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学角度看南斯拉夫内战的起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斯拉夫论文,人口学论文,内战论文,起因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旨拟对导致前南斯拉夫内战的某些深层次的历史情况作一轮廓性介绍。在笔者的职业生涯中，对前南斯拉夫国家各族人民作过不少考察研究，对其同情之心日渐深切。面对本文拟加研讨的问题，任何人恐怕都难于以平静心态超然处之，或始终恪守不偏不倚的学者风范，但笔者将力戒偏激，务求公正。本文还拟将历史情况置于可能有助于本文标题所设定的文化更替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 of culturalreplacemeut）之理解的研讨框架中加以考察。出于上述双重目的， 笔者将把关注点集中于向巴尔干各地（Balkans）的群体迁移问题、 已为人们感受到的族群认同（ethnicity ）问题和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政治集团日趋明朗化的问题上。最后，本文将从较广阔的视角就政治进程及象征符号形成过程（symbolic process）对人口学的重要意义作些思考与论述。
印欧语系诸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在德语中称之为v
lkerwanderung的群体迁移史。或许是由于人口压力的作用，向欧洲，特别是向巴尔干各地的群体迁移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古代希腊各部落于四千年前或更早些时候的大规模迁移；接着是上述时间一千年后出现的使用古意大利语和克尔特语诸民族的大迁移；又过了几个世纪，出现了日耳曼诸部的群体迁移浪潮；大约在公元500—700年间出现了斯拉夫人的大规模迁移；公元1300年前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进入欧洲；更近时期有德意志人自17世纪以来的数次扩张又几度退却（此种情况今后大概还会出现）。在上述轮廓性的回顾中，包含着许多富有经验主义特色的历史事件，譬如哥特人的两度扩张、两度受挫，却一再重振雄风；汪达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南征北战、烧杀劫掠；马格里布三国对意大利半岛的袭扰和掠夺；北欧海盗对欧洲各地、包括南下到黑海一带的袭击和洗劫；9世纪以后的“东进”（Drang nach Osten）。在这轮廓性的概述中， 也包含着笔者拟从理论上加以区分的多种迁移形态。
不同类型的迁移
第一种可称为无序（chaotic）迁移。 它类似于悬浮在液体中之微粒所进行的永无休止、亦无规则的布朗运动或类似于气体分子的运动状态。此类迁移活动概念上以持续时间短、移动范围小为特征。在市场与各居民聚落之间的交互作用中，在非制度化的群体外婚中，以及在发生难民扩散之类的情况时，都会出现无序迁移。我们亦可将此类迁移视为偶然叠加于下述两种或其中一种迁移类型之上的附加成分。
第二种可称为周期性（cyclic）迁移。其原初形态是根据畜群需要，随季节变换而将牛羊在高山牧场和低地草场之间迁移、游牧。另外，定期的互市也会促使人们进行周期性迁移，例如从边远住地向市场中心移动，交易后返回。
如果周期性迁移不是严格对称的，即往返距离不完全相等时，就会不易觉察地并入第三种类型——长期性（secular）迁移之中。例如， 如果一个游牧群体每年向北迁移110公里， 然后又随着季节变化向南回迁了100公里，该群体便长期性地向北移居了。 但典型的长期性迁移当属历史上的大规模群体迁移，当然，历史大迁徙中也夹杂着无序迁移及周期性迁移。
笔者认为，从以上3个层面对迁移问题进行思考是可行的， 因为理论上它们都具有起点价值。其中长期性迁移最重要并往往有周期性和（或）偶发性迁移叠加其上。
上述几种迁移类型在巴尔干历史上均有表现，巴尔干各国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典型的群体迁移史。笔者虽不敢妄求能将该地区历次大规模迁移一一归类于这种或那种类别，但巴尔干的一次次群体迁移活动确实为我们考察人类的大规模迁徙活动提供了某些类化典型。
巴尔干各地的群体迁移
我们对于巴尔干各地的群体迁移情况尚未充分掌握。有些古典文献中提到了以前的群体迁移，但表述得很不精确，给后人留下的有关资料中也多有含糊不清之处。我们对较晚时期——譬如12世纪以后的——群体迁移情况的了解，主要依据的是著名塞尔维亚学者约凡·科维伊奇（Jovan Cvijic）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主持编纂的一部对以往主要居民区进行民族志重构的资料汇编，（注：这部巨著即科维伊奇主纂的《巴尔干半岛》（La pénisule balkanique），1918年在巴黎出版。 科维伊奇曾任凡尔赛宫顾问。该书后来也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出版过，例如贝尔格莱德1987年版本。但其中部分内容在更早些时候已经问世，例如1902年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院开始编纂多卷本系列丛书《居民区的分布与起源》时，已收入了后来见于巨著的部分内容。科维伊奇也对周期性迁移和长期性迁移进行了区分，他尤其关注他称之为转移性（metastatic）移居的永久性迁移及塞尔维亚人向国外散居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部内容详实的人文地理学著作。其中有关方言分布的语言学分析占了很大篇幅。
