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西方传媒的两面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手法论文,侵华日军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除了组织、派遣了大批日本随军记者到南京采访，以虚假的报道掩盖日军大屠杀的真相外；还十分重视对西方中立国家新闻传媒界的工作。因为西方列强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新闻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有长期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作指导，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新闻传媒机构，有先进的电讯设备、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与大量高素质的新闻传媒人才，号称新闻传媒大国。他们的新闻传媒往往领世界之潮流，对全世界的舆论起导向的作用，对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时西方国家设在上海租界等地的新闻传媒更能直接影响中国的舆论，能发挥中国新闻传媒与日本新闻传媒界所不能起的作用。为此，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传媒界采取了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收买美、英记者，企图软化西方国家新闻舆论
在开始阶段，日本当局首先设法拉拢、收买西方国家新闻传媒界的记者，企图软化西方国家新闻舆论。
早在1937年10月1日，正是日军空前残酷激烈地进攻上海之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竟然专门抽出时间，在司令部会见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他们要操纵好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松井石根对日本外交官收买与操纵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工作不力，十分不满。他在这天的阵中日记中写道：“听说驻上海大使馆方面对于收买外国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真令人惊讶万分。就算是陆海军武官们努力不够，如果现在还不尽快采取措施的话，对今后的宣传战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我十分忧虑。”①
1937年10月10日中午，松井石根亲自出马，在司令部专门会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弗莱扎和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阿本德。这是两家当时西方规模最大、影响也是最大的报纸，松井石根深知这两家报纸对世界舆论的重要导向作用。松井石根首先向这两位记者发表“声明”，表明了他对这场日中战争的立场与看法，以图影响这两位记者。松井石根在其阵中日记中，记录了他“声明”的主要内容：“我已经尽力为日中协作事业做了三十多年工作。即使今天的事业，与其说是在教训支那人，更应该说是在提醒他们，应该好好考虑如何全力去拯救四亿人民。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支那从共产主义势力中拯救出来。这不仅是为了支那本国，也是为了整个东亚。我坚信这才是最紧要的。”松井石根还回答了两位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他十分自信，认为从两位西方记者的表情看出，他们对他直率的态度表示满意。②
1937年11月11日，松井石根又会见西方各国驻上海的美联社（AP）、合众社（UP）、路透社、哈佛斯等主要通讯社的记者，以战胜之威，大谈了一番日本的侵华有理和日军的战争意图，并对美、英等国政府未积极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进行指责，最后要求与威胁西方新闻传媒记者在报道这场日中战争时，要“公正”，也就是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否则就是误导世界舆论。松井石根在这天的阵中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第一次会见AP、UP、路透社、哈佛斯等驻上海的各国主要通讯社的通讯员。我尽量不表现出强硬态度，向各位提示我军的方针以及我个人的意图。然后希望各通讯员要公正，不要误导世界舆论。看上去各位都很高兴，看来他们会对未来世界舆论产生好的影响。”③
1937年11月29日，正当松井石根指挥数十万日军，气势汹汹地从上海分三路向南京包抄攻击之时，他特地召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指示他从侧面做西洋人与支那人的工作”④。这就是要松本重治利用他的记者身份，对西方与中国的同行进行收买、拉拢工作。第二天，1937年11月30日，松井石根再次亲自出马，会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弗莱扎和《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其目的仍然是拉拢与诱导这两位有影响的西方记者。松井石根在其阵中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召集了伦敦时报的（弗莱扎）和纽约时报的（阿本德）来我处，向他们说明了占领上海以及占领后我的态度。其间，还介绍了我为保护列国权益所费的苦心。他们很理解我的意图，并对我军公正的态度表示出尊敬和感谢之意，并且约定，一定会向本国政府通报原委。”⑤
