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新时期世界主流政党变革与创新及其启示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新时期论文,启示论文,主流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世界主流政党在各国政治生活乃至全球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政治光谱上看，世界主流政党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那么，怎样看待不同类型的主流政党所具有的特征?
●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取得和保持国家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这一定义表明，政党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指向明确，集中表现为如何取得政权或参与和维护政权，从而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集团的利益。按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来判断，当今世界政党大致可分为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党、自由党、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绿党等类型。这些党都有自己的纲领主张和组织力量，并公开开展政治活动，其中一些党多次执政或参与执政。不同类型的党既斗争又合作，共同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有的一夜间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也有一些大党、老党在丧失执政地位的瞬间解散消亡。尽管如此，这些党仍然是或者曾经是各自国家的主流政党。而那些只关注某一特定人群或特定主题，缺乏引领社会的纲领主张，并且标新立异、个性奇特、组织涣散、代表性狭窄的党，往往影响很小，得不到更多选民的认同，因而长期处于小党、小团体之列，不入主流政党之列。
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日益分化，政党赖以存在的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政党的功能作用开始“泛化”，不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通向政权的跳板，而且也是社会利益聚集、综合和表达的桥梁，政党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等融合起来，沟通与协调不同利益，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现代政党政治实践日益表明，利益整合已成为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在复杂的利益体系中，凡能起到利益综合与表达作用的政党，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发展，反之就会被历史淘汰。
▲在当前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主流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及调适?
●“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世界政党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演变，从最初的“密室政党”、“精英政党”转变为民主时代的“平民政党”、“大众政党”，又从改革时代的“全民党”、“选举党”变为信息时代的“网络党”、“媒体党”。政党聚散离合和政党作用“泛化”并不意味着政党失去了阶级属性，政党意识形态淡化与政治主张趋同也不意味着各政党实现了“大一统”，丧失了自我。许多人因一些政党腐败堕落、脱离民众，因而不喜欢政党，甚至痛恨政党。但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政党都是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没有政党参与的选举和竞争，也就没有西方的选举政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流政党仍处在各国政治权力中心，政党政治的功能不但没有被淡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极化。事实上，世界主流政党大多在变革创新中突出自身特色，并没有改变政党为权力而斗争的政治本性。尽管出现诸如美国“茶党”之类的政治组织和许多民间草根运动，但在各国政坛中，还是主流政党引领国家政治生活。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组织化形式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对各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和内外政策制定等产生决定性影响，仍是各国政坛中长期起作用的政治力量。
对执政党而言，虽然政党性质不同、实现执政的道路不同，但都承担着执掌国家政权的重任。为了扮演好执政党角色，需要制定出可行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水平，改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等。总结执政党执政规律，吸取外国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党自身建设提供借鉴，这应是我们研究外国主流政党的目的所在。
▲冷战结束后，被两极掩盖的各种矛盾、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国际力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重新聚合，世界格局也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对政党政治的变革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党政治出现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苏东剧变后多党民主制的冲击，一次是近些年来一党独大制崩溃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的兴起。
苏东剧变引发多党制浪潮，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党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有的国家因多党争斗，政局动荡不宁。经过20多年的大浪淘沙，有些党崭露头角、自立自强；有的改头换面、另谋出路；有的则自生自灭、昙花一现。在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政党中，有的并不一定都以“党”冠称，而往往以联盟、同盟、阵线、组织、公会等作为名称。在一些国家，为数众多的政党并存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各党派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一些政党消失，另一些政党分化组合为若干大的政党。
继苏东剧变引发多党制民主后，21世纪初又出现了传统大党、长期执政党纷纷下台的历史性变化，今日中东北非“变局”就是其中的一幕。伴随一党独大制国家开始转向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各种社会运动、绿色组织甚至极端宗教、民族主义组织兴起。以绿党为代表的新型社会组织，关注环境保护和人类永久和平等全球性问题，主张各国合作、全球治理，具有时代进步性。而新出现的少数带有极端宗教、民族意识的政党或政治组织，有的与恐怖主义同流合污，成为世界新的动乱和不稳定因素。
▲如您所言，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主流政党势必面临各种新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对主流政党的影响和冲击如何?
