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水平与发展趋势_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关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问题是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与一般人口的城镇化过程不同，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型城镇化过程涉及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传承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也会随之加快，与之相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复杂。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标志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加快推进少数民族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需要合理分析和比较准确地判断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一个基础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有效推进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把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今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之一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次，由于人口流动往往是在不同地区之间展开的，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现状与邻近地区的城镇化现状之间有可能相互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新型城镇化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因此，了解各个地区之间在少数民族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的相互关联状况，可以为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问题

       以往对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状况及其发展过程；(2)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因素；(3)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及其对策。

       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状况方面，以往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低于全国和汉族人口的水平，①而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一般而言，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如上海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90％左右；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较低，如四川地区只有17％左右。不过，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3.36％提高到2010年的32.84％。②也有研究对一个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过程进行了考察。例如，有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较快，尤其是吉林省，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23.91％迅速提高到2000年的52.59％。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城市化步伐减缓，黑龙江省甚至出现了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减少的趋势。③除此之外，对其他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研究还很少见。关于少数民族城镇化的形式，有研究指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另外一种是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④所谓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当地经济的发展，实现从农业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镇社会转变，可以称为“离土不离乡”。而所谓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则是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并在城镇居住和工作，这可以是从民族地区的农村流向民族地区的城镇，也可以是从民族地区的农村流向非民族地区的城镇，即所谓的“异地城镇化”。

       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大都借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进行解释。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受到城市规模发展不足导致城市吸收和容纳人口的能力有限，⑤产业聚集度低导致吸纳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能力差，⑥以及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⑦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本地城镇化受阻，在东部发达地区区位优势的吸引下，表现出大尺度异地城市化模式。⑧例如，有研究发现，广西外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只有不足40％在广西境内，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广西以外的省份，他们的流动半径基本上形成以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广东为核心，并逐渐向海南、福建、浙江以及北方地区递减的圈层分布。⑨不过，也有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般是就近流入邻近的大中城市，其原因有四：一是在农忙时可及时返乡不误生产；二是随时往返家庭照看家人；三是较短路途可降低流动成本；四是相对于落后的民族地区而言，西北大城市具有获得就业和较多经济收入的拉力和易于融入的宗教、文化环境。⑩此外，西北地区的城市数量明显高于西南地区，(11)这使得西北地区的农村人口可以在邻近的大中城市就业。

       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及其对策方面，大部分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较低，需要加快推进少数民族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内容包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12)也有研究提出，在中西部一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减少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同时，创造条件让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以吸纳本地人口的聚集。(13)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有研究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14)

       综上所述，以往有关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或者对某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描述，以及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但是对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不多。此外，以往研究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过程的空间关联性，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可能与其邻近地区有关。因此，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必须把空间因素考虑进来，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讨论。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整体而言，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在不同地区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2)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与汉族人口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的地区是否也不一样?(3)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发展趋势是否与其邻近地区有关联?这种空间相关性对于我们制定相关政策有何启示?

       二、数据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民族人口数据资料。在本研究中，少数民族人口指的是除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人口数总计(包括未识别的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少数民族城镇(15)人口包括居住在城区里的和居住在镇区里的少数民族人口。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本研究与普遍的做法一样，都是主要采用城镇化率这个指标，用城镇化率的高低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用城镇化率在一定时期内变动的多少来衡量城镇化的增长速度。

       本研究还将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简称ESDA)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关联性。首先，对不同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及其变动情况进行考察，同时，把这些指标与汉族人口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其次，为了考察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和增长速度的空间相关性，计算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的测量指标，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和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用于验证整个研究区域(在本研究中指的是除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空间关联模式，主要的测量指标是Moran I。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则用于反映一个区域单元(在本研究中指省域单位)与邻近地区的关联性，主要的测量指标是Local Moran。除此之外，还采用Moran散点图对局部空间自相关聚集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三、结果与分析

       (一)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动趋势

       表1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少数民族城镇人口数在2010年已经达到3677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32.84％，比2000年增加了9.48％，年均增加近1个百分点。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认为，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1)初期阶段，即城镇化率在30％以下，这一阶段是城镇化缓慢发展的阶段；(2)中期阶段，即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这一阶段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3)后期阶段，即城镇化率在70％-90％之间，这一阶段是城镇化趋于平缓稳定阶段。(16)因此，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正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的开端，城镇化过程开始加速。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的这个城镇化水平是在过去10年中以年均增加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达到的，是一种“低水平，高速发展”的模式。

