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郝栋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系统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的战略构想。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蕴含着生态兴国的内在要义，将生态文明建设契合到乡村振兴战略中，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生态思维方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 键 词 ：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生态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由此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方略。新时代，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统一起来，对推动我国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蕴含的生态兴国要义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考察时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村必须富。”由此可见，乡村的发展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将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统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包含着积极稳妥地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战略谋划，也包含着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⒈乡村振兴是生态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纵观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遵循着从主动到被动、从借鉴到探索、从城市到农村的路径，这是依靠工业文明推动现代化过程所遵循的规律。由发达工业国家主导的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内嵌在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以城市化为载体，以化石能源消耗为基础，以高物质消费模式催生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的高度集中。广大乡村在工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体系中被设定为原材料的提供地和工业化产生危机的转移缓冲地带，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对立关系被确立。但随着工业现代化发展进入到后期，工业文明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超出了自然承载的能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工业现代化的座架体系中愈加走向冲突甚至对立，工业现代化体系的负累积效应开始显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大城市病、乡村凋落等成为困扰发达国家工业现代化的难题。虽然这些发达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资本逻辑具有反生态的本性。尽管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经历了较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迁，强调政府调节、法治管控，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紧张问题，大多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治理路径。”［1］而这种生态治理路径的实质是由于工业现代化发展体系自身缺乏自洽性，矛盾与危机不可能被消解，只能在系统内部进行转移，因此，在工业现代化模式推广和范围扩大的同时也裹挟着危机、矛盾，表现为城市化产生的危机和矛盾向农村转移、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产生的危机和矛盾向尚处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总结近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从被动进入到工业现代化的世界格局，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倾销地，到走向民族独立和建国初期自主探索现代化阶段，都始终没有突破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而且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和具体国情，使得我国始终处在工业现代化追赶期。社会资源集中、政府主导和超大规模农民人口数量加之时空压缩式的增长模式，使得我国乡村面临发达国家向我国转嫁危机和国内城市转移危机的双重压力，工业现代化压力传导效应开始显现，传统工业化空间逐渐萎缩。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路径的重新规划，其突破了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与人类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相符合的新发展模式。然而，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乡村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018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阐明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义。城乡关系在我国生态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发生了重大改变，由过去将农村作为工业原材料和危机转移地的定位改变为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新生态经济二元互动模式。生态现代化发展道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发展空间，乡村振兴战略为生态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平台，两者相互支撑、相互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空间体系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是主体的现代化。传统意义上强调的农业现代化多是从产业分层角度出发，是配合工业现代化的附属农业现代化，是为工业现代化提供更多原材料的现代化；现在强调的产业、空间和主体同步现代化，更多地是从农村自组织系统全面发展的角度将农村作为一个生命系统来看待，而贯穿着农村系统的现代化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是在产业、时空和主体三者协同发展基础上的循环发展。因此，从我国生态现代化发展趋势来看，乡村处于核心位置，只有实现乡村生态现代化，才能推动中国的生态现代化。
⒉乡村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区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扶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既是未来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全面改革攻坚克难的重大问题。污染防治是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的前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呈现出“上山下乡”的趋势，即污染从东部向中西部、从城市向乡村逐渐蔓延，而且速度和规模有增加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增值逻辑下的农业生产异化带来的生产性污染。如化肥、农药等高残留、高污染的化学品以及难降解的农膜大规模使用，已成为乡村污染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是乡村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环境污染加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升级，农村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旱厕粪水的持续增长及排放不当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2011年中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2亿吨，超过660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总和，基于全国26省的农村调研结果显示，75.9%的村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生活污染对农村环境的影响最大”。［2］
