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与青年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百年来中国的变化牵动了每一个家庭，是中国历史上的“奇遇”，那么，这30年的变化应该是这奇遇中更为特殊的“奇遇”。黄仁宇又认为，中国要从三纲五常的传统社会走向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实现由数目字的管理，“等于是脱胎换骨”。①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正是处在脱胎换骨之中，变革之大，有目共睹。这30年中各个方面的变化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有了内容丰富的各式各样的讨论。现在让我们考察在这30年中青年从强烈呼吁个性解放、享受世俗生活到成为现代公民的成长与演变过程。
一、80年代：呼唤个性解放
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之回声的文化大革命，使大一统的中国专制统治走向了极端。文革结束，全国上下都在反思。领导层针对“两个凡是”发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坚决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推动了拨乱反正，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转型从此开始。知识界除了关心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同时发起了关于人性、主体性、人道主义、异化等等的大讨论，被称为又一次的启蒙。正是这些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拳启动了中国历史新一页的篇章。
作为时代晴雨表与时代性格的青年，对于这次社会转型作出了最敏感地反应。这种反应不完全是受到上述政治、文化等大动作的影响，“文革”中就有青年开始反思，文革结束，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中青年自己有了觉醒，反应也有鲜明的青年特色。不过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使青年的呼声有了表达的机会。除了伤痕文学之外，在青年的这种反应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表潘晓来信引起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准备了半年多，编辑部以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加上“编者的话”发表展开讨论。发表后仅25天就收到青年的来信18000多件。讨论进行了半年多，收到6万多件来信，发表110多位读者来稿，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当年具体主持讨论的郭楠柠在2008年12期《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认为这场讨论是对个人价值的呼唤：文革中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丧失殆尽，人的存在连同人本身都无足轻重。因此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就成为当时青年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类似的讨论在上海等地还有。可以说，由青年自己发出的这种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五四时期由陈独秀、胡适等知识精英发起的、要求冲决种种传统的网罗实现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启蒙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学生运动的胜利又推动了启蒙在青年中的深入发展，各地都出现了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但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压倒了对个人权利与尊严的关注，在长期内战、抗战的岁月里，好几代青年纷纷投入革命的潮流中，统一的意志与钢铁的纪律使个人权利相形之下变得不切实际，相应的是理性思维不足。这种救国压倒启蒙的态势一直延续到了文革并发展到了极致。文革结束，青年这种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吁，受到了领导层拨乱反正与知识界启蒙宣传的影响，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要求实现民主的活动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连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都在改变服饰发型，青年以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震撼了这片僵化多年的土地。对青年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都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人想起五四时期保守人士反对青年男女剪头发、反对男女同校的类似故事。再加上知青回城的就业、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突出，以至于引起全社会对如何评估青年的争论。不同评价针锋相对，针对“迷惘一代”提出“思考一代”，你说“奋斗一代”他却认为是“垮掉一代”。各学科、各团体直到党中央的研究机构都对青年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对青年变化的不同评价实际反映了对社会变革的不同态度。改革开放就在激烈的争论中艰难推进，包括对青年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转变的激烈争论。
青年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大量引进，特别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学说更引起青年的注意。而邓丽君、琼瑶和崔健等的流行，与上述思潮相结合，在中国开始有了青年文化的萌芽。特别是崔健的流行歌曲，集中反映了当时青年要求个性解放的心声。崔健和周国平共同著作《自由风格》一书，附录中周国平如此评价崔健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含义是丰富的。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在崔健的心目中，‘一无所有’更是一种新的人格理想：真正的男子汉恰恰不愿意也不需要别人给他准备好现成的一切，他因此而有了自己的追求和自由。”②