事实证明，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时期对西方新闻界的卑鄙而狡猾的收买与欺骗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些西方记者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当时在上海租界担任《密勒士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主编的老资格美国报人鲍威尔（John B.Powell）在回忆录中，就揭露了日本当局从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开始时对西方新闻界的收买与欺骗工作。他写道：“他们想方设法消除美国人对日本的猜疑和批评。日本政府不惜动用大量的金钱，从事宣传和其他工作，竭力想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从而可以阻止华盛顿采取强硬立场。应该承认，日本人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美国人不但没有反对他们在中国的胡作非为，而且还在继续将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鲍威尔还举例说明：“日本政府豢养的一名最出色的宣传家，是美国人金尼。他早年在火奴鲁鲁做过教员和新闻记者，后来，在中国大连的南满铁路局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金尼回到美国，访问了不少报社总编、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员。他从美国返回大连后，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呈送他的日本上司。在报告中，他列出了一批美国人的名单，认为这些人在感情上是赞同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的……”鲍威尔进一步指出，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界的收买与欺骗工作，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攻占南京、实施大屠杀时期，一度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公众舆论：“在美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都竭力主张美国政府不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⑥
封锁南京，切断西方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来源
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界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在日军占领南京后，长期封锁南京，从而切断西方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消息来源。
新闻报道离不开事实，尤其是记者亲见亲闻的事实。西方记者要报道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到南京采访。这是最明显的道理。日军当局正是在这里设置了障碍。
还在日军向南京挺进时，日方当局就对封锁日军攻略南京的真实情况作了种种准备。1937年9月至12月初，日本当局通过外交途径，多次通告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要求他们从南京撤走一切外侨，包括西方新闻记者。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方当局就迅速实施了对南京的严厉封锁，严格禁止任何中外人员进出南京。当时南京城里只剩下为数不足30人的西方侨民，其中有西方新闻记者5人，他们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蔓·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charles Yates Mcdaniel）、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B.门肯（Arthur B.Mencken）、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L.C.Smith）。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时，这5名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感到极度的震惊与愤怒。凭着记者的职业本能，他们急于要把南京的真相报道出去。但是当时南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电讯联系都已被日军切断，这些西方记者只能前往上海。12月14日，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他的车到了句容即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后经西方记者交涉，日军当局才允许他们于12月15、16日先后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因此，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最早的报道直到1937年12月15日才在美国的报纸上出现。更多的报道则时间更迟。
日方当局将5名西方记者“礼送”出境后，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就成为向国际新闻界提供南京真实消息的唯一新闻源。日军当局长期严格切断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与外界的一切通讯联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说：“我们被关在南京37天，没有外界的消息，也没有机会送出信息。”⑦ 1937年12月20日，在南京的14名美国侨民联名致电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南京“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因为当时在南京“没有其他发送的可能性”，只得“发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求海军无线电站转发”。但结果是“日本大使馆拒绝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报。”⑧ 1938年1月15日，西方侨民们准备通过英国海军“蜜蜂号”炮艇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将日军对红十字会中国伤兵医院真实情况的电报发给上海各报，“使全世界都清楚这里的情况。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发出”⑨。
