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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0)02-0018-08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批共产党人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其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可谓居功至伟。
一
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主要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上则侧重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毛泽东出身于湖南农民家庭，受到湖湘一带“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熏陶。受这种影响，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大知识分子有所区别。
一是李、陈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有较为系统的认知（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李大钊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有《社会主义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可以说是基于这个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自洽性，而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尚没有整体性的理解，他在1920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并没有系统介绍或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P22)，这固然有其不足，但却直指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必须的。1921年初，他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P1～2)。
二是李、陈都曾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最早试图对中国上层政治进行改造从而挽救中国之危亡，政治革命无成，才转而追求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改造，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几乎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的理念，因为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断更迭和腐败统治已经打碎了国家主义者的幻想。因此，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始终要求他关注中国社会的下层民众和社会改造。
这两点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一直在注意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各种力量。1923年4月10日，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之所以是军阀统治，是因为“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的经济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二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2](P11～12)1925年冬，他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指出，同盟会至国民党历史上数次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不同的阶级性，分裂势力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国民党右派的分离，“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有助于革命派的“更大的团结”。[2](P30)另一篇就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兹不赘述。
也正因为注意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及各种力量，毛泽东成为党内为数甚少的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0月20日，他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指出，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是，“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2](P16)。一个月以后，他又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的学业一项中明确填上：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1926年1月，他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撰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同年5月至9月，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他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2](P37)党内同志要“立刻下了决心，立刻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和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和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并指出，只有农民组织起来的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2](P39)1927年3月，他又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深入了解、调查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农民反抗土豪劣绅情况，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阐明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这些思想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亦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力量的重新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追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党内多数同志并未走出依靠工人进行城市武装暴动的老路子，直到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后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才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一条最具创造性的道路。这个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据统计，仅1927年到1934年，毛泽东就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仁凤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四村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三次塘边村调查、蛟洋调查、长汀调查、三次才溪乡调查等，留下了许多调查文稿，其中以寻乌、长冈、才溪调查文稿最为详细。从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调查使毛泽东基本了解了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地理环境、交通运输、工商业、人口成分、阶级构成、土地占有及剥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争、地租税收、苏维埃组织建设、农村军事组织及斗争、民主建设以及生产、文化、卫生、社会救济、革命宣传等情况。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积极探索，不断修正和改进根据地建设中的土地、税收、阶级、军队等各项政策，从而在思想路线、革命道路、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为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关于思想路线。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苏联经验的束缚，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关于革命道路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关于在农村搞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疑问很多。毛泽东则坚信，像井冈山根据地这样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下去。其原因有五：帝国主义及军阀对中国之分裂政策；好的群众基础；革命形势之发展；相当力量红军之存在；党的正确领导。1928年11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补充了两条，即有便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但就此确认毛泽东已经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尚为时过早。因为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说得很清楚：“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3](P52)1929年4月，他在给中央的信中仍然认为，虽然革命的现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和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2](P54～55)甚至到了1930年1月，他仍坚持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认为争取江西一省的计划是对的，只不过不应以一年为期。但不同的是，毛泽东此时已经确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3](P98)换句话说，他此时认为正确的革命路线是先在农村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发展力量，进而夺取一省或数省（当时主要的目标是湘鄂赣三省），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这种思路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是有不同的，但无疑向此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关于军队建设。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后在给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作军事运动”。[3](P79)为了改变过去军队由个人领导的传统，毛泽东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三湾村对起义军进行整编，并在连上建立党支部，营以上建立党委，但当时“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1928年9月后，在毛泽东的不断努力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原文如此，疑是‘批评’二字——引者注）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长枪一连的制度……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2](P66)即便如此，在1929年四五月间，仍然发生了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甚至不得不一度离开军队。直到著名的“九月来信”后，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检讨，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其次是进行政治训练。毛泽东提出，在红军成分以游民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主的条件下，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3](P63)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对政治训练的对象、方法、内容、教材、组织形式、执行机关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对当时军队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开创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先河。
第四，关于根据地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经过多次详尽细致的调查研究，对根据地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阶级政策、经济政策、基层政权建设。对于土地问题，毛泽东早在1927年4月就列出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提纲。正是有了这一基础，井冈山根据地开辟约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诞生了。关于这部土地法，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2](P51)另外还提出了按照劳动力分配土地和共同耕种的错误政策。尽管如此，它毕竟积累了经验。此后，毛泽东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土地法进行修正。1930年2月的陂头会议，否定了按劳动力分地的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做法。1930年6月汀州会议，又在原来抽多补少的原则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关于阶级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还比较激进。他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把地主富农实际上划为一类，认为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对地主采取消灭政策，对富农采取削弱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12月才有所变化，他在当月1日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过去富农分坏田的做法不对，富农可与中农贫农分得同等土地，保障富农经营工商业及雇工自由，但是仍然坚持对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不对，认为富农在斗争深入时必然转入地主阵线，因此富农无权参加红军，也没有选举权。[2](P372～373)关于经济政策，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农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对外贸易，依靠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应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要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等政策和思想。这些政策的贯彻“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4](P310)。关于政权建设，毛泽东专门撰写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篇长文，对于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给予明确而具体的指导。
