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形成——从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到托管政策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战争论文,大韩民国论文,朝鲜半岛论文,政策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2.42；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1-0151-08
1919年“三·一运动”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大了对朝鲜国内抗日独立运动的镇压，大批朝鲜爱国人士不得不流亡海外，在异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其中不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韩国临时政府)、朝鲜义勇军这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韩人独立运动组织。
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没有一个海外韩人独立运动组织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作为合法的独立政府接管战后的朝鲜。①取而代之的是，一项认为朝鲜国民缺乏政治经验及自主管理能力，因而必须由外部政治力量对其加以管理和监督的托管政策，主导了战后朝鲜的命运。
实际上，侨居海外的韩国独立运动组织并不是没有做过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努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为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承认，就曾展开过一系列外交努力。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和重庆两地，与美国政府积极沟通和磋商，并试图通过一向关系密切的中国国民政府给美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最终美国政府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提出了一个多国参与的战后托管朝鲜政策。
美国为何选择放弃在中国国民政府“悉心关照”下成长起来的韩国临时政府，甚至无视盟友——中国国民政府迫切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诉求？美国如何制定出一个既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又符合美国自身利益，同时兼顾几大盟国感受的国际托管政策？美国又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战时会议，取得苏联对此政策的认同与协作的？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侧重于太平洋战争期间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及苏联关系的[1]；也有将托管政策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加以叙述的[2]，但鲜有研究涉及早期韩国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的接触，尤其是将美国战后对朝政策的起源追溯到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一事。本文即利用美、中、苏三国的相关一手资料，阐释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对朝政策的形成过程，考察从美国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到提出托管政策的历史过程。②
一、韩国临时政府寻求美国政府承认的尝试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韩国临时政府认为寻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时机日臻成熟，进而采取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求获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承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根据韩国临时政府的指示，李承晚(Rhee Syng Man)于1941年12月底第二次③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Kim Gu)及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Cho So Ang)分别致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的信函，以及李承晚作为临时政府驻美国全权代表的证书。此次的递交信函引起了美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这一韩人组织的关注。12月22日，赫尔指示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dward Gaus)“谨慎地”向中国国民政府方面了解以下情况：所谓韩国临时政府的机构和追随者、其武装志愿者的人数和活动范围、同在朝鲜和满洲的革命力量的联系，以及中国政府对待该临时政府的态度和两者的关系。[3]
1942年1月3日，高斯对赫尔的指示作出答复：“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在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今后对待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目前的态度看来还不太积极；关于临时政府机构和追随者的情况，还不甚明了，据说在此地不超过200个朝鲜人；在中国军队麾下，有小规模的朝鲜武装义勇队；该临时政府在此地的对外代表叫赵素昂，被称作外务部长；该临时政府与其他朝鲜革命力量的联系尚难以确定；据说，临时政府是由作为温和派的韩国独立党控制的，该党的实力不详；而左翼的民族革命党在满洲的朝鲜人之中有大批的追随者，但该党未加入所谓的临时政府。”[4]这是美国政府初次详细了解韩国临时政府这一韩人独立运动组织的情况，但从电报的措辞来看，高斯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在收到高斯的来电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又一次不加说明地退回了李承晚递交的信函和证书。
