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意义：两代人的认同与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两代人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3-0083-08
一、问题与背景
现代人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工作实际上也成为现代社会中与人们生命历程的大部分阶段相伴随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有学者指出，工作作为一种“有偿就业的劳动”，具有交换、社会接触、地位分层、个人价值和自尊等一系列重要功能。[1]同时，工作在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还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许多个人而言，工作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正如弗洛伊德(1930)所说，工作是把一个人与现实世界最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2]
工作的意义(work meanings)一直是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众多方面的内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工作的意义主要指的是人们对工作的看法和认识。它涉及工作意味着什么、工作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等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态度、行为表现，以及其他一些个人的和组织的后果”。[3]Wrzesniewski等西方学者的研究还表明，“个体对工作或生活的满意度更多地取决于对工作的认识，而不是工作的收入或工作中个体的成就”。[4]因此，关注人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与理解，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与工作的意义最密切相关的概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s)，另一个是工作价值取向(work orientations)。前者通常是将人们对工作的看法作为人们总的价值观中的一个部分——即工作价值观来对待的。[5]在这种研究中，工作的意义就是工作价值观。并且，“工作价值观影响着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以及工作群体和组织的行为，进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6]而后者则是将工作的意义进一步细化为不同的维度，即不同的工作价值取向来进行分析的。换句话说，工作价值取向“是一种从工作目标的角度研究和诠释工作意义的方法”。[7]尽管二者在很多研究中都作为与工作的意义相同的概念来使用，但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概念或许与工作的意义更为接近。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相近的概念，比如工作动机(work motivation)、职业价值观(career values)等等，虽然也与工作的意义有一定联系，但在含义上并不相同。
我国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对整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处于这种巨大变革过程中的人们对于工作的认识和看法也同样会受到深深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80后人员开始逐步步入工作领域，90后人员也开始大学生活。生活经历的完全不同造成了几代人之间工作价值观的差异。时下针对80后、90后人员的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并不多见也不够系统。并且国内关于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的研究基本都以大学生为对象，直接对从业人员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对于几代人，特别是对不同代际职业人员间工作价值观差异的描述性研究也非常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希望探讨下列问题：那些经历了前后两种经济体制变革的一代人，与那些从一参加工作就面对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年青一代，在看待工作的意义，或者说在其所具有的工作价值取向，以及对工作的具体感受方面，有哪些共同的东西？又有哪些变迁？有哪些因素与他们对工作的意义或工作的价值取向有关？从两代人对工作意义的认同与变迁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新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国内学界虽然对与工作意义相关的一些方面，比如工作满意度、工作动机、职业价值观等有较多的研究，但直接关注于工作的意义，或者关注工作价值取向、工作价值观的研究却相对少见。笔者通过CNKI检索发现，目前通过收集经验资料来对此进行探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
蔡禾等1996年曾对广州电缆厂等四家企业的476名职工进行过一项调查，通过企业职工“对不同性质工作的选择”来分析其工作价值观状况。研究者从工作的风险、节奏、压力和挑战性程度四个方面设计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列出两种相反取向的答案，要求被调查对象从中选择其一，四个答案得分相加就构成其工作价值得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个人和制度两个层面，分析了影响企业职工工作价值观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户籍身份、性别以及企业制度等因素，均与职工的工作价值观有关。[9]该项研究实际上是将工作价值观分为市场取向和传统取向的两类，探讨与传统取向的工作价值观相反的、带有明显竞争性的市场取向的工作价值观的形成与影响因素。由于其将工作价值观的内涵集中在了相对具体的一个方面，因而对工作价值观内涵的其他方面，特别是相对抽象层次的方面，则没有涉及。
赵敏等则于2009年对山西省大同市237位中学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者在系统回顾西方工作价值取向研究的基础上，从谋生取向、职业取向、事业取向三方面，分析了中学教师工作价值取向的分布情况、教师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以及影响教师工作价值取向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工作价值取向中，三种取向的比例大约为1∶1∶2。不同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满意度之间有密切关系，事业取向的教师工作满意度最高，谋生取向的教师则对工作各方面都不满意。[10]胡坚等对浙江8所地方高校356名教师进行调查，探讨了工作价值观与教师任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工作价值观对教师任务绩效有显著影响的结论。[11]
