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与周期波动——再论“稳中求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健论文,周期论文,中求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10年前，我在《经济研究》发表了“当前需求控制的主要目标——兼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一文，针对1987年下半年经济由“软着陆”转向回升过程中，理论界和工商企业界要求进一步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呼声，建议为了保证制度创新式改革顺利进行，应该注意需求控制力度，实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3.5.8 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稳中求进”方针。可惜，这一建议未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当时的政策指导倾向于全面放松需求控制，在改革和发展方面都急于求成，结果出现了1988年经济过热形势，当短缺和高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系统难以承受时，政府不得不于1989—1990年进行几乎是急刹车式的紧缩，实行持续3 年之久的治理整顿。从1987年到1990年，经济发展先是大起，后是大落，震荡很大，代价不小。
时隔10年，到1996年，经济又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一次“软着陆”后，虽然经济界有不少人建议全面放松需求控制，尤其是为数不少的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呼吁放松信贷控制，刺激投资需求，但是，政府在政策的指导上，从改革和发展的长远大局着眼，明确提出实行“稳中求进”的方针。此后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十分正确，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符合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因此，这个方针不应该动摇。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过剩，劳动力富裕，就业压力很大，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既要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又要在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同时，全面推进制度的转换，从而完成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的大国经济来说，无疑需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应该明显高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的增长率。但是，我们发展计划经济的30年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的实践表明，速度又不能太快，增长率不能太高，经济不能过热，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经济系统承受不起的高通货膨胀。1958的“大跃进”，1978年的“洋跃进”，1988年的“大循环”，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要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防止大起大落，避免强调周期波动，就只能采取稳中求进的宏观管理方针，实行稳健型经济政策。本文拟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实施稳健型经济政策，保证转型期中的经济稳中求进，走出强波。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新特征
1.改革以来同改革以前比较
同改革以前相比，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按国内生产总值的口径， 前20 年（1958—1977年）年均增长率还不到5%，后20年（1978—1997 ）年均增长率接近10%，速度翻一倍。经济增长的加速部分，来源于体制改革，来源于市场调节和竞争机制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市场的有效性。
第二，周期波动的时间延长。从1950年到1980年，经济运行出现了8次周期波动，平均波长为4年，其中，上升期为1.75年，下降期2.25年；从1981年到1997年出现了3次波动，平均波长为4.33年， 比改革以前延长0.33年，上升期2.67年，延长0.93年，下降期为1.66年，比改革前缩短0.75年。可见，向市场化过渡的经济比计划经济的繁荣时期在拉长，而衰退和调整的时期变短。
第三，周期波动的幅度变小。按每次周期峰值与期初的谷值和期末的谷值进行计算，前8个周期的峰谷落差分别为15.4和20.6个百分点， 后3个周期的峰谷落差分别为8和5.7个百分点， 前后峰谷落差分别缩小了7.4和20.3个百分点。（见表1）这意味着，改革以来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比改革以前明显缩小，意味着市场调节有利于提高效率，又有利于稳定增长。
表1 1950—1997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趋势
波序
年份 增长率
波型
波长 扩张 收缩
前后波幅
(%)(年) (年) (年)
(百分点)
W] 1950
18.6
1951
17.0
Ⅰ 1952
22.3增长型 5 4 116.5
1953
14.0
—19545.8
19556.4
Ⅱ 1956
14.1增长型 3 1 28.3(9.6)
—19574.5
1958
22.0古典型 5 2 3
17.5(59.6)
19598.2
Ⅲ 1960
-1.4
1961 -29.7
—1962
-6.5
1963
10.7
1964
16.5
Ⅳ 1965
17.0古典型 6 4 2
23.5(30.5)
1966
17.0
1967
-7.0
—1968
-6.5
1969
19.3
Ⅴ 1970
23.3增长型 4 2 2
29.8(20.4)
19717.0
—19722.9
Ⅵ 19738.3增长型 2 1 15.4(7.2)
19741.1
Ⅶ 19758.3
—1976
-2.7古典型 2 1 17.2(11.0)
19777.8
Ⅷ 1978
12.3增长型 5 1 4
15.0(5.9)
19797.0
19806.4
—19814.9
19828.2
1983
10.0
Ⅸ 1984
13.6增长型 5 4 18.7(5.9)
1985
13.5
—19867.7
1987
10.2
Ⅹ 1988
11.3增长型 3 2 13.6(7.6)
—19893.7
19905.1
19917.7
Ⅺ 1992
15.4(13.4) 增长型 8 5 311.7(6.6)
1993
15.1(13.2)
1994
(12.6)
1995
(10.5)
—1996(9.7)
1997(8.8)
