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及其怪圈：1961-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国的技术观——新中国现代化思想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怪圈论文,个案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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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5年是新中国现代化思想初步形成时期，也是技术观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技术观的转型，又是中国躁动的现代化之梦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进程依旧艰难滞缓，技术政策摇摆不定，技术发展波折坎坷，其原因之一是技术观时常陷入认识误区。
透析现代化有许多维度，其中观念形态的转型最具根本性。其原因是：社会现代化以物质现代化为基础，物质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由观念现代化所决定。而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由于长期盛行“重器物、轻思想”的偏颇，对现代化子系统观念层面的剖析始终是弱项，对作为观念子层面之一的技术观的研究更是薄弱环节。
“技术观”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形成并流行的一套关于技术本身以及与技术有关的事物的信念、情感与态度，诸如技术的起源与本质、技术的特征及功能、技术的体系结构和运行机制、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等。技术观直接引导技术政策的制定，技术政策是技术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技术政策决定技术运行路径的方向，技术运行路径选择正确与否又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成与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考察1961-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国的技术观并揭示其转型的原因、表现与特点，不失为当下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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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进程不是孤立的，必定要置身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1961-1965年中国技术观的转型，导源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内压与外压相互作用的结果。1960年后，苏联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大跃进左倾盲目赶超型技术观的弊端无以复加地表现出来，严峻的逆转局势使经济调整势在必行。次年初，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标志大跃进事实上的终结，也标志为期五年经济调整的开始。在初步调整的1961-1962年，《科研十四条》和《工业七十条》等均成为贯彻八字方针的具体文件；而在全面调整的1963-1965年，《1963-1972年科技规划纲要》又把八字方针系统化。
宏观上，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技术发展也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环境，技术观转型与经济调整之间既互为前提又互相促进。因此，经济调整方针也规定了技术观转型的基本方向。微观上，技术政策的制定和技术运行路径的选择以一定技术观为先导，技术政策和技术运行的路径反过来又体现特定的技术观。因此，技术观与技术政策和技术运行路径之间既互为因果又互相浸透，其界线并非泾渭分明。以此认识为基础，可把经济调整时期技术观转型的表现勾勒如下。
其一，以客观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为前提，重新定位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以克服技术目标层面的盲目冒进思想和技术评价层面的高大精尖倾向。《1963-1972年科技规划纲要》强调：在重要和急需领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再刻意使用“超”字；1963年全国煤炭和工业交通会议，公开承认中国技术水平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年左右；同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在有关“现代化建设”、“工业和技术发展及其与世界先进水平关系”等问题上，多次使用“不太长时间”和“逐步地接近”等字样[1]。上述认识与作为大跃进政治文化创造的“15年赶超英国”等口号的大相径庭，说明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已逐渐被认识。而认识的改变，既是技术观转型的重要部分，也是新技术观构建的必要基础。
其二，以克服内压和外压为基点，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为原则，调整原有技术体系结构，以解决由于片面强调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各部门和技术各领域间比例的严重失调。对此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就有所论述。但由于重工业至上的斯大林主义经济技术战略占上风，使农业和轻工业在大跃进中被严重忽视。因此，调整的核心是以退为进，通过在左倾激进主义方向上的“退却”来启动由“变态”到“常态”的恢复过程。为此，《1963-1972年科技规划纲要》要求：全面安排，充实基础（基础理论和基础工业）、重抓两头（民生与国防），实现农轻重综合发展。其间，农业发展受到特别重视，《红旗》等接连发表文章，就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农业技术改革的重点、社会改革与农业技术改革的联系、农业现代化同工业现代化的关系[2]等问题进行讨论，从不同层面展示不同的技术观。