日方当局为了封锁南京的消息，甚至设法阻挠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开展工作。1937年12月18日，在战火逼近南京时避往外地的英、美、德等国外交官员乘英、美军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准备登岸返回使馆，但遭到日方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军队仍在南京活动。外交官们只得前往芜湖等地。直至1938年1月6日，日方当局才允许3名美国外交官回到南京；1月9日允许3名德国外交官与3名英国外交官回到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Rosen）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日本人之所以拖延我们返程，是因为怕我们拿到他们所犯滔天罪行的官方证明材料。”⑩
日方当局更严禁西方记者进入南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在上海向日方当局多次要求赴南京采访，始终遭到日方当局的断然拒绝。
1938年2月，日军当局迫于世界舆论，终于允许西方侨民进出南京。但他们十分害怕西方侨民向新闻界揭露他们在南京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对西方侨民进行赤裸裸的威胁、恫吓与迫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军南京警备司令官天谷真次郎少将在南京特地向各国驻南京的外交机构发表声明，猛烈斥责当时留驻南京并勇敢地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西方各界人士是“煽动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对日本具有敌意。(11) 1938年2月10日，日本驻南京使馆的外交官福井对即将离开南京去上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任、德国侨民拉贝说：“如果你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你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如果你说日本人的坏话，就要激怒日本军方，这样，你就回不了南京。”(12)
日方当局对敢于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西方侨民尤其仇恨，进行各种形式的刁难与迫害。如金陵大学的美国籍教授贝德士，揭露日军暴行最坚决、最有杀伤力与影响力。他是西方新闻传媒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最重要新闻来源。因此，日方当局最恨他，多次“传唤”他，加以“警告”与恐吓；日伪的报纸造谣诋毁他“反日”、“有精神病”。1938年5月1日，日军当局更制造了诬陷贝德士偷拍日军军事设施照片的“事件”，没收其胶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专就此事传唤贝德士，告诉他：“（日本）军方认为南京外侨是支持汉口政府（按：指中国国民政府）的。”贝德士指出：“（南京日伪当局）有一种普遍的对外国人的敌意，用不明确的词汇表达出来，很显然，他们制造这个案件无任何具体证据。”(13)
监控电讯机构，阻止英、美记者及时拍发出电讯稿
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界的第三个方法，就是派遣日本新闻检查官进驻上海电报大楼，监控上海的电讯机构，阻止英、美记者自由而迅捷地拍发出有关日军暴行与中国抗战的新闻电讯稿。
记者采访到重要材料并写出新闻稿后，必须迅速拍发给各报社与各通讯社，才能及时刊登，才能形成新闻舆论。而日军当局在这里又设置了障碍。
当时西方记者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经营外文电讯业务的外国电报公司，主要有美国商业太平洋电报股份有限公司、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及英国的一家电报公司等，都设在上海爱德华七世大道34号的电报大楼里。西方记者都要在这里拍发出电讯。日军占领上海后，迅速派遣日本新闻检查官进驻电报大楼，设立“新闻检查办公室”，监控上海的电讯机构，审查西方记者要求拍发的新闻电讯稿。日方当局发表声明，“声称日军当局将采取步骤，禁止驻华的外国记者将有损日本陆军、海军的新闻报道发往国外的报社”(14)。
1938年1月上、中旬，先后发生了两起日本新闻检查官阻挠西方记者拍发电讯稿的事件。“进驻外国电报公司的日本新闻检查官阻止两名外国记者向国外的报社发电讯稿。两者的电讯稿均涉及日军对中国平民行凶作恶暴行的描写。”(15)
第一起事件：1938年1月6日凌晨2时，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上海记者维克多·肯恩（Victor Keen）“在美国商业太平洋电报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处申请发一篇500字的电讯稿”，内容是“报道了日军对浙江省会（杭州）中国平民实施暴行的情况”。“稿子送往电报公司约13个小时之后，有人于下午3时打电话给肯恩先生，请他到位于爱德华七世大道34号的电报大楼去一趟。肯恩先生到访时，日本新闻检查官通知肯恩，他对杭州日军行为的报道无法找到事实根据，因此要求肯恩先生撤回电报稿。肯恩先生不得不照办。”(16)
第二起事件：1938年1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驻上海特派记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根据对上海、南京等地的调查材料，拟成新闻电讯稿，揭露了日军在上海到南京一线的战争暴行，“其中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占领该地区后屠杀30万（中国）平民的消息。电讯稿中还有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报道了日军抢劫中外人士的财产，及强奸妇女的情况”(17)。田伯烈于此日晚上8时将电讯稿送到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申请拍发回英国报社。驻上海电报大楼的日本新闻检查办公室于当晚发现后，“向当局请示”，予以扣压。田伯烈等了15个小时，到第二天，即1月17日上午10时45分左右，日本新闻检查办公室通知田伯烈，“电讯稿不能发”。日方的理由是报道内容“过于夸张”，有辱日军声誉，“可能危及（日本）军方的感情”。日方还要求田伯烈去一趟虹口的日军司令部。田伯烈拒不前往。后来田伯烈“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18)。
