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足迹论文,生态论文,理论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足迹概念(ecological footprint)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在1992年提出的，计算模型和分析方法由Wackernagel于1996年创建。与以往的方法相比，生态足迹概念和分析方法为定量测度可持续发展和评价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提供了一种直观、简洁的工具。正是因为如此，生态足迹理论被广泛引入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运用该方法对旅游业的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发展作了深入研究。
一、生态足迹理论及研究进展概述
该理论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在生态足迹理论中，根据生产力大小的差异将地球表面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分为6大类：化石能源地、耕地、牧草地、林地、建成地和海洋。由于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生产能力各不相同，因此还要结合基于全球平均产量的土地类型相应的均衡因子，以转化为全球的统一标准(全球公顷，ghm[2])，便于总体比较。
生态足迹既反映了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也包含了可持续性机制。简单讲，利用“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的差值就可以判断和衡量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当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时，当地的生态足迹为正值，生态盈余，说明该区域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反之，如果出现生态赤字，则说明该区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生态足迹概念和分析方法的提出是对可持续思想具体化的一种探索，是对资源资本的一种新的度量方式，成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直观工具。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空间上涵盖了全球、国家层次、地区、城市、社区、校园、企业甚至家庭等；时间上既有某一时刻的静态研究，也有大跨度时间段动态分析；研究对象涉及区域可持续、产业发展、交通、能源、贸易、旅游、生态安全以及个人生活等诸多方面。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生态足迹的研究呈现了以下趋势[1]：研究的空间尺度越来越小，时间跨度越来越长、从整体评价转向特定研究、从单一指标评价转向与其他评价指标相结合。
二、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进展
旅游生态足迹(touristic ecological footprint)是生态足迹分析在旅游业和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用以衡量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虽然生态足迹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但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近年来才开始，由Wackernagel(2000)首先完成了对国际旅游业生态足迹的初步分析[2]。从内容来看，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旅游生态足迹理论研究
旅游生态足迹理论是生态足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具体阐释，这部分研究涉及旅游生态足迹基本概念、计算模型、功能用途、应用范围和研究意义等。国外学者Colin Hunter(2002)[3]首先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概念，初步对旅游生态足迹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进行了分类，预见性地指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做出了前瞻；随后(2007)[4]他又进一步将旅游生态足迹定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标。国内学者杨桂华、李鹏(2004、2005、2007)[5-7]较早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相关概念、计算模型和方法，系统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研究六个方面的功能和理论意义。
旅游生态足迹的理论研究结合了生态足迹理论和旅游的相关理论，体现了旅游的特征，为以后旅游领域内具体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二)旅游地生态足迹研究
旅游地生态足迹研究主要探讨旅游发展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这是目前旅游生态足迹研究的主要领域。
1.相对较大的省级或市县级区域
Peter Allan Johnson(2003)[8]在研究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生态足迹的基础上，分析和比较了安大略湖旅游业生态资源的使用情况；Nicky Chambers和Rachel Child(2005)[9]等人计算了英格兰西部地区的旅游生态足迹；M.Bagliani(2006)[10]等人研究了意大利旅游胜地威尼斯省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尤其是环礁湖造成的影响；国内学者章锦河和张捷(2004)[11]较早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计算的模型，率先实际计算了黄山市的旅游生态足迹；窦蕾(2006、2007)等[12-13]对章丘市的研究有力说明了旅游对区域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蒋依依(2006)等[14]在计算分析了丽江的旅游生态足迹后认为，该旅游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可持续发展之中。赵珊珊等(2008)[15]通过分析2000年-2004年的山东省旅游生态足迹，表明了旅游生态足迹呈现出了逐年递增的显著趋势。王辉等(2008)[16]对对我国32个省市地区的旅游生态足迹作了对比，范围更广。
2.相对较小的具体的旅游景区
Victoria Cole和A.John Sinclair(2002)[17]对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库鲁山谷游客中心的1971-1995年，共25年的旅游生态足迹作了分析，认为旅游生态足迹已经是景区所在地马纳里村面积的25倍，应该制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规划；鲁丰先等(2006)[18]计算了嵩山景区“五一”期间的生态足迹，结果显示这一时段的生态足迹高于该地区的承载力，对当地环境影响显著；孟繁斌(2006)[19]发现所有游客的旅游需求是武夷山现有资源的1.7倍，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甄翌等(2008)[20]提出了可转移生态足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和根生态赤字/盈余的概念，从而减小了由于贸易因素导致的结果偏差。运用改进后的计算模型得出的结果显示2006年张家界旅游的发展规模合理。张一群(2008、2009)[21-22]的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人造景区的生态足迹主要由垃圾和游览娱乐构成，这两方面明显高出自然景区，但生态效率也明显高于自然景区。宋红娟(2007)[23]对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旅游生态足迹做了细致的研究，这种特殊景区的生态足迹研究比较少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对区域旅游发展提出的相应对策
