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杰[1]2000年在《早期汉译佛典语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位川学博文学论四士目早期汉译佛夹._重.育研究者陈.文杰.完成日期:.20p0年4.
王德杰[2]2008年在《早期汉译佛典语气助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译佛典的重要语料价值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文章主要选取中古时期69卷译经,集中研究其中语气助词的使用情况。在穷尽式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静态描写和解释,整理出中古早期译经中的语气助词系统,并把它与《三国志》、《世说新语》等材料进行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共时差异和历时变化,最后总结出特点及成因,帮助人们了解这一时期佛典语气助词系统的实际面貌和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以期对汉语史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通过研究,我们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从总体看,早期汉译佛典中语气助词的使用频率很低。然而这一时段内,使用频率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特点。它们的用法也多以承传为主,新兴用法少见,总体显得比较单调。第二,佛典中继承上古语气助词中运用最广泛的是“也”和“矣”。它们在先秦时期有严格区别,然而佛典中出现许多“也”用如“矣”的例证,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矣”“也”混用的例子,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语法现象。第三,佛典中生命力比较强的是“乎”、“耶”和“耳”,而“焉、夫、而已、哉”等语气助词用法单调,处于衰亡状态。第四,目前许多学者认为疑问句中“尔”作语气助词时,所表达的语气是疑问语气。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它所表达的语气依然仅仅是一种提示语气。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尔”长期出现于疑问句,因而似乎“沾染”上了疑问语气。第五,《六度集经》中语气助词使用有其突出特点:常用语气助词的使用数量非常大,使用频率也非常高。其中原因既与经文的内容有关,也是译经者的个人风格所致。
刘云[3]2010年在《三国译经介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共时静态描写和历时解释的动静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三国汉译佛经中的介词。我们首先在参考了各家关于介词的的分类标准后,确定了中古时期介词的范围,然后在三国汉译佛经中进行考察,共发现单音介词38个,复音介词16个。我们把这54个介词以时代为经,分为沿用上古的介词和中古新出现的介词两大类。再以语义为纬,分为表示处所、时间、原因、方式和对象等五大类,每一大类中又以语义为参照分为若干小类。通过对这五大类介词进行细致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我们整理出三国译经的介词系统。在总结出三国译经的介词系统之后,我们把它与时代相隔不远的传世中土文献《三国志》作出共时的比较,以考察两种不同文献在介词使用上的趋同或是趋异。经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就单音介词的聚合系统而言,《三国志》与三国汉译佛典并没有太大的差距,都主要是沿用上古的介词。这说明就单音介词而言,中土文献和汉译佛典的差距的并非如一些语言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二、三国译经中的双音节介词从数量上看远远多于《三国志》,反映了汉译佛典在词汇双音化上比中土文献更加活跃。三、三国译经中的介词的框式结构远远多于《三国志》,这是为语言表现趋于精密化的趋势一致的。四、从介词和动词的位置关系来看,三国译经和《三国志》一样,介词位于V前已经占据绝对的的优势,但三国译经略微占有优势。
松江崇[4]2008年在《也谈早期汉译佛典语言在上中古间语法史上的价值》文中研究表明以早期汉译佛典为语料研究汉语语法史已相当普遍,但是因为汉译佛典是翻译语言,所以有学者对汉汉佛典的语料价值持慎重态度。本文以(1)完结动词"已"的特殊用法、(2)人称代词复数词尾的频繁出现、(3)疑问代词宾语的词序这三项语法现象为例,对早期汉译佛典是否反映当时实际汉语口语的问题进行探讨。另外,对五世纪以前成书的汉译佛典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其是否与实际口语有关,本文作出了初步的检难标准。
王丽娜[5]2012年在《偈与颂：以中古时期汉译佛典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自东汉传入汉地后，旋即开展佛典的传译，绵延持续千余年。中古时期，印土僧徒和居士信众精诚合作，翻译了卷轶浩博的佛典。佛教对中国的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改变了中国文化因子。偈颂是佛教十二分教之一，亦是汉译佛典的一种重要文学体裁。佛典在传译中，一般采用汉地诗歌的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形式。偈颂主要包括两种重要类型：伽陀与祇夜。偈前无长行的称为孤起偈，即伽陀。偈前有长行并以韵文重颂之称为重颂偈，即祇夜。广义的偈颂二者均包括，狭义的偈颂只包括伽陀。本文主要研究广义内涵的偈颂。偈颂以其少字收摄多义，反复重说长行的内容，利养众生赞叹之用等而受到广泛的传诵。中古时期佛典译业大略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起步的汉末时期、草创的三国西晋时期、辉煌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巅峰的隋唐时期。每一时期的汉译佛典偈颂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风貌。