事后，“日本官方的同盟社发表声明，断然宣布，‘除非外国记者同意和负责的日本军官商讨删除电讯稿中日方认为令人不快的部分内容，本月早些时候日本当局在当地电话、广播部门开始采取的公开新闻检查系统将难以实施。’同盟社的声明还说，新闻检查官是文官，最终决定文稿能否通过却是军事当局的职权。显然，这表明如果记者拒绝与日军当局商讨，将不会通知记者他们的电讯稿如何处理了”(19)。
在上述两起事件后不久，1938年1月21日，田伯烈在上海再次要求拍发一新闻电讯稿，其中援引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当日发表的揭露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抢劫等种种暴行的社评，参照他本人从南京所得到的消息，证明《字林西报》社评所述不误，再次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日军十七人轮奸一华妇，及南京住户被劫，各国使领馆亦遭同样命运之报告”。上海电报大楼的日本新闻检查员见到田伯烈的这篇新闻电讯稿后，先以电话要求田伯烈将新闻电讯稿撤回，田伯烈拒绝，日本检查员遂扣压了这份新闻电讯稿。田伯烈将新闻电讯稿原件抄呈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请求“严重交涉”(20)，但毫无结果。
1938年1月28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TheChicago Tribune Daily）在第一版刊登报道，揭露日军当局对上海电讯日益加剧的严厉检查，说：“日军今天更加全面地控制了从上海发出的通讯电报。军方发言人宣布除非各自的领事机构能证实是些‘体面的内容’。军方还要求将私人的密码本交给新闻检查官以核查电讯稿。”(21)
抵赖、欺骗与刁难、打击并施的两面政策
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界的第四个方法，就是实施抵赖、欺骗与刁难、打击并施的两面政策。
因为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消息还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过不同途径报道了出去。首先是德丁、司迪尔等西方记者迅速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成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最早新闻报道；接着，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通过邮寄或带出书信、日记、电影影片等方式，向外界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些报道、书信、日记、影片等，刊载于上海租界、香港、美国、英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报刊上，形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与热点。日军在南京的战争暴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动与强烈谴责。
日本最高当局对此十分关注，也十分害怕。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将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在南京等地大屠杀战争暴行的报道作为“特别消息”，亲自签发给日本驻外各使领馆参考，以谋对策。(22)
日方当局的办法是，一方面抵赖、否认西方记者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攻击西方记者，甚至煽动中国人民对西方美、英白人国家与人民的仇恨；另一方面，则继续对西方记者进行拉拢与欺骗宣传，实施两面政策。
在日方当局的策划下，首先由日本的军政人员、外交人员与其他各种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矢口否认西方媒体与西方人士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道。
1938年1月29日，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在接受《每日杂谈》记者采访时，矢口否认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声称：“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并因此持怀疑态度。”他说：“简直难以想像，我们的部队竟然会如此放纵自己，会这样违背悠久的传统……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根本不相符，在我们国家全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无论你到哪里去进行调查，你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良好的纪律。我再重复一下，这支军队会以这样的方式违反传统，是不能想像的。我作为我国大使，对于出现这样的报道，只能表示极为遗憾。”(23) 吉田茂的谈话由西方媒体传向全世界。这正是日方当局所希望的。然而，正在南京沦陷区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在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上，看到了吉田茂的这篇讲话后，驳斥道：“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24)