社会转型为青年带来了追求与自由的普世价值，有了这种新人格的青年又反过来成为推进转型的先锋。以农村青年为例，二元社会结构与人民公社体制有如绳索将青年牢牢捆住，有文化的青年农民90%仍在田间劳动，留下了大量剩余精力无处施展。家庭责任承包制的推行与公社体制的瓦解，为青年提供了相对自由追求的舞台。他们自费拜师学艺，成为开拓生产新门路的先锋，农业生产的分工越来越细。青年这种为求富而兴起的强烈求知欲被称为“历史性的要求”，过去那种“父为子纲”的旧习惯逐渐向有知识有胆识有作为新习俗转移，青年成为家庭经济的当家人。有的青年经过努力发展为乡镇企业的经营者，更多的青年更有了用武之地，企业的青年工人达到95%。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有旺盛生命力的各式各样的农村青年专业协会，推动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青年带头开始了跨地区流动，启动了神州大地上千万人的民工潮。有学者认为这是开辟了古老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过程，改变了有史以来靠不断投入农业劳动力来增加农业总量，以维持社会生计的所谓内卷的恶性生产方式，告别了自秦汉以来定型的传统乡土格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述农村的变革可视为中国真正现代性之历史出场。③
城市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对改革开放的争论仍然激烈，社会环境要比农村复杂。但是也没有阻碍青年以追求自由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何况政府也开始转变“大锅饭”“铁饭碗”的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批勇于开拓的青年摆脱依赖性，从卖大碗茶开始，在饮食、服务、修理、运输等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创业并站住脚赚了钱，“万元户”成了当时的流行语。由此甚至引发出希望按照自我意愿角逐新职业的“跳槽”热。调查表明，希望像特区那样放开一切就业限制，实行自由自主择业的接近70%。自由择业的深圳特区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绝大部分冒险家都是青年。海南省成为特区时蜂拥而至的也是青年。投入创业特区的数百万青年成了第一代的弄潮儿。这第一代弄潮儿也的确遭遇到风险，他们的创业是在重重阻力中前进的，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个体户甚至是在最高层表态支持后才得以坚持。正是这种追求与创新的精神，促进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在发出个性解放呼唤的同时，中国青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依然存在。就在进行潘晓讨论的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出了青年的时代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这时也最为火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参与过多次有政治诉求的学生运动，其中仍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甚至带有激进思潮是其不足。不过，在经济领域，由于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追求自我价值的观念更易于体现；因此正如以上所述，不论是城市或农村的青年，都投身商场，依靠个人奋斗创造前程，成为市场经济的探路者，第一代的弄潮儿。80年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从追求个性解放到亲自投入到政治与经济的现实中去希望实现自我的价值，表现出青春的活力。
二、90年代：享受世俗生活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破除强大阻力再次启动了市场经济的新长征，全国上下掀起狂热的下海经商热潮，国家进一步回归社会。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国家从垄断社会生活全过程的这种体制中，将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归还给作为私人的个体的过程。在自由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的活力与空间也日益增加。既然可以凭个人的能力发财致富，对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来说就更是如虎添翼。据调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已成为当时青年首选的需要，其次才是改善人际关系与读书深造。在下海经商的热潮中，青年们凭借体力智力的优势极具闯劲，奔向沿海地区、特区和各种开发区，青年人口的迁移率是中老年的两三倍。他们没有多少上层关系，就走上了服务业、修理业、饮食业、加工业、手工业等社会普遍需要的职业。大学校园内也都出现了学生创办公司、从事第二职业等现象。至于有专利和强项的海归派和高新技术人才，更是用风险资金办起了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企业。在信息技术、股票证券、金融保险、影视娱乐、营销广告等高回报的行业也都以青年人为主体。农村青年在90年代的流动更是形成了高潮，比起80年代增加了7到8倍，形成数千万人的持久的民工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89岁。这巨大的劳动群体与国内外的资本相结合，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建设了现代化的城市，也发展了农村。不少农民工在城市集聚资金后带回家乡，90年代后期许多县由他们带回的资金上亿元，创办了大批企业，繁荣了农村经济。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指出：原有的阶级出身、单位制等阻碍社会流动的体制正在式微，个人能力和业绩已经成为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表明中国在逐步从国家垄断一切的封闭体制走向开放性的社会。④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大众传媒的普及兴起了大众文化，推动文化由政治型向经济型、禁欲型向享乐型的转变，也就是有媒体说的中国已经从文化革命走向时尚革命，进入了后革命与前消费的时代。消费是人们消耗物质资料以满足物资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是人们生存与恢复劳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过来要影响生产。在改革开放以前，吃饭都要凭粮票供应，现在能进入消费时代，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作用。早在社会转型初期，青年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与消费有关。90年代初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从理想主义激进思潮转向了自身的生活，少了一些革命口号而沉湎在调侃文学、文化快餐、寻求情爱、漂洋过海等的“灰色人生”之中，开始向往优越的物质享受。最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更是直接用消费扩展交际获取发展的空间。在消费时代，商品作为一种符号成为消费者的个性、特征与特殊身份的代表。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电视中对高品位生活的宣扬，各种明星成为消费方式的代言人，都对青年的消费意识产生很大影响。有中国特色的是，我国中老年人在长期经济停滞中，一生奋斗所得也极其有限，而青年由于良好教育的智力资本成了鹤立鸡群的高收入群体，因而成为高消费的始作俑者。
