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论纲——对当前中国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时期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和国经过50年的征程，特别是经过20年的改革，完成了初级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新的历史转折点已悄然呈现。从1996年以来出现的诸多经济问题，无不预示着整个社会已进入经济发展轨迹的转折点，许多传统发展思路和经济政策在实践中频频受阻，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不能不考虑换一个层次来观察经济发展的转折特征和变化趋势，以寻求解决中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新战略。
一、农村需求不足、工业供给过剩，标志着以工补农的时机已经成熟
共和国奠基于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自强，在满目疮痍、外受包围的困境之下，建国之初不得不依靠规模极小、产品剩余量极少的自然农业来积累资金兴建现代工业。国家建设资金的来源，借助于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低水平的职工工资制度，从而取得可支配的产品和可集中使用的资金。农产品低价和工业品高价形成的剪刀差所转移的价值，构成了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基础；庞大的农村人口低消费为比例不大的城市人口提供基本生活品和工业原料，构成了国家工业和城市建设的物资保证。多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运行一再表明：哪一年农业丰收，就决定了后几年的工业增产增收，城市供应就有所改善；哪一年农业欠收，整个国民经济就面临困境。从“一五”计划到“八五”计划时期，投入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6万多亿元，这些资金来自于农业的直接税并不大， 但来自农业和工业产品交换中的转移价值所占的比重，则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5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以农业支持工业、以农助工、以农保工的过程。在正常的条件下，只要保持农业有较稳定的承受能力，就可以放开手脚发展工业，人们所担心的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害怕工业品供给不足，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工业的高速度，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缓解工业品的短缺局面。在前30年中，出现过几次农业危机，最严重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农业大面积欠收，当时不得不收缩工业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采取严厉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整个70年代，一直由低水平的农业所勉强支撑。到了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蓬勃展开，是农村生产力的一次空前解放。国家除了改革农村基本制度以外，还利用了最灵敏的经济手段，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开放农产品市场，使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产品供应很快地得到缓解，有力地支持了后20年的工业大发展。
工业的发展规模决定于农业剩余产品的供给能力，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50年代到80年代末，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也可以说这是近5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轨迹。从1996年以后，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买方市场的出现，是呼唤转折的市场表现；而其更深一层的变革，是农村市场接纳不了那么多工业品、城市也接纳不了那么多农产品，这是农业和工业、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双重市场约束的根本性变革，由此而导致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基本政策必须有根本性转变的现实经济压力。
首先是农产品的供给能力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近几年来困扰经济的不是农产品供给不足而是相对过剩。长期令人担心短缺的粮食、棉花、肉蛋、蔬菜、水果、水产品，都呈现出普遍过剩的趋势，甚至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撂荒、熟果弃采的情况。其次是工业品出现了空前的市场滞销。从50年代起，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工业品的需求，国家集中大量资金，千方百计发展工业，以摆脱工业品的短缺困境。尤其是最近20年，加速发展了轻工业和家电产业，使市场供需局面迅速改观。在发展这些工业时，都把农村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进行需求测算，形成了可观的生产规模。而现在，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的销售，出现了普遍的销售低迷局面。工业品大量堆集，厂商削价出售，工业巨大的生产能力闲置，而农民囊中羞涩，望而却步。再次是国家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调节空间日渐收缩，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所形成的利益在体制外流失。改革初期，国家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弃了坚持近30年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产品剪刀差一度有明显收缩，农民获得了实惠。但是，由于流通秩序的混乱，工业品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频频上涨，出现了农民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从8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现在，农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更为担忧的是基层行政部门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屡禁不止，收费项目之多和收费数额之大令人吃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的直接投入连续下滑，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进步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村市场的相对萎缩已成为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
