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言直，不隐恶：论韦君宜的晚年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其言论文,不隐恶论文,韦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意较然，不欺其志。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
——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
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韦君宜的文章，就想通过这种较为庄严的方式向她致敬：抱衰年废病之身，著“述往思来”之书，实在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尊敬的。而文章的题目，也是早就有了的；在我看来，借用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几句话里的六个字作题目，就可以很恰惬地概括她的反思性写作的文体特点和伦理精神。然而，几次下笔开头，几次搁笔作罢，——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并不多见。推究原由，也许是因为她所写的人和事，大都有一种令人因为“畏恶”和难受而不愿谈论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韦君宜，想起她的勇敢而犀利、坦率而真诚的写作。想起她就会有谈论她的冲动，就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对我来讲，她的严肃而沉重的写作，不仅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而且还有给人勇气、促人前行的力量。
一、“事实加反思”VS“剪刀加浆糊”
在文学叙事和历史研究上，有一种极为常见的消极倾向，那就是，被动地依赖权威们的观点，被动地依赖固有的资料，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将这些观点和资料进行摘抄和编排，从而构成一种缺乏文学价值和历史学意义的叙事文本。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曾经从历史学的角度，尖锐地批评过这种模式：“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唯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①历史对于这种历史学家来说，不是去“首创性”地发现事实，不是对事实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意味着“重复别人在他以前已经做过的陈述。因此就只有在向他提供了有关他要思想、写作等等的主题的各种现成陈述时，他才能从事工作”②。这种模式后来又被发展成貌似很具学术性的“鸽笼子方式”。所谓“鸽笼子方式”，按照柯林武德的阐释，就是指那些“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由于“厌烦于抄录别人陈述的工作，并且意识到自己有头脑，感觉到有一种值得称道的愿望要运用它们；他们常常发现创造出一种鸽笼子的体系把他们的学问安排在其中，就可以满足这种愿望了。这就是那些模式和图式的来源”③。柯林武德所批评的这种叙事模式，缺乏独到的发现、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精神，本质上是平庸的、苍白的、依附性的；作为一种懒汉主义的叙事方式，它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流行于几乎所有的时代，尤其流行于那种禁忌甚多、缺乏活力的文化环境里。
毋庸讳言，在我们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中，大量存在着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模式，大量存在着作为这种模式的精致化样式的“鸽笼子的体系”。矫正和解构这种叙事模式，正是新的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的任务，——这种新型的叙事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清醒的反思精神和自觉的启蒙意识。在文学叙事中，一些具有正义感、责任感的“老革命家”和“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小说作品，就具有改变风气和指示路向的意义，就属于那种值得效法和推崇的模式。
晚年是生命的黄昏，但也是精神丕变的重要阶段。当此时也，有的人，回顾来路，幡然悔悟，人性复归，良心发现，人格升华，智慧成熟，遂开始说真话，写真文，作真人，最终成了“两头真”的人，巴金、李慎之、王元化、李锐、杨宪益、周有光、邵燕祥、从维熙、牛汉、资中筠等，就属于那种越活越明白，越活越真实，越活越可敬的“真人”。有的人，则见自己日暮途穷，来日无多，便恣意妄为，倒行逆施，逞一时之痛快，留千古之骂名；另有一些人，虽不如此之甚，但却沦为越活越糊涂，越活越虚假，越活越可憎的庸人。
韦君宜就属于那种在晚年放下了面具和顾忌，写得很勇敢、活得很真实的人。韦君宜说：“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使人无法坦然。”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忧患意识，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内在动力；通过对历史的还原和反思，而推动当代生活的进步，则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最终目的。她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摆脱了说假话的消极习惯；她不怕揭自己的伤疤，不怕露自己的丑。她的写作充满了尖锐的疼痛感，但也充满了对生活与真理的热爱。
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一切现实都是历史之子。谁若不了解历史，谁就无法看清现实。《诗经》中的《民劳》篇云：“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作为“极左”政治历史的见证者，韦君宜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沉重的事实和真相，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变得成熟起来、文明起来，才不至于再蹈前人的覆辙。关于写《思痛录》的“念头”，她对自己的女儿说：“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交到你们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也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⑤她还告诉女儿：“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⑥她晚年写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以往错误的正视、认识和总结，使社会更加成熟起来，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使国家和人民少遭一些劫难，少吃一些苦，少付一些不必要的代价。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⑦