对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将系统思维理念贯彻始终，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系统解决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治理问题。按照地理生态学的观点，乡村的多样性在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因此，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不能碎片化、简单化、直线化，需要制定统筹协调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方案，将全生态循环理念纳入到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之中。其次是系统解决乡村突出的环境问题。乡村生态环境恶化不是一天形成的，有其累积的过程，因而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更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涉及到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生态补偿和生态监管，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也需要具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再次是要看到乡村的发展性，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增加农村生产的生态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将生态产业内生到乡村发展体系中。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的要求：“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筹谋划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部署，协调推进。”［6］
在生产方面，建立严格的生态红线制度。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和耕地保护制度的要求，遏制无序城市化和落后工业生产乡村化的趋势，在乡村产业规划和发展中，对于影响生态环境的项目，要严格实施项目负责终身制和环境评估一票制。参照当前国际农业生产情况，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开展耕地轮作休息制度试点工作，并逐步尝试建立“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全系统休息制度。转变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引导农业发展向更加高效绿色转变，减少农药化肥用量，探索有机肥的推广和使用，将生态循环绿色技术进一步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将重点放在农村生态小流域治理、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以及全要素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上。
根管充填即刻质量评价标准[1]（1）适充：根充材料距解剖根尖≤2mm,根管三维充填封闭严密；（2）超充：根管充填材料超出根尖孔；（3）欠充：根充材料距解剖根尖＞2mm或者根管三维充填不严密，X线显示根充物不致密。
⒊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智慧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乡村振兴应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产生活模式。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以美丽乡村为基础，城市化发展是人化自然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城市是人不断彰显自身力量的体现，更多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乡村的出现是人与自然在系统演变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乡村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更多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西方文明多是起源于城邦文明，城市发展在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城市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在西方思想界引起的反思只能从城市之外去寻找答案，因此，西方生态思想有着反城市、亲自然的传统，从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到利奥波特的《沙乡年鉴》再到哈格罗夫的“自然风景画”弱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论，西方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一种没有人干预的纯正自然。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深植于广大农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自然观的时候指出：“‘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3］这些生产生活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雏形。福建土楼、陕西地坑院等传统民居与自然的契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上述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对当前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根源就是找寻传统智慧中的生态自然观，而这种传统的生态自然观蕴含在生生不息的乡村之中。从智慧根源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创新也是传承，因而必须发掘我国乡村振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思维方式
我国乡村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循环的生命组织，对于乡村的治理和建设要遵循其内在规律。“天地人”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所孕育的乡村智慧的逻辑起点：“天”在古代可以理解为道，可以理解为人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可以理解为承载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基，即有着悠久厚重历史的乡村；“人”就是生生不息繁衍下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补天”，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筑地”，而完成这两者的统一则在“修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修人”重在“修心”，“修心”就是发展理念的重塑，就是用全新的思维理念来指导具体实践，因此，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关键在于用生态思维方式来统领。
12月26日京东方A发布公告称，公司与福州市政府、福清市政府等签署了《京东方福州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有意在福建省福州市投资建设一条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生产高端手机显示及新兴移动显示产品，项目投资总额465亿元。公告显示，京东方A这条第6代AMOLED（柔性）生产线，玻璃基板尺寸为1500mm×1850mm，设计产能最终达至玻璃基板投片量48千片/月。