由此可见，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市场问题，农村是关键。解决工业结构问题和城市就业问题，不能拘泥于工业自身和城市经济范围找出路，农村不活，工业和城市就不可能真正活起来。进入21世纪之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再沿袭传统的发展思想和经济政策，迫切需要适应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经济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放弃以农补工的传统发展战略，转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轨道。实现这种转变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时机很好，时不待我、势在必行。如果实现以工补农，途径很多，此处存而不论。
二、东部地区经济面临国内市场滞后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开发西部地区是实现东西部经济联动最佳途径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年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科学决策。改革之初，率先开放沿海地区，实行地区发展倾斜政策，调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的技术、人才、管理、地缘优势，沿海各省市相继取得了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东部地区新兴产业地带。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壮大，需要有广阔的后方市场，不能长期保持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保持东部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既要有国内市场的支持，也面临着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在过去的20年中，东部地区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大部分是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群体。但是，目前国内出现的买方市场，农村经济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市场发育滞后，使东部地区经济潜力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内受国内市场吸纳能力的限制，外受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东部地区经济不得不承受着人口、市场和产业升级的多重压力。如家电、汽车、化工、轻纺、食品等行业的生产能力，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些行业的产品在东部地区的社会保有量大于西部地区，西部不加快发展，这些地区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充分开发利用，坐失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由于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较快，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拉大，加上东部地区资本边际收益率较高，使西部的资金和人才流向沿海地区，反过来削弱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发展后劲；农村青壮劳动力大规模流向沿海城市，加重了这些地方的社会管理成本。这种局面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发展，同时也会拖累东部经济的持续成长。加快开发西部地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为东部地区开辟市场、转移技术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和理想的途径。
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就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在1990年进一步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过重，开始时可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问题”。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开发西部地区，是邓小平发展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经过20年的改革的发展之后，确立开发西部地区的时机已经到来，从现在起，把发展中西经济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摆在更突出的位置，这是顺应民心、振兴中华、蓄势待发、实现腾飞的科学决断。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顺理成章的历史巨画，是实现下世纪发展目标的宏观蓝图。
开发中西地区的综合国力也已具备，问题在于开发西部地区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如何遵循后发展地区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如何选择开发西部地区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战略。目前东部和西部经济的产业结构大多雷同，西部同东部地区相比，没有突出的产业分工和产业优势，只是规模大小、技术水平高低和经营效率优劣之别。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世界经济发展时，都特别提醒后进国家要注意发达国家的经验，避免重复发达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和付出的不必要牺牲。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样有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效果，有它们特定的环境条件，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也未必有普遍性。从总体来说，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不同于80年代，重复东部地区发展中用过的地区倾斜政策、经济特殊优惠政策、资源不等价交换政策未必适宜，尤其是那种“撞红灯”、“打擦边球”的做法，则可能导致南辕北辙。所以发展西部经济还需要更新传统的观念，探索新的发展空间，确立长远的发展战略。