●同世界大变革、大调整趋势一样，世界政党目前也处在深刻变化之中，各国主流政党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表现为社会运动、公民组织和民间团体不断涌现，严重冲击了主流政党的政治权威。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同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过渡，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主导作用开始削弱。与传统政党政治相比，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公民权益等领域出现的新兴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更适应民众的关切，目标指向明确，斗争方式灵活多样，因而能赢得一定范围的民众拥护和支持。形形色色的自助型团体的斗争目标不是为了执政或参政，而是主要关注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和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结盟等事务。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其作用逐渐渗透到政党活动领域。美国“茶党”是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形成的，以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医疗改革方案，主张政府减税、缩减开支、弱化监管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目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但影响力已经进入美国主流政治领域，深刻影响美国现有的两党政治。目前，绿色运动方兴未艾，以绿党为代表的众多新兴政治组织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在欧洲一些国家，绿党已经成为第三大党，参与执政。除了欧洲之外，在世界各地多个国家都有绿党成立。各个国家绿党的具体政策虽有差别，但都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主张，没有传统的资本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那样的主义分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绿党积极参政议政，坚持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等政治主张，反对经济对生态的破坏，积极开展环境保护活动，这些努力对全球环境保护和人类和平运动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各种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和绿党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政党格局，对世界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走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并继续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可以说众多的可能和未知、未料将逐步呈现出来，例如“蝴蝶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媒体政治。
●媒体是现代社会人们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讨论和施加政治影响的捷径。随着媒体大众化、多样化、网络化发展，媒体日益成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也越来越依赖媒体。日益发达的媒体改变了传统政党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如美国“茶党”就是互联网的产儿，其形成与传统政党不同，不是在纲领和领袖人物指导下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短信、微博、社交网站等网络工具建立起来的网络组织，其活动方式不同于传统政党纵向串联的层级动员，主要是通过议题倡导和网络动员来交流信息和开展活动。媒体网络取代了传统党组织宣传和动员民众的功能，一方面不断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使得党组织日趋松散；另一方面政党领袖和少数精英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变成推举领袖和总统的选举机器。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利用媒体提升执政党形象和巩固执政地位，成为许多国家执政党探索政党生存、发展途径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由于政党赖以存在的阶级和社会基础受冲击，传统左、右翼趋中，“全民党”现象突出。例如，英国工党原来与工会、产业工人关系十分紧密，但布莱尔上台之后，二者关系渐行渐远。我们怎样看待传统政党价值取向与政策的调整?
●政党是阶级的产物，不仅依赖一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而且以意识形态和信仰作为自己的旗帜标识。随着时代主题变化和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政党的社会基础面临严峻挑战。首先，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减少，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传统政党据以划分的阶级界限和依靠的社会力量被打乱，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变化，由此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党作用弱化。多数国家的传统政党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不得不把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工作目标，并把维护中间阶层利益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传统的右翼保守党和左翼社民党在理论政策方面都有较大的调整，价值取向中间化，相互吸取优点，注重解决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政策主张倾向选民要求，“趋同”倾向比较明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左右两大政党都在淡化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开始对自己传统的政策与理论纲领进行革新修正，力求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各政党主要是依据形势发展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来决定政策的取向，按实用主义态度来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政党之间的竞争，愈来愈多地表现为政策、政党领袖(公职候选人)个人魅力和风格、集合和调动各种政治物质资源的能力的竞争，而不再以意识形态、理想、信念之争为主。但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依旧严重，法西斯党、分离主义政党与共产党、社会党等主流政党比肩并存，相互竞争。
▲怎样看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强人政治现象?