韦君宜的叙事所依据的，不是虚妄的幻觉和任性的想象，而是切切实实的个人经验，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生活事象。而她的叙事方式，则是直接而坦率的，毫无吞吞吐吐、言不由衷的坏习气。这与那些循规蹈矩的“剪刀加浆糊”的叙事方式，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也与那些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叙事态度迥然有别。如果说，“剪刀加浆糊”的叙事，必然是沉闷、堆砌、僵硬、躲闪、不诚实的，那么，“事实加反思”的叙事，就具有坦率、直接、平易、朴素、真诚的特点。韦君宜晚年的两部作品——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和纪实作品《思痛录》，就属于后一类作品中的典范，就像公刘先生在《触人痛思的〈思痛录〉》中所评价的那样：“没有抽象的议论，没有泛泛的喟叹，甚至于没有重量级的形容词，全是些不兑水的干货，身经亲历的真人真事；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把自己整个儿摆了进去，当时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如今就怎么写，毫不遮掩，毫不躲闪。……无数错杂纷纭的事件，都通过作者本人这根主轴旋转展现，第一人称，第一视角，平实至极，简洁至极，亲切至极。我想，像这样一种朋友谈心似的叙述方式，多少也能给某类作者以些许启示罢。”⑧
说得真是好极了!当代文学写作在文体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朴素和诚恳的价值，不会用家常的方式说人话、说老实话，总是爱摆花架子，爱故弄玄虚。在一些人看来，文学作品写得越是晦涩难懂，越是难以卒读，越是把读者忽悠得晕头转向，便越是高明，越是独特，越是具有文学价值。然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却不是这样，而是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那样：“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⑨韦君宜的晚年写作，就具有朴素自然的特点，就接近于“沁人心脾”的境界。她的朴实无华的写作经验，很值得那些爱“装雅”和“媚雅”的作家虚心学习，用心琢磨。
二、关于“极左”政治的考古学叙事
在对“极左”政治的认识上，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将后来的包括“反右”、“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极左”运动，孤立地看作一个时期的错误，而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极左”政治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解放”以后“运动”接连不断?为什么恶的法则长期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那些在延安整人的人(例如康生等人)，到了北京依然身居高位，依然像过去那样疯狂地整人?后来的整人运动与以前的整人运动，是不是有着相同的道德密码和伦理法则?
过去和现在是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是一个“同条共贯”的整体，而不是毫无关联的两截；“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无非是“解放前”的“政治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正像著名学者丁东所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抢救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冤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解放后政治运动的预演，许多老干部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⑩韦君宜就克服了那种通过切断历史来美化历史的习惯，痛定思痛，开天眼而观，通古今而观，从历史的角度，找到了悲剧发生的逻辑线索，找到了“极左”政治从昨天到今天一脉相承、从未断绝的精神关联。她通过还原性的“考古学”叙事，描绘出了一条由“打AB团”，而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审干运动”、斗争王实味运动)，而“反胡风运动”，而“反丁、陈运动”，而“反右”，而“大跃进”，而“反右倾运动”，而“文革”全面内乱的演进轨迹，解析了“极左”政治运动的复杂症候和漫长病史，揭示了隐含在它背后的原始密码。
根据可靠的事实来反思“极左”政治的酷虐和危害，是韦君宜晚年写作的一个核心主题。她根据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极左”政治的异常性、非理性和破坏性。“极左”政治缺乏爱的意识和能力，对平等和自由等精神价值，缺乏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它怀疑普遍而共同的人性，对人性善缺乏信任；它习惯于对人群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和政治分类，常常根据一时的需要，根据站不住脚的理由，将一些人定为“落后分子”甚至“反动分子”，进而“打入另册”，予以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同时，将另一些人进行道德美化，赋予他们以优越的地位和主宰他人命运的权力。强调对抗，排斥宽容；强调斗争，排斥同一；强调一元，排斥多元；强调特殊，排斥普遍——这是“极左”政治最基本的人性观和政治理念。“极左”政治对人缺乏最起码的善意和同情心。如此一来，将好人当作坏人，将无辜者当作罪人，在“极左”政治那里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许多人受到怀疑，成了“抢救”的对象。韦君宜的丈夫杨述一家人，包括老母和兄嫂全都入了党，母亲抛家别舍来到延安，哥哥则惨遭敌人活埋，而他本人更是一个极为忠诚的党员，一个极为老实善良的好人，然而，就是这样的好人，却被荒谬地打成了“特务”。
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11)
