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风景、知识和故事”笔谈——主持人语——周立波与“风景”——阅读《山乡巨变》——农村与城市：关于《山乡巨变》的另类解读———种新型的文学及其历史功能——“风格”的背后——《山乡巨变》——“怎么运动？谁的“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乡论文,巨变论文,风景论文,笔谈论文,人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王晓明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分析。
人总是受环境影响的。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日益深刻，人的心情和想法，也自然随之大变。同一个人，1980年代是站在右边的，今天却可能移到左边来。当年，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呆久了，看见一点亮光就兴奋不已，就一门心思要跳进“蓝色”的大海，现在是大半个身子泡进这咸水了，也渐渐看清了整个世界的情形。疑虑和紧张就油然而生。社会的轮子持续往一个方向歪，越歪越高低不平，你本能地就会从相反的方向拉，希望借此给它一点平衡。时光飞逝，往事远去，眼前的嘈杂日盛一日，人人都淹得无暇他顾，于是，无知也罢，有意也罢，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看待过去的眼光，很容易变得热切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翻阅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到1950－70年代的社会记录——小说、电影、新闻报道、“中央文件”、领袖著作，等等——中去寻找工具、资源、乃至安慰。
应该说，那一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计划经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样板戏、《金光大道》……像我这样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可磨灭的暗淡记忆的人。也就很难完全首肯这样的寻找。但是，对比中国人以成败论英雄的陋习，这寻找所表现的反抗时俗的热忱，又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从去年秋天开始，应我指导的博士生的要求，我开了一门讨论课，集中分析自赵树理开始的“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一时想不出确切的概念，姑且这么说）。说是我开的课，大部分时间却是听这些学生说。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课堂上常起争论。有几个外国的博士进修生也参加这门课，背景和立场各不相同，七嘴八舌，讨论起来就更是热闹。这门课现在还在继续。
集结在下面的这一组文章，就是这门课上部分讨论的结果。五篇文章，都是围绕周立波的小说创作而展开。在我们的讨论中，周立波是处在一个从赵树理到柳青的文学转变过程的中间环节的作家。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力量，在赵树理写“小二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呈现，是差不多到了周立波写《山乡巨变》的时候，才完全显露出来的。到这时候，事情已经不再是昔日那样单纯的国内革命，而是复杂得多了，是要同时投入列宁式的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和国际“冷战”。因此，从解放普通农民、分给其土地，到重新将他们组织进人民公社、土地收归国有，甚而开始为了工业化而牺牲农村、城乡分隔、“内部殖民”，变动如此急剧，它对试图表现“山乡巨变”的文学，提出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也正因为这样，赵树理已经遭遇、但因其模糊而尚未意识到其全部含义的那些关键的创作障碍，周立波是必须正面对待的。而他的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意义，也就在清楚地表现了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如何对待这些障碍的。
也因此，这五篇文章形成了一个共同点：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周立波如何理解这些障碍、如何表现和克服这些障碍，以及他的这些努力的结果，和其所呈现的对于今天的意义。因为篇幅和作者主观方面的限制，这些描述和分析都是不充分的。有的问题提得非常好，接下来却没有抓紧；有的分析的角度不错，但深入不够；有的勾勒得还算从容，却收束太急，好像是没有说完。当然，这么重要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说完的，还需要在以后的课上继续铺开，进一步深入。那么，就此打住。
周立波与“风景”
——阅读《山乡巨变》
朱羽
朱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朱羽，（1981－），男，江苏无锡人，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一本旨在总结新中国十年文学成就的书中，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得到了如下评价：“作者饱含着热情，对他故乡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保持一种新鲜感觉。在它里面，那迷人的南方景色、场会上的吵闹，少女们的嬉笑、情侣间的密语，乃至草屋里老家长的貌似威严的斥骂，都带有着诗情画意。”[1](P47) 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周立波笔下的对象都成为了某种“美景”。“风景”在这里就不单单指乡村景色，而成为某种小说再现的原则。柄谷行人用“风景的发现”指涉某种结构性的颠倒，即在日本明治20年代开始有了写无人的美景的小说，这一“发现”事实上正以某种“风景”的概念为前提：“这样的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对‘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的发现才得以存在。”[2](P19) 说实话，柄谷的话并不足以解释周立波为何选择“风景”作为“形式”，但是他指出“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2](P19)，在我看来却非常重要。事实上，周立波对于西洋文学中的“写实主义”非常谙熟。1928年周立波就跟随同乡周扬来到了“魔都”上海，成为了“亭子间”里的左翼“文人”。1939年末，他来到了延安，1942年在鲁艺讲授“世界名著选读”课程。根据他曾经的学生陈涌回忆，周立波“有着精致的艺术口味……广博的文学修养。”[3](P153，158) 在真正进入小说创作之前，周立波曾在上海写过一系列探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文章，在一篇题为《观察》的文章里，他极力赞美了巴尔扎克，认为他的小说本身就是“观察最好的讲义”，而观察则是“现实主义者的门槛”[4](P41)，并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观察甚至于成了直觉，它不会忽视肉体，而且更进一步，它会迈进灵魂……让我自己，化为了观察的对象。”[4](P41)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所谓“现实主义”与视觉、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观察不啻指涉了某个主体位置，“眼睛”不仅仅要捕捉肉体，而且通过某种类似移情的过程，进入到对象的灵魂之中。正如安敏成所言，现实主义对观物客观立场的强调恰恰与启蒙观念息息相关，与某种坚挺的主体相关。现实主义内在地与某种视觉宰制相关，而1942年毛泽东在对文艺整风时候，破坏了此种启蒙主体的稳固性，同时动摇了此种视觉关系。“向工农兵学习”颠倒了主体—对象的位置，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与再现工农兵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