资料来源：陈东琪、李茂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52—553页。
2.1992年前后的比较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计划化程度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则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越高，经济运行系统的稳定性能越好。现在将改革时期分成两大阶段，1979年—1991年为第一阶段，1992—1997年为第二阶段，观察两个阶段所得结论是：第二阶段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一阶段，稳定程度也比第一阶段高。下面的表2显示，1992年前的13年，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为8.6%，后6年为11.57%，速度要快差不多3个百分点。各以平均速度为均衡值，来看观察期内增长率离这个均衡值的差额，得到的结论是：改革前期均衡值上下的最大差额分别是5.5和7.7个百分点，改革后期均衡值上下的最大差额分别是1.83和1.87个百分点。可见，改革初期各年的经济增长离该时期的均衡轨道较发散，而在1992年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后，各年的经济增长收敛于均衡轨道，从而稳定度更高。
一般来说，经济运行系统的稳定度比较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适度计划指导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体制特别是竞争和价格调节的作用，我们把这个叫做“体制的原因”；第二是宏观管理水平和政策操作技巧的提高。下面，着重探讨1993年以来实施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稳定增长的贡献。
表2 1979—1997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年份 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
1979 7.601986
8.501992 13.20
1980 7.901987 11.101993 13.40
1981 4.501988 11.301994 12.60
1982 8.501989
4.301995 10.50
1983 10.201990
3.901996 9.70
1984 14.501991
8.001997 8.8
1985 12.90平均
8.60平均 11.57
资料来源：陈东琪、李茂生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35页。
二、1993年以来的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
1.为何要选择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各国经验表明，要保证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选择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考虑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选择时，既不能一般地照搬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的欧美模式，又不能拘泥于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一套，而应该充分考虑到，目前我们处在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时期。
在这个转轨时期，我们的体制建设将面临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加速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尽快扩大新体制的影响范围和力度，缩短双重体制并存的时间，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新体制完全确立以前，旧体制的影响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由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弊端引起的投资需求膨胀的压力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需求和速度上去容易下来难。如果宏观决策层不加限制地放松需求管理，不给一个平衡力量，就很容易引起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当然，现在的总供求状况大不同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普遍短缺的格局已经改变，存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已经变小，但是，机制内的需求扩张压力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其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还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速度攀比行为还存在。只有在国有企业机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完全转换以后，这种特殊的需求膨胀压力才会消除。因此，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期，中央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倾向于偏紧一些，稳健一些，在紧和稳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增长，这就是“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而且，这种“稳中求进”的方针，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适合于去年，而是适合于整个“九五计划”乃至于整个体制转轨时期。