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极左”政治的法宝，也是“极左”政治最常用的社会动员方式和政治斗争手段。利用群众的盲从和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可以造成一种极度恐怖的氛围，从而最终达到有效地威慑并打倒任何斗争对象的目的。在“极左”政治所造成的恐怖氛围里，个体的人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状态。他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无论对谁“伸冤”，都必然是“无结果”的，因为，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感，正是“极左”政治所需要的，而成为被“冤屈”的人，则是“形势”所迫，甚至简直是一种无法推卸的政治义务。
“极左”政治的“恶意性”具有一种极端的性质，这种极端性使得它甚至连孩子和女性都不放过。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中，许多纯洁、忠诚的革命者，受到无端的怀疑和残酷的迫害。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范，随意罗致人罪就成了普遍发生的事情。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这样写道：“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12)事实上，就连那些资历很老的革命家，也没有说真话的自由，也会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极左”政治的错误后果日渐暴露，那些敢说真话的高级干部，也成了怀疑和整肃的对象，这时，“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分子干部才是这样呢”。(13)
利用组织手段诬陷和逼供，是“极左”政治“整人”的普遍而有效的方法，而罔顾事实的有罪推断，则是“极左”政治一贯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整人”的时候，它往往会先随意地确定标准和比例，按照预先设定的指标，来随意扩大整人的范围和规模，如此一来，就有了韦君宜总结出来的“比较攀扯法”和“平衡法”：“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14)
“鹰化为鸠，其眼尚赤”，“极左”政治对人的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由此而起的对人的无情的折磨和伤害，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自1951年开始，规模大小不等的“极左”政治运动，几乎就不曾消歇过，直至发展到了“文革”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即使因为严重的政策错误，而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和挫折，“极左”政治的好斗冲动，也不会为之稍减，例如，到了1962年，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刚开始好转的时候，“就又戴上放大镜找起‘敌人’来”(15)。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极左”政治，其实就是不能没有“敌人”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仇恨”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斗争”的政治，就是不能没有“紧张气氛”甚至“恐怖气氛”的政治。
三、理想幻灭后的困惑与思考
在她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韦君宜属于极为少见的具有反思精神的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抢救运动”开始，她就开始表现出不盲从、敢质疑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她比自己的爱人杨述更为清醒、也更为难能可贵。在“反右”中，杨述老老实实，步步紧跟，认真落实“划右派”的工作：“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16)
最清醒的人，往往也是最痛苦的人和最容易产生幻灭感的人。从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开始，直到后来的“文革”，韦君宜一直被巨大的幻灭感和绝望感折磨着。一开始的单纯、浪漫的理想主义热情，在残酷而可怕的现实面前，慢慢地冷却了下来。强烈的幻灭感折磨着她的灵魂。她无法不对生活产生深深的困惑和怀疑：唉，事情与当初所幻想的，怎么全然两样!
在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露沙的路》里，露沙——她几乎就是韦君宜的化身——是一个追求“光明”的革命青年，在她单纯的想象中，革命是充满温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是把追求人们的平等和幸福作为自己的目的的。然而，她在延安的亲见亲历，却与理想中光明而美好的生活相去甚远。她的孩子因为医院护士的不负责任而夭折了，丈夫也被无端地打成了“特务”。她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心的冷漠。她的内心灰暗极了，绝望极了：“大家陆续散去，露沙躺在这与老鼠相邻的铺上。不想别的事，只想自己的生平。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做人家的奴隶，是像旧小说上说的，生不逢辰，命不好么?当然不是，是自己和父母吵翻了，要寻找光明，自愿来此的。没有想到，自己找的光明出路原来是这样。我的父母呢?我的家呢?我的小宝贝呢?”(17)
政治迫害的残酷和无情，尤其使露沙吃惊和绝望。转眼之间，同志就成了敌人，就成了打击和专政的对象。露沙的同事袁和被诬为特务，成了被“有武装的军警”监督劳动的囚犯：“不看也明白了，他已经被捕了。为了什么?无非为了国民党特务之类莫须有的罪名。不用猜，不用问，只这路上的偶遇，已经知道他一定是冤枉的。露沙心里长叹。朋友、队友、同志，平白无故都已经变成罪人，这样对待我们，叫人怎样想?”(18)
更让露沙绝望的是，诬陷人、迫害人的情形，在延安竟然比在陕北别的地方有过而无不及，所造成的后果也更为可怕：“延安搞‘抢救’运动，只有比绥德更厉害的。去那里(指延安)告‘御状’，谈这里(指绥德)的黑暗呀，什么呀，只不过小意思。鲁艺一个教员，全家因被‘抢救’打成特务，没处伸冤，全家自焚了。这个消息在延安都传遍了。自杀的又何止一个。”(19)
“抢救运动”结束后，露莎对自己的爱人次英说：
“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
次英接口说道：