美方第二次退回信函和证书，并没有使韩国临时政府在寻求美国承认的道路上止步。2月7日，侨居华盛顿的李承晚第三次向美国国务卿递交了1941年6月起草的递交给总统的、此前已被两次退回的信函与证书。[5]终于在2月1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尔(Adolph Bede)以国务卿赫尔的名义，对2月7日李承晚所递交的信函做出了答复，回函中称：“正如您所知道的，国务院也已宣布过对待在美外国政治人士活动的政策，她很乐意知晓在美侨民组织的计划和拟进行的活动，以及这些侨民组织希望加入反对轴心国奴役世界的斗争。因此，国务院也很乐意知晓朝鲜人士在抵抗日本及其盟友方面所开展的活动；并且关注着来函所提及的组织④的计划和目标。”[6]尽管回函内容多为冠冕堂皇之词，只字未提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但第一次取得美国官方的回应，对于多次碰壁的韩国临时政府而言，则无疑是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也积极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努力。经过韩国临时政府的多番接洽，2月上旬，赵素昂终于得以与高斯会面。赵素昂此次会谈的目的无外乎是寻求美国政府的承认，同时寻求美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而高斯关心的首要问题则是“临时政府”是否已被中国国民政府所承认，赵素昂称中方尚未承认临时政府，但另一方面，赵素昂又坚持强调临时政府“正在某种程度上被国民政府所承认”。高斯认为赵素昂的回答是模糊的、无法令人满意的。实际上高斯本人从国民政府外交部方面获知，尽管中国的外交人员调查了临时政府的情况，但中国外交人员没有兴趣看待这个问题，抑或建议政府承认该组织。高斯还鼓励赵素昂谈一谈临时政府的组织、在满洲及中国的独立运动团体等，但答复均不能令其满意。高斯从赵素昂的答复中得出如下结论，很难断定韩国临时政府与这些海外独立运动团体间有着确定的关系，赵素昂只是声称所有的朝鲜人都在致力于独立运动，而韩国临时政府正是代表各独立运动的实体。于是高斯建议赵素昂提交一份有关临时政府情况的书面报告。[7]高斯的这一要求，在韩国临时政府看来，无疑是美方的一种初步肯定，这令在寻求承认道路上屡屡受挫的韩国临时政府备受鼓舞。
3月24日，身在美国的李承晚再次致函赫尔，恳请美国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李承晚作为韩国临时政府驻美全权代表的合法身份。[8]从目前已公布的美国外交文档来看，美国对于李承晚3月的来函并未做出正面回应。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1942年3月底，韩国临时政府先后三次尝试与美国国务院接洽，以求获得美国官方对其地位的承认。纵观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尽管已由之前的不了解、不接触转为初步了解和适当接触，但对于承认一事，美国的态度一直是极为审慎的。在数次的接触中，美国从未给予任何书面或口头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暗示或信号。美国审慎态度的背后，是对盟国——中、英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苏联历来对朝鲜具有深度影响力的考量。美国在还未正式确定对朝政策以前，有必要先向盟国——中、英两国了解对此问题的相关立场。
二、美国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事征询中英两国立场
1942年2月，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奉命就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与英国外交部官员交换了看法。美方表示，尽管美国政府希望获得一切反轴心国的力量的支持，但目前还不打算承认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任何朝鲜人组织，在此问题上，想知道英国政府的观点。英国则告知美国：首先，在英国并无朝鲜人组织。其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赵素昂和重庆其他朝鲜人组织的代表曾与英国使馆接洽，英国得到的印象是朝鲜人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分歧。英国认为，在当前情况下，美国或英国即使公开宣布对某组织的承认，也不会在日本人统治的地区引起任何大规模的积极反响。英国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所决定采取的任何行动。[9]英国的观点很明确，即现阶段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4月，英国在获知中国国民政府方面有可能即刻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后，立即与美方紧急磋商。英国表明了如下立场：英国政府虽然原则上同情朝鲜人民的事业，但对即刻承认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却持怀疑态度，因为在重庆的朝鲜人之间存在分歧，该临时政府在朝鲜国内和全体朝鲜人之中的地位同样值得怀疑。[10]如果说2月的答复中英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此时的评价则是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的全面否定。英国政府实则已排除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任何可能性。英国的这一坚决立场，不能不说对美国政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作为“大西洋宪章”的发起国，尽管发表声明积极支持亚洲受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但在具体承认某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组织的问题上，美国依然很谨慎。美国不得不考虑到在东南亚地区拥有大片殖民地的盟友——英国的“感受”。美国担心美方的率先承认会引发英属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从而有损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寻求与盟国乃至其他国家在对日作战上的协同与合作显然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最为看重的。这一时期，美国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的审慎态度，亦受到该因素的影响。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其主要组织、活动范围均在中国，美国政府深知其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密切的连带关系，因此，征询国民政府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并在此问题上取得与国民政府的协同一致，是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