这里笔者只能扼要地作一综述。当斯拉夫人于公元500—700年间陆续进入巴尔干各地时，伊利里亚诸族（Illyrian peoples）已占据巴尔干腹心地区，当时生活在沿海一带的是梅萨皮亚人和使用古意大利语的人。在公元5—7世纪以前，伊利里亚人被纳入东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有些地方，特别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及与之毗连的、可直接以第纳尔从事交易活动的内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拉丁化。如同日耳曼—撒克逊人曾将罗马化了的克尔特人称为“威尔士人”（Welsch），并称其居住地为威尔士或康沃尔（Cornwall）；或如同一些日耳曼人居住的地方在后来成为法国的一部分之后，这些日耳曼人便改称为瓦隆人；或者如同哥特人曾把达吉亚人（Dacians ）称为瓦拉几亚人（Wallachians）一样，巴尔干的哥特人以及步其后尘而至的斯拉夫人， 都把当地的伊利里亚人以及其他拉丁化了的居民称为弗拉赫人（Vlach）。这些弗拉赫人被斯拉夫人排挤到山区靠牧羊为生，或躲进了像杜布罗夫尼克或斯普里特那样的、筑有防御工事的亚得里亚海边的城堡中，此后，“弗拉赫”一词在中古塞尔维亚语中便用来泛指“牧羊人”或“罗马人”（Roman），后者系指使用粗陋拉丁语（Vulgar Latin ）的城镇居民。然而，斯拉夫人向伊利里亚人原住地长期性迁移的结果并不只是单纯地使伊利里亚人迁往山区或其他地方，在此种迁移过程中也存在大量从通用第纳尔的山区至亚得里亚海沿岸或前往内陆大河河谷平原区的周期性迁移，与此同时还夹杂着大量无序迁移，而迁移者中既有伊利里亚人也有斯拉夫人。中世纪时，伊利里亚人被（正确地或错误地）确认为阿尔巴尼亚人。这一文化冲洗（cultural chafing）并未消灭而是改变了伊利里亚人，使他们实质上被那些后来也迁居到山区的斯拉夫人斯拉夫化了，后者本身也成为牧羊人而被称为“弗拉赫”。于是弗拉赫人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阶层。在斯提芬·杜尚（Stefan Dusǎn ）皇帝颁布的中世纪法典中规定：农耕区的塞尔维亚农奴不得与弗拉赫人通婚。这表明当时塞尔维亚农奴与弗拉赫人通婚的事例曾时有发生。在14世纪的迪察尼（Decǎni）修道院的税收记录中， 斯拉夫弗拉赫人（Slavic Vlach）及阿尔巴尼亚人的牧民村（katuni）是有别于农耕区的斯拉夫农奴、斯拉夫手工艺人及斯拉夫渔民聚居的村落的。在村民社会组织方面，斯拉夫弗拉赫人的村落表现出介于斯拉夫农耕区农奴村落组织与阿尔巴尼亚牧民村村落组织之间的某些特点。 （注：参见E.A. Hammel,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household structure
inmedieval Serbian censuses （《对中世纪塞尔维亚人口普查资料中有关家户结构记录之精确程度的分析》），刊于Historical Methods 13:105－118，1980年，以及该文中所附之参考书。）可以有把握地说，今日生活在黑山的一些斯拉夫人是有阿尔巴尼亚人血统的，故可溯源于伊利里亚人。当时的斯拉夫人还大体上以同样的方式向位于杜布罗夫尼克以北的佩尔耶萨克（Peljesǎc）半岛流动， 并经由那里进入亚得里亚海中的各个岛屿，进而将岛上操罗曼语的居民斯拉夫化了。
在上述的早期群体迁移中，一个来自异域他乡的群体，沿着一条条河谷，分头推进，原住民则被压挤到山区，新迁入者又尾随原住民进入山地并与之融合。这是一种通过泛滥（而非全靠驱逐或消灭）而实现的文化更替过程。其中按季节变化将畜群在低地草场和高山草场之间周期性游牧是推动上述文化更替过程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无序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促成此种文化更替的一个因素。它们使当地百姓虽非时时刻刻、却总是断断续续地处于一种充斥着敌意的交往状态。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杜布罗夫尼克以南、黑塞哥维那沿海一带的居民还曾经使用斯拉夫及罗曼两种语言，并粗通拉丁语（现代意大利语），表明他们在以往的很长时期内并不像现在这样几乎完全依赖于与威尼斯的交往。他们过去一直与意大利沿海各地保持着定期的、季节性的海上交易关系，而且，无迹象表明此种间歇性、季节性的走私（注：出现国家对外贸易的管制制度后才有了“走私”这一概念，在不存在国家对进、出口实施管制的情况下，这种交易当属正常贸易活动。）活动是一种近、现代的产物。在季节性地将畜群从山区赶往亚得里亚海或爱琴海沿岸地区放牧与交易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双语现象。无序迁移对于双语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黑山的那些典型的南斯拉夫人牧区中，人们可搜集到14代人以内的家谱，当地人在追述家系的历史时常会提到“我们的人是为逃命才迁居到此地的”，意思是说，其祖上是因氏族间的仇杀而逃离低地地区的。（注：参见E.A. Hammel,Alternative social structures and ritual relations in Balkans （Prentic－Hall 1968）。）
