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价值取向在科技与文明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中介论文,作用论文,关系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1-0032-05
随着人类世界的深度科学化、技术化，人类发现自身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 如果这些危机最终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整个人类文明似乎将要面临一场灭顶之灾。但是 人类文明能有今天如此的辉煌和灿烂，其中科学技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面对这种 “矛盾”的现实，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关系的种种思考。一些哲学家和社 会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即既具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当科学技术 深度发展时，其负功能就凸现了出来。于是，他们就大力宣扬“科学终结论”，从而引 发了广泛的反科学思潮和以邪教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的迷狂在全球的蔓延。显然，这些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论下得有点过于匆忙，甚至是一种武断。实际上，科学技术与人 类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包含诸多环节或中介因素的复杂问题，价值取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 要中介因素，其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了出来。为此，我们就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关 系作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出价值取向的作用机制，以引导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就成为一 个迫切而意义重大的问题。
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所以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得出了深度发展的科学技 术必将造成人类危机且最终将毁掉人类文明的结论，就是因为没能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 技术和科学技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特殊实现、应用形式区分开来，即忽视了科学技 术和人类文明之间的中介因素。这种混同在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把科学技术本身看作意 识形态。例如，哈贝马斯就断言科学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其实被哈贝马斯等人称为 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技术，而是在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 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被价值取向所中介的特殊形式。“科学技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 ，科学偏重于知识体系，技术则表现为方法、工艺和能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 相互转化。科学上的突破常常引起技术上的发明，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科 学也会从技术和社会需要中获得发展动力。”[1](P176)所谓价值取向就是根据一定的 立场决定做什么或怎么做。进行价值取向时，不能采取中立的立场，只能从某一特定的 立场出发。进行价值取向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权衡利弊得失的过程，而且往往也是一 个处理自己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人们在处理自己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时，既可以 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也可以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义 、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全球主义。我们把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称 为消极的价值取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义、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全球主义称为积 极的价值取向。这就表明，价值取向是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正是 由于价值取向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才使科学技术在其中介下产生了不同的功能。当科学 技术被消极的价值取向所中介时，科学技术的应用就会使工农业生产的非自然性、人与 环境的不平衡不断加剧，从而使局部的环境、生态等问题发展为全球性的环境、生态等 危机，乃至人类危机，从而影响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人类既是一种生物存在，又是一种超生物性的精神性存在、社会性存在。作为一种生 物存在，人类必须从外部自然界获取物质性生活资料，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作为一种 精神性存在、社会性存在，人与其它生物不同，人的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建 构了一个合目的的世界，人类采取了社会关系的形式来消除或缓解自身需要的无限性与 满足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社会关系主要又是由生产关系所构成，它要被政治法律 思想、价值取向等因素所中介。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价值取向的作用越来越凸现 了出来。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生 产关系又集中表现为经济体制，因而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价 值取向的影响。当然，当科学技术被应用到生产活动中时，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价值取 向的中介。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经济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非市场经济社会和 市场经济社会两种类型。非市场经济是一种“习俗—指令经济”，所谓习俗经济是指依 赖于习俗进行活动的经济，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所谓指令经济是指完全按指令中心的 指令进行活动的经济[2](P78)，也就是计划经济。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以共同体为其 主要的社会结构。所谓共同体就是人们以直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组织。共同体有血缘 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之分。血缘共同体是借助血缘关系构成的共同体，主 要样式是家庭和家族。地缘共同体是借助于地缘关系构成的共同体，最基本的样式是各 类农村公社。职缘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职业关联而形成的共同体，有同行业社团和单位 两种基本样式。在自然经济中，主要以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为主，职缘共同体只在 城市中存在。在计划经济中，主要以职缘共同体为主。在任何一种非市场经济社会中， 上述三种共同体都普遍存在，只是所占比重不尽相同，到底哪类占主导地位，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社会结构演变为市民社会或利益社会。此时的社会成 了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竞技场，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的单纯的经济组织(企 业)，当然也有一些非生产和经营性的共同体。
既然非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是以共同体为主的社会，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有共 同认可的目标，对共同认可的目标的服从就是个体对共同体直接的、绝对的依赖性的表 现形式，那么，在追求共同的目标的实践当中，人们就要形成一种共同的或一致性的行 为规范，来作为共同目标实现和一致行动的内在保障。这里的行为既指生产行为，也包 括社会行为。在共同体中，一切有利于共同目标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认为是合理性的规 范，一切不利于共同目标实现的主张就被认为是不合理性的异端。合理性的规范极容易 受到发扬，不合理性的异端也极易于受到舆论责备。而合理性的共同规范就成为了人们 普遍的价值取向，即一种自发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义，其主要 作用就是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我们这里所讲的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专指文明时代的第一阶段。在最初的非市场经济社 会里，即原始社会人类的物质生产是采集和狩猎，生产还只是直接地收获大自然的赐予 ，而不是采用间接的方式改变自然物，即科学技术还处在一种萌芽状态。和这种生产、 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或共同体。人们共同占 有生活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用品的共同生活也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这 种生活、生产的前提。这种共同生活虽然属于非生物性的社会生活，但它不仅不与血缘 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相矛盾，反而以这种社会结构为前提，因为由血缘关系所带来的 人们之间的结合和亲和完全有利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建立和维持。在这种自然形成 的原始的共同体中，尽管社会结构也经历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取决于生产、生活 的发展，而是缘起于为防止近亲结合所产生的不利后果而实施的乱伦禁忌的不断扩大。 其中自然选择的规律仍发挥着主要作用。