其三，对技术主体的认识发生变化，开始意识到并特别强调科学知识对技术发展的意义及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这是对以往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而一味将群众技术革新的意义绝对化的认识误区的修正。大跃进技术政策的失误，以空想色彩浓重的技术观为引导，即“重能工巧匠、轻技术知识精英”，把技术发展与群众运动等而视之，设想在没有技术知识精英的情况下运用并发展现代技术，结果受到技术发展规律的严惩。因此，为知识分子正名就成为修正大跃进主导技术观的切入点。为此，《工业七十条》重申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科研十四条》强调把“专”白色化和给科技人员戴上“白专”帽子是错误的；1961年秋，陈云在有关会议上专门就技术人员作用问题发表讲话，要求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技术人员有职有权[3]；次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公开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对此，中央领导层内有意见分歧，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预示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反复。为知识分子正名交叉着技术人员作用的重新定位问题。1961年，邓小平在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要求以专业技术水平为依据大批提拔工程师，而且“有多少提多少”。次年8-9月，《红旗》发表《充分地发挥技术人员的力量》，指出技术人员从事非技术性工作的危害，并提出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力量的可行性建议，诸如学用一致、发挥专长；让技术人员有职、有权、有责；加强业务厂长和专业技术人员权威等。196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社论，针对以往政治政策代替技术决策条件下“重模仿、轻创新”的“回避责任型技术”，专门讨论建立健全把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技术责任制”问题。
其四，在技术走向的路径选择上，由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的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到关注技术的品种、质量和效益，转而寻求技术集约型内涵式发展。早在调整酝酿阶段，毛泽东作《十年总结》，承认“乱子出得不少”。在农业方面，“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在工业方面，多次认可不切实际的钢产量数字。同时，他还声明：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所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公开改正[4]。由于错误形成的原因在于“重速度和数量，轻质量和效益”，因此很抓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就成为调整时期技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如同大跃进期间出现许多极左口号一样，“品种、质量和效益第一”等技术理念在调整时期广为流传。由于技术品种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牵涉许多复杂技术因素，诸如图纸设计、产品试制、原材料处理、加工工序、设备维修、产品检验、工序间衔接与协作、技术产品推广与运用等，因此加强技术管理以及技术改革必须经过反复试验等技术理念又成为此间技术观转型的重要体现。
其五，在技术进步战略模式的选择上，立足于技术的自主开发和自立发展，同时也致力于有选择、有重点的技术引进及消化创新，以克服大跃进忽视引进而全面封闭、强调自主而片面自立的弊端。自主创新和外来引进是技术发展的两种基本途径，前者体现技术主体的首创性和主动性，后者体现技术本身的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两者的有效组合和有机结合是技术进步的理性选择与理想方式。但在建国后，由于技术观的意识形态化，技术政策摇摆不定，致使自主创新之与外来引进、对外开放之与闭关自守，少连续性和稳定性，多跌宕起伏与频繁突变。一五时期的“交钥匙工程”，造成对苏联的技术依赖；1956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观念尚未驻足，便淹没在大跃进“自力更生、全面封闭”的浪潮中。调整时期技术的自主发展，是对内自强、对外自立的过程，主要包括：挖掘现有技术潜力，强化农业和轻工业技术改革；逐步解决生产与应用相脱节、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相分离问题，把技术成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使新技术成果不仅仅停留在礼品、样品和展品层面；致力于培育本国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以引进的成套中小型设备用于现有项目的技术改造，从而形成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技术引进的主体时间，是在《1963-1972年科技规划纲要》制定以后；技术引进的对象，由苏联东欧一边倒转向西方和日本，拓展了技术引进的渠道；技术引进的重点，是有选择地引进填补空白、薄弱环节和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项目；技术引进的方式，虽仍以购买成套机器设备为主，但已积极探索更多地进口单项设备和作为“软技术”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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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危机与变革总是紧密相连，变革总是随危机接踵而至。调整时期中国技术观的转型，在反思与扬弃中展开，在调整中巩固，在巩固中充实提高，初步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技术体系结构，并取得许多突破性技术成就。
在现代化需求之下思考技术的功能，是调整时期技术观转型的另一特点。建国后，中国重蹈半殖民地现代化的覆辙，也把现代化目标定位在器物层面，而且这种定位主要形成于调整时期。虽然早在50年代，四个现代化的雏形就已形成，但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在工业现代化受到重视的同时，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在实践中被忽视了。调整开始后，随着农业和技术的日益被重视，周恩来于1963年在上海科技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关键在于后者。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6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把农业生产发展和现代化放在优先地位”。[5]但十年浩劫使四个现代化连同全面调整一并被中断，中国的技术观也随之再度朝左的方向倾斜，从而形成既前行又后退的宏观发展怪圈。
建国后，以1978年为界，中国的现代化已历经“低水平大波动创业期”和“以改革促发展的转型期”。虽然1961-1965年的技术经济成就可圈可点，是大波动创业期中少有的波峰，但仍未走出低水平发展层面。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在于技术观潜藏着深刻的矛盾性，使技术观本身的转型和技术观怪圈的形成同步进行，技术观中的正确因素与错误因素相生相伴，即在调整前行的同时，又回旋后退；在克服“左”的同时又保留并发展了“左”。
