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藏中的音乐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常所说的“道藏”，是指明代编成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也统称“明道藏”。正统道藏始编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刊印于英宗正统十年(1445)。续道藏编成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正统道藏合刻刊行。1923至1926年间，涵芬楼缩印了此书；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又据此整理影印，装订为36册，题曰《道藏》。
这部《道藏》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共5,485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编排。三洞即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四辅即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十二类为本文类、神符类、玉诀类、灵图类、谱录类、戒律类、威仪类、方法类、众术类、记传类、赞颂类、章表类。洞真部主要收录上清派经书，以太玄为之辅；洞玄部主要收录灵宝派经书，以太平为之辅；洞神部主要收录三皇文经书，以太清为之辅。这些书是道教经籍的总汇，也是道教音乐文献的主要库藏，值得从音乐史料的角度做一专门论述。
最近几十年，道教音乐研究蓬勃发展。先是有20世纪50年代杨荫浏等人对湖南、江苏等地道教音乐的调查，后是有20世纪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圆玄学院等单位主办的国际性的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到1994年，曹本冶主持“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区域；其中成果最多的是白族、纳西族洞经音乐研究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科仪音乐研究。①在道教音乐史研究方面，出现了陈国符《明清道教音乐考稿》、《北宋〈玉音法事〉吟(线)谱考稿》、《古歌考略稿》以及蒲亨强《道乐通论》等成果。②在陈国符的论著中，“唱”、“举”、“吟”、“诵”等术语，《玉音法事》线谱所示吟法以及早期道教歌诀，均得到细致考证。
2001年，在日益兴盛的佛教音乐研究的召唤下，我们曾编成《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一书。③现在，为配合更加深入的道教音乐调查，为支撑更加系统的道教音乐史研究，一部分类细致的《道书中的音乐史料》，实际上也是呼之欲出的。为了给这项工作提供理论准备，今特撰成本文。④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早期道教音乐及其系统的形成
道教音乐是伴随道教的发展而形成的。当道教杂糅古代巫术、神仙方术、鬼神祭祀和医药、导引、养生理论等成为正式宗教之时，道教音乐也从古代的降神歌舞、傩舞以及与摄生、求仙等方士生活相联系的琴瑟吟谣中产生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音乐逐步仪式化，成为教徒宗教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形成系统。据考察，其核心是风格较为稳定的科仪音乐，其来源则主要是与摄生、求仙等方士生活相联系的琴瑟吟谣。⑤
关于早期道教科仪音乐的资料，集中见于北周时成书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25：1—296)⑥和南宋蒋叔舆编纂的《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9：378—729)。前一书有《仙歌》(卷20)、《诵经》(卷43)二品，后一书则收集了自南朝宋陆修静开始制订的各种斋戒仪范。根据这些资料，早期道教科仪音乐主要包括“仙歌”、“音诵”、“道赞”等三方面内容。