在追求时尚的青年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媒体一度广为传播的“新人类”。1994年深秋深圳一个杂志社的编辑应约接待了几位20岁以下的年轻人，打扮看似随便但连帽子内裤都具有品牌透着帅气，玩的是当时价值5000多元从美国进口的“花式单车”，语言能力极强，举止十分得体，使他想起了曾在日本出现接着传到港台的新人类，在中国是否也已出现了。各地媒体开始对新人类广为宣传，沿海大都市的青年相继声称他们那里也是新人类云集之地。对新人类的论述一时间不乏其文。针对消费，称他们为“零储蓄一族”；因为他们爱学习又称之为“充电一代”；更有人认为连旧人类还在为温饱奋斗，妄谈什么新人类。的确，中国当时不存在“新人类”普遍出生的土壤，而且他们与日本的新人类也有不同。日本青年是对日本赶超型经济发展中牺牲个人自由的武士道传统的反叛，而且走向了“即时满足”的极端，没有任何人生目标（就业以后又适应社会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学步，在商品社会的浪潮中长大，设有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记忆，没有刻骨铭心的政治、历史的负累，我们在转型中造型。……自费上学，自主择业，自我设计，自我调整，自由发挥。”这是广州1999年第5期《黄金时代》发表的“新人类宣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青年提供了一种宽松、自由而且极富想象力、刺激性和满足感的环境，以上这5个“自”显得新人类是多么的逍遥自在。他们追求消费与时尚，解除了符号的所有价值，但又没有日本新人类那种过于颓废的想法，对于当时几位“上海宝贝”描写的病态生活也认为不代表新人类。他们充满激情地自我设计、自由发挥，为的是实现青年的自我与身份认同。
当时的新人类确是少数，他们的出现却是中国社会开始世俗化的表现。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文革”中，一切要听从最高指示，举行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狠斗私字一闪念，任何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连恋爱结婚都要批准，这已等同于宗教社会。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性的复归，重新肯定人世间对爱情幸福等的追求，即肯定世俗的生活。接着与启蒙思潮相联系，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从虔诚的宗教崇拜转向世俗主义，以自由为核心的个人的诸种权利和价值也得到了肯定。韦伯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黑格尔也一再指出：“主体的特殊性求获自我满足的这种权利，或者这样说也一样，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划分古代和近代的转折和中心点。”⑤文革结束，中国经拨乱反正走向经济建设正是上述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要求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变与个人物质利益得到承认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社会流动的增加与就业政策的改变又增加了青年追求的自由度，大众文化的兴起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鸿沟，又培养了青年民主平等的意识。与经济赶超发展限制了个人自由而引起日本新人类的反叛完全不同，中国新人类完全是因经济发展赋予了相对自由而追求享受。自主意识增强了的青年用消费与时尚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恰恰是现代性中世俗化的表现。当时文化界曾掀起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针对价值多元鱼龙混杂。人文精神当然要提倡，但其中一个论点是对世俗生活的拒斥就不对了。现代性的理论证明，中国新人类的出现，是青年从要求个性解放到真实享受个人生活的一种可贵的进展，是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现代的一个标志。
三、新世纪：成为现代公民
进入新世纪，中国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这种发展有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青年的成长也加快了速度。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11月5日发表西蒙·埃勒根特的文章说：“20多岁的年轻人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首要受益者。”在优越环境下成长的80后更是充满了激情、活力与创造性。中国青年报对青年的调查表明：81.8%表示要用“保持青春的激情与心态”留住青春，80%认为“创造性和活力”才是青春的标志。
青年人确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者。北京中关村科技人才中，最近的调查表明，20-24岁的青年占35%，25-29岁的占29%，30-34岁的占20%，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青年。在北京的私营企业主中，20-24岁的占18%，25-29岁的达31.9%。⑥当代经济已经确认为知识经济，许多高科技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开办研发机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知识领域，而青年是掌握新知识最快的群体。北京少年张伯宏15岁留学美国，17岁辍学归来，用在美国学到的唱法创作《北京土著》一歌，在网上评为榜首。上海天实网络科技公司董事长江宇知道后约见张伯宏。交流的结果使江宇大胆决定聘请张伯宏为公司的CEO。江认为张对于网络以及经营网络的理解独到而深刻，要使网络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需要最时尚、前卫、活力的头脑来实现。这样18岁的张伯宏以100万年薪出任，成为一群80后财富新贵中的又一位“毛头小伙”。不仅是高科技，包括娱乐业、传媒业、广告业、信息业所需的知识与技术以及外国语都主要由青年掌握，成为不同于成年的人生资源和就业创业工具，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崭露头角。