●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选择与政党作用的发挥都受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很多政党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往往是通过革命或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然后才形成自己的执政体制，以“民主”形式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东南亚、中亚、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体制形式多样且发育不平衡，各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各有特点，“强人政治”现象仍很突出。这些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也搞选举，但民主体制的建立并不必然带来民主的结果。党的领袖通过选举形式登上总统宝座后，觉得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碍手碍脚，设法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改变原有的执政体制，延长总统任期，并赋予总统更多权力。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都曾发起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有关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但修宪公投最终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尽管如此，查韦斯仍旧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中亚国家独立后，都宣称搞多党制民主，执政者也换了新人，但国家政治运作方式与前苏联时期基本一致，还是原来的一套规则，强人政治比较突出，执政党往往是总统的御用工具。
▲冷战结束后，极端主义和宗教主义性质的政党在一些国家迅速崛起，它们对传统政党的冲击和挑战也不能忽视。
●是的，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深层影响，狭隘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等极端思潮借助经济衰退、失业等问题开始上升，欧洲极左、极右政治力量乘势而上，如法国极左的“新反资本主义党”、德国极右“国家民主党”等都得到一定的支持。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名称五花八门，并没有统一称呼，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极端排外、仇视移民、崇尚极权主义。20世纪末，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宗教极端主义在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日益活跃，甚至出现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合流的情况。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地方性政党历经长期演化已成为一些社会危害大、破坏性强的极端组织，有以巴基斯坦“真主军”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宣扬“印度教至上”论调的“世界印度教大会”等社会团体和政党。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性质的宗教政党纷纷涌现，影响不断扩大。如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等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甚至成为执政党。苏丹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教派组织先后建立了伊斯兰政权。这些极端政党组织借宗教名义扩大政治影响，参政意识强，有的还进入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目前，在亚非20多个国家的宗教政党组织进入地方议会和国会，有的还在本国参政执政，有的成为重要的或主要的反对党。近年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在本国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适应埃及大变局形势，于2011年4月30日宣布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参加埃及议会选举，并获得40％以上的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其当选议员均为穆兄会主要领导成员。突尼斯过去被禁止的伊斯兰组织——复兴运动，参加了2011年11月举行的突尼斯制宪会议选举，以其为核心的竞选联盟现成为突政局中的主导力量。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也是一个信奉伊斯兰宗教的政党，现在成为该国的执政党。在中东地区还出现了一些部族或地区性政党，它们往往打着民族主义旗帜，只关心本部族或地区的利益和特权，对其他部族或地区采取排斥甚至敌视的态度，以至引发了部族、地区间的激烈冲突。带有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的政党迅速崛起，不仅冲击了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而且也影响了其政局走向。
▲近年来，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作用自然也体现为对主流政党的影响。一些社会组织曾经在中亚“颜色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怎样看待社会组织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明显分化，新兴国家的富裕阶层人数不断增长，不同阶级、阶层、团体的利益冲突加剧，公民的民主热情和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特别是青年、知识精英、妇女及工会、宗教、少数民族团体及各种维权组织参政议政意愿强烈。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多元化，许多国家执政党面临着反对派的政治压力。近年来，在手机短信、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体的推动下，公民社会运动迅猛发展，各种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相互呼应，广泛涉入政治领域。它们高举“民主”、“良政”、“公正”、“自主”的旗帜，积极参加本国选举、修改宪法、司法维权和人权保护等民主化活动，对执政党进行多管齐下的制约和监督，对各国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些非政府组织还直接组织和参与反政府、推翻执政党的抗议和示威活动，矛头直指执政当局，被视为政治反对派。尽管一些非政府组织貌似乌合之众，缺乏严密组织和得力领导人，但是它们发起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往往能受到各方特别是媒体的关注，在传媒的动员、组织、整合和引领下，社会运动能量膨大，并能在短期内改变政局，引起政坛更迭。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局势动荡和政权更替，很大程度上是反政府组织推动的。非政府组织等发起的活动虽没有政党那样有较严密的组织，但其威力和作用不可小觑。
