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伦理决策实证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现代企业论文,伦理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企业伦理的研究中，伦理决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大量理论模型的出现推动了描述性伦理（实证伦理）的发展（Jones,1991; Rest,1986;Trevino,1986），这些模型大都以1986年Rest提出的原始框架为基础。Rest认为，伦理决策包括四个基本步骤：认知道德问题；做出道德判断；形成道德意图；启动道德行为。此后，学者们对相关的检验结论大都支持Rest框架的正确性。这些研究包括诸如性别和认知道德发展的个人因素、道德准则和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的组织因素以及诸如“道德行为影响强度”和“社会对道德行为的一致认可程度”的道德强度。
西方学者对企业伦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Ford、Richardson和Loe等分别对1994年、1996年之前的伦理决策实证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Michael J.O' Fallon和Kenneth D.Butterfield在2005年又发表了（一篇）关于1996～2003年实证研究文献综述，详尽介绍了本学科研究的进展与动态。鉴于伦理对企业决策的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在简要概述和评论1996～2003年期间的企业伦理决策实证方面文献的基础上，将这些文献与以前的研究对接起来，这是一项补缺性研究。同时对1996～2003年期间的文献研究结论与此前的结论进行比较，在本领域进行趋势研究性探索，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注程度说明其研究的详略与取舍。限于篇幅，本文以Rest (1986)模型中与四个步骤相关的自变量为研究重点。
一、企业伦理决策实证研究现状
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提供了1996～2003年企业伦理决策实证研究文献总数，它是按自变量、因变量的分类进行归总的。为了方便（和以前的综述进行）对比，我们的讨论是按自变量（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因素）叙述的，为体现在某方面研究的密度，从多到少的排序旨在突出那些普遍关注的因素。
1.个人因素
(1)性别。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49篇文献与性别有关。大多数以“（道德）判断”作为因变量进行检验（33篇），研究结果存在着差别。和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 & Richardson(1994)的综述中有6篇文献称没有显著发现，另外7篇认为，女性行为比男性行为更为道德。Loe等（2000）的综述中有9篇文献称没有显著发现，但有12篇文献认为，女性在某些情况下比男性更道德。可见，关于性别实证方面的文章其结论比较统一：在伦理道德上，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很微小，即便有差别，也仅表现为女性比男性更为道德。
(2)哲学观或价值观。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共有42篇关于哲学观或价值观方面文章。对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结论较为一致，即理想主义、义务论和伦理决策过程正相关；而相对主义、目的论和决策过程负相关。与以前的综述相对比，Ford & Richardson (1994)的综述只有一篇是关于价值取向的。Loe等（2000）综述提到义务论比其他哲学观对“道德行为程度”的影响要大，目的论和义务论显著影响道德决策过程。20多位学者研究发现的一致性，说明理想主义和义务论一般与伦理决策正相关，而相对主义和目的论及其他因素（如经济观）与伦理决策负相关。
(3)教育、职业、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经验。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有41篇文献与此有关。其中有6篇检验学生专业对伦理决策过程影响的显著性，结果5篇发现没有显著差别。而Sankaran & Bui(2003)发现，非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比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要道德。另外11项研究表明，受教育的时间、职业或工作经历对伦理决策没有影响或只有很少的影响（Wu，2003）。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 & Richardson (1994)综述中关于这方面的23篇文献中有8篇对教育进行了检验，其中5篇表明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其余15篇是关于受教育时间或职业的，其中有8篇没有显著发现，有4篇赞成多受教育和更多的经验或职业。Loe等（2000）的综述中，在排除Ford & Richardson综述中所用的16篇文献后，仅剩2篇研究这个变量，其中一篇支持职业会影响伦理决策。这些研究表明，教育、职业或工作经验和伦理决策是正相关的，而教育的类型对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很少或没有影响。