“仙歌”是早期道教科仪歌曲的托名，意思是仙人所作。这种托名习惯早见于佛教音乐故事。例如《法苑珠林》说曹植“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⑦；《高僧传》说支昙龠“尝梦天神授其声法”，帛法桥“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石勒建平中则“有天神降于安邑厅事，讽咏经音，七日乃绝”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僧律禁用外道音声诵经，故新制梵呗要假托神话来表白它的出身。道教接受这一影响，为着清洗巫觋歌舞，在公元5世纪以前也创立了“仙歌”音乐。比如陆修静(406-477)所撰《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34：625—627)，即已将《步虚》等歌辞拟诸玄都玉京山上的仙人之歌。此经除《洞玄步虚吟》10首外，另载《太上智慧经赞》8首、玄师太元真人所授颂3首、太上太极真人等真人之颂4首、张天师咒颂4首——都是仙歌的文辞记录。从其中关于《步虚吟》的记载看，配合仙歌的仪式行为有叩齿、存想、绕行；从宋人所编《玉音法事》看，其曲调形式可以用声曲折谱加以记录。这就是说，道教是参考佛教梵呗建立自己的仙歌音乐的；“仙歌”是一种用于道教斋戒的音乐，主体上是声乐。
如果说“仙歌”属于歌曲，那么“音诵”就是一种吟唱；不过，“音诵”用音乐方式来做歌诵，有别于“直诵”。北魏明元帝神瑞年间，道士寇谦之作《云中音诵新戒》20卷，其残本又称《老君音诵戒经》(18：210—217)。经中说到“音诵”与“直诵”的区别，又说：“道官箓生初受诫律之时，向诫经八拜，正立经前。若师若友，执经作八胤乐音诵。”可见音诵有引唱八遍(“八胤乐”)的方式。⑨《无上秘要·诵经品》(25：146—148)对这种音诵道经的方式做了详细记录。例如其中引《洞玄三元玉检布经》云：“行三元道，当讽诵其唱，求感至灵。”又引《洞真素奏丹灵六甲符经》云：“六甲降形，能常清斋咏诵灵音。”这表明道教音诵用于“三元道”、“六甲道”一类斋戒场合。《诵经品》所引，有《洞玄空洞灵章经》等十几种早期道经。从经中所谓“本命之日，诵咏是经”、“道德五千文……诵之千日，虚心注玄”等语句可见，“音诵”、“仙歌”另有一个区别，即“仙歌”用于吟唱经文中的韵文，而“音诵”用于咏唱经文中的散文。
“道赞”是和“音诵”相近的吟唱，所以又叫“歌诵”；但它不同于“音诵”之用于诵经，而是用来表达道教威仪。例如东晋末年《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9：867—874)⑩云：“三洞弟子诸修斋法，皆当烧香歌诵以上，像真人大圣众绕太上道君台时也。”所谓“修斋”，包括“入斋堂东向向香炉祝”、“长跪鸣天鼓二十四通”、“上启”、“烧香祝愿”、“四向拜祝”、“转经”、“行十善念”、“拜章启颂”等科仪节次，是集体参与的活动。《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对这一类赞道节目做了较详细的记载。例如此书卷37《赞道节次门》说到：开发节次、开经节次、进章节次、正斋节次、散坛节次都有道赞。在这些道赞中有《步虚》、《太上智慧经赞》等歌章，原见《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其来源即所谓“仙歌”；道赞中又有《启堂颂》、《唱道赞》、《三皈依赞》、《宿命赞》、《解座颂》、《三闻经赞》、《华夏赞》、《焚词颂》、《学仙赞》、《送五师》等歌章，其声曲折谱亦存于《玉音法事》之中。由此可见，“道赞”在吟唱方法上与“仙歌”相近，它是按功能而命名的歌唱品种。
总之，早期道教音乐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把仙歌、音诵等声乐纳入仪式的过程。仙歌、音诵主要用于修行仪式，赞道则主要用于法事仪式。这一过程是和道教的成熟过程同步的。资料表明，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西汉末年制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早期经典开始，形成五斗米道、太平道等民间道教团体的阶段。从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24：311—598)来看，这时已经产生了关于道教仪式音乐的理论，比如“乐生”理论，主张“以乐治身、守形、顺意、致思、却灾”、“和合阴阳”；“乐气”理论，认为音乐代表了“天地之善气精”，可以“致平气”去“灾气”，使“君臣人民顺谨，各保其处”。又如音乐三功能理论，即认为音乐有“乐人”、“乐治”、“乐天地”的功能。(11)这意味着《太平经》提出了一种把养生、靖众、敬神等功能相统一的宗教音乐理想，因而强调音乐作为仪式手段在团结道徒、组织道徒方面的作用。相关记录又见于疑为三张(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人)所撰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11：346—348)和陆修静所撰的《道门科略》(24：779—782)。从这些记录看来，《太平经》的理论在东汉后期五斗米道的宗教活动中得到了实施。其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为维护新神灵系统，反对淫祠；二是为约束道徒，设立靖庐，建立礼斗制度；三是造作道教斋仪书，创制旨教斋、涂炭斋等斋法。这就是说，三张斋仪已具备神系统一、重视内持、接受神仙思想影响等特征，标志了对民间巫教及其音乐进行改造的重要一步。
