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都阳城即濮阳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阳城论文,濮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不过学者对于阳城地望的论定，大都离不开豫西、晋南这两个地区。我在日前发表的《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及《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二文[①]，对此问题独不取现行诸家的说法，而宁愿采取《世本》宋衷的注，认禹都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之南。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说法，主要是出于不赞成现在一些人将夏后氏的始居地定在豫西晋南的考虑。现在看来，这个选择虽然大体上符合禹居于东方这个总的设想，但所谓“大梁之南”的具体位置，却似离夏后氏居住的河济之间的地区稍远了一点。近日翻检文献，发现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在古代早已有了阳城的称呼，因复计禹都阳城应该就是古代的濮阳。考虑到近年来濮阳周围连续发现龙山时代的古城，特别是最近与豫、冀二省交界的鲁西北的阳谷、茌平等处发现的一连串龙山晚期的古城址群，更使我们感到将禹都阳城定在濮阳不仅是符合实际的，而且能够给人们认识这些不断出现的古城以新的启迪。为了纠正旧说，也为了增加新的认识，我愿将现在的想法提出来，以就正于各位从事夏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中有些前文论述过的问题，这里尽量从略。
一、由古代洪水论及禹都阳城的所在
我国古代以阳城命名的地方实在是多矣，除了人们常常提到的颖川阳城、泽州阳城、大梁以南的阳城之外，仅笔者所知，就还有今河南商水以东的楚之阳城、今河南方城以东的秦所置之阳城、《战国策·燕策二》提到的燕国南部的阳城及《齐策四》提到的卫之阳城，此外，《水经·河水注》提到今山东茌平附近有 杨墟故城，俗亦谓之阳城。
要在如此众多的阳城里面断定哪一个是禹所都的阳城，自然还要考虑到它们与夏后氏，特别是与禹的活动是否相关或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在这方面，我想，鲧、禹对于洪水的治理无疑应是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因为无论是鲧还是禹，他们的治水都必定是为了保护本部族的人们不受洪水的浸袭。换言之，鲧禹部族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遭受洪水浸袭的范围之内。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区，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今天许多人们提到的处在豫西、晋南的颖川阳城、泽州阳城，以及一些人认为是禹都的汾浍地区的“唐城”，都不必是禹所都的阳城，因为无论是豫西或者是晋南，都与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不相干连。颖川阳城处在嵩山之下，乃一片丘陵地区，颖水方从山中发源流经那一带地方，怎么说也不会造成对人类构成极大威胁的洪水。泽州阳城地处晋东南山区之中，想亦与洪涝灾害不发生干连。至于被称作唐城的今山西翼城地区，虽处在汾浍两条河流之间，但那里的地势实际也是丘陵起伏的地带，并且从总的说来属于黄土高原范畴，要说在这周围造成一片汗漫无际的洪水景象，确也有点儿离谱。总之，要说禹所居之阳城在上述这几个地方，都势必与禹治洪水的故实发生冲突。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与洪水毫不相干的氏族部落的首领会被众人推举出来担任治水的领袖。即令我们设想禹是一位为全民着想的大公无私的人物，因而会不仅以本部落的利益为念而心存广大遭受洪涝灾害的黎民们的安危，我们也无法解释禹（以及他的父亲鲧）由何而来的治水的经验，以及众人凭什么要推举他做为治水的指挥这样一类问题。
实际上，古代洪水最易发生的地区只有一个，那就是古河济之间的兖州。我们曾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理由，一是这里的地势处在东西两个高地之间，广平低洼而又河流纵横，且降水量又多于西部黄土高原，最易受到水潦的浸袭；二是这里的人烟稠密，文物繁盛，传说时代著名的氏族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及其邻近的豫、徐二州（徐旭生语），以此之故，洪水才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记忆；三是古代文献上也确实记载着洪水在这一带发生，不但是战国秦汉以后的河患屡屡发生在这一带（如《史记·河渠书》、《平准书》所述），并且就是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也清清楚楚地被记录着发生在这一地区。