进入21世纪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缅甸“藏红花革命”等“颜色革命”频频发生。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发生政权更迭，尽管两国变局没有确切的“颜色”标志，但起因、过程和结果都类似“颜色革命”。虽然导致“颜色革命”的原因很多，各国情况也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原因，即背后都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的因素。西方国家不仅给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提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在资金、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渗透，特别是利用互联网、手机等现代通讯工具，精心策划、煽动、指挥、组织反政府活动。如2007年缅甸发生的“藏红花革命”，从表面上看是因物价问题而起，因军政府的镇压而激化。事实上，这次抗议活动是美国事先策划和导演的，物价上涨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为颠覆缅甸政权酝酿和筹备了许多年，投入了巨额资金并培养和训练了众多反政府人士。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投入250多万美元，用于在缅甸从事政权更迭活动。由此可见，以非暴力形式实现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过去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翻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通过鼓动和支持一国的反对派，发动社会抗议和街头抗争以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目的是通过制造政治危机、扶植亲西方力量上台，以达到西方一统世界的目的。
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一般都有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原因，其关键的因素应该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出现了深刻矛盾，但“颜色革命”的起因并不是维护或打破现有生产关系的斗争。反对派之所以要发动“颜色革命”，其主要目的是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虽然全民选举为他们提供了执政的可能，但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选民支持，便采取不正当的“革命手段”，以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所以，“颜色革命”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不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转变。
对中亚的“颜色革命”，俄罗斯政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防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为适应新的条件，一些国家的主流政党在组织结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变革与创新，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冷战结束后，世界主流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左右翼政党政策主张趋同，政党从过去的阶级专政的工具逐渐变为不同利益的整合器，政党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探索政党政治的发展道路，成为各国主流政党的必然选择。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努力通过理论和政策上的变革与调整，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
在思想理论方面调整较大的应是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包括社民党、工党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发达国家共产党过去均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苏东剧变后，这些党普遍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主张革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除希腊共产党坚持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外，其他党均强调要通过对现行资本主义进行变革和改造的方式，“超越”资本主义，运用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西欧共产党的“革新”潮流中，法共一直走在前面。1996年，法共二十九大放弃了“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主张采取一条通过和平、民主、多数人和多元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超越资本主义”战略。法共三十二大、三十三大认为“超越资本主义”是一个变革过程，需要汲取人类文明发展中最积极的因素和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中最有效的成分，通过劳动者、工薪阶层的自我管理和公民的自我治理来实现对人类自由发展手段的社会占有，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根据加强社会协商和摒弃金钱至上逻辑的原则，使个人发展与集体愿望统一起来。法共多年来虽不断调整纲领、路线、政策，频繁更换党的领导人，但仍难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对传统选民的吸引力并没有增加。现任法共全国书记比费上任后，不再提“变革”，表示要突出党的战斗性和政策的独立性，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和主要任务，进一步突出法共的左翼色彩。西欧共产党大多数主张按多元化理念来探索21世纪共产党的发展模式和作用途径，主张共产党要与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力量和运动的联合，向所有人开放，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近些年来，西欧共产党把反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强调要与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化的政党和组织合作，团结那些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排挤出来的社会群体和人们，建立一个广泛的替代阵线。
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变化主要是理论上实行新改良主义，淡化社会主义色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行“第三条道路”，主张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进行“革新”改造。不再把社会主义看作制度目标，而是视为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范畴，突出其伦理特性。大多数社会党在党的纲领中取消了公有制，也不提以社会主义为制度目标。在社会党的政策调整中，主要是淡化左翼色彩，走中间道路，拉大同传统社会主义的距离，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走新的改良主义道路。从原来较多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到主张新的“混合经济”，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过去强调国家对公民社会、贫困家庭的支配作用，到国家、集体和公民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以“治理”代替“统治”，实现社会公共参与决策、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的平衡；从过去的“社会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即把社会福利变成一种主动的福利，从原来的“救济型”社会政策到“输血型”社会政策的转变；从过去的“阶级党”到“全民党”的转变，在“自由、公正、互助”的大旗下，“摒弃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合作，树立起“全民党”形象，等等。所有这些调整都进一步淡化了社会主义色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社会党又强调要加强国家干预的作用，对金融资本主义和各种投机资本进行限制。
