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学视角下彝-汉语方位词上/下的理据探析
王秀云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分析指出凉山彝语方位词“上、下”分工很细，不同下位概念的方位概念要用不同的“上、下”词来表示。这和汉语方位词“上、下”没有分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语中不同下位概念的方位概念都是用同一个“上、下”词来表示的。这种对比具有类型学的意义，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词语的造词理据的形成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
关键词： 方位词；上；下；理据；类型学
一、词的理据的一般含义
语言中词的理据指的是词义形成的可释性，或称“词的命名义”，是指某一语音形式表示某一意义内容的理由或根据，即用某个词称呼某事物的理由和根据。通过造词理据来观察民族文化是可行的，因为语言词汇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一种镜像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语言词汇一定会蕴涵着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也一定会反映在语言的词汇中。例如，彝语称“纠纷、案件”为mu211ø21嫫略）。“mu21即“女人”，“lø21”指“事端、事情”，“mu211ø21”含意为“女人事”。这个词的成词理据，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危机和契机总是相伴而生。人工智能的普及虽然在未来会迅速取代财会基础人工作业，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需要人的主观权衡、裁量和判断，而这些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完成的。因此，会计人必须思考自身应当具备哪些无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能力和素养，从而抓住这一契机，实现新形势下职业道路上的升级转型。本文认为以下几种能力目前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
第一个层面，其理据体现了彝族母系社会的母权遗风。
试题对知识点间联系的考查不足，且考查倾向于横向知识的联系上，对知识点的纵向联系考查更少，缺少对关键知识点的来龙去脉及其中隐含的数学基本思想方法的关注.陈晨对2012年的试卷进行统计，发现主观题(9-14题)中关于学科内容间联系的知识，占全部试题比例为0%[6].通过明细统计，这个现象不仅仅存在于2012年的试卷中，2013年两套试卷以及2014上半年试卷中主观题中关于学科内容间联系的知识比例也为0%.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随着彝族氏族社会的发展，由于女性在社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她们中间年长、经验丰富、具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女性，自然会成为氏族部落中的女头人、女酋长，氏族中的一切事物由女头人及一些女性成员商议裁定。[1]彝语称“纠纷、案件”为“女人事”，是说彝族母系社会中女人是氏族“头人”，有裁决权和管理权。
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个词的产生反映了彝族随着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解体，父系氏族社会兴起，母权衰落，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逐渐强烈，社会中有关婚姻、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与斗争都集中地反映在女人身上，集中地通过女人体现出来并得以解决，女人成为男人斗争的导火索。这就造成了一种似乎一切是非皆与女人有关的心理认识，这种心理最终通过语言的造词体现出来，故而称“纠纷、案件”为“女人事”。[2]笔者认为，“女人事”既可以指女人管理的事情（母权遗风），也可以指女人引起的事情（母权嬗变），二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由此可见，彝语词“mu211ø21”的词义形成是可以解释的，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理据。汉语词“婚”，《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3]259“昏”乃“婚”的古字，“昏”意为“日落西方地平线”、“暮色”。古时汉族女子出嫁要在夜里黄昏时分，明月照路，犹如走着光明幸福之路，寓意吉祥。“女”和“昏”组合起来表示新娘（妇人）像太阳下山回家一样回归自己的家——夫家或妇家。汉语“婚”的造词理据充分体现了古时汉族社会的某些婚姻习俗，也给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个层面，其理据体现了彝族母系社会的母权嬗变。
《说文》对“上”的解释是“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上，篆文丄。”[3]7段玉裁注将“丄”改为“二”：“古文上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从古文上。可以证古文本作二。篆作丄，各本误以丄为古文。”[5《]说文》对“下”的解释是“丅，底也。指事。下，篆文丅。”[3]7段玉裁注将“丅”改为下“:有物在一之下也。……后人改下为丅，谓之古文，则不得不改丅为下，谓之小篆文矣。”[5]
类型学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这种方法需要跨语言的研究材料。它主要通过跨语言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学派，也是研究语言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9]其根本的理念就是不相信仅靠单一语言的深入发掘就能洞悉人类语言的共性、本质或者说“普遍语法”,因此致力于通过跨语言的观察比较来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10]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语言比较研究，之后语言类型学理论引进到国内，其研究发展迅速，但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研究方位词的成果偏少，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二、彝-汉语方位词上、下的理据描写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里，词的理据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诸方面的折光反映，从而使词的理据研究具有认识民族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社会历史文化等的直接意义。