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发生认识论的联系和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区别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本质是能动的辩证的（革命的）反映。它是以实践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基础，既科学揭示了主客体的关系，明确了在物质、客观第一性上的主客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同一性，又充分肯定了人类认识的能动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主客体对立统一性。简言之，认识之所以可能，就是通过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能动辩证性。即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简单、直接的摹写，而是经过人的头脑“改造”，加工和创造的结果。能动性表现为辩证的特征。首先，就是要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联系，抽象出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规律。其次，能动反映符合客观，就必然坚持运动、发展的观点，反映和认识事物及其所达到的程度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分阶段、分步骤变化、前进的。三是实践性。实践是人们反映过程中连接主客观的中介，更是人类认识、反映世界的归宿和检验标准。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唯物主义（也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认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找到反映的真正源泉、动力、目的和认识的真理标准。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虽然他们也有的宣称改变了世界，但实际上改变的仅是其主观的、概念的世界，而没有也难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他们是“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样，反映与认识世界就失去了意义，也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二）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工具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心理学、思维科学的独立发展，对人自身的认识研究亦随之深入，出现了以人的认识活动为对象的各个微观领域，认识发生、建构、重构、选择等理论应运而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受到越来越猛的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学说。
我们知道，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他长期从事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把传统认识论移入儿童心理学的结果。他运用发生学方法来考察科学思维的心理发生和发展，在“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的本质——建构与平衡。正因为其“活动”与马克思的“实践”较相似，更因为建构与平衡理论适应了“主体”热潮，所以，曾一度出现了取消、代替“反映论”的思潮。其实，问题远非取代那么简单。
整个发生认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是活动，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机能活动，包括有意活动和无意活动，即主体改造客体的同化活动和客体对主体改造的顺应活动。它们都以现有的图式为出发点，最后又复归到活动中建立的图式上来；二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包括主体对物体的直观的活动，如推、掷、摸等。主体从中获得关于物体特性的知识和自身活动方式的知识。活动是理解其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本质、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个体心理发生与人类认识史即逻辑和历史一致性以及认识的起源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例如，他把经验划分为物理经验和逻辑经验，认为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以经验开始的。物理经验来自直接作用于物体的个别动作或活动，逻辑经验来自把主体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动作的协调；主客体的分化完全依赖于中介物——活动的建构。因为活动是解除自我中心化的动力和根源。即使使主客体一致，平衡、主体不断建构客体，又不断打破自我，向客观化前进的动力和根源。
在活动基础上，皮亚杰提出认识的本质是建构与平衡。他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转变为客体的结构性动作，是介于同化与顺应之间的一种平衡，是人对环境能动的适应。他从主客体的双重建构具体说明了认识结构的演进及其认识内容的协调发展。用图式、同化、顺应、平稳说明了主体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在他看来，“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接起来的理论来说明，即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或较为复杂的）结构”，他认为认识的发生是从活动开始的，动作协调内化而成主体的认识图式或结构。认识就是在活动基础上，最新的原始图式经过同化和顺应不断达到平衡，遇到新的认识对象，平衡被破坏，继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平衡的过程，也就是新的认识图式不断建构的过程。