(4)国籍。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有25篇研究国籍的文献，有5篇认为不同国家文化的影响不存在或差异很小，而大多数此方面的文献是不能直接相比的，因为每篇文献检验的国家大都不同。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5篇此方面的文献，结果是多元的：有2篇没有显著发现，还有2篇表明美国的被调查者比其他国家的被调查者要更道德。Loe等（2000）的综述中，在排除Ford和Richardson综述中重复的5篇以后，还剩下6篇，其结论都认为有显著差异。我们以为，国籍似乎会影响伦理决策，但影响程度仍是未知的，因为学者们研究的是不同国家，所以很难对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5)年龄。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有21篇文献是年龄对伦理决策过程影响的。其中，8篇发现年龄的影响差别很少或没有；有5篇认为，年龄和伦理决策是负相关的，6篇认为是正相关的。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和Richardson的综述有8篇此方面的文献，但仅有3篇有显著发现，其中2篇认为年长者更道德。Loe等（2000）的综述中有8篇与Ford & Richardson综述不重复的文献，有1篇没有显著发现，剩余的有5篇认为年长的被调查对象在做决策时更道德。可见，Ford和Richardson的综述和Loe等的综述都认为年龄和伦理决策正相关，但Michael J.O' Fallon等的综述却对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对年龄的研究，其结论是多元的、不一致的。
(6)认知道德发展（CMD）。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有23篇此方面的文献，其中只有4篇没有显著发现，有15篇认为CMD和伦理判断之间是正相关的；相反，Au和Wang (2000)发现，认知道德发展和伦理判断负相关。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和Richardson综述中没有此方面的文献。Loe等（2000）的综述中，有关此变量的文献有6篇。1篇认为CMD影响伦理决策，其他文献表明，这一变量与伦理决策之间有时正相关、有时负相关。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受关注，学者大都认为CMD或伦理判断和伦理决策正相关。
(7)控制中心。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11篇文献之中有7篇认为内在控制中心（即内控个性）和伦理决策正相关，而外在控制中心（即外控个性）与伦理决策过程负相关。与以前的综述相比较，Ford和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3篇此方面的文献，其中2篇结论是没有显著差别，还有1篇认为，外控个性经理把组织中的政治当作伦理道德。Loe等的综述中有2篇新文献，其中1篇的结论没有显著差别，而另一篇认为，控制中心通过收入预期直接或间接影响伦理决策。显然，结论是多元的：一些研究认为没有显著差别，那些认为存在差别的文章都认定内在控制中心和伦理决策正相关，而外在控制中心负相关。
(8)权术主义（马基雅弗利主义）。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研究表明，10篇文献中有7篇认为权术主义和伦理决策过程负相关；另外3篇认为不存在显著差别。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2篇此方面的文献，均认为权术主义和伦理决策过程负相关。Loe等的综述中的2篇补充文献表明权术主义影响伦理决策。显然，权术主义和伦理决策过程负相关。
(9)宗教。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10篇文献有8篇认为宗教和伦理决策是正相关的。与以前的综述相比较，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4篇文献中有3篇的结论是不存在显著差异。Loe等（2000）的综述中没有发现此方面的新文献。在所有综述中关于此方面的14篇文献中，有9篇认为宗教和伦理决策正相关，结果大都支持宗教和伦理决策正相关。
(10)其他因素。对其他研究领域（如认知、偏见、冲突、意图、认知需要、组织承诺等等）所关注的甚少，但它们对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不能忽略不计。
大量研究表明，在企业伦理决策中，个人因素得到了广泛的检验。这些研究为企业决策提供了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借鉴。
2.组织因素
伦理决策文献中主要检验的与组织因素相关的变量是：道德准则、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行业类别、组织规模、惩罚与奖励。
(1)道德准则。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此方面20项研究中的18篇文献除去6篇结果不统一或发现道德准则的存在对伦理决策没有影响，其余12篇认为道德准则对伦理决策有积极影响。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9篇关于此方面的文献，其中有6篇认为道德准则和伦理决策向来关系显著。Loe等的综述中，10篇文献有7篇支持道德准则和伦理决策正相关。因此，尽管看法不尽一致，但绝大多数的研究支持道德准则和伦理决策的正相关关系。
(2)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有16篇文献探讨了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对伦理决策过程的影响。其中有12篇文献指出道德文化或风气的至少一个方面或更多方面对伦理决策有积极影响，而此前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并没有此方面的研究，Loe等综述中也仅有4篇是直接检验道德风气的。可以说，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对伦理决策有积极影响。