李秋洁等通过将工作价值观分为情感型、工具型、认知型三种维度，对哈尔滨市772名护士进行调查，得出价值观各个维度的得分排序依次为情感型、工具型、认知型。研究提示“管理者加强对护士情感和人际关系的重视，运用公平理论，尊重护士，进而提高她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12]同时，他们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探讨了工作价值观与护士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工具型价值观与离职倾向呈正相关”。[13]利用同一调查，杨玉美等探讨了护士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得出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的结论。[14]王志琳则通过对8家医院219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探讨了工作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得出“整体工作满意度与工作价值观的三个维度均呈正相关”的结论。[15]
此外，秦启文等对9个省市18家企业中的525名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整体工作价值观与整体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着显著性相关；工作价值观的能力发展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个人主动性、保护公司资源因素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价值观的地位因素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公司认同、同事间的利他行为、个人主动性因素有显著正向影响”。[16]李东健等对苏州10家外资企业232名职工进行调查也发现，“员工的工作价值观会显著影响其离职倾向”。[17]
综合来看，上述这些研究尚存在下列几方面的不足：一是仅仅针对某一特定行业人员的工作价值观进行单独的研究，比如对教师、医务人员、企业职工等。目前尚未见到同时针对多种不同职业对象的工作价值观研究。二是大部分研究主要探讨了工作价值观（或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任务绩效、职业倦怠、离职倾向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工作价值观对这些方面的影响，而很少有研究去探讨对工作价值观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三是大多数研究的样本规模相对较小，调查地点也相对单一，因而导致研究结论的推广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四是现有研究没有提供不同代际的对象对工作意义认识的对比结果。因而无法了解不同代际的人们对工作意义所具有的不同认识及其影响因素。这是现有研究与本研究目标的一个最大的差别。而本研究用包括各种不同职业的对象的经验调查数据来描述和比较两代人的工作价值取向，对于理解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理解不同代际的人们对工作意义的认同与变迁，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针对现有研究的上述不足，特别是为了反映两代人对工作意义的认识，笔者进行了两次不同对象的大规模抽样调查。本文所用数据就来自这两项调查。2007年下半年，笔者以1976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为调查对象（年龄在17-31岁），在全国12个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中抽取了2351名各种职业的在职青年开展调查；调查采取多段分层的方式抽取样本，通过自填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资料。有关调查城市、抽样过程，以及样本特征的详细介绍可见笔者的相关论文。[18]
与此同时，在2008年上半年，笔者又对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成都五个中心城市1005位年龄在48-60岁的准老年人开展调查。调查同样采取多段随机的方式抽取样本，通过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资料。有关该项调查的抽样方法、资料收集过程以及样本特征的详细介绍，可参见笔者的相关论文。[19]这里仅将两个调查样本中对象的年龄和工龄分布情况汇总列出，详见表1。
表1的结果显示，两个样本中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相差29岁左右，形成了较好的两代人样本（在后文中，为简便起见，分别称为青年样本和父辈样本）。同时，由于两项调查的时间非常接近（分别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丰年，相隔只有半年时间），因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同一时期的调查结果。从参加工作的时间上看，青年样本平均工龄为4年多一点，而准老年人样本平均工龄为33年半，同样是相差29年左右。将两代人各自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工龄相减，得到他们参加工作时的平均年龄均在20-21岁之间。更为重要的是，青年样本的对象参加工作的时间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以后，而准老年人样本参加工作的时间则基本上都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两个样本的这种特征为探讨和回答本研究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基本变量测量
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Bellah等学者在《心灵的习性》一书中首次提出，人们对于工作的看法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取向：即谋生的取向、职业的取向、事业的取向，因而他们探讨工作的意义时就采用了这三个维度的工作价值取向。[20]用他们的话说，这三种工作价值取向揭示了人们与工作之间的关系。[21]在Wrzesniewski自己关于工作价值取向的研究中，也同样采用了这一划分方法。他在调查问卷中以四点的李克特量表形式，列出了10条陈述，询问被调查者对于工作的感受和行为与陈述相符合的情况，以此来达到对人们工作价值取向的经验测量。[22]
