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因素_中日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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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建交20多年来,和平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旋律,但也时常出现一些不合谐音符,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基本因素:

一、历史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达3500万;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已是铁证如山的历史定论,是任何人都否认和篡改不了的。正视这段不幸的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

然而战后几十年,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经济大国。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加上战后对日清算不彻底,使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对侵略战争没有作认真的反思,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一股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翻案的逆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而这段侵略的历史又是和政治大国的形象格格不入的。加上随着世代的更替,日本赎罪意识相对比较强的老一辈人相继过世,而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想要彻底摆脱日本长期以来所负的历史责任,为今后日本的发展扫清障碍,因而这股翻案之风愈演愈烈。从80年代所发生的日本文部省修定教科书、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到近年来日本政界中一些人如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樱井新等公然为日本侵略行径辩解,这些无不激起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度愤慨,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他们被迫对其错误言论表示歉意,宣布收回并辞职下台,但可以看出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当今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思潮。中日关系间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有关。

去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日本理应深刻反省,总结历史教训。日本社会党提出要在国会通过一项旨在表示日本认真反省过去、永不重蹈覆辙的“不战决议”,村山首相也于5月访华向中国和亚洲人民公开道歉。这本来对日本重塑形象是好事,但就在此时,代表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些现任内阁阁僚却前去靖国神社参拜;8月,日本文相岛村宜伸竟不顾国际舆论,公然在亚洲人民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关键时刻,发表否认战争的“狂言”;“不战决议”的起草和讨论也因右翼势力的阻挠一再延期。这些都说明日本对二战期间所犯罪行没有悔改之心。

中日关系面向未来,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忘记历史,更不是说可以篡改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才可能真正开辟中日关系的未来。

二、经济因素

中日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经济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经济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但是日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属于发达国家,它是经合组织成员,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双方会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产生问题与矛盾。主要有:

1.中日贸易不平衡、不对等的问题。近年来,中日贸易增长迅速。中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地位不断提高,近几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已超过中港贸易,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日前公布,9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已达574.7亿美元,超过了与香港贸易的445.8亿美元,增长19.9%。而中国也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这几年日本一直处于出超地位,据中方海关统计,95年中方逆差达5.4亿美元,尽管逆差大大小于往年,但中国的入超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这主要是由于贸易结构不合理和日本方面存在贸易壁垒,没有给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同等待遇造成的。日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有限,使得中国商品不能大量出口日本,而日本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时又附带了对华出口的条件,这样日本对华出口量超过了中国对日出口量,中国对日贸易出现逆差。这种不对等、不平衡的贸易,必然影响到双方的经济合作交流,这就要求日本打破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中国的商品进口。

2.因日元升值而导致对日债务增大的问题。近年来日元扶摇直上,急剧升值。以1994年为例日元与美元之比接近95:1。日本政府自1979年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以来至1994年3月,已向中国提供了1.07万亿日元的贷款,日元的升值大大加重了中国的对日债务,据计算,此次日元升值所导致的日元贷款的累积债务额比按美元计算增加了0.5倍,即增加了80多亿美元,使中国对日元贷款的受益率大大降低。这给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困难。对此,日本官方明确表示,日本不会就此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这也将影响中日间的经济合作。

3.日本技术转让的问题。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转让上一直采取极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限制对华技术出口,转让的都是被淘汰的技术,很少有先进的技术。日方这种企图在技术上压制中国,永远保持领先于中国20年的水平的消极态度不能不令人遗憾。

4.日本对华投资问题。日本对华投资增长不快,仅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4.8%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这与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是极不相称的。而且,日本直接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周期短、见效快的行业上,多为中小型服务性企业,很少大型制造企业。日本还抱怨中国的投资环境差,流露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信心不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日双方都应做出努力,中国要改善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而日方则要加大直接投资。

近年来,日本从自身的角度考虑,认为中日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日本,日本需要支持中国的发展,所以上述状况有所改变,双方经济摩擦有所缓解,因而中日经济合作一直是主流,但日本却有意无意地使这些摩擦得不到根本解决。主要是日本认为目前中日间经济差距甚大,日本尚能对华进行援助,但当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成为其竞争对手,在经济上对日本形成威胁,并将动摇其在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因而日本不希望中国过于强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警惕,这也是其对中国投资规模不大、技术转让保守的根本原因。所以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从长远的中日两国经济力量平衡的角度考虑,既要扶植中国又要牵制中国经济发展。

三、政治因素

中日在世界政治中有共同利益,两国关系的友好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最终也使双方受益。但是两国在许多方面又有矛盾分歧,过去中日关系一直是在矛盾和摩擦中发展的。冷战结束后,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和摩擦随着中日关系的深入发展又突出出来,新旧交替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主要有:

1.钓鱼岛领土之争。这是两国发生对立和摩擦的一个焦点。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历史上曾割与日本,二战结束后,日本没有归还中国,却私自让与美国接管,后美国又交还日本。中国政府多次谴责这种行为并声明是非法的,而日本则找出种种理由指出该岛是国际法中所说的“无主地”,以“先占原则”为由,主张拥有该岛主权。日本除了同我国有领土之争,还同俄罗斯、韩国有领土纠葛,它在任何一个方面的让步都会牵动全局。钓鱼岛群岛现仍处在日方控制之下,中国大陆和台湾渔船进入该岛海域常遭驱赶,这是十分敏感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海洋争端又明显突出出来,尽管中方对此作出巨大让步,同意搁置争议,但日本仍企图以事实占有为将来“合法占有”制造依据。中日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和纠葛似难避免。

2.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当前日本争做政治大国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立足亚太成为亚洲的地区性政治大国,二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最近提出的“脱欧入亚”就隐藏着这一成为世界一极、主导亚洲的意图。日本既想得到中国的支持又担心中国的日益强大会作为其竞争对手,成为它走向政治大国的障碍,所以日本采取了对中国“既拉又压”的政策。例如在地区事务问题上,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参与国际协调体系,尤其是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以经济上的联合来逐步求得政治和外交上的协调,最终在亚洲形成以日本为核心,加上亚洲四小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局面。尤为引人注目的是,90年代以来,日本利用我国购买俄罗斯新型战斗机、适度增加军费等事情大作文章,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胡说中国加强军事力量,会对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并对世界产生威胁,要求中国“自我克制”,主张建立“遏制中国”的战略。实际上中国的军费只有日本的1/5到1/6,日本自卫队装备之精良更是中国所不及,根本无所谓“中国威胁论”。日本这样做意在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来制约中国,掌握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同时,日本想放弃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重新走上大国主义的道路,这引起亚洲不少国家的警惕,纷纷要求它吸取二战教训,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威胁论”的出笼也可转移国际视线并成为日本调整防卫战略,扩充军事实力的重要借口。从近期看,日本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希望中日关系出现严重波折,但从长远战略上看,随着日本政治欲望的不断膨胀中日间矛盾将呈上升趋势。

3.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迥异,尽管两国交往目前淡化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毕竟存在,且与日本牵制中国、发展自身力量相一致,因此日本不断通过民主和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施压,企图左右中国政局,促使中国按西方模式发展。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四原则,公然对政府的对外开发援助附加政治条件,作为影响受援国政策的手段。此后日本政府的对华经济援助涂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把经济问题与民主、人权、军备等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以达到向我施压,影响中国内政的目的。92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日本正式提出了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这几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当广大发展中国家支持不讨论所谓中国人权决议案时,日本则站在欧美一边投了反对票。此外,在西藏问题上,日本还允许达赖访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4.日本插手中国的主权。在台湾问题上,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日本政府就承诺只和台湾保持民间层次的经贸关系。20多年来,日本政府大体上是遵守这一承诺的。问题是有一小撮亲台势力总是企图突破这一限制,搞“两个中国”或“一台一中”,一再制造风波。80年代的光华寮事件就是一例。近年来,日本又不断突破与台湾的民间和经贸交往,发展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并由低层次、隐蔽的接触转向较高层次、公开直接的接触。94年日本制造了邀请李登辉参加广岛亚运会的政治风波,并且使徐立德最终赴日,这直接危害了中日关系。目前日本的亲台势力仍在寻找机会策划李登辉访日,桥本上台后也主张与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可见日本不愿中国实现统一,想要维持大陆与台湾的分裂状态,以随时打“台湾牌”来制约中国的战略不会改变,这对中日关系将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中国南海主权之争的问题,日本政府多次在重要场合表示严重“关注”,并和美国利用我对南沙群岛主权的主张大作文章。92年我国《领海法》颁布后,日本政府不仅提出了强烈抗议,攻击我《领海法》,而且借题发挥,介入南沙群岛问题。94年村山首相访问越南时公开表示日本将关注南中国海局势的发展。作为日本政府首脑在公开场合对一个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发表这样的谈话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极不友善的行为,只能使中日关系出现裂痕。

当然,美国对中日关系影响也较大。日本对华外交常常受制于美国,尤其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日本对中国的外交就谨慎起来,怕触怒美国受到“敲打”。

中日两国是亚太地区两个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两国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对于推动两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应当看到,只要双方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友好条约所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履行各自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彼此间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反之,对上述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各种因素,如不妥善处理,将给两国关系正常发展造成严重障碍。总之,中日间经济上合作大于对抗,政治上冲突大于缓和,历史问题上斗争十分剧烈,可见中日间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需要继续克服各种障碍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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