“整风”之前，周立波自叹“没有到农民那里去过一回”，整风之后，他开始“到部队、住农村、下工厂”[5](P74)，从而“发现了人民的生活”。然而，周立波对“观察”依旧念念不忘。虽然要深入生活，要参加一场场运动和斗争，但是“文学创作”在他看来首先需要：“熟悉人、要涉及他的工作、生活、家庭、性格和经历等等各个方面，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6](P82)
传统现实主义虽然可以带来事物“自然状态”的幻觉，其实却内含某种排斥机制——即什么预先就被排除在“再现”之外，这来自某种对于“文学”的想象与设定（周立波谓之为现实主义的另一原则：“选择”[7](P48)）。悖论性的事实是，社会主义文学恰恰要使传统上不可表现的事物得以表现，这种要求事实上冲击了“文学”概念本身。在创作《山乡巨变》的时候，周立波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此种“文学”的观念，在谈论“剪裁”时，他说到：“譬如合作化运动，会议，报告和文件都是很多的，如果都写，就成了文件汇编……为了写人物，强调要个别串联，……算帐是运动中很好的发动群众的办法，但光写这个，别人看了就会感到很枯燥……”[8](P86) 有意思的是，《山乡巨变》“文件”的出场还要“归功于”反派人物龚子元堂客的偷窥，而柳青的《创业史》却将统购统销政策热情洋溢地嵌入在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另一方面，赵树理的《三里湾》也会不厌其烦地让人物算这帐算那帐。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风景化”就与“不枯燥”联系在一起呢？“诗情画意”本来不就是一种“颠倒”么？然而问题的重点在于：周立波的选择到底有何深意呢？
1930年代周立波评论艾芜《南行记》和《春天》的文章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其中发现了“自然”：“为了疗救眼前生活的凄苦，他（指艾芜）要在近边发现一些明丽的色调，于是他向自然求诉……他一转向自然就感到了一种不能节制的神往……意识到寻找光明的力量：除了穷苦人自己，谁也不能给与世界光明……要把世界翻一个身。”[9](P135，137)
在周立波看来，艾芜小说中“无人的自然”恰恰与堕落的社会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暗示出看“风景”的主体并非“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2](P15)，而是饱含着革命激情的观视者。周立波与艾芜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他或许无法全然把握艾芜的流浪经验，但是可能共有着某种革命的激情。艾芜的写作对于日后周立波之创作造成什么影响不易分析，不过，我认为周立波的解读本身昭示着某种非常有趣的纠结：现实主义的技巧、“走向大众”的主体、“自然”的革命潜能缠绕在一起。在周立波那儿，“风景”与“革命”形成了呼应，美学隐约指向某种自然与社会和解的过程。
由此看来，《山乡巨变》中的“诗情画意”的内在动力或许正是某种“和解”的愿望。然而，现实主义自身“观察”的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带有遮蔽性的力量。如果说，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观视经验与革命激情铸造了现实主义新的生命力，那么在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周立波却无法找到“和解”更为适当的形式，所以“风景化”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反而成为了某种遮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乡巨变》“山里”一节对“左派”陈大春言行的描绘。在这里周立波试图谈论一种与“美景”迥然有别的社会主义“风景”。陈大春意味深长地带着自己的情人盛淑君上山，“并排站在一块刚刚挖了红薯的山土上，望着月色迷离的远山和近树”，开始将“历史”讲入“风景”，有意思的是，讲述过程中他还特别插入了一段对于“私有制度”的批判，从而视觉性、政治经济学与革命的合法性混杂在了一起。
有趣的是，陈大春又被设置成清溪乡唯一一个拥有社会主义视觉性远景的人：“电灯、电话、卡车、拖拉机、都齐备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因为我们这里山水好，空气也新鲜。一年四季，有开不完的花，吃不完的野果子，苦槠子、毛栗子，普山普岭都是的。”[10](P175) 然而此种对未来的许诺，此种社会主义新农村风景不具备现实性。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走的苏联道路拉开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而更严峻的自然灾害与社会主义合作化危机更粉碎了此种许诺的可能性。《山乡巨变》上卷完成于1957年末，此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完成，而周立波凭借邓秀梅此一外来干部的视点展开了农村风景，这一“风景”的消费者毋庸置疑是城市居民。有趣的是，邓秀梅的眼里只存在“美景”，而无陈大春那般社会主义远景（未来），此种视觉贯穿了整部上卷。“美景”与人（农民）构成了分离与断裂，或者说“风景”完全排斥了农民的在场（当下的感觉与欲望）。或许是受到了批评的压力，又或许是现实状况日益严峻，完成于1960年的《山乡巨变》下卷拿掉了邓秀梅这个角色，极大地消减了“美景”的成分，然而，作为农村“风俗画”的“闲笔”依然存在，特别是几处对于“小孩子”的描绘十分有趣：“谢庆元挤了过去，坐在亭面胡旁边，什么人也看不见，接了面胡装起的烟袋，低头只顾抽闷烟。有两个孩子看见他把帽檐拉低，遮住了脸的上半部，连忙挤到他跟前，从下面仰望，研究他的脸色。”[10](P386)
可以说，“美景”与“孩子”都导源于同一种“观察”的逻辑。同样，在下卷中着力加强的生产场景亦来自此一观视。“风景化”作为小说的再现原则固然来自形式的惯性，也暗示出作者的决断。“风景化”的背后包含着某种确信——对事物“自然状态”的确信。恰恰是这一种看似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于周立波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无论是谢庆元寻短见后“人们”争相抢救，还是刘雨生与盛佳秀看似有些牵强的“爱情”，都表征着乡村自身的调整能力。换句话说，周立波的“社会主义农村”壳子里装着个“乡土中国”。然而，美学化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建构。李月辉所谓“劳动好，就是以后的好社员”无疑是一种短见。在老人的经验愈来愈受到年青人的冲击之时，在所有抱着发家念头的单干户被拖进社里却继续做着发家梦时，乡村的自然状态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周立波的“风景”只能掩盖，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周立波选择“风景”作为小说的根本再现原则，在我看来并非简单出于知识分子对“异域风情”的喜好，而是作者所掌握的美学之惯性使然。