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绵阳论文,所见论文,习俗论文,职贡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省绵阳市为一多民族地区，总人口为519万，有40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共计160，146人，占总人口的3.08％。[1] 绵阳市的少数民族的以藏、羌、回族为主。据四川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该市有藏族10，057人，羌族135，321人，回族10，008人。[2] 绵阳市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平武县境内，其中主要有：白马藏族和草地藏族这两个民系；羌族主要分布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和平武县原豆叩区所属各乡；回族则散杂居于市境内有关城乡。北川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平武县现享受民族县的待遇。绵阳市的少数民族应该认真研究，今仅据清人谢遂《职贡图》所载的平武、北川二地的藏族及羌族习俗，作一初步分析研究。
清谢遂《职贡图》画卷，现珍藏于台湾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库房，未公开展览。余1996年12月初次赴台讲学时，承该馆研究员庄吉发先生之邀观览了此一画卷。该画卷俱宣纸本，设色画，共四卷，每卷尺寸不一，纵33.8—33.9公分，横1410.4—1836.1公分。画卷中又分为若干画幅，所绘为我国清代境内少数民族及四周各国的民族图像，并于每画幅上方，附有满、汉两种文字的说明。此画卷据庄吉发先生考证：“谢遂《职贡图》画卷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开始绘制，中经多次增补，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增入最后一图，即画卷第一卷‘巴勒布大头人并从人即时廓尔喀’画像。嘉庆十年(1805年)六月以后始缮入满、汉文图说。其间缮写图说的人员，因不限于一人，所以前后书法不同。画卷中各图画像的风格，也有变化。谢遂的传记资料，搜集维艰，其生卒年月不详。”[3] 由于该画卷系清嘉庆十年(1805年)内府奉敕所编绘的《皇清职贡图》的母本，故极为珍贵。又由于该画卷一直藏于大内，后虽归属故宫博物院但一直未曾面世，而现又保存于台湾，故直至1989年庄吉发校注《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一书在台湾出版以后，此一珍贵的图像及图说，始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清《职贡图》中有三幅与平武藏民与北川羌民相关的图画以及与图画有关的满、汉两种文字的图说，即《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龙安营辖白马路番民》与《石泉县青片、白草番民》。今逐一进行考证。
一、《职贡图·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画幅及图说
此画幅绘男女二人。男人，作直立状，面有须，头戴毡帽，帽顶有缨络，右侧插野鸡羽毛三枝。身著毪或麻布缘边无领长袍，内有白色无领内衣作衬，腰束布带，下身著裤，足著毪布或麻布桶皮底靴，左手横于胸前，执一手摇转经筒，右手下垂，执一串佛珠。女人，作行走状，椎髻于脑后，髻以一环状花布绣条束之，身著毪或麻布缘边无领窄袖长袍，内有白色无领内衣衬之，颈上挂有珠络一串，两手平于胸前作捻毛线状，以布带束腰，跣足。