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尚书·禹贡》于古兖州条下的两处文字，一处记载着“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以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得以继续养蚕，人们亦从避水的高丘回到平地上来居住，此非禹平治洪水以后的情形而何？另一处言“作十有三载”，更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之事相应。以上两条证据，是由已故徐旭生先生揭发出来的[②]，我们认为很有见地。除此之外，我们又在其它古文献中检得禹治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之间的证据。其一为《吕氏春秋·爱类篇》：“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此言古代洪水发生在河出孟门以下的平原广野。孟门所在，《战国策·魏策一》记吴起对魏文侯之语云：“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障釜，前带河，后被山”，知孟门必在纣都朝歌以东。朝歌为今河南淇县，淇县以东，正大河流经之地。再往东，即古濮阳地区。适与上言洪水发生在河济之间的说法相应。过去学者或以《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齐伐晋所经之孟门当此孟门，但从文献看来，这两个孟门显然不是一事。元吴师道《补注》引《史记索隐》的说法便曾指出，此孟门“在朝歌东北”。查《史记·吴起列传》“殷纣之国”下《索隐》引刘氏曰：“纣都朝歌，今孟门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索隐》及吴师道对《魏策》的补注是完全正确的。我怀疑朝歌以东的孟门实际就是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大伾。孟、伾二字皆发唇音，古音相近。大伾在今淇县以东之河南浚县城东，其处黎阳东山上有宋人镌刻的“大伾伟观”四字，至今尚存。河北大伾即是平原广野，与《吕氏春秋·爱类》所述孟门地势及地望全然相同。
还有一条关于古四渎的记载也可印证禹治洪水在河水之间的说法。按《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
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四渎中的“河”，当指古本《竹书纪年》提到的启所征的“西河”，乃黄河自今滑县北流一段；济水在北者，应指济水下游北过今济南以下的一段；东为江的“江”，乃古沂水，在今山东省境内[③]。这四渎流经的地域，全在古代的“山东”（淆山以东），《史记·封禅书》“四渎咸在山东”可证。故武帝时河决于观（即古斟观，在濮阳以东），《史记·平准书》称“山东被水灾”；河决瓠子（在濮阳以北），《平准书》亦言“是时山东被水灾”。这就说明了尧舜时期洪水发生的地域与秦汉以后黄河泛滥所淹没的地区是一致的。
洪水发生的地域既明，我们再来考察禹都阳城的问题，便是自然地要把古都濮阳确定为禹所都的阳城了。濮阳所在，不仅当古河济之间的中心，而且恰是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据说昔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那处在河水上方的共工氏族（在今河南辉县）便曾振滔洪水，要为害居住在下游濮阳的帝颛顼，故颛顼怒而诛之。而今鲧禹居住在这屡次成为洪水冲击目标的地方，也势必要为本部族的生存肩负起与洪水作斗争的重担。当然，在濮阳东北面的杨墟故城也有阳城的称呼，其地亦在河济范围之内，故而也有可能是禹所都的阳城，但它处在河济地区的东北边缘上，且无濮阳那样文物繁庶和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相比较之下，我们认为，还是濮阳为禹都阳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二、阳城的得名及其与崇山的关系
古濮阳在今濮阳市以南约20公里处，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的都城。濮阳之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战国策·齐策四》记苏秦劝齐闵王伐宋之说辞云：“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此阳城，《史记·田齐世家》作“阳地”，《集解》谓“阳地，濮阳之地。”结合《国策》称“卫之阳城”一语，是阳城指战国卫都濮阳已是十分明确的了。
作为卫都的濮阳在古黄河的东面，汉武帝时期，河缺瓠子，由黄河分出的瓠子河即由其北面流过。这自是战国以后的情形。在此之前，则有古濮水自西向东地由其南面流过。濮阳之称，乃因其地处濮水之阳，故濮阳又或迳称作阳城（或阳地）。