开发西部地区，并不是削弱或减缓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不一定是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构成一种经济压力，更不能成为一种包袱，应该成为加快东部经济发展的一种机遇。如果把东部地区可流动的资源同西部的潜在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找到东西部经济互动互补的途径，开辟更现实的经济发展空间。只要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来引导资本、技术、人才向西部流动，形成民间投资和区域合作为主导的开发热潮，就可能形成一股稳定的开发力量。从西部经济来说，如果沿袭传统的发展途径，寄希望于多要投资、多上项目、多要救济、对口扶贫等办法，依然走拼资源、图眼前利益的老路，照搬照套他人的发展模式，就可能事与愿违。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是发展观念的更新，二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基本条件的改善。西部地区幅员广大，潜在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交通不便，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水资源奇缺和土地荒漠化问题。发展西部经济的首要任务，不能走东部地区优发先发展工业的老路，而需要优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发展过程中，首要的难题不在于资金短缺，而在于可怕的战略决策失误。许多有远见的专家早就发出了“救救母亲河”的呼声，最近人们又惊呼“沙漠化已迫近首都大门”。解决西部地区水资源的贫乏问题，不仅是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而且也是扩展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我国的水利专家早就提出了宏伟的“溯天运河”方案，把我国西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澜仓江等几条大河的水资源引到黄河，哪怕只是利用1／5，引过来1000亿立方米补充黄河流量，恢复黄河的活力，可以带动区域性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我国整个西部地区乃至中原地区的经济会进入一个空前的活跃时代。幅员辽阔的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山西、以至河北、河南、山东都有条件恢复“山河壮美赛江南”的往日辉煌景象。（注：《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8年9月24日）发表的《再造一个中国》一文，对“溯天运河”工程作了简介。这项工程也叫雅黄工程，从雅鲁藏布江到黄河直线距离700公里，实际流程1500公里，依靠低平地势引水， 全部自流到黄河，投资580亿元，工期5年，设计引水量200 0亿立方米，移民25000人。工程实现后，黄河可通航，西部可开垦优良耕地10亿亩，可救活草场50亿亩，可容纳新增人口5亿，具有无限的多种产业开发前景。
1999年3月15 日又发表了《水利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作者认为黄河断流、沙漠东侵、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北方水资源匮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构成重大威胁。作者对南水北调的七个方案作了技术经济比较，进一步论证了西线引水工程的必要性和技术经济可行性。）水利专家们估算，整个投资比三峡工程大不了多少，而效益可惠及世世代代，可以创造出比四川“都江堰”工程大几千倍的千古奇迹，必将是泽及十多亿人民的千秋功业。类似的工程并不是高不可攀，一些并不比我国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正在进行不少规模巨大的现代世界级大工程。（注：据《扬子晚报》报导，一是利比亚人工河。利用人工河道及穿越沙漠底下的巨型输水管，由南方将清水输送到干旱的北方，预计2002年竣工。二是土尔其水利工程。工程包括兴建22座水坝和19座水利发电站，预计2005年竣工。三是印度纳尔默达大坝，工程包括兴建30座大水坝及3000座小水坝，使40多条支流全部流入灌溉运河，将产生3000兆瓦的电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开发西部地区的战略，对中国下世纪经济成功与否将有着决定性影响。
三、初级规模的工业化资源不能当作夕阳产业过早淘汰，现有工业是整治国土为中心的基础建设所依赖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人们以生存问题为第一需要的时代，向自然索取财富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为了解决全国人们的温饱问题，不得不靠山吃水、靠水吃水，向大自然的索取几乎到了无情的掠夺。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在自己的国土上拼搏；特别是解放后的50年，几乎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国计民生需要的大部分工业产品，基本能够依靠自己的工业部门来提供。在1958 年， 为了实现1700万吨钢铁，曾不惜砸锅炼铁；为了多一点粮食，就动员农民围湖造田、在高山坡上开荒。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工业、农业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大多数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有一部分人已达到小康水平。现在社会消费层次已经拉开、消费需求已经多样化，平面型消费结构转化为立体型消费结构。在基本消费品方面，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接近饱和，对粮食、肉类、蔬菜、水果、服装、饮料的消费不再追求数量，更多的讲名牌求质量；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城市中面临淘汰的许多产品，对农民来说还是新鲜产品，甚至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从生产资料消费方面，我们的钢铁、水泥、电力、机器设备、建筑材料、五金工具、化工原料，几乎都呈现市场饱和，但我国城乡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甚至江河湖海的大面积污染和毁坏，环境恶化正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土整治比先进国家要落后几十年到几百年，进行大规模的国土整治适逢其时。
现在许多工业部门，尤其是生产资料的供给能力竟然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市场局面，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不得不放空，这是产业结构偏置的结果。现有的工业生产规模，从经济结构上分析，主要是由于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多年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成了“小而全”和“大而全”的产业布局，酿成了生产总量膨胀，产品等级过低，中低档产品过剩，而高档产品长期依赖国外的局面。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适度地果断地淘汰一部分技术含量过低、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和产品是完全必要的。但从总体来说，对已经形成的工业，还不宜过多的废弃和关停，而应该立足于利用、改造和提高，把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开发出来，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家把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时代。在60年代后，他们陆续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等概念；他们把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特点的产业称之为“朝阳产业”，把传统的产业称之为“夕阳产业”，诸如铁路、钢铁、矿山、机器制造、邮电、印刷、报纸等产业，都列入或即将进入夕阳产业之列，把生物、电子、航空、航天、信息、金融、服务等列为朝阳产业。相形之下，我们初期工业化所形成的产业，可以说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正在淘汰的夕阳产业。即使是我们引进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在西方国家也是第二流的产品，有的是他们淘汰下来的过熟技术。进入21世纪，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时的工业技术水平，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产业，才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他们的“夕阳产业”要不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加速淘汰政策呢？这一点倒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大可不必追赶发达国家的淘汰潮流，更不可轻率盲从。