周立波抱有革命激情，然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无法用此种形式回应现实。或许周立波的失败来自某种对于美学的执迷。正如某些批评所指出的，小说并没有建构出同质的群众，没有让新的观念充分实体化到个体，反而呈现出枝枝蔓蔓的日常生活场景遍布各处的情况。另一方面，周立波也通过美学暗示我们乡土中国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有着丰富的联系与矛盾。在这里，我们必须破除现实主义就是反映真实的幻觉，而将其亦视作一种决断。而我们也不能不细心于以下的探问：文学作为揭示的力量与其作为遮蔽的力量或许是并存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2]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 陈涌．我的怀念[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 周立波．观察[A].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5] 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 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7] 周立波．选择[A].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8] 周立波．谈创作[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9] 周立波．读《南行记》[A].周立波．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0] 周立波．山乡巨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张伯存］
农村与城市：关于《山乡巨变》的另类解读
邱雪松
邱雪松，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邱雪松，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自问世以来，关于它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作品内容——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所划定的框架内，即将其作为一个农村题材小说来加以阐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54年周立波回到湖南老家收集素材，到1960年《山乡巨变》的下部发表，时间前后长达7年。在这7年里，不单单是发生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影响了周立波的小说写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农村与城市的相关政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合作化是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同时，周立波在1958年的《关于〈山乡巨变〉答记者问》一文中就明确提到：“我想，人们可以感觉得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1] 由此可以看出，周立波是知道合作化不仅对于农村，而且对于城市，对于整个中国都是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的。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对于具有高度政策领悟力和创作自觉性的作家而言，所有这一切现实因素如何潜入了他的创作，改变了作品的深层内涵，使得“巨变”不再仅仅限于“山乡”。而这，为我们今天运用农村与城市的双重视野去解读这部小说带来了可能性。
农村与城市的复杂关系，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了作家对于人物的处理方面。上部里的中心人物是邓秀梅，作为清溪乡的“外来者”，正如众多研究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她是党的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因此她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处在群众包围之中，处于事件的活动之中。但同时，她的身上有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因素，由此就使得她的形象呈现出了一种暧昧性。在小说第一章，亭面胡在与邓秀梅初次见面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邓秀梅“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枝钢笔，插一把牙刷。”如果说钢笔意味着有文化而喻指行政权力的话，那牙刷则表征着讲卫生的生活习惯，这两者共同象征了“城市”。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即使在以后的时间里邓秀梅一再强调自己的农家出身背景，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三同一片”来拉近自己与农民的距离，她真正的身份早已被乡民们划归为不属于农村的城里人。只有真正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黄秋耘曾经点评《山乡巨变》“没有充分写出农村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2]也只有真正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到了小说下部，邓秀梅会事前毫无征兆地在小说中消失——因为在一场以农村为舞台的运动里，城里人是永远无法深入其中的，她的离场是逻辑的必然。①
如果说小说对城里人邓秀梅的处理，还只是在理念层面上体现了城乡关系的话，那么清溪乡村民的言行则明白地显露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在小说上部，陈大春和符贱庚是一组对比极其鲜明的人物：同是年轻人，同样来自贫苦家庭，前者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而后者却是以抵制合作化的反面形象出现。小说下部刚开始，两人就被推荐到城里工厂做工人，可到了结尾我们发现两人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同结果，符贱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地努力工作并转为了正式工人，而陈大春即要回到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城市和农村的选择时，选择农村的，并非只有陈大春一人。例如在小说上部，盛淑君一心想进厂，盛学文希望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可到了下部，即使恋人陈大春在城里，盛淑君依然在农村安心劳动，而盛学文则是做了社里的会计，城市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只有符贱庚、张桂贞等人才会继续向往着变成城里人。以此做一个大致的划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乡巨变》中，希望进城的农民是落后的，而最终选择留在农村的，则毫无疑问都是正面的人物。