“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决不能再这么干!”(20)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韦君宜比杨述要清醒一样，小说里的露沙也比崔次英更少一些轻信和盲从。她喜欢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对许多问题总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例如，“抢救运动”规模如此之大，抓了那么多的“特务”，伤害了那么多的人，到底是何人所为?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只是少数坏人造成的，“中央”是不知道的。然而，露沙并不这样认为：“她躺在炕上，对此问题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按次英说的，这是中央有人在干坏事，毛主席不知道。但是事情搞到全党发指示，中央的人怎么能不知道啊?想来想去，无路可通，又是那句老话：‘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可是想起自己决绝地离家出走，真是一片诚信啊。难道这点诚心就此付诸流水?”(21)
当得知早先就有过“打AB团”的事情，很多老红军都因此被杀掉了，露沙的心情更加复杂。她责怪次英不骂那些整人的人一顿。次英半夜里抚慰她说：“……难道因为有人干坏事，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信心抛掉吗?”露沙被他感动，不由得也要哭了，她摸着他的头发，把自己心里憋不住的话说出来：
“你是为保护我的信心。我明白了。可是这信心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们爱祖国，有人破坏祖国，我们恨透了。这时候有人领头出来反对那些破坏祖国、出卖祖国的人，我们就相信他，跟他走了，这就是信心。如果这时候领头的人言行相反，践踏真理，伤害人民，我们凭什么还跟他走?我们又不是古代的忠臣比干，皇上把我杀了，我怀要忠于皇上。你说呢?”
次英不住地摇头，继续努力说：
“纣王虐杀人民，比干还是忠于他，那叫愚忠。可是今天没有……慢些反驳。你别说现在的‘抢救’运动也害了不少的人。可是那究竟是出于糊涂错判，不是把糊涂当真理，在全国去推行。也没有规定今后在全国乱捉特务、杀特务的政策。你知道不?毛主席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如果他不是对这个运动有些怀疑，他是不会这么说的。”
露沙心里还是不服，嘴里说：
“我当初抛弃家庭，奔到这里来，可决不是希图落到这样一个结局的。”
次英继续抚慰。只连声说：
“忍一忍，再忍一阵。”
只好再忍下去。露沙有一次翻旧书，看到一本《虞初新志》。……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说是皇帝没有杀这个忠臣，就是英明，就要磕头哭奠。凑巧今天也没有下令杀特务，不也是够英明的吗?她把这篇东西拿给崔次英看。(22)
然而，最可怕的苦头，最非人的折磨，最难忍的煎熬，还在后头。在“文革”期间，对人的侮辱和伤害，比“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还要严重，还要残酷：“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孟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孟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辈面前认罪不已，才得以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有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搜我，使我深有感慨，在此当领导数年，现却已成囚犯!”(23)
在“极左”政治凄厉的寒风里，倒了霉的知识分子瑟瑟发抖，遭了殃的老革命家也同样周身寒彻：“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以至于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下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那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最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干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24)《洗礼》中的老干部王辉凡说：“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大像人了。有点像汉朝那个戚夫人变成的‘人彘’。”(25)“牛鬼蛇神”与“人彘”之间，的确相去无几。
韦君宜的非凡之处，在于她从“极左”政治造成的可怕的灾难里，升华出了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在《思痛录》的“缘起”部分，她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部历史，不论由谁来写，不论是写得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实际上都不能不写成我们的领导，(干脆说毛泽东主席吧)这些年打击人的历史，整人的历史。他犯错误的历史这么多年，一茬又一茬，人们刚抱点希望，他又来了。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无产阶级去消灭资产阶级，倒像是无产阶级对自己的领导人也来有计划地一层一层加以消减。正如文革中的口号‘打倒一切’在实现似的。”(26)1989年4月30日，在《思痛录》的“结语”部分，她又说了这样一段大彻大悟的话：“不把过去那打倒一切的错误方针从根推倒，如何能够开始改革?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的思想?又如何能够动手做他要做的事(改革)?经济改革是重要的，但是，要把那种把打倒一切当方针，动辄取消人的人格，动不动戴帽子的路线永远推翻，使中国人也有发挥聪明才智的平等机缘，是更重要的。……像过去几十年来那样地搞运动的政策，一会儿你是右派，一会儿他是反革命，如前所说，由于多年积账，把许多与共产党没仇没恨的普通人吓跑。这种做法，却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天下最大坏事。我们把这一条最坏的国策取消了，这才是最大的成就。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27)
内心的困惑和痛苦，并没有使韦君宜沮丧绝望，心灰意冷，而是给她提供了反思历史和重构理想的机缘。她的充满忧患精神的作品，包含着这样的理念和思想，那就是，对过去的“极左”的政治错误，以及动辄“打倒一切”的消极习惯，必须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而人的价值和尊严，必须受到充分的尊重，人的自由而平等的权利，必须受到充分的保护，——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自由地思想；只有给他自由而平等地思想的机会，一个人才能“动手做他要做的事”。然而，说到底，“极左”政治本质上就是不尊重人的政治；它无视人文主义价值体系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自由和平等，由于这种缺陷和局限，它客观上遏抑了人们的精神成长和创造力的发挥，进而严重地阻滞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混乱和倒退。
