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把1985年10月在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视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一个新起点的话，那么，起步较晚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发展较快的势头。虽然这次大会热衷于讨论中外文学的影响，对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十分重视的、关系到比较文学枯荣兴衰的重大理论课题，例如对比较文学的概念、方法等等注意和分析得不够充分，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学界也曾有过一场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的争论。不过，当时这场争论并没有深入进行。
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可以忽略不计。值得检讨的一个问题是，在对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平行研究方法的普遍认同和实践的同时，如何避免那种片面认为的比较文学研究无所不包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这种倾向使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界定变得不那么明晰起来。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常常带来实践中的两相矛盾，这一后果，使比较文学与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从学科设置到实际研究，都经常出现这种矛盾状况。因此，有必要讨论这样的课题：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是概念的差异、学科的不同，抑或仅仅是语词的转换、能指的侧重？我们想做的是，通过对“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对象和范畴的比较，建立起学科建设方法论的基础。
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比较文学“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①]。
迄今为止，归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较为明确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媒介学：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如翻译、演出、评论介绍、人员交流、国际会议等等；
渊源学：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
文类学：研究一种文体是如何从一国流传到他国，以及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
文学史：即比较的文学史，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等。
不管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作影响研究还是进行平行研究——而平行研究的结果是将文学与非文学的学科理论，例如语言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甚至自然科学等等联系在一起——但研究的对象主体是非常明确的，即文学。“‘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作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②]而“‘文学研究’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③]要言之，进行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的评价与判断，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实践，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亦即比较的文学批评实践。既为批评，势必涉及理论的问题，而以上所例举的比较文学的范畴，似乎恰恰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困惑所在。
在西方，在我国，一些较早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强调，比较文学研究包含比较诗学的研究。按照李赋宁先生的观点，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围，包括“诗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着重研究有关总体文学的理论。”[④]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尔纳指出：“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不过，西方大多数的所谓‘文学理论’却并不含有比较意蕴。”[⑤]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远浩一先生更是明确将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纳入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三大领域内：“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主要工作部门是科研。它有与一般文学研究相同的对象，即在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三大领域中处理体裁、主题、文学运动等问题；其特殊之处仅在于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这些对象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共性与个性。这便是比较文学作为文艺学一个分支的主要特征。”[⑥]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依存、相互包容，这样的道德本来是非常浅显的，即没有一套理论、概念、评价标准和方法作指导，批评显得浮泛和平庸；反之，文学理论不能凭空产生，它根植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没有批评作基础，会造成理论的“空悬”。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反复强调：“文学理论，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是今天的文学研究所亟须的。”[⑦]他们认为，“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照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⑧]因此，他们“力图把‘诗学’（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的评价）和‘研究’‘搜求’、文学史（文学的‘动态’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静态’相对照）这四个范围统一成一体。”[⑨]
确实，在实际的生成、发展和研究活动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作用历来被视为铁的逻辑“秩序”，比较文学没有理由将文学理论排除在它的范畴之外，而平行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对非文学学科理论的兴趣，结合类型化作品，在“形而上”层面对理论进行演绎或证明，一方面将文学批评提到理论性批评，另一方面也为建构新的文学理论或理论体系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在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之间，文学理论究竟应在那里定位？
比较诗学，一个比较认同的理解——诗学／文学理论／文艺学——源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概念。诗为大诗，非小诗。比较诗学即比较文艺学，或中西文论比较，比较的文艺理论。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通常包括如下：
文论学：中西文艺理论的比较，文论术语的异同，文学理论与其它艺术理论的相关性研究；
艺类学：比较文艺——比较文学、比较诗歌、比较戏剧、比较音乐、比较绘画、比较电影理论等等，及其艺类理论的比较和对等研究；