前已言及濮阳地处河济之间的中心，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故其作为禹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它作为禹都的更直接的原因，却是这里与夏后氏的祖居地崇山密迩相近的缘故。按夏后氏始称有崇氏，因其治水有功，“皇天”嘉奖它，才改称为夏后氏。故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国语·周语下》），禹也一度被称为“崇禹”（《逸周书·世俘》）。有崇氏的称呼，又来源于古崇山，《国语·周语上》“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可证。因而历来探讨阳城地望的人，都往往从考察崇山的位置入手。不过各地崇山的地名亦非一处，这就须要将崇山与阳城二者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考虑。昔日三国韦昭给《国语·周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所作的注说道：“夏居阳城，崇高所近”，便是采用的这种做法。虽然他所考证的阳城与崇山的地望都与实际不符（见下文），但他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如此，今日许多学者才对韦昭所指出的崇山、阳城的地望深信不疑。
韦昭所说的崇高山即今河南登封以北的嵩山。他认为嵩山即夏后氏族兴起的崇山，因为崇、嵩二字古通，嵩为崇之或体，并且更重要的是嵩山脚下有一座古代的阳城（即颖川阳城），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嵩山下面这片地方当作了夏后氏的发祥地。但是他忘记了河南的这座嵩山（崇高山）只是汉代才起的名字[④]，在先秦时代，它只叫做太室山或外方山，而记载夏后氏族兴起于崇山的文献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国语》，所以《国语》所记的崇山绝不会是今河南西部的嵩山，与嵩山相近的颖川阳城也必不会是禹所都的阳城。
至于今天一些人们提到的今山西襄汾县附近的崇山（塔儿山），它的得名实在是更晚，我们只是在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才看到它的名称，所以就更难当虞夏之际的古崇山了。有人将它附近的唐叔虞的故地称作唐城，又进一步改称之为阳城（以唐、阳古字通），亦不过出于当世学者的一种推想，并无文献的依据。
那么，古崇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司马相如《大人赋》说道：“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这里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显然便是夏后氏所兴起的崇山，因为尧与夏后氏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此崇山的得名很早，《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蛩、崇音同通用，这里的蛩山即崇山，应是很清楚的。此崇山，又或名曰狄山（崇、狄亦音近），《山海经·海外南经》：“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水经·瓠子河注》：“《山海经》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凡此，皆证明崇山的得名应早在先秦时代。它的具体地望，据郦道元的《水经注》，乃在古瓠子河流经的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当今山东鄄城县东南附近，正处在我们推论的夏后氏居住的河济之间的范围之内。在它附近，还有与舜相关的历山、陶墟、雷泽等遗迹，我想，这些记载，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作为旁证，上引《山海经·海外南经》在谈到尧葬狄山之事的后面，又紧接着叙述了“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等有关祝融的传说，这也间接印证了《国语·周语下》所谓“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说法。须要指出的是，今天竟有人把上述文献中提到的作为尧之葬地的崇山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山西翼城附近俗称作塔儿山的崇山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实在不知该怎样评论为好。姑不论《水经注》中已明确指出此崇山的地理位置在豫鲁之交的古河济地区，即以祝融传说所分布的地区来说，大家也知道，那是与晋南毫不相干的。
崇山的地望既明，禹都阳城的位置亦好论定了。毫无疑问，这个阳城就是古河济之间的中心，并与崇山相去不远的古都濮阳。崇山所在的今山东省鄄城县东距古濮阳不过50公里左右。它们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即都处在豫鲁冀交界的华北大平原的中部，并皆座落在自西向东流过的古濮水之阳。这样，作为禹都的阳城就与夏后氏兴起的发祥地崇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我们认为，这样的论定是完全合理的。
三、由颛顼之虚到禹之所都
濮阳又名帝丘，这个“帝”指的是帝颛顼，传说颛顼曾居于此地，因而人们又把它称作颛顼之虚。
既名颛顼之虚，又为禹之所都，这二者之间岂不冲突？我们说，这二者非但不发生冲突，而且正是因为濮阳作过颛顼的居住地，才更有理由被确定为夏禹的都城。