了解下述史实很重要，即：如果不是更早，最迟到9世纪时， 斯拉夫人沿大河河谷分头并进的群体迁移已由最初作为对帝国的一种反应变为一个帝国的、而不仅仅是几个部落群体的迁移。 从查理大帝（Charlemangne）时期起，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就曾经被日耳曼人压挤着向南方和东方迁移，后又因日耳曼人的“东进”以及马扎尔人来自东方的渗透而被切断了与中部斯拉夫人（the Central Slavs ）（注：指生活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带的讲斯拉夫语的人。——译者）之间的联系。到12世纪时，克罗地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封建组织，后来他们一直是匈牙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封臣、附庸。在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人的挤压下，塞尔维亚人自9世纪以来不断向北方和西方迁移，到12世纪时， 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成为拜占庭的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随着土耳其人从13世纪晚期开始侵入欧洲，来自南方和东方帝国的压力日益加剧。面临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钳形围堵与截击以及土耳其人的扩张、推进，斯拉夫人的群体迁移运动遂告一段落。这种迁移当然属于长期性迁移。于是，迁入巴尔干后落足于东南部的斯拉夫人整体性地、明显地向西北方向移居了。一些可以识别出的塞尔维亚人支系甚至迁徙到最北部邻近奥地利边境的马里博尔（Maribor）。 然而在这些长期性迁移中也夹杂着一些重要的周期性及偶然性迁移。在16世纪土耳其对斯梅代雷沃（Smederevo）的弗拉赫人人口调查材料中， 很多村庄被注为“已弃用”（abandoned ），至于是由于战乱或是由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模式（patterns of slash and burn agriculture），或由于长周期的季节性游牧而造成村落被遗弃的情况，我们尚不清楚。
土耳其人的推进及其后果
大部分斯拉夫人沿河谷疏散、撤离了，留下的则皈依了伊斯兰教。几乎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未逃离的大多数波斯尼亚人都被伊斯兰化了。城镇居民几乎清一色地成了穆斯林，其中一部分是土耳其人，一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一部分是斯拉夫人。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许多斯拉夫农民也改信了伊斯兰教。伊斯兰化了的阿尔巴尼亚人此时大量涌入梅托希亚（Methohija）和科索沃的山间坝区， 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则开始迁离该地区，这是导致当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与战乱的直接性的历史根源。由于塞尔维亚境内那些主要河谷地区被稠密的橡树林所覆盖，不易拓居，人们也很难进入那些地区，因此，在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徒，但大多数人是东正教徒——从原住地撤离、疏散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迁居到山区，即迁人伊利里亚人的生活地区内去谋生，同时加剧了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斯拉夫化。另有一部分撤离者迁至与奥地利、匈牙利接壤的边境地区。在科索沃战争后的两个世纪中，土耳其人一直在向北移动。为了遏制土耳其人的推进，南斯拉夫人在南方前沿开拓了一条被称为“塞尔哈特”（Serhat）的军事对峙区，生活在那里的是斯拉夫弗拉赫牧民，其中有些人是天主教徒，大部分人是东正教徒。与“塞尔哈特”相对应，在面对奥地利的另一端也形成了一道军事前沿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称之为“克拉依纳”（Krajina）， 德语称Milit
rgrenze（军事边境），结果，无论是生活在“塞尔哈特”或是“克拉依纳”边境区内的弗拉赫人都成为有组织的军事农奴（mili-tary serfs）。他们无序地流动，有时到军事区外劫掠自己的兄弟，也常常起来反击土耳其人或日耳曼人，又此一时彼一时地接受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招安”。到16世纪，奥地利一端的军事边界稳定为一条反S 形曲线：它从克尼恩（Knin）向北延伸，然后拐向东方，绕过波斯尼亚西北部， 从萨瓦河（Sava ）与乌纳河（Una ）汇流处向北延伸到德拉瓦河（Drava）一带。它起着保护克罗地亚及威尼斯海湾、 使其免遭土耳其人攻击的作用。在1512年匈牙利人在摩哈赤（Mohacs）地方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后，斯拉沃尼亚地区被遗弃给土耳其人。