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污染防治的主战场应当是广大乡村。党的十九大之后，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的重点定位在了乡村。从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来看，农村始终是重大战略部署的发力点，也是确保顶层设计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点。毛泽东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以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拉开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大幕，在改革中形成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跨越式发展。新时代，破解社会发展难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第三次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生态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方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改善农村地区生态条件，增强其生态承载能力和修复能力，为污染防治释放更多的生态空间；转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污染源产业从城市到乡村的转移问题，彻底根除污染产业的生存空间；倡导绿色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改变占全国人口数量比例较大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强化全民的生态意识。
⒉等值思维。等值思维是将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放在有区别的共同发展体系之中。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福芒认为：“城与乡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并需要有机结合在一起”。［7］按照过去城乡二元对立和工业化的评价标准，农村发展是附属于城市发展的，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是欠发达的、落后的、需要被扶持的，乡村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生产条件只有成为适宜城市发展的资源因素，才能带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将城乡发展模式定义为城乡融合发展，从过去的带动到统筹再到融合，体现了发展重心和发展价值的变化，更体现了城乡等值的发展思路。等值思维强调农村的自我现代化，体现的是价值评判标准的改变，是将过去的工业城市化发展的唯一性标准体系提升为城乡不同功能定位的标准体系。
英国学者舒马赫在《小的就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经济结构，不外乎个人追求利润及进步，从而使人日益专业化，使机构成为庞然大物，带来经济的无效率、环境的污染、非人性的工作环境。”［8］西方世界庞然大物的经济结构的表现形式就是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而过去我们对于发展的追求也是集群规模式的单一发展模式，尤其是以土地财政催生的城市化路径，将乡村的发展裹挟到发展的“单车道”。在现实中应充分认识到：“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追求绝对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幻想，期望通过高度发达的特大城市维系城乡关系更是一种庸举。而通过土地整理、产业升级等方式，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的等值，才是缩小城乡分化最有效的途径之一。”［9］单纯地强调城市的规模效应反而制造出了资源空洞，“巨无霸”的城市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得城市周围的农村和小城镇成为发展的真空带。《意见》提出：“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0］等值思维就是摒弃传统的单一化发展路径，在新的经济发展业态下寻找发展的多样性。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给这种发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随着生态技术的不断演进，基于分布式新能源和自然资本效应的生态产业打破了过去的资源集聚式的发展模式，反而进入到了一种更为系统的离散经济状态，同时，人向往自然的生态属性使得更多的人口从城市向乡村逆向流动，双重作用下催生的小而美的生产方式与乡村的自现代化结合，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推力。
⒊生命思维。乡村是具有生命力的组织体，是集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社会与家庭于一体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系统。因此，解决乡村发展问题，既不能以近代以来西方结构式的科学方法来碎片化地理解，也不能单纯地用经济学的测算公式来描述和分析，而是需要以生命思维来看待乡村的发展。首先，中国乡村具有中华文明的基因，是文化传承的根系所在。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乡愁体现的就是对生生不息的乡村文化的传承，这种乡村文化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熟人治理模式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传统伦理道德修身的人与自身的关系。其次，乡村产业的发展是基于生命的发展。在乡村产业模式中，农业生产是主体，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是同活的生命物质打交道。农产品是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农业的生产手段是活的土壤。劳动对象与劳动主体的互动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生命思维与生命伦理由此在农业生产中孕育发展起来。工业文明的科学范式陷入到一种解决问题又带来问题的困境，根源在于技术座架下人的异化，人的存在和生产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新时代，建设美丽乡村，重塑乡村环境，打造绿色经济，需要找回失去的生命思维，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乡村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够在我国乡村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在于生态文明的价值导向与内在核心同我国乡村积淀的生命传统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⒉基于自然资本的乡村经济。形成适宜乡村资本禀赋和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也是处理好乡村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关键。新时代形成的“五位一体”发展格局将“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绿色”的发展理念注入到经济转型中，生态经济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力来源。生态经济是以生态技术创新为先导、以自然资本增值和持续利用为基础、以绿色生产生活模式为支撑、以完善的生态制度为保障的新经济形态。“绿色技术社会融合的本质是绿色技术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和适应，其目的是实现绿色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在实践中的最优整合。”［12］对于我国来说，绿色技术社会融合与生态经济的发展在乡村有着更大的优势，“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13］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在生活方面，倡导绿色的生活消费方式。更新理念，推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整合资源，强化举措，稳步有序地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只有依托乡村的生态资源和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绿色生活方式的重塑和升级，才能带动乡村旅游、乡村手工业、乡村养老和乡村教育的发展，真正实现百姓富和环境美的有机统一。