通过对这四个历史时期汉译佛典概况的回顾，及对代表性译师和佛典偈颂的精心梳理，进一步总结和分析每一时期偈颂的文学性格。在对整个中古时期汉译佛典偈颂条分缕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偈颂文学风貌的变迁：表达内容上，中古时期主要以说理性偈颂为主，赞叹性偈颂、叙事性偈颂为辅；句式言数上，中古时期五言偈颂居于主导地位七言次之，兼及其他；篇幅上，中古时期偈颂经历了从短篇小偈逐渐发展到长篇巨制的过程；修辞手法上，偈颂从后汉时期以譬喻为主逐渐发展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多种修辞手法灵活并用；语言上，中古时期偈颂在后汉、三国时期相对古朴生涩，及至东晋南北朝渐趋华丽生动。在中古时期卷帙浩繁的汉译佛典中，《法句经》和《佛所行赞》是极具代表性的。二者具有宗教、哲学、伦理、文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与价值，本文重点分析其文学性格。这两部佛典均通篇采取偈颂的形式，前者长于说理后者善于叙事，以二者为代表的佛典偈颂对中古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法句经》在南传佛教国家中拥有极高的声誉，被视为蕴藏着佛理的宝藏。上座部佛教徒将《法句经》视为佛教的入门书，将其教义作为日常修行的准绳。《法句经》是佛陀随缘应机说法，因而其内容见于原始佛教阿含经和上座部佛典之中。《法句经》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巴利文和梵文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法句经》在品目上有一定的差别。而汉译《法句经》在流播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目前主要有《法句经》、《法句譬喻经》、《出曜经》和《法集要颂经》。笔者将《法句经》辑录原始佛典的情况做以比对汇总，以希冀进一步明晰《法句经》的历史概况。《法句经》不仅在亚洲广受欢迎，亦流行于世界各地。目前《法句经》有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不同语种的多种译本。《法句经》在汉地流传甚广，深受佛门释子和信众的喜爱。笔者在对巴利文《法句经》的重要两品《双要品》和《述佛品》进行汉巴翻译比对的基础上，借以考察和分析吴本《法句经》的内容和文学性格。《法句经》在内容上主要阐述佛理，采用汉地诗歌的表现形式，运用四言、五言等形式，并灵活使用了譬喻、对比、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语言质朴凝练。《法句经》涉及佛教义理的方方面面，其善于说理议论的风格、表现方式、修辞手法等对中古佛门偈颂和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沉的影响。以《大庄严论经》为例，在内容上多处引用《法句经》中的偈颂，其修辞手法、语言风格、用典、句式等方面都深受《法句经》的影响，是《法句经》偈颂风格的延伸和发展。《法句经》为代表的佛门偈颂，对山水诗人谢灵运诗歌富于说理性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白话诗人王梵志的诗歌机智幽默，富于理趣，其通俗白话的语言风格亦可以体味到对《法句经》的借鉴。《佛所行赞》是通篇采用偈颂形式的叙事性佛典，公认为佛传文学中的翘楚。作者马鸣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史杰出的佛教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具有相当崇高的文学声望。笔者对《佛所行赞》第三章前二十偈进行了梵汉翻译比对。通过比对，我们可以看到北凉昙无谶所译的《佛所行赞》较为真实地再现了梵文原典内容，但对女姿描摹等内容做了一定的删减和处理，翻译中意译处也不少。《佛所行赞》的文学性格较为突出。它塑造了佛陀、净饭王、车匿、瓶沙王、给孤独长者、魔王、摩耶夫人、大迦叶等几十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佛所行赞》的布局相当严谨紧凑，并有大量的场景、心理、神态、动作等描写。《佛所行赞》还大量地运用了比喻、拟人、设问、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语言优美动人。《佛所行赞》为代表的佛典叙事性偈颂对我国古典叙事诗，如白居易等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绵远的影响。
李立文[6]2012年在《汉译佛典与唐传奇中的龙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传奇故事丰富多彩，有趣至极。其中主要包括神怪类、爱情类和侠义类。神怪作品读起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爱情作品则充满浪漫情怀，令人沉醉其中，侠义作品则给人以荡气回肠，快意恩仇之感。《柳毅传》中的龙女是塑造得最完美的形象之一，她容颜清秀、才华绝代、身姿窈窕、勇敢坚毅，是位可遇而不可求的佳人。汉译佛典中有许多以龙女作为主角的故事，唐传奇中也不乏众多的龙女报恩以及婚恋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些较为明显的相似或者承袭的痕迹，或许唐传奇龙女故事来自于佛经故事。唐传奇龙女故事在人物设置、情节发展、关键物品、结局都和佛经故事有着紧密联系，甚至大部分都能从佛经里找到原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它们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依旧各具特色，非常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独到之处。例如汉译佛典中龙女地位低下，普遍表现为一位娴静乖巧知书达理的佳丽。而唐传奇中龙女的地位非常高，甚至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地位。其自我意识比较强，对待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不再一味听从父母的教导。她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追求自己的理想。较之汉译佛典则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之觉醒与发展。唐代佛教传播在我国已相当广泛，佛教徒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佛经和唐传奇中的龙女故事是否有着共同的母题？