在本研究中，笔者一方面借鉴西方学者的方法，同时也尽量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以下三个维度来界定工作的意义（或工作价值取向），即谋生取向、理想取向、需要取向。在调查问卷中，笔者参考Wrzesniewski的工作价值取向量表中的陈述，对每一种取向都用两条陈述来表示。谋生取向的两条陈述是：(1)工作主要是为了挣钱；(2)工作是一个人谋生的手段。理想取向的两条陈述是：(1)工作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2)工作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体现。需要取向的两条陈述是：(1)工作是人生的一种需要；(2)工作是社会的需要。考虑到上述有关工作意义的某些表述相对比较抽象，笔者又采用一些更直接、更具体的陈述，建立了李克特形式的工作感受量表，作为分析和验证的辅助工具。工作感受量表由7条陈述构成，主要从快乐、兴奋、热爱、成就感、自尊感等方面测量工作给人们带来的正面的、积极的感受（答案分为四种，从很有同感、比较有同感，到不太有同感、没有同感，分别赋分1、2、3、4。量表得分范围在7-28分之间，调查对象的得分越少，表示该对象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越高）。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Alpha在青年调查与父辈调查中分别为0.7844和0.8050，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
四、结果与分析
1.两代人对工作意义的理解
为便于比较，我们在问卷中向两代人提出了完全相同的问题，同时也提供了完全相同的答案。表2是两代人调查结果的对比。
表2的结果表明，在有关工作意义的三个维度上，年轻人与他们的上一代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年轻人在谋生取向、理想取向、需要取向上的比例分别约为38%、40%、22%；而他们的父母一辈在这三种取向上的比例则分别为74%、10%、17%左右。二者之间差别最明显的是谋生取向和理想取向。青年人对工作的理想取向最为重视，其比例大大超出他们上一代人的比例。反映出青年人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抱有十分明显的理想色彩。他们在强调工作作为谋生手段的同时，同样看重工作所具有的作为实现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工具意义；而他们的父母一辈人则明显只看重工作所具有的作为谋生手段的现实意义。
2.工作价值取向的相关因素及其两代人的比较分析
两代人之间在上述工作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差异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或者说，哪些因素与两代人的工作价值取向相关？为了探讨这一问题，笔者选取了与人们工作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变量来进行分析。这几个变量是：职业类型、工龄长短以及受教育程度。
首先，看看人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与其所具有的工作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两次调查的结果分别见表3、表4。
表3的结果表明，青年样本中，不同职业类型的对象在工作价值取向上的分布几乎完全一样。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中不同职业类型的对象相互之间在工作价值取向上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表4的结果表明，父辈样本中，在文教科卫行业及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或概括为白领工作者）的工作价值取向比较一致；在工业企业、商业、服务业工作的人员（或概括为蓝领工作者）的工作价值取向也比较一致；卡方检验结果则表明，父辈总体中，不同职业类型的对象相互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政府部门和文教科卫行业（白领）的对象具有理想取向和需要取向工作价值观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其他行业（蓝领）的对象。而相应的，他们具有谋生取向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对象。这一结果反映出父辈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认识。而对于青年来说，所从事职业的不同，却没有对他们关于工作意义的认识产生影响。
再看看工龄长短与工作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详见表5、表6。
与表3、表4的结果相反，表5的结果表明，工龄长短不同的青年，对于工作意义的认识互不相同。其特征是，谋生取向的比例会随着参加工作时间的延长而慢慢增加；而理想取向的比例则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慢慢降低。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变化的比例虽不是很大，但差异依然是十分明显的。表6的结果则表明，父辈样本中，不论是工作二十几年的对象，还是工作三十几年、四十几年的对象，他们在工作价值取向上的分布几乎完全一样，统计检验也表明，总体中同样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两表的结果向我们揭示出，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来说，工龄的长短会明显影响到他们对工作的认识。哪怕工龄只是一两年的差别，他们对工作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而对于至少有二十年以上工龄的父辈来说，工龄的长短对他们关于工作意义的认识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他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已经十分稳定。
最后看看人们的文化程度与其工作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见表7、表8。
表3和表4的结果相同，表7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在不同工作价值取向的分布上呈现出完全相似的情形，他们相互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表8的结果则表明，在父辈样本中，不同文化程度的对象在工作价值取向上的分布则有所不同。其主要特征是：谋生取向的比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需要取向的比例则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具有理想取向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几种文化程度者。统计检验表明，这种差别在父辈总体中也同样存在。上述结果揭示出，对于青年来说，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价值取向，而在父辈中，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却会对他们的工作价值取向产生影响。
