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教育定位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通高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普通高中教育面临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有关普通高中教育定位问题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一场激烈而又深入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各方对新时期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①一是“大学预科教育”说；二是“基础教育”说；三是“基础＋选择”说；四是“基础＋预备”说；五是“提高综合素质”说。这些观点为我们思考高中定位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那么，类似的讨论在以往是否也发生过？高中教育定位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如何？其又受哪些因素影响？厘清这些问题，或许对我们清晰地认识“普通高中教育该如何定位”这一问题有所启示。 一、“造成健全国民”的普通教育与升学预备教育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正式开始于1922年的“新学制”将中等教育分为初、高两级，但在清末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伊始，中学这一类型的学校就已出现，当时称为“中学堂(校)”，并对其性质作了规定。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普通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底”。[1]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指出：“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2]由此可见，普通中学堂(校)的性质是普通教育，即对学生施以普通文化知识教育，以为他们未来的升学和职业作好准备。这是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最初定位。 既然政策上已将中学校定位为普通教育，实际中就理应予以实施，但其实不然。1914年，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在谈及中学教育方针时指出：“今就中学校设立之旨趣而言，一为高等专门学校之预备，一以养成各级社会之中坚。二者虽属并列，然就教育本体而言，尤以养成社会之中坚为中学校教育之要旨。吾国中学校之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而汲汲以预备高等专门之选为重。”[3]黄炎培经过考察后发现：“初等小学毕业，舍升高小无他路，高小毕业，舍升中学无他路，等而上之，莫不如此，而以中学为最甚。”[4]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吾国中学教育，其结果不良，无补社会”，[5]其原因之一就是“性质误认”。中学本以完足普通教育为准则，但“近来中学教程偏于预备教育性质，故以毕业生之不升学而无事可谋”；“又有创文实分科者，是更胜其预备教育之意，与中等社会普通应用相去甚远，毕业生之位置，除升学将一无所有矣”。[6]再加之中学毕业后能升学的人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其实是以少数人的升学而牺牲了多数人的生计。面对中学难以实施普通教育的现实，李树滋在1919年召开的全国中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中学性质有变更的必要，其理由有三：“以各省区财力奇拙，国民教育且难普及，欲求中等教育为国民之普通常识，势所难能，一也；办学者以中学须具普通知识，罗列各科一一讲授，明知所授未必皆有所用，亦不便别有主张，二也；学生入学数年后，知普通知识不尽有用，或中道舍去，三也”。因此，应将中学定位为预备升学阶段，中学教育的性质也应改为“为人材教育之预备，并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7]中学教育的性质定位陷入了两难境地，难以解决。于是1922年的“新学制”并没有对高级中学作出明确的定位，代之以七项目标，但将高级中学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又分为文科和实科两组；职业科以职业为主要目的，又分为师范、商业、工业、农业和家事等科。从各科组的课程结构看，不管是普通科还是职业科，都设有相同的公共必修课程，以确保国民基本素质的养成。从中可以看出，“新学制”试图通过普职分科和各科内部课程设置来消解普通教育与升学预备教育间的矛盾。 随后，即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难以施行，但依然将高中教育定位为培养健全国民，为学生升学和从事职业作预备的普通教育。1928年，中学教育的性质被规定为“应根据三民主义，继续小学之基础训练增进学生之知识技能，为预备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以达适应社会生活之目的”。[8]1933年制定的《中学规程》将中学规定为“严格训练青年身心，培养健全国民之场所”。 从我国近代学校制度的诞生到解放前，特别是民国时期，各种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是比较明确一致的，即普通高中教育应是培养健全国民，兼顾升学与职业预备的普通教育。然而，高中教育实际上实施的是大学预科教育。高级中学虽规定有农、工、商、家事及师范等科，但仍以普通科为主，而普通科中学实行的是升学预备教育。即使是属于农、工、商的高中，也作为升入专门大学的预备学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从旧制封建社会进入新制民主社会，人们想要改变旧制教育以培养“新国民”，但以当时国家财力，国民教育难以普及，中学教育的规模也很有限，难以施行国民之普通教育；其次，一批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归国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发生了转变，急欲仿效西方中学教育模式，使我国中学教育不只是为了升学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向国民施以普通文化知识教育，但“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升学和资格主义”是国人的一般心理，国人几乎都以“升学”和“资格获取”为目的来看待各级教育；最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一批具有一般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的人才以满足社会需要，而中学正是培养这些人才的场所，但社会对这些人才的需求又非常有限，许多毕业生无法就业，唯有升学。 二、“旨在全面发展”的大众教育与片面强调智育的精英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特别强调中等教育的性质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众教育，旨在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大众教育可谓是对我国新时期高中教育的基本定位。在坚持大众教育的前提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一定共识，全面发展教育逐步成为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 1951年，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指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必须符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个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9]1952年颁布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10]并指出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使青年一代的身心获得全面发展，以便为升入高等学校和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1954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要求中学教育应当成为全面发展的教育，并将全面发展教育限定为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知识教育和体育卫生教育三个主要方面。