人物及其行动背后为什么会隐含有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虽然作家没有在作品中给出任何答案，但如果能够联系此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背景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处理的缘由所在——1949后，出于工业建设的需要，政府对工农业产品实行了“剪刀差”制度，以此为“工业化”进程注入动力，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由此，相对发达的城市、特别是它背后的国家福利对于农民就格外具有吸引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自发单向人口流动开始出现，为了防止这一趋势对国家经济、城市发展、农村建设的诸多不良影响，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分为不同的户籍，开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这标志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成。作为一个深入农村、对于国家政策有着高度敏感、又希望自己作品能够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共鸣的作家来说，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如此的情节设计就显得可以理解了：两类人物截然相反的选择，一方面维持了文本的内部统一，使得陈大春们继续对符贱庚们保有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又会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中按照作者的预设思路去理解城乡关系，由此他们在现实中对于城乡关系的考虑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有经济学者在1990年代曾经撰文指出：“（对于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如果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则不要说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无法存在，恐怕连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也难以运行，甚至包括当时的总体方针路线也会崩溃。”[3](P11) 在《山乡巨变》中，这种自由流动最后是通过道德判断的方式被予以了否定。为了更好地在作品中否定这种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山乡巨变》还利用老一辈村民来构筑一个乡村与城市平等自立的言语想象，甚至把乡村抬到高于城市的地步，在一种假想的状态中彻底否定城乡之间存在的现实不平等。小说屡次出现乡民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农村物产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场景，借此表明农村并不比城市差，这样的描写非常多，最为常见的场合就是在吃饭时，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会特意说自己这儿有城市里花钱都买不来的各种蔬菜，如李月辉曾自豪地说：“为什么不？嫌没得菜吗？荤的没有，擦菜子倒有一碗，而且很香，城里都买不出呢。”乡村生活借此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再例如在上部的最后一章，面对城里工人代表送来的礼物，乡民们都交口称赞那些扎实有用的农具，反而对那些足球、篮球等娱乐性的礼物不以为意。这个细节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城市只有在对农村提供工业产品才具有它的价值性，而城市所独享的那一套娱乐逻辑在农村是没有办法得以展开的，因此村民完全可以在不理会城市的情况下自得其乐。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大量细节，周立波使得清溪乡在小说下部中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城市的、依照自身逻辑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封闭乡村，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世外桃源”由此诞生。
不同于建国前“中国城市没有变成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4] 的状况，建国后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立社会结构的形成，大大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面对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社会现实，虽然当时的作家很少通过小说来正面处理这一问题，但这毕竟成为了他们——尤其是写作农业题材小说的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困境，由此，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特别是它的续编提供了一种创作的样板，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固定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开展，让农民自己来进行合作化运动，而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则被隔断、甚至被用过于变异的文字来进行处理。② 虽然这样的模式化写作出现有着诸多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内化国家政策后不自觉的心理动因极大地促成了帮助了它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再简单地将十七年文学中合作化题材的小说看作仅仅关于农村的封闭叙事，因为作家在创作时的社会环境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写作，一个个“山乡”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现实发生着密切勾连的，而在阐释这类作品时，我们应该跳出文本的表面内容，由此才能寻找到更为合理的阐释入口。
注释：
① 《山乡巨变》续编这一思路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以后的创作，从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小说中的合作化运动成为了只有通过农民来领导和参与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的一场真正的在农村展开的运动。
② 以柳青的《创业史》为例，郭振山对于进城做工人由此脱离农村的看法是被认为是庸俗的，而正面人物改霞由于最后还是离开了农村，因此也得到“有点浮”的负面评价，这样的处理只是在程度上加强了由《山乡巨变》开始的道德判断。
参考文献
[1]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记者问[M].人民文学，1978,(7).
[2]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N].文艺报，1961－02.
[3] 崔晓黎．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79,(4).