当时，25万斯拉沃尼亚居民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和信仰东正教的弗拉赫人。在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城外被击败以及随后斯拉沃尼亚被夺回后，当地25万居民中有20万人在奥地利人向前推进时逃往他乡，取代他们的是信仰天主教的外来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克罗地亚人，也有一些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奥地利人几乎推进到科索沃地区，并试图策动当地已被征服了4个世纪的塞尔维亚人起义，但未能成功，于是撤回到萨瓦河一带。据有关记述，当时科索沃75万塞尔维亚人中有8万人迁离故乡，随奥地利人撤往北方，后来定居在东斯拉沃尼亚以及匈牙利平原地区。上述大规模人口流动都是重要的群体迁移。
土耳其帝国的衰落
另一轮重要的群体迁移过程是随着土耳其帝国间歇性地一步步衰落而出现的。由于土耳其帝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控制， 特别是1800 —1868年间，原来生活在山区的游牧民如春雪消融一般，纷纷向内陆河谷坝区及亚得里亚海沿岸回流，其中一部分人重新返回他们原先撤离的故乡。科维伊奇注意到，20世纪初，在塞尔维亚中心地区——萨马地亚（
umadija），大约80%的居民是外来移民，当时在巴尔干各地， 外来移民一般都占当地总人口的80%左右。在土耳其人退却时，不仅山区的斯拉夫人在忙于迁出山区，阿尔巴尼亚人当中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向山下迁移。在崩溃中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科索沃、梅托希亚及马其顿的形势不断恶化，当地许多居民，特别是塞尔维亚人，纷纷迁往他乡。在新形成的王国中，重新回来定居的塞尔维亚人在获得宅基地以及在纳税方面均可享受到鼓励性的优惠。1878年以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涌入塞尔维亚人撤离后的那些地区。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有不少使用斯拉夫语的穆斯林（Slavic Muslims）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迁居到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迁往更靠南部的地区。希—土之间的族裔人口交换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综上所述，部分斯拉夫人首先向山区拓展，对山区居民季节性游牧的传统生活方式施加了长期的影响，使之发生了变化。斯拉夫人也曾向北方和西方转移，遇到日耳曼人的阻遏，冲突、龃龉不断。在土耳其人撤退时，部分斯拉夫人又向东南方向迁移，或由山区移居到山外。与此同时，一部分斯拉夫人或因起义未能成功，或因不堪忍受当地日益恶化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而在新出现的塞尔维亚人国家的优惠定居政策引诱下，回迁到北方。
那末，这一群体迁移过程与民族认同及其文化标志形成过程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巴尔干各国，民族认同依据3 个要素：亲属关系（kinship）、语言和宗教。然而，它们并非是很均匀、 很单纯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民族身份只是一些标签，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等等，在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譬如，在大多数穆斯林中，亲属关系的推算很难追溯到较久远的祖先，确切地说，他们实行的是双系亲属制。而在东正教信徒中，亲属关系的推算比较深入，也更注重父系亲属关系。相对而言，天主教徒最重视亲属关系并实行严格的父系亲属制。直到本世纪60年代，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山区居民中还能不太困难地记录到14代以内的家谱，而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中则很难记录到3代人以上的完整家谱。因此， 亲属关系在确定人们属于哪个民族（ethnic group）的功效方面是各不相同、变化不定的。然而，亲属关系意识仍强烈地与人们原属哪一祖居地的居民联系在一起，此种观念在东正教信徒中尤为根深蒂固。