文艺美学：中西文艺美学格局、其文艺学和哲学基础、中西美学理论同其赖以存在的文艺理论的关系等等。
这里，涉及到“诗学”与“文艺学”对等关系的问题，便有必要就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多说几句。
已有比较文学学者指出，“文艺学”学科在西方学界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现在沿用的“文艺学”这一概念，是根据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模式而来的，在当今比较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文艺学这门学科受到了挑战。这一说法不能说完全虚妄，它至少反映了我国文艺学学科生成的基础。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西方不设“文艺学”专门学科而将我们多年建设的这一学科“毁”于一旦，更没有理由进而否认“文艺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来看，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论述的一些中心问题，正是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在继续阐释、研究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诗学”与“文艺学”的对等关系是成立的。
不错，诗学研究的对象是理论，这一点已经不容置疑。尚需进一步强调一点。理论的生成决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给理论以还原，我们能看到更为丰富、广泛的内质。特别是在比较诗学学科建设的思路愈益明晰的当今，我们看到，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一道，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两翼。简言之，一为批评理论，一为批评实践，而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掘其个性与共性。
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个性与共性特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是其自在（主）性。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又不同的概念，各属文艺学研究的一领域，各自为自身，自成一个话语系统，有不同的语境和文本。自在性是以自主自足、自在自为为特征的。二是其互动性。比较文学是一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实践；比较诗学则可视为文艺理论的生成与演绎的结果。批评依据理论而运作，理论借助批评的演绎或证明而构建。因此，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个性，主要表现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差异。当然这还只能指两者之间有所侧重而已，并非绝对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所揭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共性中得到进一步观照。
非创性。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都不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功能、实存的文学样式。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都构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比较则是一种科学研究通用的方法，如同韦勒克和沃伦指出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但是，还有有说服力的例子表明：文学研究自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其它方法，这些就是理智性的方法。”[⑩]
模糊性。“模糊学”是一门科学。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都是模糊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结合。相比之下，比较文学的对象更为明确一些，比较诗学则是亚里斯多德之“诗”的沿用。
超越性。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都是超越国界、跨越学科的研究，是典型的科际整合，这就使理论的生成可以跨越由下而上的线路，直接在上层横向联系中生成新理论。具体说，二十世纪是科学统一化的时代，文学理论最早汇入这一新的科学潮流中，主动地与非文学学科诸如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现代哲学等学科渗透、交叉，相继构建了精神分析学文学理论、心理批评、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学接受理论、读者批评、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批评等批评理论。比较文学将诸种理论引进研究中，比较诗学又将考察这些理论在各国诗学中的地位、其影响等等。
开放性。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超越性决定了其开放性的格局。它们各自在科际整合中建构起新的知识模式，而且带来全然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意识——由封闭到开放，体现了多样化的文化观。
通过以上比较，是否可以提出以下结论：
第一，比较文学研究需要理论，而理论与理论的比较则属比较诗学的范畴。其途径，比较文学是以单个门类的内部研究及其与外部（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揭示内部（总体文学）的规律，即使它涉及到外部研究，也只是为说明对其内部的影响，依然有主次之分；而比较诗学对不同门类艺术的比较研究是对等的。
第二，比较文学、比较艺术，是比较诗学的具体材料。本文倾向于胡经之先生的意见：“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导致中外文学艺术理论的比较以及美学理论的比较。”[①①]从这一意义上讲，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有相承关系，两者互不排斥。
第三，理论贯通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它一头通向比较文学（批评实践），一头通向比较诗学（批评理论），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它连结批评实践，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既可评价文学，又可为诗学理论提供思维、材料，用以丰富、建构理论，形成了由下而上的概括与升华和从上到下的反射与观照的双向同构格局。
第四，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走向，是科际整合，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用担心文艺的消解。现阶段文学、文艺的泛化是必然会有的过程，可经熔炼而纯化文艺。注意，是纯化，而不是纯文艺。
第五，批评实践也好，理论比较也罢，它们有互补性，却不存在谁消灭谁的问题。学科的并存和共同发展，不仅当前需要，而且将来也必要。同样，我们所寻求的，既非以西释中，也非以中格西，而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机会。
第六，由此来提倡一种方法论上的超前意识，引进新领域，改变小家子气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视野进入世界大范围。
注释：
①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见《读书》1981年第10期。
②、③、⑦、⑧、⑨、⑩见韦勒克、沃伦合著《文学理论》。
④李赋宁《什么是比较文字》，见《国外文学》1981年第1期。
⑤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课题》，见《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
⑥远浩一《比较文学的两个支柱》，见《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①①胡经之《漫谈比较文艺学》，见《光明日报》1981年2月25日文学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