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管理学（上）——“管理学在中国”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再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质疑是创新的前提
2011年4月，我国备受关注的教育家刘道玉对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和麻省理工学院150年校庆的筹备作了深刻点评：
清华大学(北京)早在5年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3年前就开始1 000天的倒计时活动，从北京到美国的声势可谓创名校百年校庆之最，可是，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
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2011年1月7日～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清华大学(北京)没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两名校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汪晖指出：“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管理学者理应成为这样的反思者。
2011年9月9日，郭重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主持的第67期双清论坛的总结中强调：“‘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12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继承和发扬“反思、质疑、批判”的精神。质疑是反思成功与否的关键；批判是指对质疑准确的关键点进行清扫，进而提升未来事物运行的成效。要而言之，不破不立，“反思、质疑、批判”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和灵魂。
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严肃的反思都是刻不容缓的。为此，本刊自2011年第7期始将“学术争鸣”栏目改为“争鸣与反思”栏目，希望为我国管理学界提供一个反思的平台，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的集聚和共进作出媒体的努力。
本刊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2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5年过去了，对我国管理学勃勃生机背后的疑惑并没有减少，如何厘清当今我国管理学界的热点与难点值得冷静地反思、质疑和批判。
2 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现状的质疑
管理学百年历史中，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贯穿始终，亦即管理学的学科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困境始终没有解除。
在美国和欧洲，20世纪前半期，管理学处于启蒙时期，管理实践者就是管理研究者，管理研究课题源自实践，研究成果直接指导实践，实践相关性甚强，但研究成果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定性的——学科合法性逐渐遭到质疑。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管理学学科合法性运动。大学中的商学院受洪堡原则的驱使，将“求用”的管理研究引向“求真”的“管理解释学”，以巩固其在大学的学术地位(合法性)——大力提倡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管理学，力图将描述性的管理研究提升至科学化的管理研究。随后，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不同追求，直接衍生出管理学者的两大部落。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权威期刊AMJ等竟到了“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力挺管理研究科学化的极端程度；然而，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并不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就能解决的，所以美国的ASQ、OS、AMJ、AMR以及欧洲的BJM、JMS等权威学术期刊一直很关注学科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演进：不仅助推学科合法性(科学化)的强势，而且担忧实践相关性的下滑，于1982年(ASQ)、1989年(AMR)、1999年(AMR)、2001年(AMJ、BJM)、2007年(AMJ)、2009(JMS)陆续出版了针对这一管理学发展的焦点的专题系列文章。近30年来，美国的数任管理学会主席也都对此焦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至今仍未能将二者有效地融合。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管理理论，恰值美国“管理研究科学化”的高潮期，自然会受到直接影响，当然会有滞后：2000年以后，《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也仿效AMJ只对实证研究论文感兴趣。各种基金也以在中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成果验收标准，于是，管理学者们大量生产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关注实践相关性的学者越来越少。针对这一背离管理学本质的偏向，以2004年8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标志，正式将“实践相关性”提上日程。《管理学报》自2005年1月始，开展管理学在中国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并于2008年3月、2010年11月先后启动“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实践·管理”论坛2个系列学术会议，集中探讨相关主题；2012年5月又启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这一关乎管理学科“硬核”建设的专业化的系列学术会议，是前2个系列学术会议的必然延伸。《管理世界》2011年1月始陆续出版“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专题系列译文，系统介绍了2000年以来欧美主要学术期刊围绕这一主题的争鸣文章。2011年9月，“基金委”第67期双清论坛的主题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将“实践相关性”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系列重大学术行动必然会引发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深入探讨。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提出5个事关管理学在我国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也是事关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关系的疑问就教于方家。
2.1 管理学边界何在？——管理学的场域
场域的观点与反思性的关联主要“在于将反思社会学的对象指向充满权力斗争或政治性的学术场域与知识分子场域，破除社会学家(乃至知识分子)的学究谬误、自我神化、唯智主义等诸多弊病”。
2.1.1 边界不清的主要表现—超越了“管理活动”