第二阶段是从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开始，道教分化，在高门世族中产生以神仙思想为基础的道教教派的阶段。其科仪音乐的代表是《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9：867—874)所记载的灵宝斋仪。这部《要诀》是现存最早的道教科仪典籍，产生于东晋安帝年间(397—418)(12)。据其所记，灵宝斋仪已经有一套较完整的斋仪理论、斋仪节次和主持者仪式。这就是前文“道赞”说到的斋仪节目，以及法师解经、都讲赞唱、监斋弹罚非法等主持者仪式，《步虚》旋绕时的绕行方法、存想方法和歌赞方法。可以说，灵宝斋仪代表了中国道教科仪的雏形。
第三阶段是自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开始，民间道教被改造，出现统一的新道教的阶段。这一时期道教音乐典籍的代表是寇谦之(365-448)撰《云中音诵新科之戒》等经书，以及陆修静(406-477)撰《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古法宿启建斋仪》、《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洞玄灵宝五感文》等经书。从现存的《老君音诵戒经》看，寇谦之为革除“伪法”、加强科律，非常强调音乐在仪式中的渲染感化作用。《老君音诵戒经》多次指出“一从吾乐章诵戒新法”，“吾此乐音之教戒从天地一正变易以来，不出于世”，说明寇谦之已建立了一套崭新的音乐仪式，而这套仪式则是模仿佛教呗赞转读之法而建立起来的。同寇谦之相区别，陆修静代表了南方道教科仪。陆修静重视理论建设，至少著有17种道教科仪专书(13)，由此建立了一套以“内执斋戒、外持威仪”为中心的道教科仪理论。他对各家科仪兼收并蓄，除考述三张旧制外，又集各家斋仪之大成，建立了号为“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仪式系统(14)；并且还为各种斋仪确定了有关设供、焚香、化符、宣戒、上章、诵经、赞颂、烛灯、禹步的程序。据《古法宿启建斋仪》(9：471—480)，其中包括赞引法师上堂、宣五方卫灵咒、奏《三启颂》、奏《智慧颂》、吟《奉戒颂》等音乐内容。据《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9：821—826)，陆氏斋仪主张强化音乐的制心遣欲的功能，配合叩齿、咽液、存思等仪式，“思神役心念，御有以归虚”。正是从陆修静开始，吟唱《步虚》有了安徐雅步、审整庠序、执板当心、临目内视、注念玄真、心形同丹合的规定程序，用于《太上智能经赞》、《太上太极真人辞》等歌辞的吟唱。(15)因此可以说，陆修静是集道教科仪音乐之大成的人物，奠定了中国道教科仪的传统。
二、音乐史料在《道藏》中的分布
(一)歌诀
以上论述，是围绕建立道教音乐系统这一主线展开的，目的是说明道教音乐的历史结构，以便分析《道藏》关于科仪音乐的种种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统成熟之前，道教已经采用了一定的音乐手段，其代表是言说丹道的歌诀。比如在享有“万古丹经之祖”美誉的道书——汉末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其中有一篇关于鼎器和炼丹要旨的《鼎器歌》(20：157—158)，此歌由三言52句和七言3句组成，乃开启了外丹歌诀的先河。大约与此同时，内丹歌诀也产生出来了，例如传说由钟离所撰的《破迷正道歌》(4：916—918)和《还丹歌》(32：458—459)。《破迷正道歌》由七言244句组成，畅述金丹之要；《还丹歌》则是五言34句的歌辞，宣讲阴阳二气的化合。这些歌辞代表了道教音乐的一种特殊功能，亦即以歌诀来帮助记忆的功能。
与丹道相关的歌诀资料主要分布在《道藏》以下部类：
(1)三洞玉诀类。其中言说内丹的歌诀有：《吕纯阳真人沁园春丹词批注》中的《沁园春词》，《阴真君还丹歌注》中的《还丹歌》，《学仙辨真诀》后附的《子母歌》，《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8的《石桥歌》。
(2)三洞方法类。其中言说外丹的歌诀有《还丹金液歌注》；言说内丹的歌诀则有：《金晶论》中“后述金丹大药金晶铅水龙虎真假歌一十一首”，《玉溪子丹经指要》卷下《解张紫阳赠白龙洞刘道人歌》，《修真十书》所录《丹诀歌》、《丹髓歌》34首，以及《卫生歌》、《体壳歌》、《劝道歌》。
(3)三洞众术类。其中言说外丹的歌诀有：《白云仙人灵草歌》，《魏伯阳七返丹砂诀》中歌词10首，《稚川真人校证术》中歌7首，《丹论诀旨心鉴》中歌诀2首；言说内丹的歌诀有：《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巨胜歌》，《玄珠歌》，《太清玉碑子》书之后半所载歌诀10首。此外，《大还丹照鉴》篇前有“北西南东中五方五歌”，《许真君石函记》中有《丹砂证道歌》，《了明篇》中有《遇真歌》、《解迷歌》，《三极至命筌蹄》中有《述赞纯阳真人霜天晓角》、《炼药指真歌》，《金液大丹口诀》中有《安乐歌》。
(4)四辅太玄部。其中言说内丹的歌诀有：《真人高象先金丹歌》，《还丹复命篇》中的《丹髓歌》，《证道歌》，《陈先生丹诀》中的“九转歌”，《翠虚篇》中的《紫庭经》、《大道歌》、《罗浮翠虚吟》，《还真集》卷中尾部的《回风混合歌》九章、《步虚词》五章，《原阳子法语》中的《还丹金液歌》。