⒈基于生态良好的乡村环境。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要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11］生态良好的乡村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和任务目标中的关键。追求乡村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是系统修复当前乡村的生态系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日趋完善，推出的河长制和湖长制等一系列制度是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蕴含的重要理念就是全系统、全方位地治理生态环境。乡村振兴需要环境先行，应当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思想修复乡村生态系统。我国乡村分布广，生态环境多样化与环境问题复杂化交织，除了传统的荒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等问题外，近年来的生产生活高污染化趋势也日趋严重，因此，当前乡村生态环境修复难度很大，不能按照“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来局部、片面地开展修复，而是应当采取更加全面、更加动态的措施，具体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发力。
本研究通过雨蛙肽诱导制备AP小鼠模型，结果显示消退素D1降低AP小鼠血清淀粉酶和脂肪酶水平及胰腺、肺湿重与体重比，减轻胰腺和肺组织病理损伤，减轻AP小鼠炎症过程。消退素D1显著下调胰腺组织NLRP3、ASC、caspase-1的表达，降低pro-IL-1β及IL-1β水平，提示消退素D1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通路，降低炎症递质合成，减轻AP小鼠炎症损伤，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2.1.4 分离电压的优化 在分离电压大于25 kV时，SDZ和SMZ、NOR和OFL无法实现良好分离，且毛刺明显增多；分离电压小于18 kV时分离时间超过50 min，组分自然扩散加剧，峰展宽严重。最终的分离电压确定为22 kV。
⒈系统思维。普遍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提出的生态学思维也被称为群体思维和有机体思维，其核心就是把有机体和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考虑，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系统特性，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对我国“三农”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强调的是在协调乡村与自然、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中对乡村整体发展进行提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这是将生态环境置于决定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基础地位。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应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乡村建设、乡村修复、乡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诗意生活的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百姓富和环境美的有机统一”；富集的自然资本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宝藏，“要在山水上做文章。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丽乡村的生活模式，因此，要让乡村走出一条与大城市不同的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略，是经济新常态下寻找发展动力，构建发展系统的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一条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绿色发展是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因此，加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
乡村生态环境修复还需要进一步发挥生态补偿机制的作用。乡村环境治理往往会陷入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金缺乏、治理问责缺位的困境，因此，要真正解决乡村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问题，探索生态补偿制度在乡村的实践与推广是关键。应建立多元化的乡村生态补偿主体，除了政府起主导作用之外，还可以将市场主体通过生态补偿交易机制吸纳进来，形成重点领域的政府财政补偿和基于自然资本的市场行为补偿模式，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商品林地赎买、绿色碳汇交易等政策，拓宽生态修复和治理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严格的治理问责机制，构建生态修复指标体系并制定考核办法，直接将政绩考核和资金拨付同生态环境恢复挂钩，形成“两只手”调控和约束的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频繁的人口流动、老龄化的加剧、平均寿命的延长、由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及市场化改革之下单位制度的消解，使得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逐渐溢出私人领域和单位福利的范畴，转向一种需要由政府主导、社会部门共同支持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政策作为国家行为的载体，是分析判断国家大政方针走向的重要依据。养老服务政策是指政府为促进养老服务、保证老年人生活而出台的政策，具有导向、调控和分配养老服务资源的功能[2]。
发挥绿色经济产业“孵化器”的作用。绿色经济落地乡村产业需要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技术支撑等的合力推动。为了尽快实现乡村经济的绿色转型，需要建立起以政府、企业、农民为主体，以产业、产品、资源为元素的系统平台。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形成政策红利，大量的资源将会涌入乡村，一些流动性较强的资本也将“下乡”，如何避免从资源匮乏到资源富集过程中的产业失控，需要通过绿色经济产业“孵化器”发挥资源的引导作用。绿色经济产业“孵化器”应以当地的生态资本禀赋和环境容量为基础，结合未来生态产业发展空间，同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配套，定期发布产业指导名录，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率先试点绿色项目推介平台，将政府、资本、企业、村集体和个体村民传统的链式衔接转变为全网络的互动链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形成互助性又相对分散的乡村产业模式。“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14］乡村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在于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以能源和生产资料聚集式的产业分布正在逐渐被基于分散式能源、高速通讯和快速交通所构建的新的产业形态所替代，人们的工作和居住习惯也从传统的聚集大城市向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扩散，即逆城市化趋势的出现。这种扩散必然会带来新的需求和产业转移，而乡村传统的互助性分散产业模式则成为承接主体。农村互助模式从传统的资金互助向产业互助转向，绿色经济强调整体性和循环性，更需要产业联盟式的互助经济，例如农业绿色食品产业已经从过去单纯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供给的1.0模式向集互联网电商、农业观光、农业养老、定制化服务等更广范围的农产品2.0供给模式演进。要推动原有的离散型的小农经济组合成互助性又相对分散的产业模式，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
数学运算能养成学生进行程序化思索的良好习惯，并且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学生把握数学建模的整个过程，就能将现实问题转变成为数学问题，用数学语言进行标书，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学生积极地进行思索、探究与想象，并且尝试去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对问题有全面的认知，并且明确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并且最终作用于现实生活.