现在进城的农民工也大多是80后，广东2000万农民工中80后占80%，大专以上程度达到23.2%。他们更加关注自我、要的是开心；认同城市、像城里人一样；提升文化、衣领从蓝变白；注意维权、不再忍气吞声；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⑦如何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青年世俗化的进展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性、主体性，加上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变迁，使青年社会化的传统模式在主客观上都发生了变化，由家长教师主导演变成为在同伴的水平联系中个人有了更大的选择性，成为自身社会化的积极参与者，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而网络在全世界都是年轻人共同交流的平台，80后、90后更突出的特征就是网络一代，跨文化收集信息的一代。网络对当代青年不仅具有极高的娱乐价值，而且是组织公益性互助性活动、进行各种讨论、作为政治或准政治交流的工具。他们在网上的讨论涉及到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腐败等方方面面。据《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在高学历高收入以及大中学生中，最显著的价值取向是希望用法律规范秩序，以民主方式进行协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个人的言论自由。⑧有媒体认为当代青年已经是网络政治时代的主角。很多社会事件，都有大量青年网民参与议论，甚至出现“人肉搜索”现象，影响或改变了政府行为。这种个性的、分散的、非正式组织控制下的政治参与，打破了传统的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状态下组织起来的参与方式；也是在后革命与前消费时代，青年在日常生活中担负责任的表现。不是通过有组织的带激进色彩的政治行动，而是通过公民的道德与行动来进行新社会秩序的构建，达到平隐地和谐地推动社会变革。这种行为是当今青年文化的反映，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是显示青年作用的又一种不可低估的社会景观。
青年的流行文化也在继续崛起。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生”的一场娱乐风暴席卷全国，有15万人参赛，54万人投票，两亿多观众。在这次娱乐风暴中，青年的热情，表达的权利，成功的欲望，商家的策划，媒体的推动，精英的辩解……成为青年流行文化的一次大演练。青年文化得以如此风行，最内在的动因是青年有标新立异、追赶时尚、崇拜明星的需求，使他们成为时尚潮流的排头兵，又被认为是在青年中进行的民主活动的一次大演习。王宏甲提出“休息的革命”，认为人类并不是生产的奴隶，应从疯狂的追逐发展速度、相互耗损性竞争中觉醒，以新的生活方式为疲惫的心灵放假。要发展娱乐、旅游、休闲等产业的经济来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休息的革命”将给青年的流行文化带来更为深刻的意义，迎来青年文化的新时期。⑨
纵观改革开放30年，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与当年启动的社会转型遥相呼应，社会流动的增强又为青年的追求与自由带来了收获，世俗生活的享受使青年在社会上得到了身份认同和平等地位，网络的大量使用不仅开拓了眼界更是得到参政的新方式、增进了民主意识，而创业的成功又使青年的自主性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发挥；总之，新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进程，与青年心理生长与发育的开拓性进程具有某种内在的同一性。社会的进步与青年的成长相互影响到如此的程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尽管由于青年的成长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经济与社会方面，而忽视了隐匿其中的青年的演变发展。在传统模式中成长的成年人，带着仍然残留的保守和怕变心理，对青年的看法停留在旧有的模式中，特别是当代青年都是独生子女，总认为他们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很不放心。然而，一旦他们看到在奥运火炬传递的风波中、在汶川地震的救灾中、在奥运会的志愿服务中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引起举世瞩目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时才会感到十分惊讶，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2008年对中国青年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奥运火炬在欧美的传递因西藏问题而引起很大的风波，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迅速作出反应，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留学生在大庭广众中的讲演，没有党八股，没有大批判，平易近人，极具说服力，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尊严，得到了国际的好评，也超出了国人和政府的想象。汶川地震发生，为这场巨大的灾难所震撼，最早赶到的志愿者都是青年。不计其数的青年救援者、士兵在灾区表现出沉着且毫不畏惧的英雄主义。数百名大学生整夜在红十字工作站排队献血和捐献物品支援灾区。青年们在网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诗歌悼念死难者。“握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这些发自内心哀挽生命的悼诗感人肺腑。在奥运会期间成千上万的青年志愿者，他们的热心，他们的细致，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勤恳……感动了全世界的运动员与观众，被国外媒体称为“鸟巢的一代”，呼吁要给他们掌声。面对青年们出乎意料的高素质，成人社会在惊讶之余，开始了反思。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7日发表了陈季冰写的题为“是‘80后’觉醒了还是我们应该觉醒”的文章，写道：“一旦到了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这种个人觉醒就散发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辉。更准确地说，我们这些‘50’、‘60’人应当自问：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我们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我们以及我们上一代人身上残余的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浓厚的特权意识或特权崇拜，到了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身上，逐渐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权利意识之时，大概也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可能重振之日。”