4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向高斯透露：在4月6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立法院长孙科提议立即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这一提议受到数位与会者的支持。经过三小时的讨论，决议由蒋介石来作出最终的决定。[11]
4月18日，傅秉常再次通知高斯：蒋介石返抵重庆后，中国当局进一步研究了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认为这一承认已不宜再耽误了。傅秉常解释说，中方之所以准备采取这一行动，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澄清认为中国有领土野心的任何顾虑，这不单指朝鲜，还涉及泰国和缅甸，二是表明中国坚持奉行“大西洋宪章”。他还向高斯明确指出：蒋介石希望尽早得知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2]
中国国民政府在向美国表明自己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上“迫切”态度的同时，也在打探着美国的立场，这让一直在承认问题虚与委蛇的美国政府不得不亮出了“底牌”。5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向美驻华使馆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美国政府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上的正式立场：一、在处理国内的外侨反轴心国组织时，美国政府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对违背美国团结以及违背外裔美国公民义务的独立运动行为，不予以支持；其次，美国政府不希望妨碍有关国家的人民在战胜轴心国后，能根据自身的意愿选择和建立政府。二、美国政府将向朝鲜人民和遭到轴心国奴役的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解放，同时也欢迎被奴役国家人民本身为战胜轴心国所付出的努力。三、美国政府认为提倡韩国独立与承认任何一个韩人组织为韩国临时政府是需要区别对待的。美国至今未打算承认任何一个韩人组织是出于以下的考虑：现有争取朝鲜独立的各韩人组织间的不团结；在朝鲜本土之外的各个组织，可能同朝鲜国内的民众缺少联系。鉴于此，对于承认问题，美国政府建议，中国政府可强调承认的临时性质，以便在今后的发展中，中方有更多的主动权。但即使是临时性的承认，也可能会使朝鲜人民认为，他们在独立后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已经被盟国某成员的行为所限制了。四、美方理解到，由于地理的和种族的因素，承认问题对中国来说要比对美国更为迫切，美方只是对这个问题作出负责的、坦率的回答，对于中国政府经过认真、全面研究之后所采取的任何步骤，美国政府都不会加以阻挠；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解放并相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美国政府将重新研究对这一新步骤所指的立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有某些特殊因素需加以考虑，在美的其他不少组织也同样希望美国承认其为合法政府。[13]
可以说，美国此前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迟迟不表态的暧昧因为国民政府的“迫切承认”而被打破。美国明确表示不打算承认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任何一个韩人组织。对于中方的选择，美国虽然表明对中方将作的任何决定表示尊重，并建议中国强调承认的临时性，但亦严正告诫中方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美国政府的建议显然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5月7日，驻华大使高斯报告称，中国国民政府在研究了(他转交的复信)之后，已把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推迟到更合适的时间。[14]
至于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理由，美国政府给出的官方解释是韩国独立运动组织间不团结，且与本国民众缺乏联系，恐很难代表朝鲜国内民众的真实意愿。而深度的原因则隐含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有某些特殊因素需加以考虑”这句话中，所谓的特殊因素，笔者以为，是美国这一时期考虑对朝政策中，始终不能漠视的苏联因素。
三、美国制定对朝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构思对朝政策时，始终采取全局化的视角，苏联因素是美国考虑的重中之重。美国在未能与苏联直接沟通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在该问题上不刺激苏联，为自己日后的政策决定留有空间。
1942年1月2日，李承晚在会晤美国国务院官员希斯(A.Health)时，要求美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希斯便直言，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会冒犯在北亚洲具有权益的苏联，这是美国所不能漠视的。[15]