▲与理论调整相对应，世界主流政党在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传统主流政党的组织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主要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骨干来发起活动，党同政权、群众、社会的联系是单向的。这种组织结构和功能，难以满足当今信息社会条件下政党开放性、互动性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吸引更多选民，更好地引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传统主流政党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进行调整改革，势在必行。
应该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世界主流政党都不断调整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历史上以善变著称。冷战结束后，这类政党进一步加快了组织结构变革进程，由过去的“阶级党”转变为地道的“全民党”。英国工党创立之初，工人党员占到98％，是典型的“阶级党”或“工会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英国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减少，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工党领导人开始反思其与工人阶级、工会的关系，认为工党不应仅是工人阶级政党，而应成为一个开放的党，一个包括“商业界和企业界”人士、熟练的工程师以及医生和律师等广泛社会群体的党。20世纪90年代布莱尔上台后，工党对过去的传统政策进行修正，减少了对传统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会势力的过多倚重，调整工党与工会、妇女组织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全体成员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经过这一变革，工党的组织原则、结构、内部关系和决策体制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扩大了广大党员的权利，改变了工党长期受制于工会的局面，增强了党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党的集中和统一，实现了布莱尔所提出的工党现代化的目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上调整的重点在于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发挥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及党员的骨干作用。该党重视吸纳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入党，扩大执政党群众基础，强调要邀请一切社会力量与之合作，利用手机短信、网络博客、在线交流等形式拉近与选民距离，打造“全民党”形象。德国社民党重视党内民主，实行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党内主要领导人，允许党的各级组织成立论坛，使每个党员对党内事务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德国社民党在继续实行按居住区域设党组织的同时，还按照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或项目设立党组织，即实行“项目党员”制度，允许党员自由加入或退出。
苏东剧变后，国外执政和非执政的共产党在调整理论政策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围绕如何加强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积极调整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越、老、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选拔任用各级干部、检查监督等途径，全面领导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级党组织履行领导国家和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职能。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执政的共产党重视党的领导体制建设，通过民主、法制等手段，改善党政关系，实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分头去办”的执政体制和模式。越、老、古认真总结和吸取苏共丧权亡党的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对于巩固执政地位的极端重要性。2007年召开的越共十大报告强调，党内民主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点；2011年1月，越共十一大围绕“继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发挥越南全民族的力量，全面推进革新事业”这一主题，重申执政党建设是越南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强调要继续改革、完善党的组织机构，提高党的部门特别是决策部门的工作水平，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和战斗力。老挝人革党近年来健全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对各级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在全国开展争创“坚强和善于全面领导”的党支部活动，努力使基层党支部成为领导基层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古共多年来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相结合，在严格执行党内不允许搞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的原则的同时，积极营造党内民主的良好环境，不断拓展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途径。古共在制定和实施重大决策前，首先在广大党员中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待意见统一后再付诸实施。如2011年古共六大关于调整经济政策的政治文件草案，提前几个月公布并交党内外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古共坚持集体领导原则，认为集体领导是严格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古共在选拔和任用各级领导干部时，也规定要征求群众意见，群众不公允的人不能任用。越南、老挝等对高度集中的执政体制进行改革，将党的领导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努力从体制上改变过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监督等弊端，逐步理清执政党与国会、政府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其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
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放弃“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的运转原则”，把扩大党内民主作为革新、发展的重要手段，进行大胆的组织变革，强化民主，弱化集中。法国共产党提出“党员第一”口号，强调党的组织不再以组织机构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党员的期望、动机和行动自由之上。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是民主、自由、互助和公正，要避免将负责工作集中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身上。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提出“党的开放与革新”口号，要求党必须进行真正自由的讨论，保持政治争论和立场观点的透明性。