怪圈之一：既否定大跃进，又始终保有大跃进的相关口号。《十年总结》认可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又承认大跃进指标过高等盲目性；八届九中全会既肯定三面红旗，又宣布否定了三面红旗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指出比例失调、急于求成等偏颇并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时，也并未公开否定“三面红旗”；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调整成就时，也强调成就的取得以“总路线的基本精神”为根据。《人民日报》1963年元旦社论，有“为三面红旗增添了新的光彩”、“信心百倍的坚持三面红旗”等字样；而该报1961、1964年国庆社论，则直接以“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胜利！”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为题。
怪圈之二：在技术观与政治观的关系上，由于意识到政治代替技术的弊端并加以调整，使60年代初政治对技术的影响较之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相对弱化。但由于又大书特书“政治挂帅”、“反修防修”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大跃进左向激进主义并未止步。到1965年，又重新提出“把政治落实到技术上去，以政治统帅技术，促进技术，使技术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和“只有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技术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等思想[6]，这样又形成一个逻辑混乱的技术观怪圈。如果对这个怪圈加以解析，不难看出：在初期调整阶段，中国的技术观相对理性，即强调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技术上的分歧属于认识过程的矛盾而非阶级利益冲突，因此不应贴上阶级和政治标签。但进入全面调整后，党内潜伏的危机逐渐明朗化。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指出：中国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次年，又在会见外宾时公开宣布中国已经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并把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相联系。毛泽东把这些感受笔之于诗，浓缩为“冻死苍蝇未足奇”、“蚍蜉撼树谈何易”等诗句。即使不谙音律，也能嗅出其中的火药味。这些左的倾向，难免要给此间的技术观打上深深的烙印。
一般认为，技术观由“国家技术观”和“个人技术观”组成，“个人技术观”包括“精英技术观”与“民众技术观”。在很大程度上，精英人物中政治家的技术观会直接影响民众技术观，并规定国家技术观的走向。技术观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政治家所持的不同技术观发挥影响后，会使国家的技术政策和技术发展更具复杂性、矛盾性与曲折性。在调整时期，虽然就技术力量构成看，其复合性特征并没有质的变化，依旧包括占10%左右源自于旧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占90%左右建国后培养的技术人员。但毋庸质疑，政治领袖的技术观依旧举足轻重。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个人影响无以复加强化的倾向不同，调整时期政治人物的影响具有复合性，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技术观的作用交织彰显，并随调整深入实现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在调整初期出台的一系列如前所述的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技术经济政策，有许多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下制订的。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估价大跃进失误原因时做出与毛泽东相反的“三七开”，即主客观原因分别占70%和30%。虽然直到1960年毛泽东还相信“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7]但调整开始后他不仅同意八字方针，而且主动承认错误。毛泽东后来所以公开转向，是因为他的技术观中始终存在“政治至上”的惯性，正如西方学者所言：虽然他“相信技术进步的功效，不过他仍然不相信促成技术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高度文明及其载体”。[8]因此，其“‘反技术倾向’并非就是反对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的倾向，而是他对现代技术造成的社会结果与政治意义表现出的深切关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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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现代化是综合平衡的系统工程，包括器物、制度和心理等层面。就技术本身的现代化而言，也应该是技术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全面现代化过程。因此，只有现代化各个子要素的现代性协调增长，只有使器物层面技术资源的现代化与制度、观念层面非技术资源的现代化相配套，才不至于导致现代化变革的中断或夭折。
调整时期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表明：技术观的转型不是孤立的，必定要置身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中，受包括资源条件、政治气候、经济状况、技术基础、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内的技术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调整时期和大跃进时期正反两方面实践表明：技术环境好，技术观中的理性因素就多，技术发展就健康有序，反之则反。在技术环境恶劣、技术观走向误区的大跃进，技术也获得一定发展，这说明技术发展有其自身承继性与规律性。而调整时期之所以在“左”的烙印下形成诸多技术观怪圈，反过来又恰恰说明技术发展受技术环境和技术观的制约。就历史连续性而言，如果说这些技术观怪圈中的错误倾向与日后的十年浩劫密切相关，那么其中的理性成分则成为改革开放、重新启动现代化步伐的必要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