实际上，美国在与中国国民政府就承认事宜交换意见时，也反复表达了对苏联因素的重视。1942年4月，高斯在与傅秉常的交谈中，提到美国政府认为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件很微妙的事”，美国有必要考虑在承认临时政府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因为据称有两个师的朝鲜人在西伯利亚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一旦苏日之间开战，这几个朝鲜人师很有可能被运进朝鲜，被苏联利用在朝鲜境内建立某种政府。如果美国在这个时候承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困难的局面。虽然苏联部队中的朝鲜人据说已经入苏联籍成为苏联公民，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本质上还是朝鲜人。”[16]言下之意，美国一旦在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贸然表态，很有可能会刺激苏联支持其势力范围内的苏籍朝鲜人回到朝鲜建立新政权，从而使得朝鲜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4月18日，当中国国民政府再次征询美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时，美国政府进一步表现出对苏联可能干涉的担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被国民政府承认，苏联可能会支持其他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相近的韩国团体。因为苏联政府同样对朝鲜问题尤为感兴趣，但考虑到现在苏联还未与日本宣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政府接触，可能会使我们的政府陷于尴尬之地。”[17]也就是说，美国考虑到苏联对朝鲜具有的巨大兴趣，在不了解苏联立场，又无法与苏联接触的情况下，美方认为不宜贸然行动，因此美国决定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希望中国国民政府也能在此问题上与美方保持一致。
1942年底，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⑤奉罗斯福总统之命致信蒋介石。这是一封由罗斯福授权起草、经罗斯福过目修改的信件，信中的内容是能够真实反映罗斯福政府意图的。拉铁摩尔在信中再次就朝鲜问题，表明美国政府的观点：在太平洋北部地区，苏联的领土接近西伯利亚、朝鲜和日本，试图在解决朝鲜这类问题方面撇开苏联是不适宜的。在世界这一地区孤立苏维埃俄国，将意味着有可能制造紧张局势，而不是缓和紧张局势。中国和美国可能利用朝鲜南部的基地，保卫太平洋东部地区的和平。[18]
美国充分意识到，苏联在历史上、地缘上、政治上都与朝鲜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朝鲜问题上苏联一定有着自己的考量。在没有摸清苏联的底牌之前，美国并不想贸然刺激苏联，使得局势复杂化。再加上美国自对日宣战后，一直在太平洋战场上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尽管苏联主力仍深陷欧洲战场，未对日本宣战，甚至还继续维系着《苏日中立条约》，但美国始终把苏联视为潜在的盟友。美国一直寄希望于苏联能在消灭欧洲战场的法西斯有生力量后，转而加入对日作战，分担美国的军事负担。如果此时美国单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无疑是对苏联在此地区长久影响力的一种变相挑衅，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再说，美国政府当时也没有打算将朝鲜划入自己战后的势力范围，美国对朝鲜的预期目标极为有限，仅希望在朝鲜南部拥有军事基地，能够防卫太平洋东部地区即可。
那么，制定何种对朝政策，既能实现美国有限的目标，又不会妨碍苏联在这一地区继续发挥影响力，还能兼顾中英两国盟友的既得利益？罗斯福政府提出了托管制度。
托管制度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的反殖民主义立场，罗斯福深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的理想主义⑥影响，试图铲除国际政治中的殖民地势力，并以托管制的形式加以取代。⑦罗斯福认为：托管制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其适用范围可扩大到国际问题上。他的托管制理念及历史经验来源于菲律宾案例。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讲话时就称“菲律宾过去44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为世界弱小国家国民的将来提供了一个模型……不过这一模型需要建立在两大重要前提的基础上。一是教育的普及以及与物质、社会经济的需求认识相同步的准备期，二是通过积累更多经验而为最终实现国家独立所需的训政期。”⑧罗斯福此番讲话将菲律宾作为监管的范例，吹嘘菲律宾即将独立，实则是为宣扬托管制的合理性进行舆论造势。
1942年底拉铁摩尔致蒋介石的信中也谈到了托管问题，“在某些殖民地地区，即使有可能完全恢复自己原来的政府，也未必符合愿望。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合法地运用托管的方式，也许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可以委托某一国，也可以委托某些国家组成的托管委员会进行某种托管。这种托管将使国联的委任统治前进一大步，因为托管委员会为了适应时代精神，将更认真地行事。这将同适用于菲律宾独立的美国方案相似。丘吉尔先生对托管原则也完全赞成。”[19]美方此时并未明示要将托管制度作为战后解决朝鲜问题的策略，而仅是向国民政府说明托管制度，并表明美英两国对托管制赞成的立场，同时试探国民政府对此的态度，为战后在朝鲜实施托管政策做铺垫。
四、美国提出战后托管朝鲜政策
在与韩国临时政府数次的接触中，在就不承认事宜与盟国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酝酿相应的对朝政策。1942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兰登(Langdon)在其所递交的报告书中指出：“朝鲜独立过程中的难题很多。朝鲜国民在37年中缺乏统治经验及自主国防相关的意志。此外，接受过现代经济组织及管理等相关培训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来看，等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内情况不佳，独立须借助外部力量。”⑨报告中没有提及包括韩国临时政府在内的任何一个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在朝鲜独立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说明美国认为既存的海外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均组织分散、政治力量薄弱，不足以担当战后领导朝鲜独立的重任。
1943年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战略性转折之际，罗斯福政府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处理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问题，朝鲜当然也包括在内。3月，罗斯福在白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和盘托出了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20]相关内容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于4月2日发回的外交文书中也有所反映：“朝鲜问题，英、美军均认为应独立，但暂时须由同盟国负监护之责。”[21]