日方当局为了扭转西方记者关于南京现状的报道倾向，还常常精心策划组织各种新闻发布会，向西方记者发布各种虚假、编造的消息，为日军的暴行掩盖、辩解。1938年1月21日，上海租界的英文《字林西报》发表社评，“斥驻南京日军军纪弛荡，任意屠杀市民”及强奸、抢劫等暴行。日方上海当局十分惊慌与恼怒，当日就匆忙在上海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日本官方发言人在会上斥责上海租界英文《字林西报》当日发表的社评是“恶意的夸大内容，无从证实，兼且污蔑日军名誉”。在场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当即与日本官方发言人辩论。田伯烈以铁一般的事实，说，南京暴行消息均可证明。日本官方发言人语塞。在场的外国记者请日本官方发言人对南京形势作详细报告，被其拒绝。外国记者又要求日本官方招待外国记者赴南京观察采访，亦被拒绝。《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因发现他们的信件有被拆的痕迹，就向日本官方发言人询问，日方是否对记者邮件进行检查？日本官方发言人只得表示承认。(25)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日方当局在向西方记者发布各种虚假、编造的消息时，将那些无法掩盖的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的暴行，嫁祸于中国军民，嫁祸于中国国民政府，甚至嫁祸于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24日晚，日方当局为了就美国对日军哨兵侵犯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一事进行诡辩，经精心策划，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由日本陆军发言人永井大佐在会上发布一份报告书——派驻南京的日军宪兵队与日本陆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派往南京的调查委员会在1937年12月28日共同提出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称，据南京的日军宪兵队与日本陆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派往南京的调查委员会在1937年12月共同进行的调查，中国军队的官兵在南京失守后，都逃进了“国际安全区”难民收容所“寻求保护”，并“煽动反日情绪制造动乱”，“掳掠奸淫，威吓百姓”(26)。第二天，即1938年1月25日，日伪各报都刊登了这份谎话连篇的南京日军宪兵队的报告书。西方报纸以有闻必录的形式，也刊登了这份报告书。
事实是怎样的呢？拉贝以事实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与辛辣的嘲讽：“‘抢劫的中国人’，我们从来未看见过。也许在12月12日到13日的那个夜里有几个。但是，与从12月13日起抢劫的日本士兵相比，他们简直是天使。”(27)其他的西方记者或西方侨民也以自己的亲见亲闻的事实，对日方当局的无耻造谣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辛辣的嘲讽。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司迪尔在1938年12月18日发出的报道《南京的美国人的勇敢》中写道：“中国军队即使是在士气完全瓦解后，也没有向外国人（外国人是很容易成为被抢掠的对象的）动手抢劫。这是值得注意的。日本兵就不同了，他们嘲笑外国人的权利，反复侵犯外国人的财产，这些财产上都是有大使馆的告示或是国旗等明显标志的。”(28)
事实胜于雄辩！日方当局的辩解往往结果适得其反。
日方当局为了扭转西方记者关于南京现状的报道倾向，还在1938年10月20日，即在南京大屠杀过去九个多月后，精心策划了一场组织西方记者到日本统治下的南京参观采访的闹剧。“经上海（日军）报道部斡旋”，日军当局邀请“驻上海的有权威的英、美、法、德等国报社的记者和分社社长等一行十四五人来到南京，参观南京战场。一行包乘道格拉斯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南京郊区大校场机场降落”。南京日军报道部军官负责导游与解说。他们分乘四五辆汽车，按西方记者们的要求，参观了光华门、下关、富贵山、紫金山、雨花台与新河镇等以前日、中军队激战的战场以及中山陵等名胜。日方记者为他们拍了照。日方的目的是让外国记者看看在日方统治下的南京的“新气象”，证明日军从未在南京进行过大屠杀。日方人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据日本同盟社记者小山武夫说，“在参观过程中，外国记者团的十四五个人中，没有一人提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任何质问和意见”(29)。
实际上，日方当局内心里对主持国际正义的西方国家与西方记者是充满了仇恨与敌意的。他们虽然表面上对西方国家与西方记者示好，甚至向西方国家与西方记者宣传他们在中国的战争，是为着保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权益与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等；但在这同时，他们则向中国民众宣传日本是代表亚洲各被西方列强侵略与压迫的国家反对白人殖民者，煽动中国人民对西方美、英白人国家与人民的仇恨，煽动种族主义，其中，当然包括挑动中国人民对西方记者的不信任甚至仇视。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1938年3月8日在《致朋友信》中指出日本当局的两面手法：“在为美国制作的宣传中，日本则把自己描绘成在中国保护外国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模样。日军在中国则用中文印刷声明，讲述他们要努力把白种人驱逐出亚洲。”(30) 其实，日本当局在中国，真正保护并要大力扩张的，是日本的独霸权力；把白种人驱逐出亚洲则是他们蛊惑人心的旗号与既定目标。
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在1938年3月10日，日方在南京发行的中文报纸上，就刊登了日军方发布的一份新闻，其中充满了煽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煽动对西方白种人的仇恨与排斥的理论与口号，其中有这样的语句：“过去忽必烈汗的大军曾席卷欧洲大陆。我们东方民族，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为什么要屈从于西方人的贪婪与傲慢呢？”(31) 日本当局的目的，就是以这种蛊惑人心的种族理论，煽动南京民众的“东方民族，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的种族自大主义，仇视英美，仇视西方侨民，从而转移南京民众的视线，淡化南京民众对日军暴行的记忆，反将日本侵略军当作把自己从西方人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救星”，达到吸引与控制中国民众之用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正式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等一套口号与理论后，南京日伪当局也随之展开了一场宣传活动。1938年11月7日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在新的南京报纸上正开始一种宣传，它将逐渐让百姓相信：‘亚洲是亚洲人的’。”魏特琳指出，南京日伪的宣传，“其说法是别有用心的”。(32)