(5)四辅太平部。其中言说外丹的歌诀有《龙虎元旨》中歌词7首。
(6)四辅正一部。其中言说内丹的歌诀有《诸真内丹集要》集中的《玄牝歌》、《大丹歌》、《性命歌》、《青龙歌》、《白虎歌》、《还丹破迷歌》等。
除散见于诸道书中的歌诀外，《道藏》中还有一批丹经歌集。
其中三洞方法类有以下丹经歌集：《诸真论还丹诀》(4：327—328)，辑录歌诀18首，包括《玉壶颂》10首；元阳子编《还丹歌诀》(4：885—893)，上卷载《古神仙身事歌》、《吴真君歌》等，下卷载《还丹金液歌》。其中众术类有以下丹经歌集：《还丹肘后诀》(19：177—184)，中卷载《饵还丹应候歌》，下卷载《证道歌》、《黄芽歌》等；《大丹篇》(19：349—351)，辑录丹经歌诀多首，有《龙虎上经》、《黄牛山金碧歌》、《龙虎三伏兼通幽微火候黄芽歌》，以及《刘真人歌》2首、《九霄真君大丹歌》7首、《鬼谷先生九转金液大还丹歌》2首等。其中太玄部有《内丹秘诀》(24：180—183)，选辑内丹歌诀共7篇。
从艺术角度看，歌诀并不是道教音乐最具价值的部分；但是从文化角度看，歌诀却表现了道教音乐的特殊意义。它说明了道教面向大众，必然要以口传心记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一点是各种宗教所共通的。但道教音乐不仅要服务于威仪，服务于斋戒，而且要服务于知识和技艺的传承。正因为这样，它是中国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的渊薮。
(二)仙歌
仙歌是以仙人名义创作的斋醮乐章。同歌诀相区别，它不面向知识，而面向信仰，因而联系于某种天人交合的仪式活动。当灵宝斋仪建立起来的时候，仙歌实际上就有了存在的条件。在《道藏》洞真部本文类收录了一部产自刘宋以前的古灵宝经《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1：799—805)。此经录有“诸天灵书度命品章”4章，各章皆五言韵语24句，分别题“东华宫中诸真人玉女歌诵其曲”、“朱陵上宫诸真人玉女恒所歌诵”、“太素上宫诸真人玉女恒所歌诵”、“北上宫中诸真人玉女恒所歌诵”。各歌章并且有“凤歌通天响，六时应节吟”、“长歌乐云浮，窈窕戏绿軿”等描写。这些描写有具体形象，说明歌唱的仙人其实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事物——它们存在于歌唱者的存想之中。
前文说到，陆修静撰写的斋醮乐章，例如《升玄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也属于仙歌。从载有《步虚词》10首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看，仙歌的确是伴随灵宝斋仪而产生的。所以在《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5：903—908)这部六朝时期的灵宝古经中，有《东华上房灵妃歌》及青童大君、太极真人、西城真人、小有真人之曲。其中《东华上房灵妃歌》为五言24句，歌中有曰“弹徵南云扇，香风鼓锦披；叩商百兽舞，六天摄神威”云云。如果把“弹徵”“叩商”理解为写实，那么仙歌就不仅是单纯的声乐，其中也包含吻合乐律、伴随器乐的歌曲。
有关仙歌的资料主要分布在《道藏》三洞本文类，除以上诸经外，《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有“空洞谣歌”，《洞神八帝妙精经》中有《阳歌九章》。除此之外，在洞玄部赞颂类有《洞玄灵宝六甲玉女上宫歌章》(11：156—157)，载录6首五言体歌章，其中有“妙曲空中唱，玉音互自鸣，宫商玄相和，玄化无际生”等描写。在洞神部赞颂类有《诸真歌颂》一卷(19：851—858)，乃是对《大有妙经》、《老君本生经》、《太上智慧经》、《本愿大戒经》等真经，以及太上玄一真人、青童君、太虚真人、西城王君、小有真人等真人的歌颂。这些仙歌，既然存在于歌唱者的存想之中，那么可以推测是斋醮降神时的颂词。
(三)赞颂
赞颂也就是用于科仪的歌辞，其体式主要有歌、赞、颂三种。在《道藏》中，它主要分布在三洞的威仪类和赞颂类。
“威仪”是道教经书12类中的第7类，专收关于斋法、忏仪和道教科仪制度的著作。其中洞真部威仪类见于《道藏》3：463—612，含南宋人编《太上灵宝朝天谢罪大忏》等道书；洞玄部威仪类见于《道藏》7：1—10：128，含唐末杜光庭编《太上黄箓斋仪》、南宋蒋叔舆编《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元初人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道书；洞神部威仪类见于《道藏》18：252—382，含六朝人据三张旧典造作的《正一指教斋仪》、宋代人编《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等道书。