这原因不是别的，乃缘于夏后氏是颛顼的后人。《墨子·尚贤中》即言：“伯鲧，帝之元子也。”鲧为禹之父亲，这是没有疑义的。伯鲧之称，乃崇伯鲧之省，亦很切合夏后氏祖上的身份。《墨子》以后的文献，诸如《国语》、《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大戴和小戴的《礼记》，还有《史记》、《汉书》等并言大禹的父亲鲧是颛顼的后人，或言“颛顼产鲧，鲧产文命（禹）”，或言“颛顼五世而生鲧”，或言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总之，鲧、禹及夏后氏族是颛顼氏的后裔可以说是众口一辞，相信是靠得住的史实。既然如此，作为颛顼后人的夏后氏居住在其祖上的故居地，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或者要问，文献又称有虞氏是颛顼的直系后裔、而有虞氏与夏后氏并不属于同一个姓族，这与夏后氏为颛顼后裔的说法又怎么协调起来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有虞氏为颛顼后裔的说法不误，西周初期，周王室封舜的后代胡公为陈国的诸侯，《左传》昭公八年便公然说道：“陈，颛顼之族也。”春秋末期，陈国贵族的一支在齐国逐渐取得政权，《左传》的作者预言陈氏在齐国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其原因便是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那儿，并且继颛顼之后的有虞氏的历代首领幕、瞽叟、舜都有很好的德行的缘故。那么，有虞氏与夏后氏同为颛顼后裔的说法又怎么统一起来呢？原来，古代称某为某之后，也包括母系的血统。有虞氏与夏后氏虽同为颛顼之后，但有父系和母系血统的区别。我们看夏后氏日后又与有虞氏结为婚姻（《左传》记夏少康娶虞思之二女为妻），古代同姓不婚，如有虞氏的父系出自颛顼的话，那么夏后氏与颛顼的关系当就属于母系血统。古代重母系，这并不妨碍夏后氏与颛顼的亲密关系。况且，我们从夏后氏与有虞氏具有婚姻关系这一角度考察，夏后氏亦应居住在河济之间，因为有虞氏（包括虞舜）的世居地正在今豫鲁交界的虞城县。文献称舜为“东夷之人”，说他“生于冯诸，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下》），又说他“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史记·五帝本纪》），这些，都是东方的地名，在先秦及西汉早期的文献中都是有案可查的。后人将它们一一搬到晋南河东地域，是不足为凭的。这一点，在许多学者那儿都有明确论述，兹不多言。
历史上，濮阳又有“昆吾之虚”的称呼（《左传·哀公十七年》）。即言“颛顼之虚”，何又出了个“昆吾之虚”呢？“昆吾之虚”与夏禹所都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也值得认真探索一番。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提到颛顼氏的另一支著名的后裔祝融氏。祝融为颛顼之后，这在《左传》中也是有明确记载的。后来楚人认祝融为自己的祖先，同时又称自己是“帝高阳（颛顼）之苗裔”。这祝融氏族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据说共繁衍出了八支族姓，号称“祝融八姓”。其为首者为己姓，大概是祝 融的直系，而己姓中最著名的一支氏族便是昆吾。春秋时楚人称昆吾为“皇祖伯父”，即承认昆吾是颛顼——祝融系统中的老大。由此关系看来，这位老大一度继承其祖颛顼的基业而居于旧颛顼之虚，也是说得过去的。
除昆吾外，祝融八姓中的其它姓氏的人们也大多围绕着濮阳地区而居于今豫、鲁、苏北一带。对此，徐先生亦有考证，我们也不必多言，但指出他考证的地方有些过于笼统。就是对于有些分布较远的氏族，应该指出它们是以后才迁到这些地方去的。如芈姓的夔、越，明是楚国南迁后（楚最早居于今河南楚丘一带）再从楚国分离出去的；妘姓的郐国和邬国也是在祝融以后若干代才迁到今河南密县和偃师境内的。《国语·郑语》韦昭注于此说得很清楚，他说：“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郐。郐，今新郑也。邬、路、逼阳，其后别封也。”这里谈到郐的居地不在今河南密县，而在它东边的新郑，并且指出邬、路、逼阳是陆终四子求言以后的“别封”。陆终据说是祝融的孙子，可见今偃师境内的邬聚是祝融后裔辗转迁徙而后到达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前面我们已提到《国语·周语》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这句语，表明祝融与夏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句话终嫌过于隐约，到底夏后氏与祝融氏的关系特殊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现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夏后氏的姒姓实属于祝融八姓中的一姓，不知能得到学界同仁的首肯否。我们注意到《国语》提到的祝融后裔的八支族姓中，有一支叫斟姓。史伯说它“无后”，其实，它就是夏后氏的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的姓。斟灌者，斟姓之灌；斟寻者，斟姓之寻也。故斟灌、斟寻或单称灌氏（戈氏）与寻氏。然而夏后氏为姒姓，其同姓怎么又改属斟姓了呢？查《世本》中又有祝融六姓之说，其一为斯姓，斯姓显然就是斟姓。《荀子·解蔽》中有“桀蔽于未喜、斯观”，杨注引韩侍郎云：“斯或当为斟。斟观，夏同盟国。”斯与姒古音相近，二字皆发齿音，斯在支部，姒为之部，此二部字可以合韵，故姒姓可写作斯姓，因而祝融八姓之一的斟姓实际也就是姒姓。这样解释，似乎有些单凭推理的成分，但非如此，不能解决二斟与夏同姓的问题，也不好解释祝融氏降于崇山而兴起夏的说法。