四、普遍同情与忏悔精神
无疑的，韦君宜不是张志新，也不是李九莲；不是林昭，也不是钟海源；不是王佩英，也不是陆秀兰(28)。她不是敢于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斗士。“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怃。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怃，予慎无辜。”(《诗经·巧言》)在人人自危的时代，她也恐惧，也沉默，甚至为了自保，也做违心事。但是，她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未干过特别出格的事情。她的良心始终是醒着的，始终在不安而痛苦地挣扎着。
做为一个多愁善感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韦君宜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和他人的善念和爱意；无论对自己的不幸，还是对他人的痛苦，她都特别敏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却在“向阳湖”受尽了虐待和侮辱，就连孩子都敢肆无忌惮地玩“恶作剧”戏弄她。冰冷的现实生活让她痛苦和绝望。她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和大地：“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29)在这段叙述里，韦君宜写到了蓝天、阳光和地母，通过与温暖、美好的大自然的对比，彰显了人间闹剧的丑恶和人情世态的炎凉，既升华出了一种充满悲感的诗性意味，也包含着强烈的反讽力量和批判锋芒。
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哀哀哭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幸，只是表达一己的愤怒和不满，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打动人，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普遍同情的仁慈态度，使韦君宜超越了自哀自怜的局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多的不幸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本薄薄的《思痛录》里，韦君宜竟然提到了那么多人，竟然写了那么多人的悲惨遭遇，例如，在《抹不去的记忆》一章中，她追忆了“文革”期间在“干校”死去的“十个无罪者”，其中就有《静静的顿河》的译者金人先生。她同情一切陷入逆境的人，尤其同情那些籍籍无名的普通人，——如果不是她，那些冤死在“干校”的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恐怕早就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了。
韦君宜怀着悲痛和自责的心情，叙述了爱人杨述的不幸而又荒诞的遭遇：“我要写的不是我个人的悲痛，那是次要的。我要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在十年浩劫中间受了苦，挨了打，挨了斗，这还算是大家共同的经历，而且他的经历比较起来还不能算最苦的。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可惜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自我解剖的过程，是怀抱着这些疑问死去的。我相信，如果他再活几年，他会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些。现在是不可能了，只能由我代他写下来。”(30)
韦君宜单位的同事李兴华，本来是个“左派”，但却被“平衡”成了“右派”，她心里始终觉得对不起他。她看见他在“下放”的地方形容憔悴，而且苦恼于不知怎么“改造”自己。韦君宜这样“勖勉”他：“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这给了李兴华极大的安慰。“我怔怔地看着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忽然悲从中来。我在这个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31)在一个人心普遍冷化和硬化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慈悲心肠，能以如此强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一个不幸者的同情和怜悯，实在是太难得了。
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厚道人，也许并不少见，但是，有罪感和忏悔精神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耻感意识很强而罪感意识薄弱，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报仇雪耻的时候，可以卧薪尝胆，受胯下之辱，但是，对于罪恶，我们却往往抱一种马马虎虎、麻木不仁的态度，——无论小的罪错，还是大的罪恶，无论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别人的错误，我们多取一种不了了之的态度，很快就将种种罪孽遗忘得干干净净。
因为不满他们的健忘和缺乏反省精神，不满他们的避重就轻的写作姿态，韦君宜曾尖锐地批评那些“青春无悔”的“知青作家”：
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云(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知道高芸生被逼死。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都不要。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学校一律关门，学生们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升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了。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32)
这样的批评，也许责之太切(事实上，史铁生就写过《“文革”记愧》)，但却是语重心长的，是含着大关怀和大忧患的，很值得那些“没有文化”而又一味追怀“燃情岁月”的知青作家深长思之。
