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语境下的公民行动与民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公民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曾这样形容微博在中国的盛况：恍惚一夜之间，微博突然就火了起来。不过，这种火并非偶然，实则是微博的形式较好地迎合了当下社会的矛盾、问题和民众的诉求。在微博兴起的初期，人们寄予了厚望，这不仅是说微博提供了新的媒介平台——有学者据此提出了“民众媒体”(认为是“我们媒体”或“自媒体”的最深刻代表)的说法，此外还给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课题。到了中期，微博彻底地火了起来，用户数量持续飙升，企业、政府机构、媒体也在不断涌入。利益矛盾逐渐凸显，怀疑声也随之而起。
那么，微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社会学研究感兴趣的则是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影响了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公民及其行动。
一、公民行动的微博支持、干预
人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or action)融汇了行为意图、意识及目标，区别于生物简单的反应行为(behavior)。古典社会学的马克斯·韦伯以及后来的塔尔科特·帕森斯、阿尔弗瑞德·舒茨都偏好以社会行动研究社会。当一群人为了特定的共同目标而组织起来，就构成了公民行动(citizens action)。共同目标的建立，多是一个特殊事件或环境的刺激。
微博被认为是媒体，但又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大众传媒甚至网络传播，呈现出更高频率、公共性(但又因用户关注的兴趣局限了信息圈子)特征，见下图。具体来说：第一，“人人皆媒体”，转播者和受众者交叉融合；第二，被量化的“关注度”，一条微博的转发量和评论数显而易见，直接标明了阅读量，而传统媒介则难以考察；第三，粉丝文化，微博可谓是一场造星运动，通过“粉丝”(网易叫“被关注”、腾讯叫“听众”)推动草根明星迅速走进公共视野；第四，简短的文本，以新浪为代表的国内微博每条限140个字(国际twitter限140个字符)，后来兴起的长微博则另当别论；第五，传播渠道脱离主页，以往的博客或空间都是通过用户主页传播，要阅读必须进入该主页，但微博改变了这种形式。以新浪为例，用户只需在“首页”阅读，较少直接进入对方主页，这在相当程度缩减了一条微博的生命，在发微博高峰时期极有可能“转瞬即逝”。除此之外，裂变式传播、发布终端的多元化、草根化都是它的特点。
这些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公民行动”在微博语境下的建构、传播及特征。
公民行动如何在微博世界成为可能？公民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微博如此广泛，同微博的流行分不开。人们正是借此在微博发表诉求，试图制造成一轮舆论，乃至引起相关媒体或部门的关注；反过来，一些诉求的相继成功则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如此形成彼此互动的过程。为了表达诉求而专门注册一个微博账号的实例还不少。笔者在2011年夏注册了新浪微博账号，长期关注微博发展动态，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一场公民行动，按事件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公共领域的社会特别事件，如郭美美事件、“7·23”动车事件以及宏观层面的环境问题、公益行动；具有代表性的个人问题，这类占了公共行动的相当大部分，特别是当下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拆迁、法律公平，主体多为弱势群体。前者发生在公共领域，或者是经过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微博热议，或者是最初的网友发微博报道进而广泛传播，也有的时候是经知名人士发起(如于建嵘在2011年年初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相比较而言，后者个人问题的传播则较为艰难，或者说是充满了偶然性。
首先，个人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或新闻特性，换句话说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其次，问题该怎样表达，在何种程度将问题阐述清楚。虽然说长微博打破了微博140字的限制，然而冗长的内容可能反而不利于传播，此外给人们第一印象依然是那140字以内的正文介绍。接下来的阶段是传播，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环。很显然，只有被相当数量的用户关注(转发、评论)才可能达成舆论的效果。但微博又是“转瞬即逝”的传播工具，如何能够维持生命力？最常见的途径是得到关键人物(如名人)的支持，特别是他们倡导性的转发，从而迅速被粉丝关注，粉丝们又传到下一轮的关注。关注度像滚雪球一样越传播越高。大型公益项目“大爱清尘”最初是由几位爱心人士发起，传播范围受限，在线募捐到的资金相当缺乏。据发起人王克勤先生介绍，一个偶然的机会，该微博被艺人姚晨(在微博界享有“微博女王”的称号)倡导性地转发，很快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募捐资金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直到后来“大爱清尘”发展为被民政部门正式批准的公益项目。