(3)行业类型。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与此变量有关的9篇文献中只有1篇没有显著发现，其它的8篇由于研究的行业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比较。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3篇关于此方面的文章，其中2篇没有显著发现；而Loe等的综述没有出现新的文献。可见，不同行业在影响企业伦理决策的因素上并无统一结论。
(4)组织规模。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有7篇关于组织大小的文献，其中5篇没有显著发现，其它的2篇结果也不相同：Bartels等（1998）发现，较大规模的组织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道德问题；而Chavez等（2001）发现公司规模和伦理决策过程正相关。与以前的综述相比，Ford & Richardson的综述中有3篇文献都表明规模和伦理决策负相关；Loe等综述中没有新的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规模会对伦理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
(5)奖励和惩罚。此方面的研究文献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有7篇，只有1篇没有发现显著性。不道德行为在对其进行奖励的组织中更加盛行，在对其进行惩罚的组织中要少些。与以前的综述相对比，我们发现，Loe、Michael J.O' Fallon与Ford & Richardson综述中的观点有极强的一致：奖励和惩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不道德行为的奖励有可能会增加此种行为发生的频率，有效的惩罚体系会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6)其他变量。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还有一小部分文献研究了其它一些组织变量：企业竞争、外部环境、机遇、组织风气或组织气候、其它组织的影响、重要他人、主观标准及培训。总的来说，研究新变量（如主观规范和外部环境变化）的文献非常少，这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机会。
从三大综述的研究侧重看，对组织因素的关注和研究少于个人因素。Michael J.O' Fallon等 (2005)的综述中表明，1996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此方面研究的有82篇文章；而在Loe等人的综述中（1996年之前，时间跨度为30年）只有64篇。道德风气或道德文化的检验、道德准则、奖励与惩罚方面的研究结论一致程度较高；关于行业类型、组织规模方面的研究，其结论不尽相同。
3.道德强度
在Loe等（2000）的综述中，只有2篇文献检验道德强度。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综述中共收录了32篇文献，结论也相当一致。除Marshall和Dewe(1997)外，其余检验道德强度或道德强度某个组成方面的实证研究发现，道德强度至少和伦理决策的一个方面有关。在Jones (1991)提出的道德强度问题有关的6个构成因素中，有2个因素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12篇文献指出“社会对道德行为的一致认可程度”给予伦理决策以积极的影响，有14篇文献指出，“道德行为后果的影响强度”也对伦理决策有积极的影响。其余文献分别检验了“道德行为影响的集中度”、“道德行为后果直接性”及“道德共鸣度”、“道德行为效果的可能性”。Loe等的综述支持道德强度影响伦理决策过程的观点。我们以为，尽管道德强度是企业伦理研究中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对象，但对“道德强度影响伦理决策过程”观点的认同度却很高。“道德行为后果的影响强度”和“社会对道德行为的一致认可程度”方面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二、企业伦理决策实证研究：如何把握趋势和未来
我们把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概述的从1996～2003年的研究和以前综述的研究进行对比，以期得出伦理决策文献发展趋势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1.理论的深化与概念的完善
Michael J.O' Fallon等（2005）认为，过去7年发表的许多文献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正规的假设。不过，描述性伦理研究的深化需要更多地关注理论的发展。这要求我们发展Rest的框架，或者突破这个框架来思考问题，提出和检验更多关于个人、情景以及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伦理决策过程的潜在约束因素。
Rest框架在描述性伦理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但理论研究的开放性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框架提出异议。这四个步骤是否真正揭示了个体伦理决策过程的本质？在这之前、之中、之后是否还有其他步骤？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在心理学或管理学文献的伦理决策模型中找到。有些模型包含着有助于扩充或修改Rest基本框架的因素。比如“sensemaking”这个概念，是指人们不断地接受各种相互冲突、但又必须给予关注、理解和遵守的环境、组织信息的轰炸（Milliken,1990; Weick,1979）。而其中的Scanning（信息搜寻）概念却不包含在Rest模型内。Scanning的含义为，人们并不一定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总是主动搜寻对他们有影响的关键环境变化和事件（Daft & Weick,1984; Milliken,1990）。