对当代青年的评价也因此更引人注意。与改革开放初期对青年的评价引起过全社会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不同，现在社会上对当代青年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当然不是说他们已经尽善尽美，也存在种种诸多的心理、社会问题，青年的类型也多样化了。我们这里主要是从改革开放中由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青年演变的主流作出分析。从总体来看，不仅在国内，就是国际友人对当代中国青年的评价都以正面为主。“80后”和“90后”谁将影响未来社会，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记者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的对话对此有了说法。袁岳认为：“80后”更单纯、直接、清晰，有点像美国人，解构性特别强，是中国文化中空前绝后的一代。”而对于谁更能成为影响未来社会的主导者，袁岳觉得在群体层面上“90后”的概率更大。⑩“90后”刚刚进入大学，武汉大学对“90后”的800名大学新生作了调查，认为他们既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娇惯自私，不可理喻，也不是想象的那样独性十足。他们经济富裕，兴趣爱好广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国家大事，责任感比较明确。不因循守旧，具有探索精神，崇尚创新精神。(11)综观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现在青年们既重视自己的权利，又无须动员便高度自觉地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对生命有高度的尊重，对人民有深厚的情感，对国家民族有正当的认同，说明今天的青年已经不仅是经济人，而且又是社会人，具有现代公民的意识与素养。青年的这种变化成长是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公民社会的标志。韦伯曾对发达民族的强盛有过这样的论述：发达民族不仅有经济、军事方面的“外在强盛”，而且因为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有高度的认同感，由此形成了政治向心力的“内在强盛”。(12)由此可见，从改革开放启动时青年对个性解放的呼唤，到亲自参与和推动社会的变革，因而享受世俗生活，发展到今天成为现代公民，使中国也开始有了政治向心力的“内在强盛”，这不能不是中国历史性的进步。
改革开放30年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辛亥革命是第一次，当时对长期专制统治下臣民养成的种种奴性是一个热门话题，鲁迅是对国民性改造论述得最多的学者之一。梁启超、陈独秀等都曾将国民性改造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90年过去了，种种奴性在当今的成人社会中可能还有残余，如上面进行反思的成人所说的特权意识特权崇拜的残余就是，但是在80后90后的身上这种残余就很少发现了。为什么五四启蒙运动以后直到文革，经历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国民性的改造没有根本解决，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才有了较大的改变？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对此作了分析：“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科技引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达而造成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才能真正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情感、人生观和宇宙观。”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仅凭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地更新一切只能是幻想，国民性的变革还需要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两个方面对传统进行转换性的创造。(13)改革开放30年中，正是社会体制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两个方面都开始了转型，国家回归社会，社会承认个人权利，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是社会实践成为青年成长的主要因素。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变化还只是开始，要构建健全的公民社会，还需要在经济、政治等建设与公民教育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这将是这代青年面临的最光荣最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不过，现在已有的这种国民性的空前变化，不能不是中国在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外，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可贵的伟大成就。九十年的历史快要过去了，我们在青年身上看到的是充满现代性的现代公民品质。中国的社会在前进，中国的青年也在进步。中国的青年大有希望，青年的中国也充满希望！
注释：
①黄仁宇.关系千万重[M].三联书店，2001:20、52.
②崔健，周国平.自由风格[M].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210.
③甘阳.重建乡土中国[J].二十一世纪，1993(1).
④陆学艺.当代中美国社会流动[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13.
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124节.
⑥⑧北京青年发展报告[M].人民出版社，2007:461、499、52.
⑦人民日报.2007-5-28（第十版）.
⑨王宏甲.休息的革命[N].学习时报（第9版），2008-12-8.
⑩(11)中国青年报，2008-12-18、2008-11-12.
(12)转引自甘阳.走向“政治民族”[J].读书，2003(4).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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