判别“学科”合法性的内在标准首先是其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学科场域是否存在。对此，管理学界是应当反思的——无论从我国管理学“基础研究”主渠道——“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立项和成果看，还是从我国管理类学术期刊刊出的学术文章看，或是从管理学者群体的研究动向看，都反映出当今我国管理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管理学的边界，导致管理学学科泛化和空洞化，即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同时管理学核心范畴(“硬核”)少人问津。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而最早给出管理活动边界的是法约尔，他将企业中的管理活动从企业中的其他5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的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尽管这一划分和定义被不断完善，但这一对管理活动描述的独到视角却鲜有学者质疑。
问题在于，其一，法约尔的职能说界定的是管理做什么，并没有回答管理是什么；其二，法约尔强调管理活动不是什么(不是另5项活动)，却没有排除另5项活动中仍然贯穿着管理活动，客观上给管理学的学科泛化留下了可能。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大学中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的系所设置，还是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栏目划分，或是各类管理研究基金批准的课题都不乏把非管理活动(技术、金融、财务、会计、营销活动等)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不能说与其没有关系。
管理学的边界应在“管理活动”之内——管理活动是关于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的研究，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这一管理学场域在美国是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的。
2.1.2原因探寻
2.1.2.1 研究对象未统一
管理学场域是由对管理的定义决定的。管理学界对管理的定义至今未能统一，是造成管理学场域不清的重要原因。对管理的定义未能统一则源于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至少分为3类：
(1)组织 “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如达夫特认为：“管理就是通过对组织资源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有效果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巴纳德(组织理论)、德鲁克(企业管理理论)。他们研究为实现组织目标如何将组织中的人、财、物协同得最高效，实际上将企业中的6种活动不同程度地纳入研究视野，场域就明显扩大。
(2)管理活动 管理活动是与技术、市场、财务、安全、会计活动并列的企业中的一种活动。如明茨伯格认为：“管理的本质要揭示的是管理活动过程中比较深刻、相对稳定的并具有内在联系的属性和特征，它与管理现象相对应”。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孔茨(五大职能说)、罗宾斯(四大职能说)。他们从管理职能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本文对管理学场域界定的依据。
(3)组织中的人 “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如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以组织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麦格雷戈(X-Y理论)、莫尔斯等(超Y理论)、利克特(支持关系理论、群体组织理论、“第四系统”理论)、大内(Z理论)。他们以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来达成“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的目的。由于“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所以后2种研究可以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韩德强的定义：“管理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默契和明契)，来协调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完成工作)”。这是对法约尔界定的管理学场域最直接的支持，因为这个定义的推论就是：协调物与物关系的作业研究等管理科学范畴的研究是针对技术活动的，而不在管理活动之列，使管理学场域更明晰。
学科边界不清的原因是复杂的，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实质对象”与“形式对象”分离，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态势，然而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否与此有必然联系尚难定论，但是可以质疑的是，管理学边界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否为混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区别？
2.1.2.2 2种性质不同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
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2类研究，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区别：
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认知事物的属性，是为了积累知识——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事物的属性是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的，“抽取”的主观性决定了只能研究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所以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明确“划界”，即探索既定前提下的事物运动规律——它以分析为主要手段，即通过不断细分研究对象来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
实践研究的目的是求用(求善)，要把事情做好，是为了正确行动 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它以事项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一个有着多种属性的事项，即要处理好事项中不同属性的事物的关系 它以综合为主要手段，需要将抽象出的、分解后的不同属性协调好，整合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
探寻管理活动规律，建立管理学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即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实践经验升华至理论，所以以设定研究边界为前提，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百年来众多管理大师为探寻管理活动规律作出了大量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着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从科学管理理论历经行为科学理论，发展到系统管理理论；从泰罗的“计划职能”、法约尔的“五职能”经孔茨的“五大职能”到罗宾斯的“四大职能”，从经济人经社会人到知识人，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在法约尔的框架中日臻完善，即管理学的“硬核”建设不断丰满 管理理论研究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