如果想继续研究Rest范例，那么就需要发展和检验模型中三个主要直接关系（即前后步骤间的关系），或检验模型的效度。至今，没有实证研究对Rest模型进行整体检验。有一部分很少的研究检验了一个或两个关系，主要集中于检验伦理判断和伦理意图之间的关系（Barnett等，1996）。根据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我们发现1996年以来，只有1篇研究此关系的文章，结论是，不打算从事不道德行为的个人不会做出不道德行为。同时，如果对模型四个基本步骤的边界条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诸如道德认知在何种条件下会引起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在何种条件下会引起道德意图？道德意图又在何种条件下会导致道德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答。
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的文献与以前的文献相比，Rest (1986)模型中的每一个步骤所得到的关注都有所增加。Michael J.O' Fallon等综述收录了28篇道德认知方面的文献，185篇道德判断方面的文献，86篇道德意图方面的文献，85篇道德行为方面的文献。尽管学者主要关注最后3个步骤，但对道德认知的关注是断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个人因素、情景因素及相关问题因素对道德认知的不同影响。
在描述性伦理研究文献中，个人、情景因素及相关问题等变量倍受关注。到目前为止，伦理决策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涉及个人因素的影响作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文献中提到的变量，有70％都是个人因素。例如，最近得到广泛关注的就是哲学观或价值观，尤其是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最值得研究的组织层影响因素是道德风气和道德文化。1988年，Victor & Cullen首次提出道德风气，随后，Trevino发展了道德风气理论。并进一步检验道德文化正式方面和非正式方面之间的关系，有许多重要问题有待解决：非正式方面如何削减或提高正式方面对不道德行为的约束力？正式和非正式方面之间关系的失调如何影响不道德行为？哪个因素能够最有效地约束不道德行为等。
Loe等（2000）的综述中指出，需要对道德强度做出更多的实证研究。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的研究表明，1996年以来，道德强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共有32篇文献）。自从1991年Jones首次提出道德强度以后，大部分实证研究都表明，道德强度尤其是“道德行为后果影响强度”和“社会对道德行为的一致认可程度”对伦理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其它四个因素的影响以及模型本身的效度。
个人层级一个有研究前途的变量是控制中心，它是指个人把事情起因看作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程度。一些描述性伦理研究文献表明，相信内在控制论的个人，道德认知水平较高（Murk和Addleman,1992），道德责任感较强（Johnson等，1968），对违背他们自己信念原则的别人的期望、要求和其它的社会压力予以抵制（Lefcourt,1982）。另一个有研究前途的情景控制变量是同级人影响（peer influence）。大部分研究都支持同级人对伦理决策过程有积极影响（Beams等，2003; Jones和Kavanagh,1996），因此，我们以为，同级人影响不同，伦理认知、伦理判断、伦理意图和伦理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例如，有学者指出：如果个体的同级组织对伦理行为予以规范支持，那么，伦理判断就有可能产生伦理意图。
新出现的约束伦理决策行为的另一个架构是道德想象。Moberg和Seabright(2000)预测道德想象和Rest模型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均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2.企业伦理决策实证研究方法
我们把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包含的从1996～2003年实证研究文献和Ford和Richardson、Loe等综述中提到的文献以及方法论文献相对比（Randall & Gibson,1990; Weber,1992），不仅可以发现理论、概念方面的焦点，还可以得出一些方法论的观点。在此概而述之，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伦理决策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
(1)学生样本的使用。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表明，自1996年以来，有70篇实证分析使用的是学生样本或学生和其他个体的混合样本，这与以前的报道大体一致（Randall和Gibson,1990;Weber,1992）。企业伦理研究学者广泛讨论了使用学生样本的合适度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使用学生样本使研究结果没有普遍性，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学生样本包含了利益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和学生样本在相关理论变量方面相似的话，学生样本也是符合企业伦理研究的。我们支持Weber的观点（1992），他指出，学者应使用合适的样本，而不应该因为学生样本容易获取而使用之。