其实，韦君宜责人固然严格，但责己更加无情。她的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将解剖的刀锋指向自己，以少见的反省精神和道德勇气，将自己在非常时期的“阴暗面”暴露给读者看。在中篇小说《洗礼》中，她就开始涉及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的主题；这篇小说中的人物王辉凡在日记中写道：“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过去亦曾刑人——不是鞭打火烙，而是由于我一语，致人于流离伤残之苦。……我考虑政策，而很少考虑到按当时政策处理后，那些受影响的人。对于农民和干部，都一样。我看他们大约如同‘秦人视越人肥瘠’。”(33)在《思痛录》中，韦君宜则将自己当做解剖的对象：“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34)韦君宜对自己“胁从为恶”的批评，严肃而真诚，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时气氛甚为紧张，颇有剑拔弩张之势。虽然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周扬的学术观点更有现实感和针对性，因而更为可取，但他却处于被打压的下风。他希望得到“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当周扬问韦君宜“你们的态度怎样”时，她却怕惹火烧身，以“不懂哲学”敷衍了过去。后来，她反复想起那句“不懂哲学”的话，“不禁越想越愧怍难禁”：“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35)
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在“文革”中受到极为残酷的毒打和折磨，遭遇极其悲惨。他去世后，韦君宜才慢慢地了解到了他的苦况，也为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待他而自责不已：“他死前一年半，还挣扎着写些短小的悼文，还去参加听报告，听会，还去要求工作。但是，他已经说不出几句意见来了。过去的‘宣传家’姿态完全消失，要叫新认识他的人来看，这人大概不过是个老废物。而他自己还不肯承认，还老跟我计议能做什么工作，到哪里去工作，至昏倒的前一天，还对我说：‘大夫说过我还能好。’我知道这已不可能，也就不再同他多谈。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实际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样有罪，虐待了这个老实人。号啕痛哭悔恨锥心都已无济于事。”(36)
韦君宜的忏悔，涵盖了公德和私德两方面，从外部的社会性生活，到内部的家庭生活，都涉及到了；她的忏悔也是具体而微、落到实处的，绝无空洞虚泛之弊。在文过饰非业已成为文化习惯的文化语境里，她的这种真诚的忏悔，就具有了特别高尚的性质和特别重要的意义。她的显示着忏悔精神和反思勇气的作品，也许不会引起国外汉学家们的注意，也许不会受到“诺奖”评委们的青睐，但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来讲，却有着特别值得珍视的价值。就此而言，韦君宜才是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热爱的当代作家，而《露莎的路》和《思痛录》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读者认真阅读的伟大作品。
注释：
①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9月，第358页。
②③柯林武德：第379页，第365页。
④⑤⑥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最新修订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5页，第184页，第185页。
⑦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4页。
⑧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第272页。
⑨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第154页。
⑩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第359页；1967年2月16日，在怀仁堂的会议上，陈毅谈到了“延安整风”，“说他和总理当时都挨过整”，当毛泽东听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626页)。
(11)(12)(13)(14)(15)(16)(23)(24)韦君宜：《思痛录》，第14页，第8—9页，第90—91页，第45页，第89页，第49页，第98—99页，第108页。
(17)韦君宜：《露沙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88页。
(18)(19)(20)(21)(22)韦君宜：《露沙的路》，第86页，第90—91页，第105页，第77页，第92—93页。
(25)韦君宜：《老干部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第124页。
(26)http：//bbs.zhongguosixiang.com/thread-16584-1-1.html.
(27)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最新修订版)，第179—180页。
(28)陆兰秀，女，1917年出生于苏州，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利用打入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获取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作出贡献。后由刘伯承和邓小平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先后在煤炭工业部、全国科协等单位任职；1965年调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忧国忧民，批评“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去，像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陆兰秀还多次致信毛泽东：“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都会感激您。”1970年7月4日，陆秀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时年五十三岁。1982年，陆秀兰被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29)(30)(31)(32)(34)(35)(36)韦君宜：《思痛录》，第107页，第117页，第85页，第113—114页，第44—45页，第193页，第134页。
(33)韦君宜：《老干部别传》，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