[4] 吉尔伯特·罗兹曼，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吕艳］
一种新型的文学及其历史功能
李阳
李阳，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李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根据李扬的研究，《暴风骤雨》最大的贡献在于写出了农村话语秩序的转变。早在1920年代，共产党就在自己的军事占领区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尝试，结果并不成功。李扬认为，其原因在于“这种土地制度建立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上，没有被自然化，因此，一旦共产党离开，农民又只能把土地交还给地主……要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就不仅仅是强行将地主的东西分给农民，更重要的是将这一过程自然化，在农村建立一种新的话语秩序。”[1] 《暴风骤雨》描写三次斗争忆苦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从前沉默的东西说话，让说话的东西沉默，新的公共领域——新社会就产生了。”[1]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突破工作队与农民之间陌生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说，眼前这个负有历史使命的工作队不可能不是陌生的，因此，村民们是“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2] 熟悉的过程其实很容易，一经接触，农民们就发现了工作队与自身的阶级同一性：“起始，赵玉林光听小王一个人说，自己只是‘恩哪，恩哪’地点头，往后，看到小王懂得好多地里的事情，赵玉林寻思：‘他也是庄稼底子。’这样一想，赵玉林就不拘束了，女人也跟着随便了。”[2]
在叙述小王与赵玉林交往的过程中，小说插入了他们各自的家史故事。这种小故事在这部小说里非常多，它们无一例外地是压迫或受压迫的故事，是同一套普遍的历史叙述的产物。因此，农民其实并不是历史以外自然存在的人，他们和工作队员是同一套话语构成体，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在《山乡巨变》中，这种小故事明显减少了，偶尔出现的故事往往说明着人物不愿参与合作化的理由。与此同时，围绕人物的评论增多了。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意味着，合作化过程中的农民不再具有天然革命的本质，他们被看成是需要批判教育的对象；合作化的合理性完全要靠干部的说服工作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山乡巨变》的写作比《暴风骤雨》难得多，它不是在一套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讲故事，它必须参与创造新的历史叙述。
然而，干部们注意的并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派谁说。干部邓秀梅把这叫作“点将”。譬如为了说服陈先晋，邓秀梅派了他最信任的女婿。陈先晋最终违心地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对女婿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因为儿女们的围攻。“都说入得，就先进去看看吧。”[2] 这种依靠策略使心在别处的人们妥协的做法，是干部的基本工作方式。陈先晋和梁三老汉一样有着对土地的眷恋，有着成为瓦房长者的理想。在柳青的创作中，梁三老汉的理想是要用梁生宝的全部行动来克服的，可是在《山乡巨变》里，当老伴儿最终劝陈先晋，“大家都交，公众马，公众骑，我们免得操心淘气了，以后只认得做，只认得吃了”[2]，而他“勉强答应”的时候，他的理想其实是被众人的意志剥夺了。因此，《山乡巨变》不但没有表现出合作化的合理性，反而裸露了其暴力性。
今天，《山乡巨变》中的暴力很容易看到，问题在于追问这种暴力如何可能。找适当的人来说服特定的人，家中众人的意见改变一个人的决定，这些都是很普通的生活经验。在日常生活里，为家庭命运做决定的时候，少数人接受多数人的决定是很平常的事情，无所谓公正不公正。周立波正是找到了并结合了日常生活经验，才完成了合作化叙述。当生活经验被动用为社会运动的资源，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被对象化为知识了。在《暴风骤雨》中，工作队和农民首次互相观看的时候，农民是震惊的，工作队员却是微笑的，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关于农民的知识。相比之下，《山乡巨变》中体现出来的知识更精细更具体，但也更小器。
在知识的意义上重新观察周立波的写作就非常有趣了。他并不像柳青那样关心“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他不太去思考或论证政策本身，却常常饶有兴味地讨论方言土语、民间习俗。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湖南农村里冬天的夜里，有些人家生一炉柴火，左邻右居都走过来，围在炉边，大家随便地谈天，从年成聊到风俗，从真事扯到鬼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随意乱谈。在这一些谈片里，就蕴含着文学的珠宝。这种闲话会增加生活的知识，也能引起人们的幻想，还能使你熟悉当地人民的习惯，心理和语汇……
古元同志……的观察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听到外边有人声，古元同志就揭开纸帘，从那窗格子里悄悄观察坐在磨上的妇女。这样，被观察的人没有感觉，谈吐和仪态都十分自然，一点不做作。”[2]
这段关于材料搜集的讨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讲话》的文艺观念：“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方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这样讲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 周立波显然没有带入这样一个身体，他带来的是头脑和一双窥视的眼睛。农村的世界对他来说完全成为了对象，这种对象性的关系，表现在小说内容上，就是对方言土语民风民俗的描写，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强烈的画面感和场景感。他小说的所有情节，永远由特定的场景、场景中的人，以及场景中人的对话所构成，好象一组组电影画面。最重要的是，当他带来的不是等待改造的身体，而是一个下放干部的身体时——他在一篇文章的五个短句子里，连用了五个“下去”[2] ——他对农村的一切“观察、体验、研究、分析”，都将成为关于农民的对象性知识。一个农业大国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生产出大量关于农村的知识准备。这些知识准备将会在必要的历史时刻为运动和对运动的叙述提供条件，就像《山乡巨变》所做的那样。假如将这种知识和西方现代知识在历史功能的意义做一个类比的话，那么它最接近于伴随殖民主义的展开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学。