(2)情景模拟方法。它是企业伦理研究评估时最广泛采用的方法。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表明，在它所收录的174篇文献中，在研究方法上有95篇使用的均是情景模拟方法或情景模拟相关变形方法。使用此方法有诸多好处，Alexandar & Becker(1978)指出，使用情景模拟方法“有助于标准化不同受访对象的社会影响因素，同时使伦理决策情景更真实”。使用情景模拟方法还可以允许学者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同时，能够操纵相关变量。但是，情景模拟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情景模拟经常包含有封闭成分，使得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难以得到受访者的真实反应。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太少的情景模拟可能会影响学者控制相关变量的能力，相反会导致反应偏见。另一方面，太多的情景模拟，会增加受访者的负担，从而引起他们的疲劳（Weber.1992）。1997～2003年期间，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使用的不是情景模拟方法或问卷方法。正确运用情景模拟方法要服从学者们的研究目的。
(3)多元统计方法。Ford和Richardson与Loe等的综述表明，1996年以前大部分的研究使用的是单变量或二元统计分析，很少关注多元统计分析。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所列举的文献表明，多元统计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24篇文献使用的是单变量或二元统计分析，剩余76％运用的是多元统计分析。值得注意的是，统计分析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正如Randall & Gibson(1990)指出的那样，“使用何种方法主要取决于理论、研究假设和可获得的数据”（1990）。
(4)测量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对不道德行为的测量是很困难的（Trevino,1992）。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的文献表明，学者们正在寻找和创新测量道德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的新方法。尽管许多人青睐情景模拟方法，但却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缺陷，即受访者是否真实地测量了行为或其它因素，如意图。为了避免这种困境，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使用较少采用的谈话测量行为法。要求受访者思考他们在工作环境中遇到的道德困境（Marshall & Dewe,1997）；要求受访者从他人角度考虑来回答问题（Kim & Chun,2003）；或要求受访者衡量自己过去在工作单位的行为（McCabe etal,1996）等。虽然这些方法同样存在着缺陷，但它们确实是测量不道德行为的新尝试，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克服局限性的另一种途径就是使用别的方法，比如，实验室法、仿真法、现场实验法等（Randall & Gibson,1990; Trevino,1992）。这些方法不仅使学者能获得实际行为，而且它们的运用也可以避免过多使用情景模拟法所带来的担忧（Webber,1992）。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大约14％的文献使用了其中的一种方法。
(5)荟萃分析法。尽管文献综述有利于对文献进行总体概括和评论，但荟萃分析能更好地收集数据，获得某一研究领域在统计上的有效结论（Brierley & Cowton,2002）。虽然Robertson (1993)再三指出荟萃分析应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伦理研究中，但在Michael J.O' Fallon等的综述中只有3篇文献使用了荟萃分析方法。我们以为，此方法的使用对加深伦理决策过程的研究意义重大。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做出创新性探索。第一，我们通过大量文献检索，概述了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中1996～2003年关于企业伦理决策研究的主要文献，并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顺序安排文献，总结了各个自变量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发现了被广泛关注的自变量和被忽略的自变量。第二，我们把Michael J.O' Fallon等（2005）综述与以前的两次综述进行了比较，以分析、把握企业伦理决策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在对大量文献的阅读与分析中，我们发现，自1996～2003的七年间发表的实证伦理研究文章数量比1996年之前40年发表的总和还要多，这使我们有可能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当前伦理决策领域研究现状进行评价，也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此领域研究的被关注度。而对不同国度、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伦理决策方面的背景差异、可操作性和对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测量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尚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