如此说来，濮阳作为昆吾之虚与作为夏都亦不相矛盾了。盖昆吾氏作为祝融之嫡系后裔始居于此，不久以后，他又迁到了旧许。《左传·昭公十二年》：“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即今河南许昌，故夏后氏复又得以住在昆吾居住过的濮阳。而昆吾氏与夏后氏得以先后居于颛顼故地，正因了他们都是颛顼后裔的缘故。我曾经说过，古代河济之间是我国文明发祥的一个中心地区，由濮阳先后被作为颛顼故居、到昆吾故居，再到夏禹的王都，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区文明兴盛的证据。这是我们发掘古史时不应忘记的基本史实。
以后，文献又曾谈到夏后相居于帝丘濮阳（《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在他之前的夏后启的居邑，文献无说，但言其“征西河”（《北堂书钞》引《竹书纪年》），又或言其征有扈（即顾，在今河南原武），《墨子·耕柱》并言及“启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以上西河、有扈、昆吾皆在今河济之间[⑤]，是启居于濮阳一带亦属可能。太康所居的斟寻，我们考证它在今豫东北与山东交界的范县至曹县之间[⑥]，也近于濮阳。总之，夏初所都，或在濮阳，或在其附近，这与我们现在论定的禹都阳城即濮阳的说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四、对于阳城建造的推测
禹都阳城既然是一座城，这就牵涉到它是何时建造和由谁建造的问题。从古代传说和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似乎可以认为它的建造就在禹以前不久的龙山时代的晚期，而它的建造师则当是禹的父亲鲧。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古城堡来看，它的产生时间一般都早不过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的中、晚期。如淮阳平粮台古城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355±175年[⑦]，登封王城岗的建造年代为距今4000±65年[⑧]。这与我们推测的禹都阳城的建造时间是很接近的。
无独有偶，我国古代传说也把城郭的发明者归结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鲧。古文献如《吕氏春秋》、《世本》及《淮南子》都谈到鲧作城郭的事，说明这是古人一致的看法。当然，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来，像城郭、宫室这类建筑都应当是人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并且是由简单的夯筑工艺渐次发展而来的，将其归结为某一个人的发明未必合适。但是，我们也不能指摘古人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如果把鲧当作那一个时代及使用城郭的那一带居民的代表，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古人会选中鲧作为城郭的发明者的代表呢？
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鲧治洪水的故事谈起。
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古代洪水发生的地域主要就是在以河济地区（即古兖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正是传说中的尧舜禹部落联盟生息繁衍的故居地。当年，鲧始受命担任治理洪水的总揆，这决不是偶然的。一则，因为鲧禹所在的有崇氏部落适当洪水冲击的要害部位，鲧为了本部落人民的安全，自然积极承担起这项治理洪水的重任。其次，众人之所以推举鲧出来担任这一关系全体部落联盟居民安危的使命，亦是基于对他的领导治水的能力的某种信任，因为他在领导本部落人民对洪水的斗争中毕竟积累起了一些经验。这经验不是别的，正是许多书上谈到的“土湮”的办法，即用筑造堤防的方法来挡住洪水的浸袭。诚如学者指出的，筑造堤防与筑造城墙，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堤坊亦须夯筑，不过是将夯筑的四方形的城墙伸展为沿河的长堤而已。因而有关鲧用堤防湮治洪水与鲧作城郭这两项传说正可以相互发明和相互补充。由此来看鲧发明城郭这项记载，就当是其来有自的了。