不同类型作品中龙女形象又是怎样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传承或者嬗变？在写作艺术上又具备怎样的特色？这是这篇文章里希望能够对其作出解释说明的内容。佛经来自于印度，印度认为龙是畜类，地位低于凡人，因此佛经里的龙女地位都比较低。但在中国龙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是皇权的象征，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佛经传入中土后，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唐传奇受到佛经故事之启发，创作出了很多有趣的龙女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龙女的地位都非常高。试图通过精读唐传奇和汉译佛典中的龙女故事，简要的概括出二者的母题、龙女形象、承袭嬗变以及艺术特色。龙女故事在我国传播得相当广泛，不仅仅各朝各代都有着许多的龙女故事，即使是在民间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都流传着各式各样的龙女传说。足以证明龙女是大家心目中美好女性的代表，她们的生活和爱情，也被人们世世代代的传诵着。
王启涛[7]2003年在《近五十年来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中提出中古时期有语料价值的文献可分为十三类,近五十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十三类文献的词汇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荆亚玲[8]2008年在《中古汉译佛典文体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汉译佛典文体纳入汉语史研究的视野,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古汉译佛典文体进行考察。全文分为七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回顾了汉译佛典文体的研究状况,然后说明文体的定义、文体学与语言学、文体分析等与文体研究相关的问题,最后交待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第一章对涉及佛典分类的“三藏说”、“九分教”与“十二分教”进行说明。第二章指出汉译佛典“偈颂体”的发展历程,从原典文体与汉地文体两方面探讨其形成原因,并分析“偈颂体”给语言方面带来的一些具体影响。第三章指出汉译佛典“四字体”的发展历程,从时代骈体风尚、雅正观念、四字语音优势等多个方面探讨其形成原因,并分析“四字体”给语言方面带来的一些具体影响。第四、五、六章借鉴现代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分别从章法、词汇、句法、修辞角度对经藏、律藏、论藏所选语料进行分析,力图揭示出三藏不同的文体特征。
陈文杰[9]1999年在《从早期汉译佛典看中古表方所的指示代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指示方所是指示代词的基本用法之一。在汉语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指示方所的指示代词有不同的形式。上古汉语常见的形式有“此”、“兹”、“是”、“彼”等。近代汉语（包括现代汉语）指示方所的指示代词最常见的是“这里”和“那里”。它们产生的年代比较早，都在唐五代...
李小荣[10]2016年在《汉唐佛、道经典的文体比较——兼论宗教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体学》文中研究指明汉译佛典的输入,在汉唐宗教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道教文学提供了一个完全异质的他方文化作为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它对道经文体分类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进而催生了宗教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体学。两种宗教经典的文体比较,虽然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但自宗教文献体系之"局内"视角而言,主要以体、相、用范畴来确立其主体内容的基本架构。研究者若进而整合"局外人"(包括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则可能建构出更具普遍性的宗教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体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早期汉译佛典语言研究[D]. 陈文杰. 四川大学. 2000
[2]. 早期汉译佛典语气助词研究[D]. 王德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3]. 三国译经介词研究[D]. 刘云.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4]. 也谈早期汉译佛典语言在上中古间语法史上的价值[J]. 松江崇. 汉语史学报. 2008
[5]. 偈与颂：以中古时期汉译佛典为中心[D]. 王丽娜. 南开大学. 2012
[6]. 汉译佛典与唐传奇中的龙女[D]. 李立文.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7]. 近五十年来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J]. 王启涛.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8]. 中古汉译佛典文体研究[D]. 荆亚玲. 浙江大学. 2008
[9]. 从早期汉译佛典看中古表方所的指示代词[J]. 陈文杰. 古汉语研究. 1999
[10]. 汉唐佛、道经典的文体比较——兼论宗教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体学[J]. 李小荣. 中国社会科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