既然如此，又如何被名人发觉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抗争性的权益诉求，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尤为关键。笔者曾在2011年年底连续多次收到一位来自四川绵阳某乡镇村民的微博私信，全文如下：“四川地震全世界都在大力支援，而四川省绵阳市某村(按惯例，隐去具体地址——笔者注)的村霸村书记却不顾村民正处于苦难之中，反而索取钱财，天理不容呀！请看看新浪微博里我的微博。谢谢！请你们先打我微博里举证村民的电话问情况是否属实，确认无误，请来采访调查吧。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到来。”那段时间，连续三位朋友告诉我他们也收到同样的私信。随后，我按他的意思发了微博，但我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力，微博发出后仅受到十余人的关注，该条微博一个小时后便“转瞬即逝”。可以推测，他在此前肯定发出了无数的微博私信，给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名人，但收效都甚微。除了该诉求内容难以引发大家兴趣或者说早已司空见惯外，还可能因为名人每天都面临无数类似的诉求无暇顾及，以及名人自身不愿涉及政治争议。尤其是娱乐演艺界明显，而他们又恰好是微博的最受关注人群。这类诉求被关注的往往是诉求微博而非诉求者，即使一条微博被较广泛地传播，但并不会相应地推动接下来的微博，接近“零积累”。此外，被寄予厚望的名人效应实际也极为有限，一是他们无暇顾及，二是政治的顾虑；普通用户已进入倦怠期，各类诉求司空见惯。这样一来，那些诉求个人权益的微博多少是交付给命运的偶然了。
(一)公民行动的几个主要议题
考察微博的内容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用户及微博话题都纷乱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分析出一些较为重要的公民行动议题：抗争性权益诉求、特别事件、曝光、价值或言论及公益。
1.抗争性权益诉求。对微博持积极态度的人认为，微博体现了中国“民主”和“自由”的新发展，甚至提出“通过微博了解真实中国”。不能说微博真的表达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特别是造谣和扭曲事实的副作用，但的确描绘出了弱势群体、权益受害者的困境。一个人的拆迁尚是自己的问题，但众多的拆迁走进公共视野，就可能构成公民行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就独到地分析过个人问题和社会的横向关系，个人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令人困惑可能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的。笔者在新浪搜索发现，截至2012年5月10日，关于“拆迁”话题的微博就高达800多万，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删除、屏蔽或间接表达“拆迁”的微博。
2.特别事件。在微博世界，人人都是媒体，打破了传统传媒报道事件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一个事件发生了，只要按下发送键，一条微博就出去了。特别是一些令传统媒体敏感的事件，人们在谜团中充满了好奇心，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波涛汹涌。从来源看，微博中的特别事件包含了传统媒体的报道(在官网发表后经网友转发或直接在微博发表)、微博网友现场的报道、微博发现或挖掘出的事件及其他。这些特别事件，例如“7·23”动车事故、小悦悦事件。
3.曝光。正是微博的火，一些丑闻、造假等陆续登陆。“微博成了揭露黑幕的大舞台”，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网友们通过挖掘一些机构或名人的微博，发现蛛丝马迹，再据此推断，或直接揭露他们的“假”，例如郭美美的“身份”。此外，微博外的曝光消息进入微博也是一条途径。一般的做法，在140字以内写好容易引人注目的简短介绍，关键词如“史上最牛……”、“赶紧扩散、保存”、“求屏蔽”等，再通过视频或现场照片证明。最近“湖南高校评职称，公开开包厢贿赂”的一条微博火了起来，引起了不少传统媒体争先报道。爆料人正是拍下了当时一位评委发给他们的短信，短信里详细说明了贿赂的详细事项，包括地点、评委名单、金额。
4.价值或言论。尽管微博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可以说依然是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正是如此，人们也表现出了对价值或言论自身的反思、讨论。微博汇聚了成万上亿的人们(按新浪官方的数字，用户接近两亿。但包括了大量的“僵尸账号”、机构账号，一人多号的情况也不少)，他们都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这就影响到了他们在微博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观就难以取得一致，甚至不太可能平静地对话。拿这几个月吵得沸沸扬扬的“方韩之战”(方舟子、韩寒围绕《三重门》是否涉嫌抄袭召开的论战，但成员远不限于当事人)来说，正说明了两大价值观的对峙：真与美。按理说，作品是否抄袭，只是一个“是否”、“真假”的问题，但进行了数月之久的论战，这说明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包括以“真”标签的方舟子阵营，粉丝们都表现出了颇令人失望的“盲从”心理，韩寒方面的粉丝则更是如此。不少的粉丝们愿意无条件地相信、追崇他们的偶像，而不辨事件本身。