在威仪类道书中收录了大量科仪歌辞。例如《太上黄箓斋仪》记录58种斋仪，在唱赞、诵咒、步虚旋绕等节次中，有《步虚旋绕》、《投龙颂》、《七真赞》等歌辞(9：342—343)；《灵宝领教济度全书》有《赞颂应用品》(7：87—99)，辑录各种颂赞之词上百首；《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有《修奉应用门》(9：585—588)，汇列各种赞、颂及愿文。此外，在《金箓十回度人三朝开收仪》(9：112—121)、《洞玄灵宝钟磬威仪经》(9：864—866)中，也收录了科仪颂赞。
“赞颂”是道教经书12类中的第11类，专收关于歌颂赞偈的著作。其中洞真部赞颂类见于《道藏》5：785—794，含唐元阳子编《黄帝阴符经颂》、司马承祯编《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颂》、宋张商英编《金箓斋三洞赞咏仪》、元王吉昌编《生天经颂解》、元人编《三洞赞颂灵章》、元末明初人编《诸师真诰》等著作；洞玄部赞颂类见于《道藏》11：120—172，含唐司马承祯编《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北宋末年人编《玉音法事》，以及《上清诸真章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礼赞》、《众仙赞颂灵章》、《洞玄灵宝升玄步虚章序疏》等著作；洞神部赞颂类见于《道藏》19：815—857，含北宋宋鸾撰《道德篇章玄颂》、张继先撰《明真破妄章颂》、金刘通微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以及托名张平子撰《太上洞神五星赞》等著作。在这些道书中，有大量道教科仪歌辞。
科仪歌辞亦见于正一部的典籍，例如《道门通教必用集》中有“词赞篇”、“赞咏篇”各一卷(32：9—21)，“词赞篇”专录科仪颂赞辞。另外，《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上清高上龟山玄箓》、《太上九真明科》和续《道藏》所载《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高山玉宸忧乐章》、《上清金章十二篇》、《徐仙翰藻》等著作，也集中了大量科仪歌辞。
(四)其他歌辞
以上几种歌辞，可以说都是仪式歌辞。其中歌诀配合修炼，仙歌配合斋醮，赞颂配合威仪。但是从道教产生之初，就有用于表达宗教感情而不必配合仪式的歌辞。例如《太清金液神气经》录汉代故事，说郭四朝曾叩船而歌“清池带灵岫，长林郁青葱……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真”云云(18：783)；又如《修真十书》记东晋许逊作有《醉思仙歌》，辞云“醉思仙，醉思仙，无事闲来谒洞天”云云(4：627)。这些作品的年代未必可考，但它们都脱离了仪式，是用谣歌的方式来表达宗教情感的。
道教中另有一种非仪式歌辞，即通过对道教故事的讲述来宣说信仰，人称“玄歌”。从形式上看，是道教的叙事诗；从内容看，是说唱歌辞。例如《老子化胡经》载“玄歌”37首(16)，其中《化胡歌》7首曰“我往化胡时，头载通天威”云云，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老子成佛道的故事；其中《老君十六变词》18首曰“一变之时，生在南方亦如火”，“二变之时，生在西岳在汉川”云云，按方位来组织情节说唱故事。由于崇佛毁道等历史原因，这些作品已不见于今本《道藏》了。但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对于《道藏》所载的非仪式歌辞，应该从多种角度加以理解；其中一部分应理解为说唱歌辞。
道教的第三种非仪式歌辞盛于唐代。唐代建国以后，历朝皇帝都实行崇道政策，大修道观，到玄宗时进入高潮。与之相应，产生了一批较富艺术性的道教音乐。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在政府推动下，制定了更为规范的道教音乐仪轨。例如天宝十年(751)唐玄宗曾亲自在道场中指导道士唱诵《步虚》声韵，并将经过修订的《步虚》韵腔宣示中外。二是创立了道教的庙堂祭祀乐制。例如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亲自改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荐献于太清宫；天宝元年(742)，太乐署又制定了在各地玄元庙告享奏乐的制度。三是把道教音乐纳入宫廷燕乐系统，用于宴飨。例如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使道曲成为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措施，它使很多道教歌曲辞产生出来了，比如开元九年(721)，唐玄宗诏司马承祯制作《玄真曲》，诏李会元制作《大罗天曲》，诏贺知章制作《紫清上圣道曲》；天宝四年(745)，玄宗又制《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送仙之曲》，演奏于太清宫。这种唐代道曲，可考者达67曲。(17)