当然，周立波并不是现代化的传教士，他和传教士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体。1941年夏，他离开鲁艺，主动要求去乡下住一段时间。这是他参加现代革命活动后第一次进入农村。50天后，他创作了第一批描写农村的小说。其中《牛》这一篇将干部下乡本身也文学化了。“落了一场雪以后的一个有月亮的微寒的晚上。乡政府的窑洞里挤满了人，男的和女的，老人和小孩。有的围在烧着通红的木炭火的炉子边谈天，有的……你碰到过这样的夜晚么？坐在一个生活很好的乡村的炉火边，忘记了过去和远方，忘记了远处的人们的不幸，和旧时的生活的悲惨，让绯红的炉火照着你的脸，你的心里盈满了温暖和安宁的感觉，一声不响地听一些乡村的人们，完全用他们自己的看法，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的农村里，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2] 这段描写清楚地展露出一个沉醉于农民安逸的日常生活的革命者的身体感觉。周立波后半生满怀热情地创作了那么多农村题材的小说，甚至在自然灾害的背景下也以轻盈愉悦的笔触描写闲扯或工作的人群，是与这个感觉息息相关的。这篇小说创作于《讲话》前一年，因此，周立波对农村的描写不能用党派文艺来解释。应该说，抗战的条件以及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形成了。因此，周立波的文学既不是党派文学，也不是对应于都市文学的农村文学，它产生于一个新的文化空间，需要新的命名。
参考文献
[1]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吕艳］
“风格”的背后
——读《山乡巨变》
朱杰
朱杰，上海大学 文化研究系，上海 200444
朱杰，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与社会变革研究。
1958年，周立波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小说《山乡巨变》发表的当年，即有人对他的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山乡巨变》在人物塑造——特别是新人物的塑造上是有缺陷的”[1][P398]，而且，“在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的迫切要求”[1][P400]。不久，另一位批评者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批评该小说既没能反映“当时的百分之七十的农民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这一“主流、本质现象”、又没能“鲜明、准确地体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和政策”[1][P402]。
面对这样严厉的批评，黄秋耘从“艺术风格”角度为周立波进行了辩护，指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经历了创作风格由“阳刚”向“阴柔”的转变；“阳刚”固然很好，“阴柔”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2][P413～415]。接着，他分析说：“《山乡巨变》较多采用纤细的笔墨，对于时代风貌比较着重从侧面来进行描写，有关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绘，在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作品之所以着重描写这些日常生活，正为的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怎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3][P415]
然而最后，黄秋耘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部概括时代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3][P424]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正面的批评，还是侧面的辩护，它们其实都承认《山乡巨变》的风格偏“软”，所不同者，只在他们对于该风格的评价。可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在于，周立波为什么会用这样的风格来创作小说《山乡巨变》呢？
在195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大概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国家大事；毛泽东更是从王国藩合作社中看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2][P227]，不用说，自觉以“延座讲话”精神为创作指针的革命作家周立波，自然深感应该投入到这一“形象”创造工程中去。
可是，周立波又明确表示过他“从不跟人家抢题材”，在他看来，“抢题材是可笑的行为”[5][P634]。在他那里，“题材”仅仅也就是“题材”而已，而且它的范围还相当宽泛，所以他说：“毛泽东同志讲的一切生活形式，包括很广，做道场也算在里面。此外，比如夫妻吵架，也是生活形式的一种。我到乡下，如果听到人吵架，总要去看看。”[5][P498]
与之相呼应的，是周立波对于什么是“文学”的理解——“我们湖南农村里冬天的夜里，有些人家生一炉柴火，左邻右舍都走过来，围在炉边，大家随便地谈天，从年成聊到风俗，从真事扯到鬼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随意乱谈。在这一些谈片里，就蕴含着文学的珠宝。”[5][P631]
在我看来，整部《山乡巨变》，正是对周立波上述这些看法的精确阐释——正是因为对他而言，“政治”仅仅只是个“题材”的问题，他就不可能像柳青那样，自觉地将解释“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糅合到他创造有血有肉的梁生宝形象的“美学工程”中去。如此，我们方能理解柳青何以会这样解释梁生宝形象的重要性：“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要求这样一个主人公，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也要求我这样安排主人公。”[6][P288] ——因此在柳青这里，“题材”的问题，或者“写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对象”选择的问题，它更是与“怎么写”这个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闲庭信步般地书写“民风民俗”，还是将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内在紧张紧紧地“嵌入”自身的写作，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由此出发，我们看到，在周立波笔下，“政治”并没能“内化”为小说的叙事动力，而是显得相当的表面化。《山乡巨变》的目标之一，是要表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如何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可是在小说里，“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却更显得像是临时的“凑合”：合作化似乎仅仅只是几个干部的事情：邓秀梅、李月辉以及刘雨生为了合作化四处奔走，等到任务完成了，邓秀梅也就离开了——似乎所谓的合作化，无非只是个政策传达加动员的问题；我们还看到，《山乡巨变》对爱情的处理同样显得奇怪：无论是盛淑君与陈大春，还是刘雨生与盛佳秀，我们都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为了合作化而恋爱呢，还是为了恋爱而合作化。其中，刘雨生与盛佳秀之间的爱情关系，又尤其让人觉得突兀和缺乏逻辑必然，似乎他们之间的突然结合，仅仅是出于解决盛佳秀这个“钉子户”难题的需要。如此一样，爱情变得莫名其妙，“政治”——合作化——同样也变得莫名其妙了。