我国工业化的初始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但我国工业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没有完成，或者说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还处在对社会有所补偿的时期。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如交通密度、淡水资源、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消退、国土荒漠化、资源浪费等等远高于世界水平。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初级工业化所能提供的经济实力。比如，我们有钢铁、水泥、建筑机械、丰富的劳动力与消费资料，是闲置起来好呢还是利用起来好呢？“夕阳产业”的巨大生产潜力，如果用于改善民族的生存环境，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方兴未艾的产业，是大有作为的产业。如西部地区的开发，不只是加快发展工业问题，而首要的课题是解决生存所依赖的水资源问题；全国大多数经济发展滞后地区，首要问题是保持和改善生存环境，尽快进入小康的问题，那种享受型的生活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遥远的理想。
把现有的工业基础作为“夕阳产业”还为时过早，相反地应该加快利用已经形成的工业基础，动员潜在的生产能力，集中国力整治国土，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水利、交通、电力和环境治理问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中国的现代化奠定永固的基础。有的学者说，基础产业投资没有经济效益，至少短期内没有投资收益。这个问题可能要从机会成本和远期收益两个方面来分析。放弃现有生产潜力的利用，甚至把已经形成的初期工业化成果弃之不用（当然不是为了保护落后、也不是反对必要的淘汰），可能是最大的损失。积极的办法是利用买方市场所依存的物质基础，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几十年来，只注意了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环境资源的维护，有许多工业性投资受益不多而损失巨大，得不偿失。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国家不得不筹措巨额投资来治理，每年因水旱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就要耗费国民生产总值3—4个百分点。对环境的投资越少，则环境恶化就会加速度发展，为治理环境而付出的成本越是上升。
四、以“出口替代”为导向带动数量扩张模式的经济增长空间在缩小，以“后进口替代”为导向来促进高科技产业迅速成长
我国多年来的数量扩张模式的经济增长，是由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造成的。从国内来说，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为了满足国内最基本的国计民生需要，在投资和生产中追求规模扩张第一，把发展质量放在其次，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买方市场的出现，是告别短缺经济的一个标志，在国内市场上的数量扩张经济发展空间相对缩小。在国际市场上，经济先进体在八、九十年代实行产业转移，把他们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让出了一块市场。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这种形势，发展了一批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业，弥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空缺。现在买方市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国际市场上依赖数量和价格竞争的国际贸易空间也相对缩小。中国所面临的买方市场现象，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市场常态，又是国际产业分工进入稳定时期的一种常态。中国的一般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全方位的挤压；国外的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又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国产商品被国外商品所替代，失去了自身的竞争优势，甚至被迫关闭。这种格局的出现，从本质来说，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都在重新反思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东亚经济发展时代，已经失去了历史的辉煌。中国是一个具有广阔国内市场的大国，高附加价值产品长期依赖外国是危险的，比较稳健的选择是：调整经济发展思路、确立新的发展战略，以高科技为基础，全面培育国内产业的竞争能力，走以“后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买方市场的出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带来了制度创新的机遇。把买方市场作为一种负担，首先是观念上的误区；把买方市场看成是短期经济现象，也会导致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许多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通过价格竞争来争夺市场，企业竞相降价给消费者带来了一种满足，但在消费者心目中也产生了种种忧虑，许多产品越便宜越不敢购买，真正的国产优质产品也得不到消费者的信赖。生产者的价格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战，可能使参与者都陷入大规模亏损，也可能有一些参与者退出市场，另辟蹊径。国家产业政策的意义，在于指明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途径，为一些企业提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之下，通过企业结构的改组，加大技术进步的投入，在某些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以国内优质产品替代国外产品，展开一场艰难的市场争夺战。埋怨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国产商品是无济于事的，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商品。