道教的第四种非仪式歌辞盛于元代。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入道后名王喆)在山东地区创立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清静无为、不立文字，于是推动了用歌曲来宣传教义、诱化士人、“化愚迷歌曲如咒”的宣教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全真教徒写下了大量宣扬全真教旨、劝人修道的歌辞。其资料主要分布在《道藏》的太平部，例如王喆所撰《重阳全真集》13卷，其中卷9录有《悟真歌》等歌辞16首；谭处端所撰《谭先生水云集》3卷，卷上有“无相”、“骷髅”、“落魄”等歌4首；王处一撰《云光集》4卷，卷3有歌3首；刘处玄撰《仙乐集》5卷，卷2有《三字歌》；丘处机撰《磻溪集》6卷，卷3有《青天歌》8首。另外，彭致中编《鸣鹤余音》9卷，卷9收录马丹阳《太空歌》、冯尊师《悟真篇》、吕洞宾《证道歌》、景阳《得道歌》。
三、从《道藏》看道教音乐著述史
道教的音乐著述始于汉代，其早期作品是单篇或单卷形式的歌诀和歌辞，例如钟离的《破迷正道歌》、《还丹歌》。在传说东晋葛洪(284-364)撰的《太清玉碑子》(19：311—314)中，亦录有《杨真人歌》、《金液大还丹歌》、《瑶瓶歌》、《大还丹歌》、《阴长生歌》、《龙虎诀》、《五金歌》。这些著作可能出自后人伪托，但它们反映了早期道教的著述形态。
灵宝斋仪和新天师道使道教音乐著述进入第一个繁荣时代。刘宋以前的古灵宝经《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1：804—805)，围绕四方仙歌而结撰，把一个道教歌辞新品种推上了历史舞台。嗣后，陆修静撰有多种斋醮乐章集，成就了仙歌同道教斋戒仪式的结合。大概也就是在仙歌出现之时，公元415年，在豫西产生了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这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论述道教科仪制度的著作。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之后，敕纂《无上秘要》，造就了目前所知最早的道教类书。此书编入《道藏》太平部，共100卷，其中第20卷为《仙歌品》、第29卷为《天赞颂品》，分别是“仙歌”和道教赞颂的专集。这种歌辞专集，实际上反映了上清派道教的发展。前文“仙歌”所说的《诸真歌颂》，产生在南北朝之时，纂集的正是上清经颂和诸仙真的歌诀。而在《道藏》正一部，亦有一部佚名编的上清派类书。此书名为《上清道宝经》(33：699—730)，共5卷，分12品，其中《妓乐品》列有上清派经典中的歌曲、乐舞、乐器50余名，同样是关于仙歌的记录。
道教音乐著述第二个繁荣时代出现在唐代。由于帝王的提倡，道教歌辞离开斋观，成为道俗共享的艺术品种。从司马承祯、李会元、贺知章等人制道曲的记录可以知道，道教歌曲辞的制作在唐玄宗时期进入了高潮。与此相应，出现了张万福编撰的多种斋醮科仪之书，例如《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28：492—499)；也出现了大批歌诀专书和非仪式的道教歌辞，例如司马承祯《白云仙人灵草歌》、羊参微《还丹金液歌》、黄玄钟撰《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元阳子编《还丹歌诀》集(4：885—893)，以及元和元年(806年)梅彪撰《叙诸经传歌诀名目》(19：64—65)(18)。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宋初。五代宋初较有名的道教歌辞，除烟萝子撰《体壳歌》、刘海蟾撰《还丹破迷歌》、柳冲用撰《巨胜歌》以外，有以下四部歌诀书：广政壬戌二十五年(962)成书的《大还丹照鉴》，其中载录《北方歌》、《西方歌》、《南方歌》、《东方歌》、《中方歌》等歌诀(19：304—311)。张伯端(约983—1082)撰《悟真篇》。此书以诗词歌颂形式阐发内丹丹法，正编载诗词93首，附录载歌颂诗曲杂言32首(2：963—964)。失名所编《内丹秘诀》。此书为内丹歌诀选辑，所载作品包括《至真歌》、《牛颊先生赠马处士歌》、《青城山后岩栖谷子灵泉井歌》等。从内容看，编成于北宋时期(24：180—183)。记录张继先(宋徽宗赐号“虚靖先生”)语录的《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其中有诗词歌颂二百余首，论述修道理论和修炼方法(31：368—389)。(19)
事实上，在五代到北宋，道教音乐著述也因帝王的推动而进入了第三个繁荣时代。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同音乐相关的道书。例如杜光庭编集的《太上黄箓斋仪》、张君房编集的《云笈七签》、张商英编集的《金箓斋三洞赞咏仪》和著名的《玉音法事》。
《太上黄箓斋仪》是一部58卷的大书，公元891年编成于成都。全书辑录各类黄箓斋仪，是陆修静以来斋仪记录的总汇。其方式是每卷一题，记录58种斋仪的节次、祝文、咒赞，在唱赞、步虚旋绕等仪式节目部分载有歌辞(9：181—377)。