5月10日，由流亡在重庆的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朝鲜青年联合发起的自由朝鲜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团给斯大林写信，向斯大林表达了朝鲜人民要求独立、反对托管的诉求：“一、为保障我们的人民永远生存和全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我们要求完全独立。二、我们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因为这不仅违背我们的意愿，从战略的观点观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并且违背罗斯福-丘吉尔宣言的精神。……”[22]然而在目前公布的相关文档中，并没有找到苏联或斯大林本人对此信的回应。笔者推测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当时苏联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力求借托管制扩大其在殖民地的影响力，因此在处置战后殖民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总体而言，在美国提出托管政策的构想后，苏联基本采取了一种默认接受并且试图参与合作的态度。这也促使美国在战时国际会议上，加快了推进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被认可的步伐。
11月22-26日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英中三国首脑商议了划分日本殖民控制权的问题，但对朝鲜的控制权问题却采取了搁置态度。会议最终的“开罗宣言”仅就战后朝鲜的独立发表了一个原则性声明，而没有提到托管问题。[23]美英中三国首脑之所以回避战后托管朝鲜问题，笔者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一、美国本着合作的立场，认为托管问题需征求苏联意见，并寻求苏联的合作，而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在托管问题上还未与苏联进行过沟通；二、美国政府很清楚，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与美国立场一致。只有中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才会对美国更加有利；三、罗斯福政府认为对日战争会持续到1946年下半年，短期之内日本不会投降，因此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讨论该问题。
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两国首次就朝鲜独立达成口头共识，就托管制问题，罗斯福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并获得了斯大林的首肯。
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中，美国和苏联第一次就战后托管朝鲜问题进行了正式而原则性的协商。2月8日下午，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利瓦吉亚宫举行会谈，罗斯福主动提出，希望同斯大林讨论托管问题。罗斯福称，他考虑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中国三国代表共同托管。罗斯福说，美国对此类事件的唯一经验是菲律宾，总共费时约50年，菲律宾人民便可组成自主政府。他想，朝鲜可能要费时20年至30年。斯大林说时间愈短愈好，并询问是否将有外国军队驻留朝鲜。罗斯福作否定答复，斯大林表示同意。[24]
从斯大林与罗斯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朝鲜人民还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因此需要长期监管，而这一期限不少于20年。苏联原则上没有反对建立托管体制，但强调托管是短期的，且“愈短愈好”。苏联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反对托管朝鲜，是因为苏联对托管这个概念的理解完全与美国不同：苏联是将监管看作全面帮助朝鲜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一种方式，使朝鲜在准备自我管理时不受外界干扰。实行苏联概念下的这种监管，将有助于朝鲜培养民族干部，建立民主机构，并相应加速国家完全独立的进程。[25]在笔者看来，苏联之所以认同托管制的原因在于：一来苏联渴望通过托管朝鲜这一案例，“分享”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的参与权；二来苏联也有信心对朝鲜实施影响力，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美国对托管制的定义却不同，罗斯福政府构想的托管制是一种联合国框架下的托管制。当时的美国自恃实力强大，坚信在战后联合国中必将获得绝对优势，这样自然能在托管问题上获得更多主导权。
雅尔塔会议中，罗斯福主动谈及战后可能要托管朝鲜，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说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而斯大林对托管制的口头认可，则被罗斯福视为苏联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展开合作的某种口头声明。在获得斯大林的认可后，美国构想下的战后对朝政策——多国参与托管朝鲜制度基本确立。
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2年3月，韩国临时政府先后三次尝试与美国国务院接洽，以求获得美国官方对其地位的承认。正是在处理韩国临时政府承认诉求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朝鲜——这个西方人眼中的“隐士”之国，并由此酝酿战后美国的对朝政策。通过数次的直接接触、搜集大量情报、与盟国交换意见、对时局进行全面分析后，美国最终作出决定，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对于不承认的理由，美国的官方解释是：韩国临时政府内部派系林立不团结，与本土势力无甚联系，不能代表大多数的韩国民众，这样的官方说辞显然不具备说服力。