尽管如此，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也能造成局部 性环境、生态问题，只不过随着人们迁移到新的地域，可以逐步获得自然解决而已。人 类总是在否定外部自然的过程中同其进行交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经常性的，他 们之间的和谐或平衡只能在克服矛盾中去实现，是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说，人和环境 的和谐、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和谐、不平衡却是绝对的。由此来看，科学技术未被广 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时，局部性的环境、生态问题也完全有可能发生，环境、生态等 问题和科学技术之间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之后，由原始的采集和狩猎时代进入了农 业和畜牧业时代。农牧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开始以控制和改变自然 过程使之适合于人的目的为基本特征，即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随着农 牧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生产工具的需要的增长 又导致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的产生必然伴随着商业的 出现。这表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再仅限于直接的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同时生产活动 也不再完全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而是同时还取决于由生产所创造的物质条件，于是 社会形态由采集狩猎时代进入了自然经济时代，但社会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农业。因此， 人们把继采集和狩猎之后的社会文明称为农业文明，人类从此开始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生 活。奴隶制和农奴制生活与原始部落生活相比，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而是逐渐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定 的政治关系，形成了国家这种新型的共同体。个人无论在生产中还是生活中，都有了比 以往更大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航海术、造船术、灌溉方法等在古希腊、罗马都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尽管古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只停留在城邦之内，并没有 扩展到人们的一切生活方式之中。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讲，仍没有摆脱共同 体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行为规范，即诸如整体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义之类的价值 取向的存在仍是人们生活的内在要求。共同体之间还是分散式的，人们仍然被限定在了 一定的地域之内，人们之间的交往仍然受到了许多限制。这就决定了人类在生产活动中 不可能大规模地利用环境资源，至多只能在某个固定的地域重复使用土地和水资源等。 尽管如此，如果过度使用或不注意保护环境，那么，也会造成环境问题，只不过不会造 成大范围的环境问题，靠自然恢复就能解决。即使个别地区由于过度开垦，破坏了环境 ，甚至导致了区域性文明的消失，但并没能构成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也就是说，在 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里，尽管科学技术逐步应用于生产、生活之中，但由于普遍的价值 取向仍然是整体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义，因而人与环境的矛盾仍还是局部的、暂 时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等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中逐渐地发展了起来，最后从根本上瓦解 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在生产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 只依据商品的价值来确认商品所有者的价值，天然地无视社会宗法联系和等级地位赋予 人的任何特权和社会规定。同时它肯定商品所有者的独立地位和特殊利益，并按照等价 交换的原则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社会联系。随着产业资本从商品资本中分 离出来，整个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成为一种利益关系。每 个人在原则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强迫他人从属自己。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的范围逐 渐扩大到了全球。科学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了生产、生活之中。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 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成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成为追求特殊利 益的自主主体，其经济行为的选择不受强制性因素的影响。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特殊利益 必须在商品交换中实现。如果他的活动及其产品不能成为商品，不能满足他人的需要， 他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能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人成为自己达 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与此相对应，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哲学思潮以大力倡导人类中心主 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来抬高人的地位；大力赞美人的世俗生活、以反对禁欲主义来 为人追求感性快乐辩护，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感性欲望，绝对的、完美的、神圣的人就是 能够真正地享受自己生存之乐的人。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中介下，“作为技术的目 的，不仅在机械的运用中起作用，而且在机械的设计和构造中起作用”[3](P232)。伽 利略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才作为观念斗争的工具运用于社会的冲突之中，才出现 了“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在者都列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 的产品提供出来。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市场计算 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在存在的本质中的意 志进行买卖并把一切在者都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中，这种计算行为却在并不需要数学的地 方统治得最不肯放松。”[4](P288)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命和进步，人们的物质欲望 也在不断膨胀，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从而使人类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全 球性的、普遍化的，而不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地域性的。此时出现人同环境关系的不 平衡，就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即所谓的环境、生态等危机。其他各种潜在的危机也就 逐渐暴露了出来，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这就说明了 人类危机并不完全是科学技术本身所造成的，与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 义和感性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取向的中介作用也有着密切联系的。
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感性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取向又是和以私 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和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是 互为前提的，离开了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它们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以 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离开它们，也就丧失了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当我们在谈论 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离开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单独地 谈论价值取向对科学技术的中介，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天才地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 的解决。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解决人类世界的问题的根本前提是人类社会的经济 条件，即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自觉的集体 主义。人的本质就不仅仅是感性的物质享受，而是物性和心性、功利和人本的和谐统一 。当然，人和自然根本不是谁中心谁边缘、谁主谁奴的关系，而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科学技术也并不是和价值取向僵硬对立的，而是要求科 学技术要和积极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联系是多层次、多环节的 ，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中介。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价值取向的 中介作用就会显得越来越突出。
收稿日期：200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