3.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主观感受
工作的意义或者工作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相对抽象的认识，应该对人们日常的工作感受产生影响。而对工作所具有的积极感受则是人们热爱工作、做好工作的一种主观反映。那么，具有哪种工作价值取向的对象最可能具有积极的工作感受？笔者对不同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积极感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方差分析，结果见表9、表10。
表9与表10的结果首先表明，两代人的不同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积极感受之间关系的总的趋势十分一致：具有理想取向的对象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相对最高，而具有谋生取向的对象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相对最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同时，两表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Eta均在0.18左右，表明工作价值取向与对工作的积极感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其次，两表的结果还表明，从两代人的比较来看，父辈整体的工作积极感受程度高于青年整体。在每一种工作价值取向上，父辈的积极感受程度也都高于青年（其最低者的得分与青年中最高者的得分相同）。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依据对市场经济转型前后参加工作的两代人的抽样调查资料，描述和比较了两代人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及其与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人们工作价值取向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
1.青年人对工作意义的理解抱有十分明显的理想色彩。他们在强调工作作为谋生手段的同时，同样看重工作所具有的作为实现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工具意义；而他们的父母一辈人则明显只看重工作所具有的作为谋生手段的现实意义。
2.从与工作最密切相关的几个因素来分析，父辈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于工作意义的认识。对于青年来说，其所从事职业的不同，却没有对他们关于工作意义的认识产生影响；文化程度的差异同样会对父辈的工作价值取向产生影响，却没有影响到青年的工作价值取向；工龄的长短会明显影响到青年一代对工作的认识，哪怕工龄只是一两年的差别，他们对工作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而对于有着二十年以上工龄的父辈来说，他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已经十分稳定，工龄的长短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工作意义的认识。
3.两代人的工作价值取向与他们对工作的积极感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其特征是：具有理想取向的对象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最高，而具有谋生取向的对象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最低。从两代人的比较来看，父辈整体的工作积极感受程度高于青年整体。
本研究的结果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首先，从两代人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社会宏观结构的变革对两代人工作价值取向的巨大影响。父辈的工作价值取向中，看重谋生取向的比例占了绝大多数，而青年一代看重谋生取向和理想取向的比例相当。两代人之间在对工作意义的理解上所发生的明显的变迁揭示出两代人的不同经历与他们所具有的工作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哈丁等人指出，“在经济和物质保障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之后，人们会发现，老年人和年轻人在何种价值观优先的问题上，已经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而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性格形成时期的不同经历，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决定性因素”。[23]在我国，目前或许正处于这种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对于经历过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稳定的“铁饭碗”到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稳定的“瓷饭碗”转变的父辈一代来说，其这种性格形成时期的特定经历的印象与他们后期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别或许更为显著。这使得他们变得更看重工作所具有的“有偿劳动”的本质意义。同时，他们在看待工作的意义时也体现出更为珍惜工作的心态。而青年一代之所以在工作价值取向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虽然一方面可能有年轻人特定的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但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所倡导的竞争、高效，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风险、压力等等特征，则可能是影响其工作价值取向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这两代人的经历中，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转型，无疑是一种最为典型、对其影响最大的社会经历，无疑也是造成这种差别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关于与工作相关的几种因素对两代人工作价值取向不同影响的可能解释。