应用管理学于社会组织(企业与政府是两大主要组织)，提高组织运行成效，推动社会发展是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协同。我国现状是这类研究被视同管理理论研究，由管理学者独立完成，将管理学边界明显扩大(“泛化”)，实际上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推进(“空洞化”)。
按以上划分，被世界管理学界推崇为管理学的创立者、“大师的大师”德鲁克，虽然著作等身，影响巨大，但他从事的是实践研究——企业管理：这从他将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于企业管理(“事项”)可以看出；从他对自己第一次提出管理学系统知识的著作的命名也可看出(《管理的实践》)；从他发现的企业管理规律：“企业只有一个目的——创造顾客，有两个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还可看出，因为这显然超出了管理活动的范畴，不属于管理“硬核”建设；从他的认知“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或一种专业，虽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仍可看出，因为“管理是实践”，自然“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德鲁克对创立管理学的贡献，因为他在进行实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理论研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他探明了管理的使命、职能、任务、目标管理、知识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自我管理等管理活动的规律。换言之，这2种性质不同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但却泾渭分明：一个是从实践到理论(求真，通过划分边界分析事物本质属性)；另一个是从理论到实践(求用，通过多学科综合提升“事项”的成效)。
从法约尔的界定中也可看出，不属于管理活动的企业另5项活动中，也都需要管理，但那只是包括管理学知识的多学科知识的应用，如探讨营销活动规律就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提高营销成效(达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因此属于实践研究，并不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者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同样在演绎着这样的逻辑——构建管理学是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以“求真”为目的，理论具有普适性；而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范畴内的研究属于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协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以“求用”为目的，研究具有情境相关性：不区分2种研究的性质也会导致管理学边界的扩大。
2.1.2.3 主管部门的主导
在我国，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是，主管部门的导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部1992年、1997年、2011年多次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作为13个大类(2011年版)之一的管理学分为5个二级学科，即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可能是基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管理科学”(等同于教育部的“管理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类同于教育部的“公共管理”)3个分支学科(设有3个处分别受理各自领域的立项与验收)。从《学科分类与代码》的三级学科目录中便可见，不仅囊括了法约尔所说的企业中的非管理活动，而且大大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当然，可能与“组织无处不在，所以管理到处可寻”不无关系。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立项中，同样可以看出管理学边界被无限扩大。更重要的是，20年的惯性越来越大，至今仍然看不到些微改变的踪迹。
综上，从边界不清到盲目扩大边界是量变；从稀释学科“硬核”到学术无序是质变——不利于学科“硬核”的构建；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凝聚；不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助长功利驱使、自娱自乐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总之，不利于学科场域的建设，不利于学科合法性的创立，自然不应漠然视之，否则是当代管理学者的失责。
判别学科是否成立的内在标准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知识体系”。本节就“独特的研究对象”着墨，提出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点之一，然而上述的传统标准已被突破：“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研究方法越来越共享，越来越多样；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理论范式越来越多元”，当今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价值吗？显然，这是需要结合管理学的属性来探讨的。
问题1 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
2.2 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管理学属性
学科属性属于学科元问题，直接影响学科“硬核”的构建、研究方法的运用、成果的评价、资源的配置等，关乎学科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因之，陈春花针对我国管理学界无效学术曾严肃地指出：“不从学科特征出发，不从学科本身的属性出发，空谈学术……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来呢？”
探讨学科属性有不同的视角，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的探讨以往文献几乎都是科学外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视角，虽有争鸣，但基本上趋于达成共识，即主流观点是管理学是自然科学(“物的管理”)、社会科学(“人的管理”)与人文学科(“心的管理”)的综合学科。也有论及管理学是交叉学科或软科学的视角(但对此并无分歧)，本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视角，试述如下。
2.2.1 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
二战后美国政府科学顾问布什将科学技术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他阐明三者间关系的线性模型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而管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这个问题似有伪问题之嫌。