《云笈七签》122卷，是依据《大宋天宫宝藏》辑成的一部道教类书。它由著作佐郎张君房始编于天圣三年(1025)，四年后成书并进献给仁宗皇帝。全书征引道经七百余种。书中前30卷总论经教宗旨和仙真位籍之事，卷32至86记载道家服食、炼气、方药、守庚申、尸解术等事，此后辑录前人作品和传记。在此书卷73有《古龙虎歌》等十多首歌辞(22：514—516)，而卷96为《赞颂歌》专卷(22：655—659)、卷97为《歌诗》专卷(22：660—665)。“歌诗”卷主要采录古代笔记小说所记神仙赠答授受之诗歌。
《金箓斋三洞赞咏仪》3卷，由尚书右仆射张商英(1043-1121)奉敕编定。书中收录宋太宗、真宗、徽宗所制《步虚词》、《白鹤赞》、《太清乐》、《玉清乐》等作品，都是行金箓斋时所用的唱赞歌词。此书反映了皇室对于道教音乐的参与和推动(5：764—772)。
《玉音法事》3卷，保存唐传天师道系统的重要道曲。从内容看，辑成于北宋末年。书中卷上、卷中保存有谱道曲50首，其中既有《玉京山步虚》、《金阙步虚》、《华夏赞》等古曲，也有宋徽宗御制的道词，均用曲线记谱；卷下是对依式而行的斋醮科仪的程序说明以及成套歌辞，包括联结大型套曲的支曲、都讲的念白串词、太极左仙翁所传《玉京山步虚》、太极太虚真人所歌《三涂五苦颂》以及宋道君(徽宗)圣制道词《玉清乐》等数十首，不著谱。作为现存最早的道教音乐谱集，本书是道教音乐史上最重要的著述(11：120—145)。
南宋以后，道教音乐著述承袭此前的传统，产生了许多新的内丹歌章；金元时期还产生了许多全真道歌集。相比之下，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四种科仪书：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57卷，南宋蒋叔舆(1162-1223)编撰。此书是黄箓斋法全书，详列各种斋醮仪轨，包括设坛法式、法具、法服、行斋节次、启文奏疏、咒语符图、偈颂赞引等。全书分《仪范门》、《章奏门》、《榜牒门》、《礼成奏谢门》、《醮谢献门》、《科仪门》等24门，其中卷36《修奉应用门》汇列各种颂、赞及愿文，赞文中有和声辞(9：378—729)。
《道门通教必用集》9卷，吕太古始编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后由马道逸改编。此书是道教科仪的集成之书，共分8篇。其中卷2《词赞篇》收录《启堂颂》、《焚牒颂》、《智慧颂》、《奉戒颂》、《请师颂》、《唱道赞》、《华夏赞》、《三启颂》、《玉京步虚词》等赞唱歌词；卷3《赞咏篇》选录祝、咒、偈、宝章、真文等赞咏之词。此后卷4《启奏篇》、卷5《职佐篇》、卷6《赞导篇》、卷7《威仪篇》、卷8《精思篇》均载录持斋行道时应用的启奏、仪文、诀法(32：1—52)。
《上清灵宝大法》45卷，南宋道士金允中编于理宗(1225-1264)之时。全书分55品，卷16至44载录科仪，其中往往叙及仪式中的歌唱吟诵(31：345—652)。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321卷，题南宋宁全真传授、宋末元初人林灵真编辑。现存本经后人增补。全书分20品，集录设斋建醮、祈禳炼度所用的各种科仪及相关的表章款式、符书云篆和偈赞颂词。其中卷10至11为《赞偈应用品》，辑录《步虚》、《散花》等各种颂词，卫灵、五方等神咒和各种文词。又卷12至259为《科仪立成品》，记录了用于各种斋法、道场的科仪格式(7：1—8：825)。
就《道藏》的记录而言，明朝是最后的王朝。从各种资料看，此时道教音乐又有重大发展，加入了王朝的政治生活，成为祭祀之乐。例如《明史》记载：洪武十一年(1378)在郊祀坛西侧建立道教神乐观，隶属太常寺，其职责是“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20)此举导致了“郊祀赞礼者，太常寺之道士；奏乐者，神乐观之道士”的局面。(21)其实，这种情况是以各地道教音乐的充分发展为条件的。这可以从《明史·乐志》所记冷谦的事迹看出来。冷谦是一名道士，因“知音，善鼓瑟”而受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乐谱，俾乐生习之”。冷谦并且参预考正四庙雅乐，“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22)由此可见道教音乐人才之茂盛。与此同时，明代皇室也接受了道教音乐的培育，参预其著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明成祖修成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以及明宁王朱权编撰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