美国不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核心缘由是苏联因素，美国需要“顾及”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感受。美国不愿在未征询苏联意见的情况下贸然决定朝鲜半岛“命运”。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由中国国民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韩人组织，美国担心承认这样一个韩国临时政府，只会刺激到苏联。因为无论是从地缘角度还是历史角度，苏联与朝鲜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苏联境内还有一定兵力的朝鲜人部队，在满洲活动的韩人独立团体与苏联意识形态接近，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在朝鲜问题上绕开苏联，只会使事态趋向于复杂化。依据过往的历史经验，当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苏联是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此外，当时迫在眉睫的战局也使得美国不得不“照顾”苏联情绪。美国明确表态拒绝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1942年，正是苏德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苏军在欧洲战场拖住了大量的德国军力。美国充分意识到一旦苏联在欧洲战场失利，那么德军将在欧洲“势如破竹”，下一步的目标即会是联合日本占领太平洋，这将对美国本土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直接关乎美国自身的利益。6月11日，苏美签订在战争中互助的协议，就是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战场浴血奋战大力支持的表现。彼时美国政府在亚洲战场也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美国政府甚至做好了战争长期化的心理准备，美国期望苏联结束欧洲战事后能够早日加入对日作战。美国需要苏联在战场上的合作，那么在一些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问题——如朝鲜问题上，美国是完全可以充分顾及苏联的感受，做出一定让步的，毕竟美国对朝鲜的诉求，也仅仅是在朝鲜半岛南部占据几个基地而已。
从战时会议美苏就朝鲜问题进行交涉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主动在寻求苏联的合作，而苏联也相应表现出配合，美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相互协作而避免刺激对方的态度。然而表面上的合作并不能掩盖内在的认知差别：罗斯福是因为自恃美国战后实力雄厚，坚信能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因此本着与盟国协商解决战后殖民地的原则提出托管制，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实施托管制。斯大林则是出于通过托管朝鲜这一案例，从而“分享”参与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红利的目的，爽快地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战后托管朝鲜政策。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从拒绝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诉求到提出战后托管朝鲜政策，在酝酿战后对朝政策的过程中，罗斯福政府一直顾念着苏联的“感受”，并努力与苏联保持协调合作。美国的这一友善姿态也获得了苏联的积极回应，苏联对美国提出的战后托管朝鲜政策采取默认和协作的态度。由于此时美苏两国的关注焦点仍在二战战场，对朝鲜的利益诉求相对克制，因而在战后处置朝鲜问题上达成暂时性的一致。由于美苏两国从一开始即对托管制各自解读、各自打算，因此当美苏战后对朝鲜半岛诉求提高，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矛盾升级之时，原先的分歧也就凸显，托管政策因而最终难逃“流产”的宿命，成为导致朝鲜半岛分裂的根源。
注释：
①本文中的朝鲜指1948年南北各自成立政府前尚未分裂的朝鲜半岛。
②本文中苏联材料的中文译文由沈志华老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③此前的一次是1941年7月14日，韩国临时政府下属驻美韩人委员会主席李承晚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金九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的信以及韩国临时政府任命李承晚为驻美全权代表的证书，但美国国务院很快退回了信件。
④这里的组织即指韩国临时政府。
⑤欧文·拉铁摩尔于1941年至1942年期间担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⑥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以他的“十四点方案”为代表，“十四点方案”主要包括实现海洋通行自由；消除国家间的关税壁垒；实现各国裁军；调整殖民地的分配，让不发达地区的民众和政治家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自决权利等等。详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4-84页。
⑦Foster R.Dulles and Gerald Ridinger,"Anti-Colonial Politics of Franklin D.Roosevel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70，pp.1-18，March，1955，转引自李在都〈
信托統治協定
韓半島政治變化
研究〉(莫斯科托管协定与朝鲜半岛政治变化相关的研究)，東國大大學院
，1987
，15-16页。
⑧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1942(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s.,1950),p.475,转引自李在都〈信托統治協定韓半島政治變化研究〉，16页。
⑨National Archives,Record Group(RG)59,895.01/79,"Memo," Feb.20,1942.Gregory Henderson,Korea: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2，转引自李在都〈信托統治協定韓半島政治變化研究〉，31-32页。
标签：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朝鲜局势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韩国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