该画幅上半部附有满、汉文字图说各一，满文在左，汉文在右。据庄吉发先生考证两种文字说明的意义相同。汉文图说为：“松潘镇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象鼻、高山、黄羊关等寨，本吐蕃裔，与松潘平番族同类。宋进士薛严守龙州有功，世袭土知州、安抚等官，本朝顺治六年归化，授其后人以土知事。其地皆高山，积雪不消，叠石为重屋，覆以柴薪，上居人而下饲畜。番人戴毡笠，插雉羽，著缘边布褐衣，褐带，革履，以耕稼、采药为生，性淳好佛。番妇辫发挽髻，裹以绣巾，项垂珠络，着缘边长衣，或五色相间，多跣足，颇勒纺织，虽行路亦手捻毛线。所食荞子、青稞之属，无贡税。”
据考，清代松潘镇属龙安营辖象鼻、高山等处番民，均在今平武县西部，此处所谓“番民”即藏族。其中象鼻、高山两处在今虎牙藏族乡境内，而黄羊关在今黄羊关藏族乡境内。此二乡地域相近，但被松潘县小河乡的一块属地锲入，故两乡之间的交通必须通过松潘小河乡的辖境。象鼻系寨名，来源于该处有象鼻山。据清道光版《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载：“象鼻寨：番牌四名：龙步出、马家保、隆则效、寇济凹，番民五十三户，男妇大小一百四十九丁口。”[4] 高山亦为寨名，今仍称高山堡。有清一代曾将今虎牙乡一带藏族合称“象鼻高山西番”，并以此概称当时管辖这一带的土司——龙安府上知事薛氏所管辖的藏民。（注：龙安府土知事爵氏管理的除今虎牙藏民外，还有今泗耳乡一带的藏民.参见曾维益著《虎牙藏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93年印，第37页。） 至于黄羊关，即今黄羊关藏族乡所在地，有清一代归龙安府另一土司——阳地隘口长官司王氏管辖，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云：“长官司专辖关隘：阳地隘，住居土民二十八户；黄羊关，住居土民三十二户。关隘二处内有六十户，轮流防守隘口，挑选通晓番语上民，充当通事、衙役，以供差遣。其土民之服色、婚嫁、死丧，俱系汉民体制。耕种所产荞麦、青稞、芋米而已。”[4] 按，上述象鼻、高山一带的居民属草地藏族，即讲藏语三种方言之一的安多方言的藏族，而黄羊关一带的居民则是讲白马语的白马藏族。（注：白马藏族，人口近2万，分布于四川平武、九寨沟两县及毗邻的甘肃文县等处。其中平武县的白马藏族约5千人。目前学术界多数意见倾向于其族源与古代氐族有关。详情可参见《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印。） 两者不仅民系不同，其语言与习俗均有差异，而所管辖的土司亦不相同。于此，清代记载十分清楚，从未曾将此相混，但不知何故《职贡图》这一画幅的图说都将此二者合并在一起加以叙述？这显然是与实际不符的，留此以待续考。以上所言，此二处居民的民系不同只不过概略言之，其实两地亦均杂散居住着另一民系的居民。1998年中，笔者曾赴上述两地考察，发现两地居民的底层文化均含有白马藏族文化，可知象鼻、高山的居民即今俗称的“虎牙藏族”是较白马藏族为晚才到达这一带的。当然，象鼻、高山的居民来源，是与此相邻的松潘，故图说谓“本吐蕃裔，与松潘平番族(即原松潘平番营所管辖的藏族)同类”是有依据的。管辖象鼻、高山诸寨的土司薛氏是西南地区最早的土司之一，起源于南宋晚期，正如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所言：“薛严祖籍山东历城，后徙临邛郡。宋景定三年登进士，官龙州。……度宗咸淳元年，守城有功，赐世袭。”[4] 这是与图说的记载是一致的。自宋以后，历元、明、清诸朝以迄民国，薛氏后裔一直居此上职，虽然土职的名称时有变异，但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民主改革，这里的土司制度才被废止。