地热田热储呈带状分布，热储主要为硅化碎裂岩，裂隙发育，连通性较好，热储向西延伸。勘查区地热水是大气降水补给周边岩体，降水及地表水沿裂隙缓慢下渗，汇聚于F1、F2断裂及其他次级裂隙中，再沿F1、F2断裂导水通道运移，在地下水长距离的运移过程中吸收周围岩石骨架中的热能及矿物质形成热载体，赋存在断裂中。在地下某一深处F2断裂被F1断裂阻断后变道，沿F1断裂及其他节理裂隙上涌，在接近地表处，地热水不断被混合降温，之后在地势低洼处上涌形成上升泉。勘查区地热田的热水温度为43.0～51.0 ℃，适合理疗、洗浴、采暖、温室、养殖等用途。
搭建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充分发挥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意见》指出：“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15］绿色金融是当前金融领域中比较活跃的力量，配合乡村产业绿色升级的需要，绿色金融将更多地投放到乡村，因此，需要将现有的金融组织进行系统改造，引导金融机构实现绿色转型。具体而言，设立专门的绿色产业基金，定点投放到基础设施建设、精准扶贫、村容村貌修复治理领域，按照国家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规律和要求，设立生态补偿和生态资本基金，拓宽乡村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资金来源渠道。形成以国家绿色产业政策为先导，以乡村绿色产业发展为支柱，以专业化担保公司和商业银行为网络，以重点绿色产业领域为目标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同时，加大对农村绿色金融风险防范力度，通过信息共享将环保部门、金融监管机构、商业和投资机构、保险企业、第三方中介等金融链条主体组合起来，形成政策性的融资担保体系和项目评估体系，以市县为主体，尝试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平台，对乡村绿色项目在环评、民生、资本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估，在高风险领域建立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制度。
⒊基于生态思想的乡村人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天地人”统一的乡村，落脚点还是在人身上。培养乡村人才队伍，关键在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中所蕴含的内生逻辑，明确生态思想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一是培养懂农业的乡村人才，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的生态性。追求农业生产的生态性，不是回到“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的原始状态，而是善于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提升农业生产的生态性。未来对于掌握农业生态化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变得更加迫切。当前，大学生就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就业理念集中在城市而没有看到广大农村的发展前景，因而应引导大学生尤其是掌握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大学生投身到乡村，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乡村之间的合作，推动高科技转化和转移的乡土化，为乡村振兴、农业生产储备高质量人才。二是培养爱农村的乡村人才，即从思想理念上进行一场基于生态思想的革命。爱农村的乡村人才应以全新的发展价值体系和发展理念来看待农村，以城乡融合发展支持农村的发展，以传统文化根系和新下乡活动认识农村的未来，只有提升对于农村的认同感，才能激发乡村振兴的使命感。传统的农民进城务工模式即将产生巨变，就地生态现代化和生态产业化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推动农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农村将是未来中国发展潜力和机遇最大的地区。
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打造出一批新时代的新农民，他们是接受新发展理念的传统农民、下乡返乡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产阶级以及投身到乡村振兴中的其他各类群体，他们追求的是美丽乡村的生活环境、绿色先进的农业产业、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是扎根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新主体，也是将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态技术落地的实践者，未来将出现以农民生态合作社为纽带，以中央出台的农村土地制度为抓手，形成稳定的、持续的、富有激情的新农民群体，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
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综合型战略，包括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振兴，同样也包括乡村生态文明的进步。”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解读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把握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图，谋划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步骤和方法，以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真正将绿色生态理念根植于美丽中国建设之中。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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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ategic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o Dong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juvenation，which is a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systematically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 in One”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The strategy of rural rejuvenation contains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ecological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By comb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juvenation，it can provide ecological thinking mode for rural rejuvenation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integrated development；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207（2019）03-0061-09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简介 ：郝栋 （1983—），男，山东济南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现代化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CZX015。
（责任编辑：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