面对现实可能会解除这个嫌疑：我国“基金委”的工作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而且是我国“资助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那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理解的管理科学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这从他们将管理科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3个分支学科可以看出，即这3个子学科都是基础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也是“基金委”战略思想之一的“统筹科学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运作方式。
在这个前提下，管理学者是否贡献了“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又是如何转化成应用研究的？最终如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显然，按布什模型的思路来回答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显而易见的是，“基金委”的这个逻辑与“基础研究”的本义并不一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基础研究“主要是为了取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并不以何特定的或具体的应用为目的而开展的实证性工作或理论性工作”。也就是说，“不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特征，所以，布什“一直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当资助应用研究”(“联邦政府支持应用研究的方式应该是通过税收杠杆等方式鼓励工业界担负起应用研究的责任，同时吸纳基础研究中训练出来的人才”)。
从管理学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泰罗、法约尔、韦伯，还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以及西蒙，或是当代管理理论“大师的大师”德鲁克，他们的管理理论成果都是既来源于管理实践又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的。换言之，管理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即不属于布什的“基础研究”范畴。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多年来资助的项目看，也很难找出基础研究的痕迹。对此，主持过“十一五”、“十二五”2个管理科学战略研究的郭重庆曾诙谐地说：“管理科学部每(个)5年(计划)开始都进行战略研究，作优先领域资助研究，寻找科学前沿，我们在仰望天空，苦苦地寻找星星，但我总感觉不到管理科学领域的星星在哪里”。他表达了与德鲁克特别强调的“管理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艺术，管理就是实践”同样的观点——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
有些学者推荐司托克斯的“二维模型”，认为将科研定位于“巴斯德象限”取向，具有“应用”与“基础”的双重属性，是化解当前困境的正确路径，并以日本大学的“奇迹”般发展为佐证。这似乎可以为我国“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建制提供依据，但是，司托克斯与布什的模型都是自然科学范畴的话语表达，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综合的管理学，能否直接应用这2个模型首先就是值得质疑的。例如，陈劲等将管理学与工程技术归入巴斯德象限，而刘则渊等将工程技术归入爱迪生象限。各自的逻辑都很清晰，但结论却不相同，只能说明司托克斯模型中象限的边界划分不够严谨。
管理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其基础研究就应是研究人的行为机制，但这片星空是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行为科学的，诸如在管理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卢因的场论与群体力学、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与素质测量模型等都是属于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成果。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成果……管理活动只是其应用领域，在提升管理活动绩效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去解决领导与激励、组织与决策等实际管理问题，所以管理研究的“星空”是行为科学，而管理学就在“大地”上。
2.2.2 管理研究属于应用研究
管理活动伴随人类群聚生活而存在，历史悠久。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实用指向和功利性，不同历史时期管理知识体系的积累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至今未变。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用研究”的定义：“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实用目的或目标而获取新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管理研究就是应用研究，而不是经常见诸于书刊的模棱两可的“管理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言外之意是还有非应用性的成分)。
在管理学发展史上留下公认成果的管理学家从事的管理研究，从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经典实例不胜枚举)，即他们从事的一直就是应用研究。刘源张极其简明地将其表述为：“管理学是要用的”。他还举证说，朱镕基的“管理科学，兴国之道”和郭重庆的“学以致用”都是此意。此外，管理学者还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同一结论：吕力在分析了管理实践的本质之后指出“管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技术”(哈默等也认为“管理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由此提出管理学必须实现认识论层次的改变，由“求真”的逻辑转为“致用”的逻辑，实现管理学的技术化，即提出了管理学的技术科学属性；陈春花结合钱学森的论述从技术认识论的视角讨论了管理研究的技术科学属性；高静美从学科的认知维度分析，指出管理学是应用学科；陈士俊从科学学的研究中概括出，科学技术管理是应用科学学(相对于理论科学学)——所有这些论证的指向都是相同的，即管理学属于应用研究。
陈荣秋认为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因为“规律推不出规则，或者说机理推不出操作”，所以需要在其间增加一个“设计”环节，以实现转化，而完成这个“设计”就是管理学的任务(由此便可看出将管理学划归设计科学的原因)。换言之，管理学不处于探索规律(“求真”)的基础研究范畴，它处于其后的转化环节(将探求个人行为机制的心理学和探求集体行为机制的社会学等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创新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