《职贡图》绘成于清乾隆时，其图像与图说所记当地的风俗，均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图说云：“其地皆高山，积雪不消，叠石为重屋，覆以柴薪，上居人而下饲畜”。这正是典型的安多藏族农区的民居风貌。这种叠石为数层居室，并在其顶部覆以柴薪，而填土于上并捶平为房顶的民居，现称碉房，它至少在《后汉书·冉駹夷传》中即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称之为“邛笼”。直到现在当地藏族的民居仍以这种类型为主。图说所记当地群众的衣著为藏袍，男人，足履藏靴，男人手执念珠与手摇转经筒，女人的头饰与项饰等，均与安多藏区藏族的衣著与藏传佛教信仰相一致。但有两点值得注意，即男人头载插有野鸡的羽毛的毡帽，以及女人所著藏袍“或五色相间”二者，原非安多藏俗，而系受当地及附近的白马藏族的头饰与衣饰的影响所致。据曾维益先生对现今虎牙乡8个大家族来源的调查，谓此中来源于松潘(安多藏族)的有王、董、安等三大姓，来源于本地土著(白马藏族)的有杜、米、李等三大姓，来源于内地汉族而被藏化的有杨、蔡二大姓，而以上8个大姓中仅王姓的人口就占全乡总人口的44％。[5] 由于当地民系的多元而导致文化的多元这就不足为奇了。据载，当地藏民以农业耕种为主业，采药为副业。又谓“颇勤纺织，虽行路亦手捻毛线”，可知畜牧业，即放牧牛羊亦为一重要副业。由于这种经济方式适于当地自然环境，故至今仍基本如此。最后，还有一点置疑，即画幅与图说均谓当地女性“多跣足”。由于当地气候寒冷且地势崎岖，其跣足之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此或当地女性在当时夏日或家中的习惯亦未可知。不过已年久日远，据笔者观察，此一习俗今已不存。
二、《职贡图·龙安营辖白马路番民》画幅及图说
此画幅绘男女二人。男人作负柴行走状，头戴草帽，帽顶有十字型缨络，身著羊皮长袍，袍用多张羊皮并合而成，内裘而外皮，背负以两根皮条捆束的柴薪五节，用布带束腰，腰间还吊有一束皮条，足著布桶皮靴。女人，头上辫发垂于两肩并束有珠络，身著缘边毪或麻布长袍，外套花布坎肩，左手提一竹篮，右手挽一竹筐，均盛有物，足著靴。
该画幅亦有类似之满、汉文字图说各一。汉文图说为：“龙安营辖白马路番民。白马路各十八寨，亦为吐蕃裔，与陕西洮、文番族同类。宋进士王行俭为龙州判官，有功世袭，明改土归流，授王氏以土通判、长官司等官。本朝顺治六年归化，仍袭前职。具地常寒。俗好斗，伤人则以刀、布、牛、羊偿，或争讼理由者，亦以物请和解。婚娶，女父母同来婿家饮，仍携女归，逾年复同来，始成礼焉。生子教以射猎，猎犬值三牛，亦种青稞、荞麦之属，无赋税。番民戴草帽，着羊裘，常负木柴入内地市贸。番妇辫发垂两肩，束以布或缀珠石，着缘边长衣，花布半臂，颇知耕织。”
据考，龙安营所辖的白马路番民即今平武县境内的白马藏族。所谓“白马路”并非确有其路，而是以这一带的“白马寨”和“白马岭”为代表，取“白马”之名以泛称这一带讲相同语言和有相同文化的这支民系。诚如道光《龙安府志·舆地志·关隘》所言：“白马寨，在县北三白里，番寨也。《边防考·益州记》曰：江水自白马岭回行二千余里至龙洞，又八十里至西陵县，又百二十里而至北部，北部即龙州也。……碉房不计其数，有名色可考者，凡十八寨，寨多不过四五百人，少可百人而已。”此“十八寨”，据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所记为：阳地隘口长官司王氏所辖六洞寨、交昔寨、关坪寨、仓莺寨、额利寨、檫脚寨、水牛寨、彭信寨、蛇入寨、独木顶寨、舍那六寨、多籍寨，共12寨；土通判王氏所辖薅子寨、木瓜寨、昔蜡寨、瓦舍寨、木作寨、陈家寨，共6寨。以上合计18寨。以现今行政区划而论，这18寨均在平武县的北部与西北部，今主要属于白马藏族乡、木座藏族乡、木皮藏族乡与黄羊关藏族乡的范围。上述地方的主要居民为白马藏族，与平武境内另一支居住在虎牙藏族乡和泗耳藏族乡的草地藏族有所不同，而属于另一支民系，其族源与我国古代的氐族有关。由此可知，图说谓“白马路十八寨，亦为吐蕃裔”是不确切的。但图说又谓他们“与陕西洮、文番族同类”则符合实际。