      

      

       有研究认为，我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17)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大大低于汉族或者全国的水平，在接下来的10年(2010—2020年)中，预计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还将是一种高速发展的状态，城镇化率每年可能会增加1.5个到2个百分点，只有这样，在2020年时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才能达到50％以上，不过这仍然低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设定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目标。但是，一些研究认为，城镇化率连续多年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速度了，(18)是一种“冒进式”城镇化，必须充分考虑到由此带来的风险。(19)

       (二)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的地区差异

       表1也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方面，东部地区最高(58.79％)，其次是东北地区(47.09％)、中部地区(35.72％)、西北地区(31.42％)，西南地区最低，只有25.02％。

       关于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地区差异，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1.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东部地区是我国工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高水平的工业化一方面推动了本地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其他地区农村人口的涌入和聚集。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起步较早，这导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起步也比较早，且基础较好。但是东北地区的工业化以重工业发展为主，其对人口的聚集能力有限，从而也限制了东北地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是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其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低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是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最晚，工业化基础也最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较弱。

       2.城镇体系的发育和城镇规模上的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缺少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的中等规模的城市，城镇短缺问题显而易见。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城市首位度(20)过大。我国城市首位度偏高的地区几乎都集中在西部地区。首位度偏高不仅反映人口分布的不合理，而且还说明地区的产业过分集中于首位城市，从而使城市负载量过重，城市空间和环境容量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说明，首位城市与周边地区缺乏其他各级规模的城镇作纽带、桥梁互相配合，极大地影响了大城市的辐射作用。(21)此外，从城市密集程度上讲，中国城市群紧凑度体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分异态势。例如，有研究发现，1997年西北地区的城市密度只相当于东部的6.47％和全国的21.43％，建制镇密度只相当于东部的3.38％和全国的10.81％，(22)如此稀疏的城镇分布，大大限制了城镇的辐射能力。

       从表1可看到，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10年间只增加了5.63个百分点，导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较慢的主要原因就是人口流动。从2000年到2010年，东北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都出现了下降，(23)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限于本地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大规模流动到东北以外的区域(包括其他省份和国外)。由于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减少，即使少数民族城镇人口数出现了负增长，城镇化率仍然是增加的，但是幅度很小。相比而言，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较快。例如，东部地区年均增加1.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年均增加1.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年均增加0.9个百分点。

       有研究指出，城镇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24)据此可以说，除东北地区外，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水平。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其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城镇发展水平有关。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城镇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尤其是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25)到2000年，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而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向东部城镇转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增加，一方面与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的行政区分变动导致城镇人口增加有关。从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驱动力表现为城市扩容、大型项目投资、兴建工矿、资源开发等方式，从而在短时间内推动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不过，这样一种资源开发驱动的城镇化，在经历初期的快速发展以后，会出现一系列的阻碍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因素。(26)此外，在西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推力还表现为行政区划变动，比如“县改市”、“乡改镇”等区划变动引起了城镇人口的增加，这种方式增加的城镇人口是一种“有水分”的增加，因为有大量的所谓城镇人口从事的还是农业生产活动。

       (三)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的省际差异

       除了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外，不同省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也有明显差异。在东北地区，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是最高的，比辽宁和黑龙江高出14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发展方面，辽宁是最快的，其次是吉林，最慢的是黑龙江。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人口流动。有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重心越来越偏向辽宁，东北少数民族人口的迁移流动方向主要是从黑龙江、吉林流向辽宁。(27)

       在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最低的是河北省和海南省，前者还没有达到50％，后者则只有25.4％，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省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比其他省份落后。在少数民族城镇化率提升方面，最明显的是浙江省和广东省，前者的城镇化率提升了近22个百分点，后者的城镇化率提升了近19个百分点。如此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这两个省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密不可分。浙江省和广东省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产业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而且产业集群程度相当的高，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人口。

       在中部地区，少数民族城镇化率最低的省份是湖北省和湖南省，在2010年时只有30％左右。湖北省和湖南省的主要少数民族聚居区(湖北恩施和湖南湘西)与邻近的西部地区比较相似，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也比较相似，但是两个省份的非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条件要好于大部分西部地区，这导致两个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要好于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但是远低于东部的大部分省份。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方面，湖北和湖南又是中部地区最快的，这与前文所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密切相关。(28)