譬如，在1992—1993年，面对金融和市场秩序混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膨胀，经济出现泡沫化倾向的情形，政府采取的是紧而不松的政策，货币政策指导的方向是向下调整，其手段有二：一是采取直接调控，紧缩信贷计划、缩减建设项目和投资规模；二是采取间接调控，通过提高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缩减货币供应量。这种双管齐下的紧而不松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前年第二季度。从前年第二季度开始，政策操作从“紧而不松”转变为“紧中有松”，其表现在，总的货币供应量继续从紧， 但是紧的力度变小， 现金投放MO以及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调整基本到位后，下调速率减缓，而且于前年5、8月两次减息以适当刺激投资需求；同时，针对企业资金偏紧的情况，前年下半年增加信贷规模。但是，即使是自前年以来的经济向上调整，在指导思想上也还是贯彻“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方针，严格控制信贷和投资计划放松的力度，以免再度步入“一放就乱、一松就热”的不良循环。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稳中求进”这四个字，“进”指的是改革和发展，它是宏观管理的目的；“稳”是手段，“稳”不但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与加快改革背道而驰，而是要为持续发展和保证改革的连续性创造条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而言，稳定很重要。我们曾经搞过“大跃进”、“大干快上”和“大循环”，紧跟着都出现过大衰退，出现过大起大落，因此，这些急于求成的作法都不成功。搞经济，太冒不行，太快不行。
改革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多强调“紧”和“稳”，除了熨平经济周期，让国民经济走出大起大落的强周期波动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期要集中精力解决体制平稳转轨的问题。体制转轨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问题。如果经济搞得太热，市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预期很高，系统不稳定性很差，计划好了的改革措施就有可能推迟出台，整个改革进程就会放慢甚至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稳是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中存在除了体制毛病引起的效率问题外，还有一个供求结构不对称的问题。生产的东西不对路，企业生产越多，库存越多，资金积压越大，不少企业还是按照原来的老办法来生产，产品结构老化，但是，由于消费者消费偏好变化很快，引起实际上还面临第二个大的任务，这就是全面的结构改造，包括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多样化，消费品需求结构变换速度，目前企业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其产品结构不适应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需要大力调整产品结构。在这个结构调整时期，总供求的相对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铺新摊子太多，增量资金大量用于搞重复建设，结构调整的任务就难以完成。
2.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稳健型宏观经济政策表现为一个体系，对各项控制变量的选择，不是走极端，而通常是取中性的态度，走中间道路，尤其是对于一对矛盾的控制变量，不是绝对地非此即彼，而是尽可能寻求二者的在一定时空关系上的统一。具体表现如下：
（1）控制通胀和控制失业相结合。
一般来说，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控制通货膨胀，二是控制失业率，由于低的失业率、高的就业水平总是和高的增长速度相对应的，因此第二个目标实际上是控制增长速度。如果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高的就业水平和低的失业率；如果没有失业的压力，我们也希望选择更低的通货膨胀。问题是，通胀和失业之间常常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所谓“菲力普斯关系”，低的通货膨胀常常和高的失业率相联系，低的失业率常常和高的通货膨胀率相联系，正由于这样，才要求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两个目标都很重要。但是，在不同时点上，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面对经济高涨，失业问题不很突出，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面对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问题不很突出，主要危险是失业。
现在以1993—1994年为例。当时，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面还很大，市场发育还很不健全，国有企业的改制工作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所以，不少地方很快出现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改革初期经常出现的盲目建设浪潮，各地大铺摊子，上新项目，大搞开发区，炒地皮，炒外汇，乱拆借，乱集资，金融秩序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增长速度扶遥直上，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快速奔腾，泡沫经济到处蔓延。面对此形势，经济界和决策层要求宏观调控以降低高通货膨胀为重点，通过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整顿房地产和金融秩序，挤掉经济系统中的泡沫。在那个时候，如果政府不坚持控制通货膨胀目标，把调控的重点放在控制失业率上，经济就会更为过热，加剧通货膨胀，造成大起大落。
在经过3年多的向下调整后，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达到， 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从1994年的21.7%下调到1997年0.8%，今年1—2月为－1.7%，在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放弃来之不易的低通货膨胀环境，不能全面放松需求控制。但是，失业和企业开工不足问题更显突出，应该将降低失业率提到议事日程。
所以，控制通货膨胀和控制失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二者应该结合起来，但在不同时点上，其侧重点是不同的。
（2）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相结合。
就总量关系而言，宏观管理主要可以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两种。供给管理是指通过减税、减息等办法，刺激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在不影响需求水平条件下，达到缓解或消除供求缺口的目的；需求管理是指通过提供利率、税率等办法平抑增长过快的需求，在供给增长既定条件下，实现供求平衡。一般来说，刺激生产，增加供给，有利于长期供求均衡，但就短期而言，由于过快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工资，这会推动物价上涨；平抑需求是一个短期供求均衡的办法，但在有效供给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需求过旺已经威胁到市场稳定时，就不得不采用需求管理。这样看来，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是宏观管理不能顾此失彼的两种选择，二者可以在不同时点、不同条件下结合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机制还存在，各地、各部门、各企业的投资冲动容易转化成现实的投资需求，加上公费消费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需求管理在我国显得更有其特殊意义。