因为今甘肃临洮、文县的洮河与白龙江流域，亦自古即是氐族的根据地，这里的少数民族与古代的氐人有族源上的联系，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至于管理白马藏族的两名土司皆为同一王姓，亦为西南民族地区最早的土司之一，而始于宋代。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谓：“阳地隘口长官司王国宾，其先江南扬州府新化县人。始祖王行俭，于宋宁宗时，授龙州判官。在任开疆拓土，兴学化夷，创建城垣有功，敕赐世袭，授龙州三寨长官司之职。”此两名土司，亦历宋、元、明、清、民国数代，直至新中国建立后的民主改革始行废止。
《职贡图》中此幅图像的图说所记当时习俗云：“其地常寒。俗好斗，伤人则以刀、布、牛、羊偿，或争讼理由者，亦以物请和解。”这是白马藏族的习惯法，与邻近藏区的习惯法多类似，但由于时间推移，此习惯法现已不存，该图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图说又云该地男女青年成婚后，当即由女方父母携女回家，待到次年始来与丈夫同居。这是民族学上所称“不落夫家”或“坐家”习俗，是由母系制转变为父系制过渡期中产生的一种婚俗，长期存在于我国西南苗瑶、壮侗、藏缅语族的一些民族中，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婚俗始逐渐改变[6]。白马藏族的这一习俗亦早已不存，现仅见于该图说的记载中。从图说得知，白马藏族生业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与狩猎，这一状况从古至今没有多大改变。从服饰而言，画幅与图说皆谓白马藏人的男人头戴草帽，身著羊裘衣。这可能是该种人负木柴赴内地市场交易时的一种服饰，而非平时的一般装束。前已言及他们平时以头戴插有野鸡羽毛的毡帽，身著毪或麻制长袍为特征。正如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所言：“(长官司、土通判所辖)番民服色，男多穿毛毪衣、衣领暨下脚边，俱用青花布缘腰作密褶，长止过膝。帽用白羊毛为毡作成。以牛皮为带，嵌小铜花为饰。鞋以麻布作桶，牛皮作底。夏衣麻布，不染色，长短式样与毪衣同。冬用毪衣，长至足。”关于女人服饰，有一特点十分鲜明，即画幅、图说所显示的身披“花布半臂”，这实为镶花的坎肩，至今尚为白马藏族妇女所喜爱。妇女身著的长袍在图幅中绘出了条幅，这正好与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土司》中所记：“衣用黑色毪或青蓝布嵌成花”，或“衣用杂色毪，间幅为之”是一致的。这种特点，正是白马藏族与草地藏族的妇女服饰差异的所在。
三、《职贡图·石泉县青片、白草番民》画幅及图说
此画幅绘男女二人，像貌丰盈。男人，留须，头戴单笠，顶有一缨络，左侧插野鸡羽毛三枝，著麻布圆领长衫，腰束带，裹腿，跣足，腰略弯，双手执锄，作耕作状。女人，结辫为髻，裹以绣巾，身著开领短衣，围长裙，坐地以腰机织布，其鞋不易辩识。
该画幅汉文图说为：“石泉县青片、白草番民。青片、白草二十四寨，其先本氐羌，明归白马生番属长官司。本朝康熙中，改土归流，旧隶龙安营，嗣改隶石泉县。多居山麓，以土为屋，俗淳朴，以耕稼、畜牧为生，岁输米十二石九斗，为石泉汛兵食。番民服制，与齐民同，惟常著麻衣，抽雉羽于草笠。番妇雉顶留四周，结辫为髻，裹绣巾，短衣长裙，以绣缘之，习纺织，亦有跣足耕作者。”
