拜已达到迷信的程度，这场大战最终以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一方取胜，张君励为代表的一方自然以失败告终。且张君励本人还被带上了一顶“桂冠”——“玄学鬼”（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经年动乱，士人们为避文祸，隐身于园林山泽之中，回避现实，坐而论道，空空如也，被讥讽为玄学）。
事后，胡适有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西方人批判科学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过于发达，好象一个人肥肉吃饱了感到餍足；而中国却苦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中国人还没有资格批判科学主义。
胡适的这种观点当时就被一些学人视为浅薄，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内科病当成外科病来治，而当时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科学技术。鲁迅先生留学东洋先学医后幡然醒悟而涉足人文，便是一个证明。但像鲁迅先生这样的“特立独行”者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稀缺，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氛围。
再者，作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胡适也有让人难以理解之处。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没有东西方的区别，他为何视而不见？而比他早几年游学西欧归来的梁启超先生在其《欧游心影录》中，已慨叹西方科学之万能迷梦的破产。
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新引发的消极后果，已受到思想家不断深入的批判：科学的公式代替了诗意的光辉，机械的操作扼杀了生命的涌动，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科学的”常常成为“正确的”代名词，而且渗透到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卓著的一代哲学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严厉斥责现代社会的科学文明放弃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求，忽视了人的真正的内在生活世界，弃人类情感、意志、价值等方面于不顾，结果只给人类留下了一个冷冰冰的“科学世界”，导致欧洲文明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以至于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悲叹。
简言之，这是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畸形发展和现代人对物质文明过分追求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在这里，我们有重温一下何谓“科学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国际学术界将学科一分为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文史哲等是典型的人文学科而不是科学。
何谓“科学的”？一般认为，一种理论或学说应同时满足如下几个条件方可视为“科学的”。
(1)所使用概念、术语具单一性、明确性，远离歧义性，保证表述的精确性。
(2)其推理具严密的逻辑性，追求公理化，较次也能够运用数学模型，再向后退也应该是个自洽（自我满足）的理论体系。
(3)其结论或模型，能直接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检验”。
如此看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作为科学的依据很难成立。不是科学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并不意味着不具社会价值，并不意味着失去人类生活的意义，而不断追求及体悟生活的意义才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的最大价值或慰籍。
以高等教育为例，我国解放后自1952年以来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照抄苏式版本，理工科与文科截然分家（如今不又开始组合了吗？），理工科高等教育中，不仅人文熏陶极为匮缺，而且对科学主义流弊的反省也鲜为少见。科学与人文精神互补只是见诸于报刊上的时髦话语。长期以来，理工科居庙堂之高，颐指气使，自己本是“机械论”，却反而教诲人文学科如何懂得“辩证法”；人文学科“底气不足”，自己本不是“贾桂”，却不敢坐下，低眉顺眼于科学（在中国，理工科一直独家代表科学，并不正眼瞧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更是不足挂齿。“文革”期间曾有一种说法，叫做：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
世界之初，自然社会浑然一体（并无后来的自然、社会之分），科学与人文本为一家，中世纪以后西方人全力倾向于利用自然，便将科学理性中蕴涵的价值原则剔除了出去，以便达到对自然物的“清晰”把握，到了18世纪，休谟在逻辑上论证了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推导出来后，康德进一步将科学与伦理、文艺、信仰分离。进入19世纪，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原则彻底离异，科学便成了价值中立的科学理性了。
分开自然有分开的好处，科学理论产生的速率加快了，对自然界的反映似更“纯净’”了，但也留下了病根，且日益显现，对世界的作用出现了相反的一极。
科学理性表现在以逻辑概念、逻辑推理为严格手段，以自然界万物为支配目的。所以，科学理性的统治一旦达到极限，就会使人类丧失精神性，沦为纯粹的知识采掘者、贪得无厌的生产者。而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单凭科学理性，即逻辑推理式的思维是不能解决的。科学理性主要在于其工具价值，即工具理性，其主要目的在于对物性的把握，是解决不了人性问题的。而人性问题，即人的情感，也即人的文化、教养、教育等，得靠人文学科及其信仰等体现关怀。
科学理性倡导以客观事物自身为尺度去度量世界，体现客观性原则；人文学科倡导以人文尺度去度量世界，体现主体性原则。现代科学发展的事实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要想真正认识世界，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体现人类生命追求的意义，必须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综合和统一。
本文只是初步提出问题，推进这一目标的理论研究显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以本人猜度，从哲学方面去研究之，立足于反西方主客分化二元论哲学的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现代各派哲学会通，不失为可去尝试的一条路径。
当下中国，在重构精神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清理科学主义在各个领域里的流弊，厘清和恢复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联系，当然为题中应有之义。
国内有学者说得好：该科学的科学，不该科学的无须科学。人文研究者不必为这些学科不具科学性而羞愧，因为在各种学问中，并非科学才最重要。研究“什么”，你就说自己研究“什么”好了，不必搭别人的“车”。
人文学科走自己的路，不必东施效颦，自然也是阻止科学主义泛滥的重要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