《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是《道藏》中唯一著有工尺谱的音乐典籍。它包括《醮坛赞咏乐章》、《玄天上帝乐章》、《洪恩灵济真君乐章》、《大明御制天尊词曲》四部分。《醮坛赞咏乐章(迎凤辇)》载录用于迎神、献供、行道、请师、献酒、送圣等仪式节次的乐曲曲调，其辞大多为七言六句体，均旁注工尺谱；又载《天下乐》、《过声》、《圣贤记》、《青天歌》等乐曲的乐词及工尺谱。《玄天上帝乐章》包括《迎仙客》8首以及《步步高》、《醉仙喜》等乐曲，亦有乐词和工尺谱。而《洪恩灵济真君乐章》、《大明御制天尊词曲(玄天上帝词曲)》两部分则不著谱，分别由《迎仙客》8首、《弘利益之曲》6首组成(19：858—61)。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是一部关于道教仪制的集大成的著作，共8卷，朱权编撰于正统九年(1444)。全书分为19章，除《道教源流》、《天皇龙文》等关于道教史、道教典籍的篇章外，有《清规仪范》等篇章记述宫观清规、醮坛清规，又有《奉圣仪制》、《天乐仙仗》等篇章记述明代醮坛的音乐仪仗。后者对道教所用乐器做了详细描写(36：356—445)。
正续《道藏》修成于明神宗万历年间，故其所载，仅为明中期以前的音乐史料。在万历以后400年间，道教音乐又有了很大变化，故这些资料和现存道教音乐的状况不免有所支离。但这些资料的史学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反映了道教音乐的本质，反映了道教音乐的基本功能及其在各代的主要面貌，毫无疑问，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注释：
①罗明辉《道教音乐研究综述》，《乐府新声》2000年第3期。
②参见《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社2004年版。蒲亨强《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道乐通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③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巴蜀书社2002年版。
④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了36册本的《藏外道书》，辑录《道藏》以外的重要道教经书。此书又称“新续道教经典总集”，包含古佚道书、经典、教理教义、摄养、戒律善书、仪范、传记神仙、宫观地志、文艺、目录、其他等11类。未来的《道书中的音乐史料》，自应兼收《道藏》、《藏外道书》两书的音乐史料；但限于篇幅，并从发凡起例的写作目的着想，本文仅论述《道藏》中的音乐史料。
⑤参见王小盾《早期道教的音乐与仪轨》，《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⑥“25：1—296”，表示《道藏》第25册第1—296页。下同。
⑦《法苑珠林校注》第3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71页。
⑧《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1、93页。
⑨“胤”通“引”，《文选》卷18《长笛赋》：“详观夫曲胤之繁会丛杂，何其富也。”李善注：“胤亦曲也。字或为引。”
⑩陈国符云：“今之《灵宝经》，东晋末叶葛巢甫(葛洪从孙)所造。至宋文明二帝时，陆修静更增修，立成仪轨。”参见《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页。
(11)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14、183、586、589、630、640、641页。
(12)《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67页。
(13)华颐《陆修静生平与著述考略》，《中国道教》1988年第3期。
(14)《洞玄灵宝五感文》，32：618—620。
(15)《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34：625—627。
(1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魏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7—2255页。
(17)参见王小盾《唐代的道曲和道调》，《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
(18)《叙诸经传歌诀名目》为《石药尔雅》中的一篇(第4篇)。除《道藏》本外，有陈国符补注本，参见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416页。
(19)按此书由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成而序于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但其所本应为北宋末年之书。
(20)《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17页。
(21)《日下旧闻考》卷58引《留青日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41页。
(22)《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