据考，石泉县即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早於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即置北川县，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析北川县置石泉县，县治鸡栖老翁城即今北川县治城乡。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并北川县入石泉县，石泉一名经宋、元、明、清数朝，迄至民国三年始将县名恢复为北川[7]。2003年北川改建为羌族自治县。北川的羌族主要聚居于县境西部与西北部的“青片、白草、四十二寨”。青片与白草皆系河流名称。西部的青片河流域邻近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与松潘县，现今有青片、白石、坝底诸乡。西北部的白草河流域，邻近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属的松潘县，由此再向北则进入平武县的泗耳藏族乡境内，此为白草河的上源。现今北川的白草河流域有片口、小坝、开坪、禹里诸乡。以上这一带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此中以羌族为主，亦有少数藏族散杂其间。故《万历武功录》卷五《白草、凤村、野猪窝诸羌族列传》云：“白草者，石泉诸羌也。”道光《石泉县志》卷二亦言：“松(潘)、茂(州)、平武、石泉，皆番、羌杂处。”因此，图说说他们“其先本氐羌”是有依据的。图说又云：“明归白马生番属长官司，本朝康熙中改土归流，旧隶龙安营，嗣改隶石泉县。”其实这一带的归属与管辖较此记载要复杂得多。据考，石泉县于明初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隶成都府，世宗嘉靖四十五年改隶龙安府(治平武县城)。明洪武时，石泉县虽隶属成都府，但今石泉西北部与东部少数民族地区却由龙州(即其后的龙安府)土司管辖。其时龙州有前已言及的始于宋代的薛氏和王氏土司。洪武二年(1369年)，又有陇西千户李仁广随明军下，进入龙州任州同知，后被赐世袭，成为土司。由是龙州及附近一些地区成为这三姓土司的统治地。按照职权划分，今北川白草河流域由李氏土司管辖。在李氏土司之下，还设有艾林、坝底两个小土司具体监督这些地区。待至明世宗嘉靖时，龙州、石泉一带发生社会动盈，土司间的争斗，导致明王朝对这一带的改土归流。但这一改流并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加强了府、县流官统治，缩小并限制了土司职权。直到清朝初期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艾林土司和坝底土司才被裁撤。至于青片河流域的羌族，白清初“归顺”以后，主要接受茂州(今茂县)的土司管辖，仅“中五簇”的十一寨隶石泉。青片河流域的统归北川是晚近的事。有关北川土司的源流，道光《龙安府志·武备志·十司》之《石泉土司兴革》作了如下简略叙述：“明初始设土司二员，弹压艾林、坝底二堡。及白草蛮乱，官兵计平之，以艾林土官任厚、坝底土官司唐敖，抚番无术，黜之。擢李世选为艾林土官，唐裔为坝底土官，仍听世袭。国朝康熙二年，剿平(青片)上、下五族。番寨近茂州者，责之茂州陇木土司，近石泉者，责之唐、李土司。又设抚夷一员，弹压坝底，(康熙)42年，土司唐德峻袭职，数月番民以番冤莫伸，事讼于邑令，朱载震详情黜之，并黜永平土官。于是，石泉有抚夷，无土官，番民大小讼狱，归县办理”。
有关青片、白草一带羌民的习俗。图说谓“多居山麓，以土为屋”，是指这一带羌民的民居多系“板屋土墙”的房屋，而非汶川、理县、茂县一带的石碉房。这种居室近乎白马藏族的习俗，可能是同在涪江流域，而与岷江上游有所差异。至于服饰，画幅及图说皆谓男人头戴草笠而插野鸡羽毛于上，这也是与白马藏族相似的，而不同于岷江上游羌族头饰之处。此亦极可能是受同一流域的另一文化影响所致。画幅及图说皆谓其“常著麻衣”，乃当时羌民的传统衣著，至今仍保留在这一带的一些边远地区。从画幅及图说得知当时该地羌民以“耕稼、畜牧”为业，由于改土归流，故须上纳粮税以供兵食，但纳粮的数量却低于内地的农户，这也体现出当时政策措施的差异。文中谈到的“习纺织”，结合图像观之，应为以腰机织麻布。这种古老的纺织技术现在仅能在当地极边远的山区尚可见到，而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