为实现全面发展教育，我国政府和中学教育实际工作者非常注重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中共中央在1963年颁发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中学教育要“使学生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语文、数学、外语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11]从教育实际工作的情况看，只有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中学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才算完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全面发展的大众教育在中学并未得以真正落实。许多学校只着眼于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忽视为整个社会输送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只顾应付高考，把注意力集中到有可能升学的一部分学生身上，忽视对全体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12]只注重高考科目的知识传授和智力训练，忽视其他科目的教学。而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盛行就是这一情况的集中反映。学校为了准备高考，追求较高的升学率，采取许多不恰当的做法，如停授一部分高考不考试的科目，频繁地举行考试、测验，随意加大学习难度等。当时单纯追求升学率的现象非常严重，致使教育部自1962年开始相续颁布有关文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以克服这一现象。如1963年教育部在《关于当前中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升学率的高低只能反映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方面，不能以此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唯一标准；各年级都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教科书的要求进行教学，保证学生掌握应有的基础知识和必要的基本训练。”[13]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不应片面追求升学率，但学校对于升学率的热情一直没有退却。 大众教育的性质定位体现了高中教育要面向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其内涵是要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种人才。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揭示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强调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高中教育有必要致力于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其实，旨在全面发展的大众教育也属于普通教育的范畴，实施的是全面的、普通的、文化知识的教育。可在教育实践中，全面发展的教育成了片面的“智育”教育，偏向于对考试科目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机械训练，造成了应试教育的盛行。面向大众的全面发展教育愈来愈异化为唯“升学”是从的精英教育。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高中和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入学率很低，激烈的升学竞争在所难免，在只有少数智力优秀者经过严格考察方能进入高等教育的情况下，高中教育势必施行精英教育；二是受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高中教学实际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本身就是滋生应试教育的温床，更与全面发展相去甚远。 三、“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与素质教育 随着中学教育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14]在1983年召开的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何东昌指出：“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只有办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原动力。”[15]可见，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中苏双边中等教育研讨会”上讨论了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问题。在研讨会上，吴也显教授指出普通高中教育要“使掌握知识和培养人格结合起来，重视学生的自身发展”。[16]杨汉清教授认为普通高中要完成“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为社会培养优秀的劳动后备力量的双重任务这一提法已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关系，必须以更适当的提法来取代”。[17]梁植文认为普通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专业预备教育三者的不同形式的结合体”。[18]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但从中可以看出单一的预备教育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此期间，为了克服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端，提出了素质教育理念。但“素质论”在1990年召开的“普通高中课程问题研讨会”上遭到否定，认为“素质是先天的，素养才是后天培养的；‘素质’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乃至社会各行业的职业培训都适用，没有阐明普通高中的特殊性质”。[19]此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定位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首先，普通高中的性质应是基础教育，这个“基础”又不同于小学和初中，而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后进一步提高的基础；其次，普通高中应是普通教育，应突出其普通教育性质；第三，应是特色的基础教育，普通高中应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打好身心发展的基础，同时要打好个性、特殊性的“基础”。(2)非义务性的基础教育。(3)非定向性的、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这次讨论对普通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性质定位还是比较一致的，只是在应是何种类型、何种程度的基础教育上有些分歧。除此之外，我国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对高中教育定位作了论述。如王道俊教授指出：“普通中小学教育的性质是基础教育。”他认为，普通中小学的任务是“培养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他们学习做人和进一步接受专业(职业)教育打好基础，为提高民族素质打好基础”。[20]顾明远教授认为应打好三个基础：为进一步学习(包括升学及一生的学习)打好基础；为将来接受职业训练打好基础；为学生身心发展打好基础。[21] 之后，我国一直将普通高中定位为基础教育。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再次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与九年义务教育相衔接的高一层次基础教育。”进入21世纪，依然将普通高中教育定位为基础教育。教育部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明确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 这一时期，高中教育规模逐渐扩大，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徘徊在26％左右，1995年超过了30％，2005年超过了50％，[22]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高中学习，以往注重升学的精英教育已不太适用；同时，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具备一般文化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而多数高中毕业生也将走向就业。因此，普通高中教育的大众性和基础性逐渐凸显。将普通高中教育定位为基础教育，强调了其应是为使每一个国民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基本文化知识、基本生活技能等国民基本素养的教育，以为学生未来的升学、就业和生活打好基础。