为什么父辈所从事的职业的不同、自身文化程度的不同，都会导致他们对工作意义的理解不同？而在青年一代中，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程度却不会对他们的工作价值取向产生影响？笔者分析，这可能是由于父辈成长的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人们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程度对其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以及与此相关的阶层划分、价值取向等都具有十分突出、十分关键的作用的缘故。因此，文化程度不同的对象一方面在职业分布上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对工作价值的认识上也会有所差异。而青年一代中，虽然相互之间在文化程度上依然存在一定差别，但一方面这种差别比起他们的父辈来已经明显减小（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扩招带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社会的改革开放已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分层标准大大改变，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对青年一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力超过了正式的学校教育，从而使得青年一代的文化程度差别以及与其相关的职业类型差别对其工作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相对变小。
另外，为什么青年一代中工龄长短不同的对象在工作价值取向上差异明显，而父辈一代中工龄长短不同的对象在工作价值取向上却不存在差别？笔者分析，这可能主要与两个样本中对象整体的工龄长短范围有较大关系。青年样本中工龄基本上在10年之内，换句话说，他们基本上都处在工作和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此时人们对工作的感受最为敏感，对工作的认识也最不稳定。因此，哪怕工龄只是短短的几年、甚至一两年的差别，他们的认识也会有较大不同。现实社会中与青年择业、青年就业、青年创业、青年待业相关的一些现象，比如青年择业观念变化、频繁跳槽、热衷个体经营、考公务员等等，或许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青年对工作意义的理解、与青年的工作价值取向有关。青年需要在经历这些受到社会关注、甚至社会批评的现象中，通过体验和思考“工作除了谋生，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或者“从工作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物质报酬，还可以获得什么”等问题，来不断加深和提高对工作意义的认识。或许只有当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他们才能更适当地解决怎样对待工作的问题。与青年一代不同的是，父辈一代几十年的工龄意味着他们早已度过了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工作早已变成了他们生活内容中的一个固定部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因而他们对工作的认识也早已变得比较现实，也十分稳定。
第三，关于工作与职业社会学研究中的工作者与工作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Ida Harper Simpson曾经总结了美国社会学界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50年中，关于工作和职业的社会学研究状况。他指出，这一研究领域形成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在早期阶段中，研究强调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社会关系对工作和工人的影响；中间阶段的焦点则是关注于工人的主观状况；后一阶段中则是有关工作和工人的经济概念定义了研究的问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工作和工人转变到经济因素方面。并且工人的概念也从社会行动者转变为按照宏观社会结构力量的要求行动的被动客体。”[24]他对这一现象发表批评指出，当时美国工业社会学领域的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将研究的焦点从工作和工人身上移开，并且将有关工人的社会观点转变为经济观点。他对美国社会学界的这种批评也给我国目前的工业社会学研究，特别是有关工作、劳动者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企业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劳动者工作方式、分配方式的变迁是明显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然而，在相关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企业社会学研究以及劳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不能只关注与此相关的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应该在关注这种因素和制度变迁的同时，注意到其对劳动者的观念，特别是对劳动者关于工作意义和价值的看法的影响。
最后，对工作的意义的研究还应涉及到劳动者与工作单位（组织或企业）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往往会受到来自工作单位的特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单位或组织向其成员所提倡、灌输和推销的工作价值取向。因此，在今后的工作意义研究中，还应该加进单位文化（企业文化）的变量，充分考虑单位文化对其成员工作价值取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劳动者与工作单位之间在生产、生活、经营、管理等过程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劳动者对工作单位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宏观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对劳动者与工作单位之间关系的巨大冲击和改变，将会给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带来什么影响？他们对单位的依赖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同样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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