消费者不愿意多买商品，有消费者自身的选择标准和消费经验，在他们可支配的购买力以内，消费者有能力选择最佳的消费方式，这就是所谓“消费者主权”。最现实的办法无非是两条：一是生产者要为消费者提供最希望得到的商品，二是政府要给生产者营造一个优良的投资环境。目前广为倡导的消费刺激手段，特别是模仿西方社会的消费信贷办法，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格局。推行了两年的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见得比发行1000亿财政债券高多少。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转折，迫使人们进入一个艰难的制度创新过程，并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必要的代价改变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简单的缩小规模、限制产量，更不能人为地造成一种通货膨胀局面来启动经济。历史经验证明，通货膨胀只能导致虚假的市场供求结构，进一步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在原有框架之下进行局部的修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不允许我们简单重复过去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以新的视野来研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已势在必行。如五、六十年代的进口替代，七、八十年代的出口替代政策，当时都发挥了巨大威力，不少国家借此而实现了经济腾飞。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市场已经逐步向国外敞开，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联度越来越强。在国内市场上，外国商品，或者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几乎渗透到了某一个领域，国内市场中国际竞争十分急激，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中的稳固优势已经动摇；在国际市场上的国内竞争也同样空前激烈，我们的厂商在国际市场上不是同外国产品、同外国企业进行竞争，而是在那里同自己的厂家和本国产品自相残杀，形成国际市场上的国内竞争。以为中国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就是开辟了国际市场，可能要大打折扣。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着眼于长远发展，摆脱古典式的工业化老路。
调整产业结构，需要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有效配合，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的功能。目前存在的投资——储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链条关系，需要有内在的转化机制，刺激消费可以抑制储蓄，减少储蓄可能抑制投资，消费上升可以带动生产，而投资下降可能会减少生产，这四个环节的转化如何取得经济成长的最大化，有待于深刻研究。由于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滞后，扩大投资也达不到预期的效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存在弊病，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消费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非对称性，限制了消费需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储蓄总量并不算多，从经济长期发展来说，还必须继续保持国内的高储蓄率，以为储蓄过多而限制储蓄或提倡高消费，是一种理论误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关键在于投资体制弊端阻碍了有效投资。财政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从有钱人的口袋里拿钱，用在社会急需用钱的地方，银行可以把人们暂时不用的钱集中起来，转借给那些用钱效率最高的人们去使用。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存在社会储蓄过剩，也不存在有用物资的过剩。我国出现了商品买方市场，同时存在资金短缺的现实。说明社会上有可用的物资，同时有可调动的资金，这正是发挥财政和银行作用的最好时机，人、财、物和技术四要素同时具备，正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机。
五、虚拟经济（注：什么是虚拟经济，并没有准确的概念，学术界争论也很大。本文所称的虚拟经济，是泛指用价值符号计量的经济，也含有影子经济、派生经济、证券交易和衍生金融商品之意，并非指具体的金融服务业和知识形态的经济。）不代表国力的强弱，强大的实体经济是国家独立自强的支柱
人类社会一天也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一天离不开物质资料的消费，物质资料的生产，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世界经济史和政治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归根到底决定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提出经济发展的新概念，如经济全球化、金融网络化，西方的政治家更是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推行全球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声浪中，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自身的优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不是一个量级的拳击比赛（黄达教授语）。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股票、债券、期货和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财富集中和分配，不仅可以获得暴利，还可以达到掠夺和控制他国经济的目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中国的现实经济基础还缺少参与这种全球虚拟经济游戏的实力。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十年来的证券发展史，还看不出资本市场对农业、水利、交通运输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科学教育事业有可信服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短时期内，恐怕国内证券市场也不具备承担产业结构优化的能力。中国要成为强国和富国，归根到底，还是靠发展实业，过早地寄希望于证券市场，可能会延误经济振兴的时机。