第五，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这一时期，党的军事力量刚刚发展起来，又处在敌人的多路围剿之中，经过了血的教训和多次胜利后，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总结。他说：“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2](P56)
尽管在这一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提出的一些理论政策还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从这些政策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阶段，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如果说前一时期，毛泽东还只是个人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那么随着遵义会议后在党和军队中领袖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把这一正确的方向向全党开始推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清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实践论》、《矛盾论》的著名讲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3](P295)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哲学论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已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然而，党内的主观主义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得到克服。抗战爆发初期，一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主张采取不适合八路军实力的阵地战、运动战。1937年11月底，王明又“从天而降”，到处宣扬“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言论，在主持长江局工作后，又在组织上搞独立性。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第一次鲜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而且针对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P844)在这里，毛泽东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原则的高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他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P707)
凭借当时延安较为安宁的客观环境，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和总结了中国革命前一阶段和新阶段在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从1938年至1940年，他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批判了“速胜论”和“灭亡论”，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武装斗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批判了王明的右倾言论，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目标，等等。这些理论的形成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
在党的核心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统一认识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扩大到全党，发动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整风运动。1941年下半年，整风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为开端，1942年2月，整风在全党拉开帷幕。整风期间，毛泽东强调，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风问题，“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6](P813)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只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6](P820)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延安整风在全党普及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全党走向成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拓了一条新路子。
1944年至1945年6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相继召开，会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认了整风运动的成果，清算了党在各个时期所犯的路线错误，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无以替代的领袖地位，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上了党章。
第四阶段，在艰难曲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1949年至1976年可以称之为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曾面临无数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形势又风云变幻，给新中国的建设提出了很多难题。在这种复杂艰巨的形势下，毛泽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既有伟大成就，也有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7](P794)
建国前夕，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相结合，为新中国搭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框架和五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8](P1431)他也清楚：“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因此将“限制和反限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将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列为新中国两大基本矛盾之一。[8](P1432、1433)同时，毛泽东也在设想中国迈入社会主义的路径。他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区、县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8](P1432～1433)
新中国刚成立后，随着土改的顺利推进，合作经济逐步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不良表现也受到了打击。此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久，又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解释为：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9](P405)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列宁的“和平赎买”思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和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农业和手工业改造道路。按照这一道路，用了大约三年时间和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7](P798)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的问题，存在的经济发展的急躁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理解的问题。这些因素的发展导致了以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一系列违背经济规律问题的发生。这不能不是毛泽东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段曲折。
另外，就在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些事情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1956年4月，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指导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十大关系”。1957年2月，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能用说服教育、讨论和批评的方法，简单说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硕果，为指导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理论尚未在全党扎下根来，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言论导致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内的阶级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开始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最后还导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文革”这一全局性错误中，毛泽东仍在努力追求着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有偏差。
二
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蕴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有深刻的启示。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事业。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顺利的时期，都是调查研究做得比较好，对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把握得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时期。但认识和把握中国这种正在发生巨变的发展中大国并非易事。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都会有明显的差异，历史所赋予的基本任务和所设置的主要困难也必然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即使在同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阶段性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随时掌握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10](P35)，那么就必然要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只有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把握国情，才可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自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反观历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以第二、三阶段环境最为恶劣，条件最为困难，然而成果却极为丰硕。究其客观原因，一则革命形势之所迫，二则革命实践发展之推动，而从主体条件来说，则是毛泽东具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自觉追求。在土地革命初期，战事频仍，但毛泽东利用战争间隙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对他提出的理论政策不断进行修正，使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迈进。1932年后，他受到“左”倾中央领导的打压，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觉探索，他一方面“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4](P323)，一方面积极探索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密切关注着前线战事的发展，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总结“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挽救中国革命和红军于危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利用延安难得的稳定环境，深入回顾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同时大量阅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些书他甚至读了十几遍，并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正是这种不懈努力的科学精神，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大批重要的理论著作，顺利完成了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敢于打破教条、冲破束缚的理论创新精神。
毛泽东一生痛恨并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他多次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1～112)“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6](P820)在毛泽东思想中，很多理论和思想都具有原创性，比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整风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与统一，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等。也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胜利。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曲折的漫长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理解，也需要关注和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思想成果；既需要对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辨析和扬弃，也必须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进行科学周全的考察和掌握；既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自觉和理论热情，也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冷静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结合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创造性的发展，才能不断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少走弯路，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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