Paul Peeters和Frans Schouten(2006)[24]认为往返交通(OD-transport)是生态足迹的主要部分，提出应吸引近距离市场的游客以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徐娥(2006)[25]在研究盐城海滨湿地旅游生态足迹时指出，影响旅游生态足迹大小的关键因子主要有旅游流的规模、旅游者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旅游者空间行为等，应利用现代技术高效使用旅游设施，降低能耗；章锦河(2005)[26]等创造性地以旅游生态足迹作为依据，确定九寨沟景区的生态补偿金额，以实现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刘年丰(2006)[27]等在研究中华山景区的旅游足迹的基础上，结合“生态适宜度”对景区今后的游客量进行了预测和调控；杨美霞等(2006)[28]针对张家界的自身自然禀赋提出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较之简单的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和可持续性评价，该部分研究更加深入，措施也更具指导意义。
4.建立环境建设和生态安全评估指标
很多学者把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地的环境建设和生态安全评估联系起来，通过旅游生态足迹分析为环境建设和生态安全提供依据和参考。王辉等(2005)[29-30]在理论上就此进行了简单探讨，并对全国的各个省份进行了实际计算；曹新向(2006)[31-32]把旅游生态足迹与当地承载力的比值确定为“生态安全度”，通过生态安全度来考察旅游地生态是否安全，并认为生态安全度小于0.3是理想状态；程春旺等人(2006)[33]则将它作为旅游地生态环境监测指标；Trista M.Pattersona等人(2007)[34]通过计算意大利锡耶纳旅游生态足迹与当地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盈出”或者“差距”，以此来作为当地环境管理改进的指标。
由于评判的标准仍显简单，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在初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
(三)旅游产品的生态足迹研究
这部分主要是研究某一类具体的、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或旅游活动的生态足迹。Stefan G
ssling等(2002)[35]最先以非洲塞舌尔的2000年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生态旅游活动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对环境“友好”。Colin Hunter和Jon Show(2006)[36]对生态旅游活动生态足迹进行的情景推理计算也表明了同样的结果；世界野生动物基金英国办事处(WWF-UK，2002)[37]对西班牙马约卡岛和塞浦路斯的度假旅游产品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比较；李鹏(2005)[1]以云南香格里拉旅游线路为例，完成了旅游线路产品生态足迹的初步研究。谢雨萍等(2008)[38]对红岩村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农业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认为生态旅游模式是减少旅游生态足迹和提高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曹辉(2007)[39]对福州将城市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则说明，城市旅游是一种对自然资源高需求和高消耗的生活方式。
这部分研究突出了某类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虽然同样是探讨旅游对当地的影响和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侧重点集中在旅游活动形式和内容上。
(四)旅游者生态足迹研究
旅游活动是旅游者的活动，一切消耗都围绕旅游者展开，因此，对旅游者生态足迹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席建超(2004)[40]、罗艳菊、吴章文(2005)[41]、符国基(2006)[42]等的研究说明交通方式和交通距离是影响旅游生态足迹的主要因素。Trista M.Pattersona(2006)等[43]发现如果游客都以当地的生活水准进行旅游活动，人均产生的生态足迹将会低于游客在国内的生态足迹。当地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发布和对游客进行当地传统知识的教育，以此降低人均生态足迹，从而保证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李君轶等(2007)[44]对西安市2002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表明，西安市入境游客人均生态足迹约占该市现有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态足迹的1.17％，旅游热点城市的旅游生态足迹对区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餐饮的旅游生态足迹居绝对主导地位。
旅游生态足迹都是直接或间接因旅游者产生的，而且都会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作为参考指标。虽然在内容上有与前面研究重复的部分，但是对旅游者具体行为的研究为以后减少旅游生态足迹、优化旅游活动提供了参考。
三、评述与展望
(一)旅游生态足迹研究评述
总体来看，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和旅游研究中比较“新”的领域，前期研究增长较快，涵盖了旅游的大部分层面，有显著的创新意义，主要表现为：
1.直观测度了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生态足迹的分析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反映了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实现了简单明了地量化评价旅游活动在一定区域的可持续性、表明具体旅游方式的可持续性的目的，操作性较强，为评价旅游可持续发展寻找到了一条简洁的方法。
2.生态足迹理论适用性强
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构建了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生态足迹的计算，很多研究的理论框架在生态足迹理论原理的基础之上，按照旅游活动的传统构成和规律进行理论构建。从文献来看，这种理论构建和计算模型的设计转换自然、顺畅，顺理成章的转换表明了生态足迹理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所以在一定时段内，旅游生态足迹的相关研究增长迅速。
3.整体和特定研究相互结合
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既有大区域内的旅游业持续发展的研究，也有专门领域的研究，并呈现了“整体——专项——应用”的趋势。有些研究引入了其他理论与生态足迹理论相结合，加深了旅游生态足迹研究的内涵，提升了指导作用。
(二)旅游生态足迹研究展望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生态足迹理论在原理和计算方法上获得了一些改进，但仍然面临着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影响了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集中表现为：
1.提高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提升参考价值
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均是建立在基本数据的调查之上的，数据的真实性直接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由于研究角度(有些数据容易被忽略，比如垃圾的数量和种类)和对象的限制(比如企业不愿提供的核心商业数据)，旅游生态足迹研究中诸多数据采用的是经验数值，导致了明显的偏差，降低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因此应该改善数据的调查和收集途径，保证数据准确真实。
2.提高研究的实际指导作用
有学者批评生态足迹的计算变成了一种政策性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技术性的指导工具。简单来讲，就是生态足迹的实际指导作用受到了质疑，旅游生态足迹研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宏观上评判某一地区的旅游发展是否处于可持续状态，但在具体环节上并不清晰；即便在具体环节上有较详细的研究，可是最终得到的改进建议却没有针对性，用理论性的计算得出的是再浅显不过的建议，缺乏明确的现实性。
如何将计算结果更好的应用似乎成为生态足迹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来旅游生态足迹研究多半是研究对象的变化[45-60]。应该找到转接的途径，把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作为基础数据，展开更加深入或者微观的研究，比如与关键环境元素分析结合[61]、与企业管理或者旅游行业标准结合[62-63]、加大被忽略因素的研究，比如旅游垃圾[64]，以使计算结论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