       在西部地区，陕西省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最高，达到了87％。由于陕西省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很小，也不是传统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加上又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少数民族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区，城镇化水平是西部地区相对较高的，已经接近50％了，城镇化率的提升幅度也比较大，究其原因可能和国家的资源投资、生态移民以及城乡区划调整有关。需要注意的是，重庆市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不高，但是城镇化发展速度很快，城镇化率提升的速度全国第二。作为中国的直辖市，重庆市经济实力相对较强、交通较为发达、人口密集，因此，农村城镇化程度相对较高。另外，重庆市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城乡区划调整有关。与西部地区省份相比，新疆和西藏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很低，而且城镇化发展速度较慢。首先，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超过了50％，且大都居住在农村或者牧区，其城镇化的基础非常薄弱；其次，新疆和西藏幅员辽阔，城镇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加大了人口流动的成本，也造成城市的辐射功能无法覆盖到很多农村地区；再次，新疆和西藏的人口密度很低，城镇规模很小，加上交通不便利，对人口的聚集功能有限。

       (四)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的差异

       表2显示，从全国范围看，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在2010年时远低于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前者要比后者低近20个百分点。另外，从2000年到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幅度仍然低于汉族人口，前者比后者年均低0.4个百分点。具体到每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在城镇化水平和发展速度上的差距也不同。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要比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9个百分点，前者的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也比后者低了5个百分点。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要比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低了近17个百分点，前者的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也比后者低了6.47个百分点。同样，在中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及其提升幅度也比汉族人口低，前者比后者的城镇化率低了近8.08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低了2.06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低于汉族人口，前者比后者低12个百分点，不过前者城镇化发展速度要比后者快。在东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在城镇化水平上差距不大，前者只比后者低1个百分点，不过前者的城镇化发展速度仍然比后者快。

      

       关于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异，可以从传统上的人口分布差异和人口流动机制来解释。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因素，西部地区是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东北地区也是某几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地。在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传统上大都生活在农村地区，当地城市中生活的大都是汉族人口。因此，从传统意义上说，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要低于汉族人口。另外，由于汉族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要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加上城市中的主流文化使得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可能会出现适应上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汉族人口从农村到城镇化的迁移率要高于少数民族人口，进而加大了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在城镇化水平上的差距。如上文所述，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本地城镇化的路径受阻，因而选择了所谓的“异地城镇化”，即从西部地区农村向中部、东部城镇流动。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世居的少数民族很少且规模很小，这导致中部、东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很小，加上城镇又吸纳了来自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而使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城镇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相当的高。

       (五)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的空间相关性

       如前文所述，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为此，笔者计算了空间相关性指标Moran I，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2010年少数民族城镇化率的Moran I估计值是0.368，大于2000年的相应数值，这说明少数民族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相关程度在增加。从整体上看，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高(或低)，则其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也可能较高(或低)。同样，我们也看到汉族人口城镇化率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不过其相关性程度要低于少数民族人口。从Moran I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看，少数民族人口和汉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变动情况都不具有空间相关性，说明整体上各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上没有显著关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率都有大幅增加，因此整体的空间差异性不显著。

      

       全局空间自相关可能是两种不同方向相关(正相关、负相关)的混合，它是真实空间自相关的一种粗略测量，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4给出了各地区的局部Moran估计值，它表示的是每个地区与其邻近地区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及其变动上的相关程度及方向。图1显示了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局部Moran值统计上显著的地区与各自邻近地区的加权平均值。

      

       在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方面，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区的局部Moran I估计值分别是1.052、1.462、0.884、0.858、1.295和1.056，这说明每个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图1显示这些地区都处于Moran散点图的第三象限，这说明每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较低，各自邻近地区的城镇化率也较低。这一连片区域的面积已经接近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但是这个区域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表4显示广东省的局部Moran I估计值是-0.785，这说明广东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与其邻近地区存在负相关。通过图1，我们知道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但是其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较低。同样，我们从表4和图1也看到，江苏省及其邻近地区、北京市及其邻近地区、天津市及其邻近地区以及山西省及其邻近地区都存在正相关，且各自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都较高。总之，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水平较高的三个区域。

       图1 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散点图

      

       在少数民族城镇化率变动方面，主要有三个显著的区域：上海、浙江和福建。上海的局部 Moran I估计值为-2.123，这说明上海与邻近地区在城镇化率变动方面存在负相关，图2也显示上海处于Moran散点图的第二象限，即本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是减少的，而其邻近地区的城镇化率是增加的。与此对应，浙江省的城镇化率是增加的，而其邻近地区(主要是上海)的城镇化率是减少的。福建省的局部Moran I估计值是1.605，且处于Moran散点图的第一象限，这说明福建省及其邻近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都是显著增加的。