5.公益。包括进入到微博的传统公益项目和在微博诞生的新型公益。前者包括“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地球一小时”和“世界自然基金”这类已经被公共所熟知的公益组织，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公益活动。随着NGO和公益理念在中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这类行动，一般由公益组织官方策划，特别的时候新浪会通过热话题或广告增加传播的范围。普通网民、名人特别是明星艺人会格外积极地响应。另外的那些新兴公益项目，则多是由公共知识分子、媒体或较有影响力的普通网民发起。比如笔者在上文提到过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这项公益项目就是由社会学者于建嵘倡导发起。遗憾的是，这类公益在广受好评外，还往往会遭受外界的质疑声，尤其是涉及法律条款、隐私问题等。
(二)微博语境下公民行动的特征及问题
微博的纷乱复杂注定难以给它一个相当确切的阐述，但又的确不同于微博外的公民行动。特征体现在微博强大的影响力，公民行动极为快速的汇聚能力，低成本、高效率、相当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上。同时，还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无组织性。微博公民行动多是通过转发或评论自发形成，一般缺乏规范的组织。二是情绪性、缺乏理性。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些较为尖锐的矛盾，加之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种情绪带到了微博。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面对问题时，言论和立场都缺乏理性。三是火得快、淡化也快。一条微博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火起来，但一旦无新的抢眼点，可能很快就会被公众遗忘。四是微博容易被操作，造成一系列的假象。判定一条微博的受关注程度，是通过客观的被转发、评论数目，且仅仅能如此。这就诱发了虚假的转发、评论，俗称“水军”，笔者多次发现一个微博账号成百次地转发同一条微博。传统媒体的政治顾虑、公共政治空间的受限也阻碍了公民行动从线上到线下的转换，而实际成效还得回归到现实的实践。此外，公民行动多是为了权益的争取和表达，转型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诱发了“民粹主义”或“民粹消费”。这需要格外的关注，笔者在下文重点谈到。
二、民粹主义及公民行动在微博的发展趋势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一篇主题演讲——“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提到了微博中的中国网民：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他归纳了“信仰”、“主流媒体”和“人文和通识教育”等几点原因，但没有对微博中的“民粹”作较详细的阐述。
民粹在微博出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背景，是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强势弱势差距。
在微博中存在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名人尤其是演艺明星谈的都是被称为近乎“弱智”的生活琐事，相反，谈政治谈国家的却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微博。暂不论前者为何热衷生活琐事而不愿涉猎政治时事，后者的确表达出了他们恰好缺乏的东西：财富、身份及政治权益。一般而言，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有益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是政府不容置疑的责任。民粹主义，过度地倡导他们的权益和诉求，则适得其反，乃至被一些人蓄意利用。公民行动过程中，极可能衍生或混入民粹。如此一来，至少存在这些危险：消减公民的社会动力、判断缺乏理性、微博被利用(民粹消费)。“消减公民的社会动力”容易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把弱势群体局限在了“言论的谩骂”和“无休止的批判”中。在民粹下，一切代表平民的都合情合理，在问题面前缺乏理性的判断。比如，一个乡镇基层干部在交通事故中遇害了，民粹的第一反应是“谋杀”，并坚信不疑。应该说，的确存在这种可能，社会矛盾凸显，县级政府管理失调、公信力下降乃至乱象重生，但这并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民粹消费出现了，一些人为了炒作或为博取大家的好评，极端地发表一些民粹言论，甚至造谣。在微博世界，常常会出现一些图片，多是表现官员如何腐败、官僚主义如何严重的。前段时间，一位微博用户发表了一组名为“江西赣县某乡镇领导出巡，武装护队”的图片，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范围地传播，博取了大家的愤怒。但经过考证，图片实为“我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负责人孙必干在安全人员陪同下，考察临时馆舍”。尽管如此，不少人们依然愤怒如初，丝毫没有批评这位“造谣者”。
这些后果的责任在谁？在网民，也在政府。正如赵鼎新教授所指出的，微博网民缺乏常识和理性，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同样，一些政府部门对言论过度干预以及长期以来在基层中累积的民怨，都在一定程度催生了民粹。
在兴盛初期，微博的确发挥了可谓空前的积极功能，推动了公民行动在网络的新形势。遗憾的是，市场利益的卷入、强势集团的舆论控制、政策的滞后以及公民社会的不成熟，相应地消减了政治空间。公民行动在微博的未来发展，将继续前期的权益诉求，在博弈中尴尬发展，直到被一种新的形式所取代。那时，微博时代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