虽然在学校实际办学中，由于种种原因，普通高中教育也成为了主要为学生升入大学作准备的预科教育，但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定位的认识和追求还是比较一致的。 四、影响普通高中教育定位的因素思考 纵观我国普通高中教育九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我国在不同时期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虽然在具体内容的表述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但在本质上是基本一致的。从普通教育、大众教育到基础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始终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实施提升国民素质教育的同时，为学生的升学、就业和生活打好一定的基础。但在学校实践层面上，九十多年来，我国高中教育一直履行着大学预科的功能，始终作为高等教育的预备机构而存在。[23]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恰恰表明普通高中教育定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受社会和教育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和教育本身的发展与变革，有关它的讨论也会随之发生。具体来讲，我们在思考高中教育定位问题时要着重考虑如下因素：学生的发展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中教育的数量规模、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教育思想的演进等。 (一)学生的需求是定位高中教育的起点和归宿 学生在高中阶段面临着重大的人生选择，有的选择升学，有的选择就业，高中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需求。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高中教育为了满足不同学术水平学生的需要，除了进行传统的学术教育外，开始提供一些与现实生活有联系的技术课程和少量职业课程。同时，高中学生未来要在21世纪的社会中生活，还需具备一些21世纪的关键技能，如信息素养、批判精神、交流合作能力等，这也是学生的需求。日本第七次高中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在轻松宽裕中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培养和谐成长的、能自主地生存于21世纪的国民。 (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知识文化程度的要求影响着高中教育的形态 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虽然随着各类工厂的增加，社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工人多只要达到低年级的文化水平即可，第六学级毕业生多升入大学，高中教育依旧是单纯的精英化大学预科。而到了科技革命后，市场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升，高中教育被定位为主施升学为目的的学术教育、兼施职业技术教育和生计教育的多职能教育机构。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时法国的普通高中教育基本上是精英教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经济快速发展，196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518亿美元。[24]到了1976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564.5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960美元。[25]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对具有高度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相应地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多，普通高中教育逐渐成了大众化教育。 (三)高中教育数量规模的扩大也会引起高中教育的性质和功能发生改变 二战前，日本中学校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性质，其主要职能就是为升入高一级学校作准备。[26]二战后，随着高中入学率的大幅提高(1954年超过了50％，1961年超过了60％，1965年超过了70％，1970年超过了80％，到1974年超过了90％，2004年已高达97.5％)，[27]日本高级中学被认定为大众化的国民教育机构，为所有国民形成并提高基本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服务。[28]自此，日本高中教育既发挥着为学生升入大学作准备的功能，又发挥着为学生就业作准备的功能。正如牧野笃所说，高中一方面“将学生分为进入大学的英才和‘终身职业能力开发’的学生群”，另一方面“又有着‘终身职业能力开发’的职能”。[29] (四)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高中教育的性质定位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根据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能够容纳适龄人口的比例把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精英教育(15％以下)、大众化教育(15％－50％)和普及教育(50％以上)三个阶段。[30]一般情况下，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高中教育的性质大多属于为升学作准备的预备性教育；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普及教育阶段后，高中教育的性质将逐渐转向为兼顾升学和就业的普通教育。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普遍低于15％，此时高中教育主要是为学生的升学作准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开始步入大众化、普及教育阶段，此后高中教育不仅要为学生今后的教育作准备，还要为学生未来的生活作准备。2010年，美国在联邦教育部通过的《改革蓝图：初等与中等教育法的重新授权》中指出，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学生都能顺利从高中毕业，并做好升入大学或就业的准备。[31]同年，奥巴马在马祖高级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指出，高中教育的目标是拓展学术才能和个人责任以胜任大学教育和职业生涯。[32] (五)教育思想的演进影响着我们对高中教育性质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后，受终身教育、新人本主义等教育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认识到以往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的视角来看待高中教育，注重其社会功能，但忽略了其内在价值——育人。很多学者认为高中教育除完成其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功能外，其最终应追求的内在价值在于谋求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为其终身发展打好基础。[33]当前很多国家的高中教育都力求为学生的继续教育做准备、未来生活做准备，以及培育完全人格的人。2001年美国伍德·威尔逊全国联谊基金会为21世纪的美国高中教育所确立的四大目标，其实质内涵是“为高中学生今后的教育作准备、未来的生活作准备，以及培养完全人格完善的人”。英国在2005年高中课程改革发布的《14－19岁：教育与技能》白皮书中，明确阐明高中教育“要使所有年轻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职业教育途径，使其掌握未来学习和就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② 注释： ①参见：杨桂清．中国普通高中教育何处去——来自新时期高中教育定位与发展研讨会的思考[N].中国教育报，2012－06－15；杨桂清．2012普通高中定位之辩——对普通高中教育定位讨论的回眸[N].中国教育报，2013－01－02；霍益萍．高中：基础＋选择——也谈高中教育的定位与选择[N].中国教育报，2012－03－09. ②参见：http://publications.education.gov.uk/default.aspx? PageFunction=productdeails&PageMode=publications&ProductId=CM％206476&.2005/3-20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