的确，日本当局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与理论，其用心与目的就是企图排斥西方英、美势力出亚洲，让日本以“解放者”的身份取代英、美，独占与控制中国以及亚洲广大地区。此后，南京日伪当局在大力宣传“东亚新秩序”时，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地宣传“反对白人”、“反对英、美”。1938年11月14日南京伪“维新政府”机关报《南京新报》刊登一篇“反对白人”的文章。魏特琳教授在该日日记中写道：“《南京日报》（按：应为伪《南京新报》）又有一篇文章反对白人，慢慢地这种宣传会找到滋生的土壤，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一万人将反对我们。”(33)
日本当局尤其是对真实报道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英、美记者恨之入骨，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威逼、刁难、恐吓甚至迫害。随着日本与西方英、美等国家矛盾的加剧，日本当局对驻上海的美、英记者的态度也日益强硬与凶暴，甚至卑鄙凶残地袭击报社与暗杀记者。1941年7月14日，在日本当局的指使下，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训令伪上海市政府，驱逐上海租界中新闻报业的7名西方著名人士离开中国，其中有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英文《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ring Post And Mercury）发行人斯塔尔（C.V.Starr）、总编辑古尔德（Randall Gould）、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记者兼美国电台评论员奥尔科特（Carroll Alcott）、中文《华美晚报》名誉总编辑米尔斯（Hal P.Mills）、《申报》律师兼注册人奥尔曼（Norwood F.Allman）、英文《大学快报》（The University Press）经理、英国人贝茨（Sanders Bates）；另驱逐8名为美、英报社工作的中国新闻记者。(34)
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当局就完全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日军立即占领上海租界。租界内的洋商报、洋旗报一律被查封或被迫停办。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的主持人鲍威尔等美、英等国家的记者几乎全部被捕，关进集中营。(35)
日方当局机关算尽，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有着悠久的新闻自由与正义原则传统的美、英新闻界，绝大多数人士是日方当局用花言巧语与金钱美女所收买不了的，也是以刁难与威胁搞不垮的。反而，他们凭着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职业眼光，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很快地识破日本当局的用心，严正而又巧妙地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报道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益扩大及其军国主义面目的日益暴露，西方记者中像鲍威尔这样目光锐利而又主持正义的人也日益增多，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也日益摆脱日本当局精心设置的骗局，走向历史的真实。
注释：
①②③④⑤ 张宪文主编，王卫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94、126、140、141页。
⑥ ［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⑦(32)(33) ［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499、505～506页。
⑧⑨(12)(23)(24)(26)(27) ［德］拉贝：《拉贝日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286、415、600～601、646～647、647、583～584、381页。
⑩(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158页。
(1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译本，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88页。
(13)(30)(31)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0、343、343页。
(14)(15)(16)(17)(19)(20)(21)(25)(28) 张宪文主编，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史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7、147、147、148、471、209、471、102页。
(22) 杨大庆：《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23) ［日］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34)(35) ［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342～344、345、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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