同时，周立波式的“文学生产方式”——围着火炉聊天，从这样的闲聊中提取文学要素——也决定了他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学：比如，周立波自己说，他与“亭面胡”的原型是天天在一起、经常在一起闲谈的，这当然是周立波能写活“亭面胡”这个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因为聊天的内容——“从年成聊到风俗，从真事扯到鬼神，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决定了周立波的写作内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立波的笔下缺少“先进人物”，因为这样的聊天，这样的写作，本就与塑造“先进人物”所需要的话语结构相差甚远啊！（想一想青年农民梁生宝那习惯性的沉思以及那沉思所蕴含的先进农民的思想境界吧！）
所有这一切，也都进而决定了《山乡巨变》在小说“形式”方面的“缺陷”——在创作《山乡巨变》的同时，周立波还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下放的一夜》，当时的评论指出：“这三篇小说有些像散文，或者说，有些像随笔。兴头一来，信笔写开，有些地方显得离题很远。”[7][P509] 论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作者……谈到他写《山乡巨变》时着重考虑了人物的刻画，而没有十分注意通篇结构。这三个短篇小说，也是这样的情况。”[7][P509]
的确，当时就已经有读者对《山乡巨变》的“形式问题”提出了质疑：“作品的结构具有特点。每一个章节差不多都集中描绘一两个人物，单独看某一章节也能引人入胜。也有的读者说这样的结构显得零乱，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8][P385] 周立波自己解释说，“结构显得零乱，是因为在描画人的肖像和再现运动行程两个方面，想得多些，没有勉强地去生造一个整个的故事。”[8][P386]
但是，此时的中国所需要的，恰恰正是这样的“紧凑的故事”——要“讲述”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形象乃是一个全新的、脱离了旧式农民桎梏的“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社会主义新人”与“国家大事”完满地融合在一起，同时，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又不绝非仅仅是“空洞的理念”，他必须以他丰满的血肉来取得“典型”的意义。不用说，要“讲故事”，就必须有“叙事”，而周立波式的“随笔”性的表达，是远远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立波的启示才更为重要：只有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我们才能理解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艰难，因为它决非仅仅只是一个“题材”问题，它更涉及到其他一些重大的美学难题——比如新的“形式”、新的“人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对社会主义作家的挑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才能更好理解周立波之后涌现的那些作家——比如柳青、比如浩然——的创作实践和这实践所承载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 唐庶宜．对《山乡巨变》的意见[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 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5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6]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艾彤．三支社会主义颂歌——谈周立波同志的短篇小说[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8] 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A].李华盛，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李成文］
怎么“运动？谁的“合作”？
张柱林
张柱林，上海大学 文化研究系，上海 200444
张柱林（1966－），男，广西南宁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周立波说自己在创作《山乡巨变》时，着重考虑的是人物的创造，同时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这就决定了他的最好选择，即采用入乡干部邓秀梅的视角来结构全书，只有她才具有联系上下、掌握全面信息的可能。合作化运动可说是急风暴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区里给每个乡下达了指标，人人紧张。邓秀梅是团县委副书记，代表上级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国家意志的权威。但到了农村，她面对的困难非常多，要想顺利地进行这场触及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运动，必须具备有效的策略和措施。那么，由她主导下的这场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如何展开的呢？或者说，她是怎样完成她的任务和指标的呢？她的有利条件是，虽然可能还有少数敌对分子在阴谋活动，但国家政权已经非常巩固，而且战争胜利的余威犹存；土地改革让贫农得利，普遍存在感恩心态，原先的神龛里如今挂着毛主席的大肖像；而在当时的“运动”社会中，产生了各种积极分子，党团组织也深入农村，为开展运动奠定了很好的组织基础。她的不利条件是长期的私有制下农民的自私自利观念，党内右倾分子的不同意见，还有可能存在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她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运动当然是宣传动员为主了，以理服人，同时给农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其中“理”又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层面：即“科学真理”、理想主义、党的纪律、传统道德资源等。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各级领导说，农村贫穷，不是因为人口多，是因为土地的私有，劳动力的调配不合理。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社会主义前途光明，人多力量大。未来会电气化，会有拖拉机、电灯电话、住宅、花园、果林，这是团支书、民兵中队长陈大春描绘的美好未来。正是这种美好未来的景象激发了青少年男女的热情，成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邓秀梅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互助组组长、后来的合作社社长刘雨生，原先的组都没办好，可现在上级又要办社，他没有把握，加之整天投入工作，老婆要和他离婚，他睡不着，但他服从党，放弃了家庭和自己的真实想法，投入到合作社运动中。