发展中国家一些共产党的民主观念受外部影响较大，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认识和理解有分歧，一些党主张坚持传统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些党则主张扩大民主的外延，吸收“西方民主”的合理成分，在党章和党纲中对党内民主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在发展党内民主的模式、途径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印共(马)、南非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坚持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实行集体领导，所有党员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决策方式，确认统一框架内的多元化，捍卫思考自由、勤奋、相互尊重各种意见的基本原则。
▲西方政党的基本职能是争取选民并争得本党领袖在政府中的首脑地位或本党成员在议会中的议席。在当今政党阶级基础分化、功能作用泛化的情况下，世界主流政党都非常注重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问题。
●在当今各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从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逐渐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许多选民更关心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是哪个政党执政，谁能发展经济就支持谁上台。尽管政党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政治组织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会改变，但为了执政，政党必须考虑多数选民的要求，在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还需协调全社会的利益，尽量拓展其社会基础。如果不着眼于经济发展，不努力解决人民要求解决的民生问题，政党就会失去支持。
在当今政党阶级基础分化、功能作用泛化的情况下，一个党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拘泥于狭窄的政治领域，围绕权力无休止地斗争，就可能失去更多的选民。美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大选时，两党你争我夺、互不相让，但均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制定政策，都打民生牌，尽可能获取人心。印度国大党历史上曾长期执政，因忽视农村、农民而下台。2004年大选时，国大党吸取教训，提出“面向穷人”的竞选主张，从而赢得大选胜利，重新上台执政。执政后，国大党兑现竞选诺言，重视农村、农民，着重解决失业、贫困、医疗、教育、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民生问题，得到多数国民拥护，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在政党政治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执政党与反对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要巩固执政地位，执政党必需处理好同反对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不仅如此，同时为调动和利用各种积极因素，执政党也要协调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建立广泛的同盟军。在多党民主体制中，执政党或政府除了接受议会的监督、质询、调查、弹劾外，还需接受司法机关、新闻舆论和民众的监督。执政党在议会中，除了团结本党议员外，还必须运用行政力量与反对党议员进行合作或斗争，以争取总统行政法案得以通过。许多国家虽然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但执政党往往通过修改法律，对反对党制定许多限制措施，在现实中更是利用各种手段挤压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在总统制国家，议会中的反对党势力强大，政府重大决策必须征得反对党议员投票同意才能通过。因此，执政党在严格要求本党议员统一行动的同时，还需要在议会中做好反对党的团结、说服和协调工作，必要时软硬兼施、有打有拉。目前，许多国家大选结果往往势均力敌，没有哪个党能单独组阁，如法国、德国、印度等近年选举时，没有一个党能获得单独组阁权，都得与其他党结盟，联合组成政府。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将执政党与反对党关系机制化，延揽反对党入阁，改善同反对党的关系。
▲如前面所说，当前媒体的发展对世界主流政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协调和处理好同媒体的关系也是政党面临的课题。
●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及网络正快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各国主流政党都希望同媒体建立良好关系，注重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舆论和民众情绪，引导媒体发挥正面影响。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甚至借助媒体“作秀”，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
对处理政党同媒体的关系问题，英国工党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英国媒体过去一直敌视工党，工党也尽量避免与媒体接触。但自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重视与媒体打交道，要求工党从思想上加强对媒体工作的重视，加强党总部对全党新闻工作的指导和协调，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媒体对工党注意。除精心组织政策性的新闻发布外，还巧妙利用发布新闻的机会，对正面报道工党新闻的记者给予特殊关照，而对那些不友好的记者进行封锁，拒绝提供消息。通过这些措施，工党改善了同媒体的关系，媒体也为布莱尔成功连任和工党执政发挥了特殊作用。目前，英国工党正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来增强党的现代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如在网上开展问卷调查、设立论坛等，吸引党内外各种人士参与工党的政策讨论；利用网络入学方式招募新党员，将党的章程、党员要求及入党登记表挂在网上，方便那些认同党的理念的民众随时办理入党手续。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可通过博客，就党的内部建设、党的政策主张和未来发展等征求普通党员的意见、建议，寻求广大党员的理解与支持。与英国工党这一做法类似，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政党，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及时更新和发布党内文件，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并在线解答网民提问。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作用，扩大自己的宣传阵地，争取民众对执政党方针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德国社民党甚至提出建设“网络党”，走“网络党”之路的主张。
另外，一些执政党在利用媒体作用时，也通过法律法规对新闻媒体进行规范管理和严格控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制定了报刊登记制度，每年根据报刊言论表现决定是否颁发“发行许可证”，对申请入境的外国报刊更是严格审查。古巴针对美国的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战略，在对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严格管控的同时，还注意利用媒体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思想战”，宣传古巴社会主义成就，揭露美国试图颠覆和演变古巴的阴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越南、老挝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西方多党制的同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媒体活动，并利用媒体积极抵制西方意识形态，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如德国社民党、英国工党、日本自民党等都曾创造了连续执政的事实。您认为世界主流政党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执政党有何启示?