例如：汉语中表示亲属称谓的词很多，子女称作“伯”、“叔”、“舅”、“姑”、“姨”的，其父母在口语中则分别称之为“大伯子”、“小叔子”、“大/小舅子”、“大/小姑子”、“大/小姨子”。汉语的这种“子女直接称呼，父母间接称呼”的现象，是汉族人“亲从子称”的亲属称谓文化心理的具体表现。彝语亲属称谓也有彝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彝-汉族亲属称谓的某些不同，在民国《大定县志·殊语》中就有记载：“舅，汉曰公公，倮罗曰ʑo33pu55（约铺）；姑，汉曰婆婆，倮罗曰a33ȵi33（阿宜）。”[4]在云南禄劝和贵州大方等地的彝语中，媳妇把“姑父”和“公公”都称为ʑo33pu55，其意为“丈夫之父”；把“姑母”和“婆婆”都称为a33ȵi33，其意为“丈夫之母”；称呼姐夫为a33ȵi33ru21（阿宜汝），意即“姑父的儿子”。男子称“舅舅”和“岳父”为“阿额”(a21ɣɯ21)，其意为“妻子之父”；称“舅母”和“岳母”为“阿啥”(a21ɸɑ13)，其意为“妻子之母”；称“表妹”为“阿额买”(a21ɣɯ21mə33)，意即“舅舅的女儿”。这种亲属称谓现象正反映了彝族姑舅表优先婚的婚姻制度。由于姑舅表优先婚，因此在夫妇之间往往妻子的姑父、姑母就是她自己的公婆，而丈夫的舅父、舅母就是他自己的岳父、岳母。
传统文字学认为“上”是指事字，甲骨文中“上”作“
”，字形是在一条长横上面画一短横，长横代表基准，短横指出“上”的位置。人们常将“上、下”对举，甲骨文中“下”作“
”，字形是在一条长横下面画一短横，短横的位置正好与“上”的甲骨文字形相反，长横代表基准，短横指出“下”的位置。由此可知，“上”的本义为位置在高处，“下”的本义为位置在低处。这是“上、下”的原始处所（位置）意义。实际上，由处所位置意义可以进一步概括出“上、下”的原始方向（方位）意义，即“上”表示“附着于物体外表面或位于表面之上”、“下”表示“附着于物体下表面或位于表面之下”。蔡永强指出：“‘上、下’的原始意义和原始方位意义本质上具有共通性，无论是原始意义还是原始方位意义，本质上都具有方位意义，即都表达抽象的空间方位，在认知上具有提供概念框架的功能。这种概念框架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上、下’为认知主体提供一个方位框架：‘某物’在‘一’(某一参照水平线)之上/之下（包括接触），处于‘一’（某一参照水平线）上面的范围内为‘上’，处于‘一’（某一参照水平线）下面的范围内为‘下’。方位框架需要依靠概念内容才能实现其语义。例如，‘桌子上的书’，方位框架‘(在)……上面’只有依靠概念内容‘桌子’和‘书’才能实现其语义。”[6]根据蔡永强的分析可知，“桌子上的书”例中的方位框架“（在）……上”表达的语义是：书在桌子的最高处，也就是书在桌面上并与桌面接触。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汉语方位词“上、下”的确具有极大的抽象性，无论是表示一般的“上、下”方位，还是表示立体物的“上、下”方位，汉族汉语一律不细分使用，统统都只用同一个方位词“上、下”来表示。例如，“山上/房上/船上/崖上”等等都用同一个“上”来表示，而“山下/房下/船下/崖下”等等又都用同一个“下”来表示。这就是说，汉语表达“上、下”方位概念的词各只有一个，汉族人在表达不同概念内容（例如桌子、船、山崖）的“上、下”方位时所使用的表示方位框架的词只有一个“上”或者“下”。这和凉山彝语正好相反，凉山彝语在表示“上、下”方位概念时有很多套相互配对使用的词，“上、下”方位概念分得非常细致，各有不同的下位概念，并且不同概念的词都有固定的用法，不能随便互相换用。请看下表1：
表1 彝-汉语“上、下”方位概念所使用的词语对比表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2]被害人陈述包括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陈述，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陈述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方陈述。从被害人陈述的概念就可以得知被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属于广义上的人证，而且是能够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然而人证具有其固有的主观倾向性，必然具有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引入证伪思维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
本文彝-汉语方位词的理据对比研究就属于类型学的范畴。基于类型学的视角研究彝语的方位词，就是要把彝语和汉语在基本方位词“上、下”的造词理据进行跨语言的对比，这样可以看出两种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在哪里。这种共性和差异其实就是语言的普遍性。我们研究语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清楚整个人类语言的特征，而类型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有助于发现全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因此，类型学与语言学的结合，或者说语言类型学是一种根本性质的方法理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彝-汉语上、下的理据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之间在造词理据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另外，本文还对比研究了彝-汉语方位词词源理据及其文化内涵和认知隐喻心理方面的特征，这也属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结果对彝-汉双语教学与研究、语言学习与翻译、跨文化交际等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理论与实用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从表1可以看出，凉山彝语方位词“上、下”分工很细，不同下位概念的方位概念要用不同的“上、下”词来表示。这和汉语方位词“上、下”没有分工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语中不同下位概念的方位概念都是用同一个“上、下”词来表示的。“这种现象可能与彝族居住在起伏不平的高山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系。”[7]这就是说，方位概念在民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在语言中的存在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是重要的概念，表达这些概念的词语在语言中就会越发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这些词语的内部细分也就越全面、越深入。可见，词语的造词理据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以及社会生产生活状况密切相关。