但对大多数年长的“落后”农民来说，宣传自我牺牲、许诺美好前景并不起多大效果，但宣传活动本身的效果却不容低估。最顽固不化的中农王菊生，是不相信宣传的。盛淑君和她的宣传小组天不亮就在山头上用土喇叭喊叫，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写了大量标语，王家的墙壁上、门窗上和别的可以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好几天，他心里十分不安。他日里照样出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淑君们的喊话和标语以及秧歌戏等，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一连几夜没睡好，他茶饭不思，掉了一身肉。勤劳的他心灰意冷，什么事都无心去干了。对改造小私有者的思想，邓秀梅和农会主席、支书李月辉等人也是煞费苦心。亭面胡的田地和房屋都是土改中分得的，而王菊生的田地等是过继他叔叔的，所以严格说都不算是他们自己的。这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前者是感恩戴德，相信党的公正，干部说的没错；后者则可能导致负疚和没面子。这其实是巧妙利用了传统的道德资源，即人不应该“忘本”。
针对不同的人，邓秀梅等人提出的说服理由主要还是诉诸他们的利益，有时不免自相矛盾。如对亭面胡，因他劳力少，吃饭人口多，就说入了社，大家互相帮助，事情不用自己操劳，有利无弊，而对劳动力多的人如陈先晋，则说入社了更好，因他劳力强。有些则因势利导，把不用入社就能完成的事情或与入社无关的事说成是入社就好办了。盛淑君喜欢陈大春，想入团，陈大春却认为她调皮爱笑，不想让她入，当她要求邓秀梅和李月辉帮忙时，两人明知盛淑君没有任何问题，却说她只要在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好，就可以考虑，淑君因此越来越积极。陈先晋的老婆原先跟他一条心，可邓秀梅利用她想让陈大春娶盛淑君的想法，说只要入了社，一切自然解决，让老人最终改变主意，转而劝陈先晋入社。
革命和土改已经基本摧毁了原先存在的各种共同体，而邓秀梅等干部又继续对这些共同体进行分化打击，让其失去互相支持的力量。如挑动要求进步的青少年造父母的反，威胁大人从家庭中分出来，带自己的一份入社，造成父母无奈入社。其实王菊生原先想跟陈先晋合作，这表明就是很自私的人也是愿意而且必须跟别人合作的，可却因为陈的“背叛”而成为泡影。邓秀梅还捕风捉影地说亭面胡的老婆不想入社，刺激在家里作不了主的面胡为了面子坚定了入社的信心。
大多数农民并不太想发财，他们的多虑常常出自“生存伦理”，想规避风险，对“合作”的结果担忧。作品里经常提及不愿入社的农民说的话是“龙多旱，人多乱”和“烂了场合”，因为原先的两个合作社都面临难以维持的局面，对此邓秀梅等人的解释是，合作社和互助组不同，现在有领导，会合理调配劳动力，所以合作社不会烂摊子，即使烂了，“有我们”。
针对农民的其他担心，也做了解释。如山林入社和不准搞副业等，这会切断农民的辅助生存资源，干部们宣称这是谣言，现在不考虑山林入社等问题；有的农民自由懒散惯了，怕敲钟起床、按时上工，或者走亲戚要请假等等，干部均说没有问题。
同时政策措施也在配合合作化，切断单干户的后路。但关于政策结果的宣传，多数是倒果为因的，将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当作既成事实，逼使单干户入社。如大家都入了社，农忙时请不到零工；各种生产资料，如大粪、石灰等，由国家统一经营，只卖给社里，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在合作化后才出现。
当然，像任何运动一样，制造紧张气氛是最有效的武器。开会几乎都变成批斗会，给不同意入社的人施加巨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民兵四处站岗巡逻，监视、盘查可疑人等，陈大春动不动就要挥起大拳打人，随身带着两根绳子，“不绑人不行”，治安主任则随时都用枪铳等武器显示力量。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情况下，人们不随大流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理、措施、压力明明都是针对农民的，而在宣传动员中干部们又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党和政府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完全是为了农民好，而落后的农民们却因为认识不到真理、规律，误会了上级的好心。当干部们自己开会的时候，说的却是另一套，合作化运动是一场严重、复杂和微妙的斗争，斗争的对象当然就是落后的农民，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合作社成立那一天，邓秀梅号召大家努力干活，多产粮食。下卷里写道，合作社第一次收获，社里马上平整道路，粮食干部也到现场检查，准备交公粮余粮。作家这样写，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推论，合作者不是各家各户各个农民，而是合作社与国家。运动本身，倒像是农民们被迫与邓秀梅合作，让她只用一个月就完成合作化运动任务。
《山乡巨变》的下卷写的就是合作社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运动完成后真正的合作过程。邓秀梅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与运动中最得力的帮手陈大春和劳力强的符贱庚一起，调去支援更重要的新兴工业了。她走前，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变。下卷所写，几乎是用来证实那些落后农民的担忧和破坏分子的谣言的真实性，他们具有比邓秀梅高得多的政治洞察力，要不然就是邓秀梅说了谎。山林入了社，社员清晨按时上工，社长不在农民们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为了各自利益，分歧很大，民兵们还在到处巡逻，随时准备以暴力解决纠纷。至于合作化的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前一条已如上述，后一条则在下卷完稿的1959年前一年就已不可能，“烂了场合”没有饭吃，“我们”却不知所终。谣言变为事实，承诺转眼成空，下卷所写情景和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对上卷所写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嘲讽。
［收稿日期］200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