过去，大家在提到鲧作城郭的时候，却多数忽略了鲧筑造城郭的另一层意义。按古人筑造城郭的目的，自有防御敌对部族侵袭的意义，但亦同时具有防止洪水浸袭的意义，尤其是在河流纵横的广袤的平原地区，其防止人们被水飘没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历史上，利用厚实的城墙抵御洪水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公元前485年的赵襄子利用晋阳城挡住了智伯引汾水对赵氏的淹没。据说当时城墙只高出洪水三个版筑，但仍巍然屹立（《史记·赵世家》）。赵氏由此转守为攻，并因而联络韩魏二家灭掉了智氏。近时人们熟悉的，则有1991年河南安徽一带发生特大洪水时，安徽寿县民众在洪水的围困下，依靠寿州古城的保护，照常安居乐业的例子。报载这次洪水在城北距离城头也只有一两米高，可城内居民在此洪水的围困下居然安全无恙地渡过了七八十天，直至洪水退去。由是，我们又可以想到淮阳平粮台发掘的那座与鲧的年代相差无几的古城，它处在广漠的豫东平原上，不仅拥有高而厚实的城墙，而且整座城堡还座落在一个三至五米高的土台上（现时发现的中原一带的古城差不多都营造在这样的土台或土丘之上），其具有防止水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联系上述实际例子，我们认为鲧作为城郭的发明者，在其故居常常遭受洪水威胁的情况下，建造起这样一座城郭来保护本部族的居民，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由于河济地区日后屡遭洪水淹没，当地许多古代遗迹都被淤埋于地下，以致使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当年鲧所修建的这座濮阳古城的遗迹，但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是必无疑义的。从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目前在濮阳的南面已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和偃城郝家台两座古城；在它的西北，也发现有安阳后岗的古城；在其西南，则有辉县孟庄的古城[⑨]；其东面，更有近日发现的山东阳谷和茌平两县的龙山至商周时期的古城群[⑩]。以上几处古城，都距离濮阳不远。尤其是山东阳谷景阳岗发现的古城，时代与鲧禹生活的年代最为近似，地点亦最接近濮阳，两者相距不到100公里。报纸上说，这座龙山时代晚期的古城南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330米，中部宽约400米，全城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古城。在它的附近，还发现了数座面积较小的龙山文化城，以它为中心构成一组城址的群落。此外，经初步勘探，在与阳谷毗邻的茌平县又发现一组由五处古城构成的另一龙山文化城的组群，其中最大的面积亦达33万平方米。
有关专家指出，像这样集中且又是成组群地发现的龙山时代的文化城，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他们认为，这种组群式的龙山文化城，地处冀豫鲁交汇这一古史发展极为重要的舞台，对研究我国古代国家的产生、文明的起源，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专家们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们将这次发现的龙山古城置于豫鲁冀区系文化中的见解，与我们的论点可谓不谋而合。翻阅历史地图即可发现，所谓冀豫鲁区系文化正处在古河济之间的位置；时值龙山文化晚期，也正与尧舜禹的时代相当；要说这一地区孕育出来的古代国家，则非我国古史记载的虞、夏王朝莫属。而这里发现的古城，应当就是虞、夏王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所属的各部落（或氏族）聚居的中心。其中的阳谷古城址的所在与夏后氏的同姓斟灌（在今山东范县）、有莘（在今山东莘县）更相毗邻，或许它就是这两个族氏之一所建造的古城邑。有鉴于此，我们何得谓同处冀豫鲁交界地区的古濮阳不会有鲧所修建的古城呢？目前，包括冀南、豫北地区对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掘尚未大规模展开，但愿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会揭开濮阳古城上面覆盖的厚厚的淤泥层，使这座中国最早王朝的都城能重新呈现在探寻夏文化的人们的面前。
注释：
①分别见《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③参阅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
④嵩高山得名于汉武帝礼登太室山。参阅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⑤此西河乃春秋卫地。《史记·孔子世家》记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蒲于春秋属卫，而《史记》称之为西河，是西河为当时卫、鲁、齐、宋等国对古代黄河自今滑县以下向北流经的一段地域的称呼。
⑥拙文《夏后氏起源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⑨见《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第1版。
⑩据1995年4月17日《光明日报》第1版《阳谷发现黄河流域最大龙山文化城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