（3）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国民经济运动中的不平衡现象，并不都表现为总量失衡，有时主要表现为结构矛盾。这种结构矛盾既可能产生于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对称，生产结构的转换落后于消费结构的转换；也可能是加工制造业增长过快而原材料增长太慢，交通设施的供给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还可能是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农业危机特别是粮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用控制需求、紧缩银根的办法，不但无益于矛盾的解决，而且很有可能加剧矛盾。因为在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单纯的需求控制最容易对短线产业和部门产生影响，结果长线没有压下来，短线反而更短。如果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强化结构调整，其重点就应是对短线产业实行宽松的信贷和投资计划，用加快发展短线的办法来达到供求均衡的目的。在结构升级过程中，实行有效的结构管理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
3.稳建型宏观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当弹性
考虑到解决体制毛病需要时日，结构调整的任务又十分艰巨，转型期中的中国经济实施“适度从紧”的政策是合适的，但是，稳建型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排除政策操作的灵活性和弹性，不排除一定时期的偏松，有的时候紧的力度大一些，有的时候紧的力度小一些，有的时候紧而不松，有的时候是紧中有松。松紧得当，张弛适度。
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松和紧？
就从紧而言，是像1989—90年那样，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常运用的老办法，单纯压基本建设规模，对原来的各项投资计划实行一刀切，用急刹车方式，让经济运行突然停顿下来？还是用新思维寻找新的宏观调控途径？如果用老办法，调整可以很快到位，速度和通胀都可以在短期内压下来。但是，其负面效应，不仅会重蹈三年治理整顿时期造成持续时间很长的市场疲软，使经济大伤元气，增长过程受阻，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出现大起大落，而且会直接影响制度创新式改革的连续性，出现“体制回归”现象。
就放松而言，是像1985、1988年和1992年那样，不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发展上的差异，全面放松，让经济运行突然加速，处处歌舞升平？还是根据不同经济主体在产品、技术、市场和资信上的不同优势，有选择地放松？如果是后者，经济容易过热，通货膨胀的风险很大。
回过头来看，1993年以来，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宏观调控的新路子。在向下调整（1993年5月至1996年5月）时，不搞一刀切，更多地运用市场参数等经济手段，如下调利率等，以微调的方式，让经济慢慢地达到政府政策所期待的宏观调控目标。这样，不但经济降温了，通货膨胀压了下来，而且保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结合”。在向上调整（1996年5 月第一次减息以来）时，不搞一窝蜂，不是所有地区、所有产业、所有企业以同样力度放松，而要看他们在产品、技术、市场前景和资信方面的优势差别，这样做，经济回升会缓慢一些，但是可以拉长上升时期，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保证较高的总量增长速度。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要把速度搞上去并不难，难的是稳定和质量，是保持持续增长。
从稳建型宏观经济实施4年多的情况看， 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有以下基本经验：
（1）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信用化的经济，对信用化经济的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原来那种“军事化、革命化”方式越来越不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需求。而推动经济管理特别是宏观调整专业化，最重要的机构是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中央银行。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整之所以成功，主要的贡献是中央银行的操作技能提高。目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调控到位不足等问题，又在于现行的中央银行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干预。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就需要解决现在中央银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2）强化市场参数管理。
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效果明显，还在于更多运用了间接调控手段，运用了市场参数。其操作程序表现为，先于1993年5月和7月加息，之后推出保值贴补、收缩贷款额度、减少信贷项目等措施，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供给逐步控制在一个适当水平，整顿金融秩序，同时，还推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经济管理手段。等调控目标到位后，当经济出现低潮，需要拉回到均衡轨道时，又于1996年5月和8月减息，同时将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力度。这样，国民经济就更多地按市场规律而不是长官意志运行。
（3）实行双向微调。
为了平衡经济，政策采取了双向微调，即向上和向下都采取微调方式，注意掌握力度。同时，调整中还注意相机决策，掌握灵活性，打提前量，以抵销时滞的负面效应。由于调控的力度、机会、时间、范围、次序掌握得当，就使得所出台的调控措施能基本上按照预期进行，从而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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