（三）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都力图找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物，来说明主体的认识与客体的一致。经验论者认为这种中介物是感觉或知觉。他们仅仅满足于证明一切知识的内容都来源于感性经验，而未能回答思维形式的起源及其同现实的关系问题，且忽视了主体的内源因素，仅用外部环境来解释人的认知；唯物论则认为这种中介是概念，把人的认识认作生物学的“预成”物，难免陷入天赋或先验论，皮亚杰看到了传统认识论中明显的缺陷——只研究既成的成人认识过程，而不研究认识的原始发生，不了解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经验论将认识起因归结为客体，而先验论归之为主体。实质上，两者都是“预成论”。活动范畴的引入，使皮亚杰在认识的起源问题上填补了传统认识论的空白，找到了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十分接近。事实上，他曾受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也曾注意到生产力活动的认识论意义。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卡尔·马克思的一个根本社会学命题是：人为了生产而作用于自然界，但同时也为自然界法则所制约。在对象的特征和人类的生产之间这种相互作用于对象并改变它时，我们才认知对象。”[①]又曾写道：“马克思曾经充分地强调行为（或实践）的作用，他曾十分正确地把知觉本身当作是感觉器官的一种‘活动’。此外，这种实践作用曾经一贯地为苏联的心理学家所证实，在这个题目上，他们曾发表过许多出色的著作。”[②]但皮亚杰在具体论述时，没有对生产活动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围”有着显著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指人类自觉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社会性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工具有意识（合目的）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人类实践的最本质特征是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是人类活动经验的凝聚，是动作程序的规范化和普遍化，正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开创了人类独有的进化方式，工具的使用和变革引起整个存在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主客体分化和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认识内化和顺应的桥梁。而发生认识论的主要意图是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经验验证的方法和追溯认识本身的起源。因此，皮亚杰的活动范畴侧重于认识的生物学前提和认识的个体发生。他认为：“认识论问题必须从生物学方面加以考虑，因为心理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③]基于这一思想，其活动既包括物质性活动，又包括认识活动；既包括自觉的活动，也包括本能的无意识活动，而使用较多的是指儿童智力的发生，这实质上是皮亚杰往常交换使用的另一范畴——动作。这些与实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他对生产活动的忽视，对生产的手段和产物，特别是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缺乏充分估计。把工具作为客体排除在中介物之外，同时又把活动化为动作，使其活动认识论显得十分脆弱。
建立在活动基础上的认识本质——建构和平衡，客观地讲，它具体揭示了认识主体是如何反映外界的过程，从个体认识发生的角度论证和支持了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但由于其活动范畴的片面性和生物学倾向，他一方面从结构与建构的关系承认反映的静态与动态关系。另一方面又误解和拒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在他看来，列宁的反映论“是完全错误的。这完全是一种静止的理论：这是客体，那是客体在大脑中镜式的反映。”[④]并认为所有的反映论都主张直接面对客体进行认识。他批驳说：“客体首先是通过主体的活动才被认识的。因此客体本身一定是被主体建构成的。因为这个缘故，客体就具有永远被接近、但又永远不能达到的极限性质。”[⑤]实际上，他批驳的是消极、机械的反映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辩证反映论。相反，他的结构——建构论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他认为认识的中介是认知结构，包括主体的数学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它们分别起源于对自己动作本身的抽象和对外物的知觉（知觉形成于动作协调过程中）。认识的最终成果——知识，是主体因数学逻辑结构加工物理经验，建构客体的结果。对动作协调的抽象也就是对诸动作所包括的结构的反映。同化和顺应都包含反映的成份，否则就无法判定同化是否实现，顺应客体也失去了依据。即是说，他的数学逻辑结构本身也是主体对外在信息反映的结果，不然他就一样陷入先验论了。美国学者R·基奇纳认为皮亚杰使用先验一词的含义不是“预定”、“预成”，而是如他自己所说：“哲学家们所说的先验的东西系指先于知识的那些条件和先于经验就已存在的认知手段（所谓在经验之前与其说是指时间的先后不如说是指逻辑的顺序），即使经验成为可能所必需的（认知的）手段。”“这些条件对于已往的经验内容来说是先验的”。他所谓的条件和手段构成的认知结构本来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外界客体的长期、反复反映积累而成，是“人的实践活动不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⑥]但皮亚杰又片面强调思维的逻辑来源于活动，而不是来源于客体，结果造成与反映论对立的矛盾认识。他说：“如果我在这里使用先验的这一术语（我不常使用它），它只是简单地指在知识中并非来自客体而是来自主体所建构的结构那种东西。”这与康德的先验（先天的）涵义相同，使他陷入了唯理论。与此相关，皮亚杰的结构——建构论同一些认知学派的理论一样，忽视了非智力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知、情、意辩证联系的能动认识论，认为人是在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认识客观世界的，这是决定人的认识活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封闭的主体心理过程。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需要、动机及个人的素质。这些非智力因素逐渐内化并积淀于人的头脑之中，形成了人所特有的心理结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结构的功能发挥的外部表现。非智力因素作为主体活动的内驱力和自我调节机制能动地参与认识活动。