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只有从学科属性才能作出最终的解答。当前，学界对此的看法尚存分歧：一种意见重在“求真”，认为“过分强调与实践的吻合度，已经使管理研究……成为一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是一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的意见重在“求用”，认为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一定居于主要方面，而‘科学严谨性’一定居于从属的方面”，“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统一与弥合的问题”。“站在以严谨性为主的‘科学’视角来看管理实践，就形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以‘手段’为主来拟合‘目的’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面对这样的困境，只有深入探讨才能打破僵局，这就需要“求真”派举证已经取得的“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成果究竟是怎样的？管理理论的“‘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是怎样的？需要“求用”派回答达到“求用”目的的过程中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论探索吗？百年来的管理理论构建中是否完全没有普适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识呢？当然，这也仅仅是起步。
2.2.3 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
既然“基金委”作为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关于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应如何理解就应是管理学界必须面对和认真探讨的。
王鸿飞曾指出：“线性模型和二维模型的表述，和实际过程都可以说相差甚远。好在政治家和行政者的智慧可以在实践中弥补简单理论的不足”。已有学者试着给出一种“弥补”：
高良谋等认为，对于管理学的元问题(即“关乎管理学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这是另一种视角，与布什和司托克斯模型没有关联，但却为管理学留在“基金委”另辟了蹊径。管理学元问题可能不属于布什和司托克斯模型中的“基础研究”范畴，但一定是管理学的核心问题(“硬核”)，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所在，是学科合法性的着力点和归属。梳理、完善百年来关于管理学基本问题的知识积累，形成具有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知识系统就是“基础性研究”，正是关乎管理学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值得政府大力投入的，是需要管理学界集中智慧攻坚的，这不仅是“基金委”的职责所在，而且是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
问题2 管理学有不以应用为目的的基础研究成果吗？如果有，需要认真举证并分析其价值如何吗？如果没有，应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开展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与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有何异同？能否从古今中外庞杂的管理知识库中梳理出中国学者独步天下的管理“硬核”体系？
2.3 有中国管理学吗？——管理学者的使命
2.3.1 “中国管理学”的解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管理学”这一概念已超出我国管理学者自由讨论的范围，而成为“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一五”发展战略的目标(2006年)，即“奠定在未来1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以及“十二五”发展战略的目标(2011年)，即“后20年中国管理学的战略目标：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这意味着这是我国最具话语权的学术共同体——“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咨询委员和评审专家达成的共识，足见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在做“十二五”顶层设计时(2011年)有所调整，更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但“中国管理学”在学界的广泛影响已然形成，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提出构建“中国管理学”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管理学在中国“水土不服”或“变异”(文化不同)，自然要研究适合本土的“中国管理学”。怎么“水土不服”的？很多学者从文化和情境角度分析了“水土不服”的原因，但是，无论是20世纪中后期的德鲁克，还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的柯林斯，他们源于美国管理实践的理念框架在世界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绩效也是不争的事实；也有学者举出照搬西方理论的失败案例，但反例也大量存在——张瑞敏学习德鲁克的理论成效很好；柳传志学习柯林斯的理论也对其赞赏有加，甚至日本人认为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们经济成功和工业发展的基石”。显然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适用性不是用“水土服否”来简单判定的，而是要证明其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效的，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正，进而积累在我国有效的管理知识。例如，刘广灵从中国、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特征出发，探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的组织建设和管理特点，并以理论模型、案例实证为支持，进而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二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实践活动的丰富和管理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管理科学已经具备了进入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条件”，显然这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由此，创建“中国管理学”依据并不充足，所以不乏持谨慎态度者。
作为学科(“求真”的知识系统)，研究“物”的自然科学是无国界的毫无争议，那么研究“人”的社会科学是否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可以有国界呢？虽然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多冠以地域的学问已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同，如“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学”、“希腊哲学”……，但那也仅仅是指证这些学问诞生于某地域，并不等于不适用于其他地域，恰恰相反有无数例证已经证明这些知识系统被不同地域的人们广泛接受。反观之，近几十年来相应地也出现了“中国经济学”、“东方管理学”等正在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的、另起炉灶的重建，虽然至今也没有完全取得学科合法性的地位，但也没有被轻易地驱逐。简言之，无须急于判定“中国管理学”是否是一个伪命题，而是应在实践中继续去检验，因为这已不仅仅是管理领域独有的问题，其复杂性可能已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认知。