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地位，并不是轻视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保险、信托业的作用，发展金融业特别是建立完善的商业银行制度，是快速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基础性条件。但是，近几年来实体产业部门之间利润率开始平均化，而金融服务业处于某种行业垄断优势，容易取得高额利润，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诱导机制，社会资金对于实体经济投资的积极性下降，大规模地涌向服务业和金融业，纷纷投资于高级宾馆、超级娱乐设施、争办金融机构，片面追求高档次、高标准、高消费，甚至放弃主业热衷于证券期货交易。这种投资偏好，一方面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充足的新资金，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受利益驱使大量游离出来，进一步加剧了第一二产业的资金贫血症，导致了第三产业和第一二产业之间的投资结构失衡，实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受到了致命的影响。国外把第三产业称之为“侯鸟经济”，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尤其是股市、楼市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气候的敏感性最强，更是一种典型的“候鸟经济”。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和台湾受到的冲击，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要小，而经济恢复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快，归根到底与他们产业结构的重心比较稳健有直接关系。日本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从90年代初就受到泡沫经济的困扰，股市和楼市和国外金融资产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日本的制造业有着世界高水平的强盛实力，在国际市场中一直保持着贸易大国的稳定优势。可以说，建筑在危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好比海市蜃楼，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和经济弱国，绝不能盲目追求虚拟经济的表面繁华，动摇发展实体经济的固本强基战略。
目前市场消费不旺，投资增长缓慢，有许多经济学家力主发展证券市场来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证券市场能不能有这种预期的效应，取决于基本的社会经济环境。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证券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环境，毕竟不同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的不成熟性，证券市场可能产生各种扭曲的结果，过份夸大证券市场的功能无异于缘木求鱼。在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证券投资和实体经济投资之间也不是直接的转化关系，更不是恒等关系式。中国的股市基本上是一个政府控制的股市，或者是借助于政策为导向的股市，投资者多以市场短期获利为目的。从5月19日出现股市高涨， 对真实投资的拉动，特别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估价过高，尤其是农业、基础建设和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中得到筹资的机会。至于股市对消费的拉动，更是非直接的，因为参与股市的投资者未必人人获利，获利之后未必人人争于消费，所以对市场消费的拉动力只是短暂的局部的。最近一位加拿大华人经济学家徐滇庆说：“美国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储蓄习惯和目的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有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美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消费结构和中国也不一样。把美国的情况和与中国做简单类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股市可以带动投资和消费，原理是对的，但运用起来未必达到目的，必须小心对待。虚拟经济可以带动实体经济，但支持虚似经济的基础在于实体经济，未有上市公司的优秀业绩，未有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未有基本消费群体的强盛需求，虚拟经济难免昙花一现。
发展实体经济毕竟需要投资，那么投资从哪来？从经济学原理来说，储蓄（S）＝投资（I），只要有储蓄，就会有投资；只要有投资需求，就会找到储蓄；有多大储蓄能力就有多大现实投资能力；储蓄效率高，投资的机会成本就低；投资的效益越高，储蓄的动力就足。我国的储蓄结构是以城乡居民的储蓄为主体，居民储蓄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居民把近6万亿的储蓄送到银行，是世界上少有的珍贵资源。 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有储蓄，另一方面投资上不去，形成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间梗阻症。治疗梗阻症的良方在哪里？很多人主张分流储蓄，途径之一是鼓励消费，途径之二是发展股票市场，通过这两条途径来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人们要问，老百姓愿意把储蓄送到银行，为什么非要老百姓去消费？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能力去搞股票投资，为什么非要他们去炒股？储蓄的钱已经进了银行，为什么银行不会充分运用，非要老百姓自己想办法去用？难道银行的资金真是多得不得了，难道政府就没有办法用好老百姓的储蓄？我们知道，把储蓄引向消费和股市，最终转化为有效投资，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迂徊过程，迂回的路线越长，投资的成本和投资的时效性就越差，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现阶段，有效地疏导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梗塞，关键在于银行制度和政府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投资体制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条件下，即使资金流进了股票市场，也会变为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要把储蓄引到实体经济投资上来，当务之急，一是确立有远见的投资管理体制，其次是建立银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激励机制，舍近求远大可不必。我国的农业、基础建设和非竞争性的产业投资，从股票市场筹资的可能性极小，终究靠财政债券和银行融资提供支持。应该说明，不是反对发展资本市场，而只是不要急于求成；资本市场的成熟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拔苗助长可能得不偿失。
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又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经验，现实地估量中国发展的基础，果断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是实现中华腾飞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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