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构成的“先验”结构主要是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但皮亚杰从儿童的认识发生来推断人类认识的起源和本质，认为婴儿生下来就是“从一个单纯的个体状态开始的——在出生的头几个月完全没有可能与别人交往——而结束时是一个继续前进的社会化过程。”[⑦]事实上，现代儿童一生下来就在现代社会中，“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⑧]他们的认识发生，既有人类认识的胚胎型成份，也有成人高层次交往的烙印，如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等造成人的交往对认识结构的影响。一旦将现代儿童置于社会之外，就不会形成自己的认识结构。过高估计了生物自我调节作用，贬低了社会和教育的作用是建构——平衡与反映论中冲突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认识论中，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与一般反映论，同发生认识论的建构——平衡论既相关相联，又有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一般反映论侧重强调主客观的差异性及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但由于旧唯物主义不理解和不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与工具性，都走上形而上学的道路，引起后来人们的攻击和摒弃。
其次，建构论及后来的重构选择论产生的前提是人类世界在人的主体的世界范围内研究认识的发生和过程机制的。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能动性是它们的特点。应该说，认识活动是人类独有的，从人的世界出发，研究认识的发生、主客体关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实践领域，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它们又选择了宏观的视角，以包括生物在内的自在自然和人化世界出发，从系统的扩散出发，也就必然要引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引出主观世界、“先验结构”的来源问题，引出实践与反映机制的客观物质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主体—客体问题。不过，发生认识论在具体研究中由于从个别的、微观的生物性个体的内部机制着手，只看到了在活动中主体对客体（即人化的客观世界——打上同化和顺应烙印的世界）的建构，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发展程度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的密切联系。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既然否定从宏观视角研究得出的事物普遍的反映机制的结论，又想超越从微观内部结构研究得出的一方面的结论，以扩散为整个人类认识论的本质联系和规律。其根源是缺乏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这样，二难选择必然出现。
马克思主义正是看到一般反映论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认识到实践的真正意义，以宏观主体上把握到人类认识活动的辩证本质，将反映的客观物质性和主体反映机制、机能的能动性统一到实践的基础上。首先，人的意识，认识结构产生的条件，是在劳动，生产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事物相互作用的反应性决定了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反映机制，也决定了认识发生的根本基础。人类通过活动才与世界相联系，也通过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才认识到人类存在的意义，认识到主客体的关系，才产生“合目的性”的需要，认识的能动性机能也才可能形成。知、情、意，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才能综合于人们认识活动中的选择与整合机制，也才能达到真、善、美的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人的选择表现为人的主观意志的活动，但归根到底仍由选择者所需的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内在决定。
因此，在关于认识的本质问题上，将“反映”、“建构”、“平衡”、“选择”、“整合”等对立、分裂开是不科学的。它们都以不同的侧面研究说明了认识活动、过程的具体机制。仅用“反映论”既无法科学概括人类认识的本质和特征，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划等号，还须加上互补性的限制的定义——能动的、辩证的，或建构的、选择的等。但这并不否定反映的特性，正如在非欧几何相对空间中，“直线是弯曲的、弧形的”，却并不否定欧式几何、经典物理学中关于“直线是两点间的最短距离”这个本质定义一样，对我们来说，只是在面对各种不同条件的问题时，存在一个选择理论的角度。
注释：
①《儿童的心理发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152页。
②《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③《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8页。
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2年第1期第18页。
⑤《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0、93页。
⑥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
⑦《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第178页。
⑧《马恩选集》第1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