正是基于此，2011年“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我国管理学者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从构建“中国管理学”表述为大力倡导“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这是更现实、更能形成合力、更能为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贡献的重大决策；是实现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指导方针。基于此，可以作进一步的解读。受本文结构的限制，因本节讨论“有中国管理学吗”，所以只涉及使命中的“发现规律、解释现象”(认识世界)，而将使命中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归到下一节“管理学者可以远离实践吗”中讨论。
2.3.2 创建“中国管理学”的本质——中国管理学者的使命
2008年，郭重庆就期待我国管理学界遵循冯友兰先生“接着讲”的治学方法来发展中国管理学，并援引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提出中国管理学应该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
2011年，郭重庆进一步提出“讲什么”的问题：他提出8个具体课题。这8个课题基本来源于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导向的大视野。对于另一个导向：“学科前沿”“讲什么”也有一些学者做过探讨，如齐善鸿提出重新界定11个管理核心命题；对于“怎么接”也有学者做过深入思考，如韩巍提出转向社会学——“用扎实的案例进行中国管理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并进一步从管理研究认识论上进行了探索；苏敬勤等提出基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方法与西方管理思想和经验适配理论的研究框架；郭毅提出了“特质—深描—理解—阐释”的认识方法。章凯等提出组织理论创新的着力点是“重释旧概念、凝练新概念、重释旧关系、构建新关系以及整合现有理论”。综合各种观点，能否产生一些共识？
中国管理学者对世界管理学的发展要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可以有2种思路：①管理研究百年来，西方人虽然留下了可观的遗产，但总还有些难题没有解决，究竟是些什么问题他们没有解决而我们有可能解决？在过去的管理大师没有遇到的新的管理实践中，我们的研究起点和西方相近，究竟有哪些焦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挖掘，甚至是我们更具有优势的？试分述如下：
2.3.2.1 破解历史遗留的难题——继承性创新
面对国外学者对《论语》“没有逻辑”的不屑，海归钱宁十年磨一剑，不增删一字从逻辑上重构《论语》，新近出版了《新论语》，对管理学者不啻是一味清醒剂。我国管理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重构能力，当然这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坚韧。试举几个焦点如下：
(1)名词术语 “反思、质疑、批判”精神中的“批判”“绝不能理解为大批判式的批判，而是指对于概念进行清理，淘汰其中模糊不清的杂质，使之通体透明、清晰、准确”。中外学者都对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王学秀援引莱布尼兹的观点指出“概念问题是首先需要关注的”。刘文瑞也强调，“名词使用上的混乱，既是学科发展生机的表现，也是学科水平低下的表现”。“管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这些名词进行学术上的辨析”。美国学者也承认他们研究了百年的管理学，至今仍未走出“概念不清”的误区。独特而清晰的概念是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学术共同体交流思想的前提，却从未被管理学界当做首要问题全力去解决，任其发散，不思收敛，这一惯习不知何时能够终结？我国学者能够成为终结者吗？我国即将出版的最新版本的《管理科学技术名词》中，第一术语“管理”就被界定为“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组织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连管理的对象——“人”都未见踪影，足见其“路漫漫兮”——由此可见管理学科名词术语的界定不仅仅是“管理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的使命，而应在其初稿的基础上，发动管理学界更多有兴趣于此的学者参与进来，如在“管理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这也是举国体制的优势所在)，于指定学术期刊上开展对《管理科学技术名词》(初稿)的深入讨论，逐渐完善，不断修订，为厘清管理基本概念的百年混乱做出我们中国学者的贡献。
(2)知识体系 管理学者普遍认为，经过百年的探索，管理学的基本构架已然形成，甚至“达到了某个高峰”；在大学传授管理知识也延续了几十年，管理学的确立已被广泛认同，然而，对于这个以管理过程为主线的知识体系真就没有升华的可能了吗？中国学者已经在作出相关的尝试：如陈劲编著的《管理学》，将孔茨构建的第一代管理学体系和罗宾斯构建的第二代管理学体系，提升至德鲁克开启的第三代管理学体系，提出了管理学的新范式：领导与计划、运营与创新、资源与能力、治理与控制。再如李德昌独辟蹊径提出势科学理论，从六维信息人假设出发，重构管理学知识体系。前者属于改良型创新，重构了已有管理要素的逻辑关系；后者属于突破性创新，在信息人假设基础上研究管理过程信息相互作用机制，重新审视管理活动的规律。
章凯等对组织管理学科的理论形态作了探索，提出结构型理论、本质型理论、关系型理论、演变型理论、元理论5种形态。由此视角判断，西方管理学主体属于结构性理论形态(过程学派为主体的管理知识体系)；专注于关系型理论形态的研究(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试图将管理学引向科学化之路；出现过一些本质型理论(如德鲁克的企业管理理论)，而十分淡看元理论。换言之，历史遗留下来的创新空间并不小，值得我们去填补。
(3)理论丛林 能否走出管理理论丛林早已成为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心结，管理理论丛林始终是管理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必须扫除的障碍。换言之，只有在管理学成熟时它才会消失，或者说它反证了管理学的不成熟，甚至是不存在。
历史上，有学者试图用权变理论统一管理理论(“有管理学家戏称，权变理论犹如一只装满管理理论的大口袋，什么都能包进去”)；也有学者试图用管理方格理论走出丛林(认为“管理可以建立起唯一正确的体系”——“坐标体系”，(这是)“唯一的、正确的、公理式的管理理论框架”)；还有学者认为丛林的“最终解决需要管理哲学”，甚至直接提出管理生态学是归宿……，但至今丛林依然繁茂。
当然也有相反观点：“西蒙一开始就不同意孔茨的丛林说法”，“他认为对复杂系统进行研究要求多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经验主义者、决策理论者和行为主义者的输入，而管理的未来则提供了在管理科学中综合起来的希望”。其实，西蒙的观点意指管理研究是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协同来解决具体(管理)问题(复杂系统)，但是，他似乎同意将多学科知识汇总为管理学。
从20世纪60年代孔茨提出这一命题(6个学派)，经过20年，不仅没有收敛，丛林反而更加茂盛(11个学派)。又过了30年，是否到了终结这一命题的时候了？我国管理学者有无可能通过创新成为管理理论丛林的终结者？席酉民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提出可以通过双规则机制整合已有管理理论，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