三、结语
彝-汉语造词的理据所反映的民族特点，不仅与本民族的社会基础、地理环境、语言基础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和认知心理特征。词的理据不同，说明操不同语言的人，对事物的分析和认识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与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有关，与词语产生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有密切联系的，归根到底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认知心理特征及其认知能力的反映。这在彝-汉语方位词的成词理据中也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
通过彝-汉语方位词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语言学习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促进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我们知道，跨文化交际是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传递、交换、沟通信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双向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作为双方互相理解之基础的词汇的逻辑意义常常和词汇的文化内涵纠缠在一起。因此，词汇的文化内涵就成为影响跨文化交际效果的最重大因素。[8]彝-汉语中都有很多像方位词这样的“文化词汇”就很好地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以及认知隐喻心理。
照片下面，则是追悼文章，写得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说艾副会长是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干部，出差很少带车子，基本上是以火车大巴代步；说艾副会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出版了四部诗集，获得过“最美女诗人”的桂冠；说艾副会长是一个作风正派人情味儿很浓的女人，把同事视为姐妹和兄弟……
注释：
目前，PC的最新治疗措施包括单克隆抗体靶向治疗和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的使用等。外泌体参与肿瘤治疗时，可直接以外泌体作为治疗媒介，也可通过以阻断外泌体介导的耐药为目标，方法包括：(1)肿瘤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可通过呈递抗原，引起特异性免疫排斥反应。(2)可作为基因治疗的载体，具有能透过血脑屏障、低毒性及组织相容性高等特点。外泌体miRNA可通过改变细胞周期调控以及诱发抗凋亡程序来促进肿瘤细胞由耐药表型向敏感型转变；外泌体亦可有助于小干扰RNA(siRNA)跨越细胞膜。(3)阻断外泌体释放过程，抑制外泌体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
①凉山彝语还有一个特殊方位词ko33（上），当它与la21vu55（下）相对时，表示在所涉及物体的上方，跟i33ʨhi44（上）同义，例如“tʂo21zɿ33ko33（餐桌上）”与“tʂo21zɿ33la21vu55（餐桌下）”；当它不与la21vu55（下）相对时，只表示涉及某一物体或落在某一物体上或某个区域等，这时的方位意义很淡薄，是泛向性的。例如“kha33ȵɔ33ko33（脸上）”与“thɯ21ʑɿ33ko33（信上）”等。
②凉山彝语表示“这、那”方位的词有几套，不同的距离在方位词前加语气词来体现。例如：tʂha21（泛指不同距离的这方）、n̺o⁵⁵（泛指不同距离的那方），thi55（表示距离说话者较近的这方）、a33di55（表示距离说话者较近的那方），khu33（表示在某地、山这面的这方）、hi33（表示在某地、山那面即背面的那方），thsɿ21（专指这方，不独立使用）、a21（专指那方，不独立使用）tʂha21pho55（表示远距离的这方）、n̺o⁵⁵pho21（表示远距离的那方）。汉语的“这、那”一般作指示代词，不表示方位；“这边、那边”有时可以看作是指示方向的；而“这方、那方”则是指参与事件活动的双方或多方，和方位概念没有什么关系。考虑到彝语“这、那”方位词的特殊性，本文暂不对此作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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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of Yi-Chinese Location Words Up and D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WANG Xiu-y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6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ocation words of Liangshan Yi language Up and Down have a very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r,and different concepts of location should be expressed by different Up and Down words.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absence of a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Chinese location words Up and down.The concepts of location of different subordinate concepts in Chinese are all expressed by the same Up and Down word.The motivation of word form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Location Words;Up Down;Motivations;Typology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5-0047-05
收稿日期： 2019-04-28
作者简介： 王秀云（1986- ），女，四川平昌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责编：李布都莫 责校：明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