       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一个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周围区域有明显的关联性。之所以存在周围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的一致性，是因为这一空间区域内具有某种相似的特性，如地理环境特征、工业化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规模等。同时，也应该看到，某些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如广东与其邻近的海南、广西、湖南等省区，其主要原因就是前者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要高于邻近地区。

       图2 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率变动的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散点图

      

       四、结论与建议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以往有关这一发展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或者某一个地区上，很少有研究集中讨论少数民族人口在2000年以来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借助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第一，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的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时已经达到了32.84％，开始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而且，自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年均增加近1个百分点。如此快的一种增长速度，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生态环境破坏，城镇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资源过度消耗，民族文化保护不足等问题。要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设定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2020年达到60％左右的目标，据笔者推算，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率必须年均增加2.7个百分点，这被一些研究者看来是一个超高的速度了，(29)如此“冒进”的城镇化进程，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的。此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城镇化的质量，防止出现所谓的“隐性城市化”。(30)

       第二，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速度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60％，而且发展速度最快，年均增长1.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也比较高，已经接近50％，不过其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对于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的未来发展应该以注重质量为主，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使其能够充分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同时，从促进民族交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以及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尤其是四川、西藏和新疆等地，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既要速度也要质量。从2000年以来，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经历一个相对快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这种国家主导型的城镇化战略需要继续成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东部、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会短时间内缩小，有可能还会加大，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还会大规模地流向东部。由于外出人口大都是青壮年，留下来的是老人和儿童，导致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另外，大量青壮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外出，使得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面临很大挑战，这些都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应对。

       第三，与以往研究把空间因素排除在外相比，本文利用空间统计的方法考察了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这一方面说明了邻近地理单元之间具有某种相似的特性，如自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受到周围区域的影响。因此，需要从一个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城镇化发展问题。由于本研究的地理单位是省份，所以没有分析和讨论一个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既然在以省为单位的分析中都能发现空间关联性，在一个省份内部更有可能存在所谓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未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既要坚持以省份为单位的区域发展视角，同时也要坚持一省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区域发展的视角。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个规模较大的城市群，同时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机制，可能是少数民族人口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注释：

       ①参见张善余、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②参见郑长德：《2000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与分布》，《西北人口》2013年第2期。

       ③参见卢守亭：《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

       ④参见骆为祥：《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分析》，《南方人口》2008年第1期。

       ⑤参见何景熙：《我国西部小城镇非农就业的产业基础研究——基于镇区人口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⑥参见曹大明、黄柏权、刘冰清：《武陵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调查研究》，《三峡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⑦参见蒋焕洲：《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及发展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9期；沈茂英：《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⑧参见俞万源：《欠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模式——以梅州市为例》，《经济地理》2007年第3期。

       ⑨参见鲁奇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⑩参见杨军昌：《论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期。

       (11)参见刘玉、冯键：《中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态势及战略选择》，《地理研究》2008年第1期。

       (12)参见王平：《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探究——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为个案》，《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3)参见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14)参见李坤、殷朝华、龚新蜀：《边疆多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构建》，《生态经济》2010年第11期。

       (15)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务院于2008年7月12日国函[2008]60号批复)：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

       (16)参见Ray M.Northam,Urban Geography,Wiley New York,1975,pp.65-67。

       (17)参见简新华、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18)参见周一星：《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科学决策》2006年第8期。

       (19)参见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刘慧、高晓路：《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20)城市首位度是指首位城市人口和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例关系。一般而言，其指数越高，区域城镇人口越相对集中于首位城市，城镇人口分布也就不平衡，正常的首位度是2。

       (21)参见王国发：《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22)参见高新才、毛生武：《西北民族省区城镇化战略模式选择与制度创新》，《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

       (23)从2000年到2010年，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下降了22.44％，吉林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下降了10.91％，辽宁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下降了1.12％(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而来)。

       (24)参见周一星：《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科学决策》2006年第8期。

       (25)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26)比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城镇发展规划落后等。

       (27)参见卢守亭：《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满族研究》2009年第1期。

       (28)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中包括了湖北的恩施和湖南的湘西。

       (29)参见周一星：《城镇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科学决策》2006年第8期；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刘慧、高晓路：《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经济地理》2007年第6期。

       (30)参见仇保兴：《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动力与规划调控》，《城市发展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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