●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的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的不等于永远拥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创新和发展，否则就会保守僵化、停滞不前。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发展，“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在加强执政党建设中，既要总结我党建立及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政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也需要直面世界政党形势的新变化，借鉴其他国家政党兴衰的经验与教训。
必须加强党内民主与对执政党的监督制约。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机制保障党内民主，体现在监督党的各种机制是否健全和灵活。苏共败亡的教训之一是，民主集中制蜕变为个人集权制，决策个人化和非科学化，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党内民主严重缺损，官僚主义盛行，党逐渐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度拥有党员1300万，执政长达71年。导致该党2000年大选失败下台的一大原因是，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党内腐败，权力垄断，缺乏监督。突尼斯民主宪政联盟在本·阿里统治的23年里，不仅对反对派和其他政党严加防范，而且对党内精英人士的言论也进行限制，主流媒体失去新闻和言论自由，成为政权的“御用工具”，各阶层利益和民意缺乏表达渠道。由于实行威权统治和高压政策，突尼斯逐渐成为一个僵化的集权国家。特别是他操控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大搞个人崇拜，并多次修改宪法，谋求连任，引起民众和其他党派的强烈不满。由于“民愤”和“官怨”相互交织，本·阿里最后在民众抗议中不得不仓皇出逃。国外一些大党、老党垮台的事实说明，执政党必须重视民主建设，以民主求得党内团结和统一。同时，还必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通过严密的法律及监督制度，确保执政党保持廉洁，防止执政党内部和国家政权腐败。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有严格的法制体系、强大的非执政党、众多的利益集团及发达的大众媒体，执政党往往受到多管齐下的制约和强有力的监督。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苏东剧变中吸取教训，重视发挥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重大问题包括党代表大会文件，都要提交全党公开讨论，力争决策科学化。建立和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对党的干部和党的工作实行舆论、群众、党内和法律多重监督。社会主义民主应制度化、法律化，执政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并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解决好民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一个政党能否长期维持政权，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其政策能否获得多数大众支持，能否解决民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国外主流政党把是否代表选民的利益、政策是否吸引选民、能否赢得更多选票、能否上台执政，看作是自己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执政党而言，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政治影响力。将执政重点转到民生、民主方面来，通过各种措施来解决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以此吸引民众，这是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当前，各国主流政党都重视做选民的工作，解决民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最引以为豪的是为全体新加坡人民解决了住房问题，这是新加坡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而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等在执政期间解决不了国内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问题，从而引发民怨，最终失去执政地位。
党和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公正、廉洁、开明的形象。从世界主流政党自身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公正、廉洁、开放、民主是民众对当代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因腐败、专权而导致执政党垮台的事例反复告诉人们，只有消除党内腐败，才能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和信心。反之，如果反腐败不力，甚至将腐败“制度化”，势必断送执政党的政权。同时，党员干部的清廉及能力水准，也关乎政党的社会政治形象和发展前途。所以，世界主流政党普遍重视加强党内反腐败力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选拔任用优秀干部，不断改善党的形象和提高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保持党自身公正、廉明的同时，还重视在党内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确保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为党所用，从而保证了党的领导层和政府官员的高素质，增加了人民对人民行动党的信任与支持。“公生明、廉生威”，保持公正、清廉和民主形象，对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这样，党才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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