语言也是一个变化多端、靠不住的识别标准。讲斯拉夫语的人当然明显地有别于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等等。然而在语言分界线所经过的任何一个地区内的本地居民中，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使用双语。使用斯拉夫语的人们之间在语言上也是逐渐地有所差别的，从而形成一条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由不同方言区组成的连续统一体（a dialect continuum）；此外， 由于斯拉夫诸语言之间的差异小于日耳曼语言以及罗曼语诸语言之间的差异，因此，斯拉夫诸语言之间有很强的彼此可理解性，只有十分精细地体会方言间的细微差别，才能理解它们作为标识要素的意义。现在，这一方言连续统一体已被国际社会强加给巴尔干各国的政治边界以及核心国家（core state）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切割开了。 这些国家内一些服务于民族主义利益的知识分子也不时忙于为语言边界的确立出谋划策、寻找依据。一般说来，他们划分不同语言是以特殊疑问代词“什么”（‘what’——to，ca，kaj）以及现代通用斯拉夫语（Late Common Slavic ）中（可发‘i’音、‘ije’音或‘je’音，或‘e ’音）的不稳定元音‘jat’的发音为依据的。然而，即使这些同言线标志（isoglosses ）也并非分布得很均匀。这里无须对此详加论述，需要指出的只是，笔者注意到：在斯拉夫人逃离原住地、向西北方向转移后，土耳其人的推进使黑山与黑塞哥维那方言犹如一个楔子，穿过波斯尼亚，被揳入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结果使生活在从亚得里亚海沿岸经波斯尼亚和斯拉沃尼亚、延伸到德拉瓦河一带的、原属同一语言区内的人被分隔开了。
宗教是影响最广泛、最易引发事端的族群认同标准（criterion ofethnicity）。巴尔干地区的宗教史错综复杂。 斯拉夫人是在圣徒西里尔（Cyril）和麦瑟迪乌斯（Methodius）的教化下于公元10世纪皈依基督教的。马斯顿的修士们为将《圣经》翻译成我们今天称之为古代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 ）——一种与古代通用斯拉夫语十分接近的方言——曾创制了两套字母，他们是与生活在摩拉维亚（Moravia，在今斯洛伐克境内——译注）的斯拉夫人一起开始此项创制工作的。此前，在摩拉维亚布道的日耳曼修士们曾经打算开展此项工作，但没有成功。
他们在语言学上付出的努力实质上具有抗罗宗的性质 （protestant nature），这当然使罗马方面感到不安。 实际上这也是罗马教会内部出现分裂的一种表现。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文字创制工作基本完成。最初的格拉高里（Glagolithic ）字母系统曾经在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长期使用并曾一度成为区域性象征标志，但它后来在天主教会内部被拉丁字母取代，在东正教教会中则被创制出来的两套字母中的第二套——西里尔字母系统——所取代。 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格拉高里字母系统在达尔马提亚曾被再度启用。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包涵的政治分离主义在波斯尼亚异乎寻常地以“鲍格米尔教”（注：“鲍格米尔”这一名称来自保加利亚语词bog （我主）和milui（慈悲）， 鲍格米尔教的信徒们总是不断地重复这两个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异教邪说从11世纪到15世纪在波斯尼亚流传了大约四五百年。
鲍格米尔教（Bogumilism）是一种将摩尼教信仰叠加于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双重信仰，10世纪时源于保加利亚，有东正教参与的背景，曾在巴尔干各地传播。 它可能与流传于法国的阿尔比根西亚（Albigensian）邪教及流传于意大利的帕特琳（Paterene）邪教有同宗（至少是很密切的）关系。鲍格米尔教在中世纪的塞尔维亚被斯提芬·杜尚皇帝彻底铲除，这位皇帝曾经摇摆于罗马与拜占庭之间，最后选择了后者。可是在波斯尼亚，鲍格米尔教却繁荣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在作为东、西罗马帝国的象征的、彼此竞争的两个教会之间进行周旋的、中立性的选择。鲍格米尔教曾宣称它一直在农民中被广泛传播，并赢得了波斯尼亚贵族的笃信。然而，随着土耳其人的到来，几乎所有的鲍格米尔教信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伊斯兰化过程可能是在当地贵族领导下完成的。当时，这些地方权贵在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封臣后便可继续保持原有的封建特权。如同鲍格米尔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为试图逃避两个基督教帝国之间激烈竞争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民族标记的相互交叉
上述三个民族认同要素——亲属关系、语言及宗教是彼此交叉的。科维伊奇注意到，许多信仰天主教的居民祖上曾生活在东正教地区，并与信仰东正教的一些家庭一向保持着亲戚间的联系。在杜布罗夫尼克，有些信仰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也庆祝被称为“斯拉瓦”（slava）的、 纪念家户保护圣徒的节日，该节日显然是东正教的节日之一。在位于杜布罗夫尼克以南的科纳夫里（Konavlje）地区，信仰天主教的当地居民把东正教称为“由有经验的老手布道的”（odstare ruke）教会。 这使人想到他们过去也曾是东正教徒。（注：我要感谢安德列·西米克（Andrei Simic），是他首先注意到这一点。）在斯洛文尼亚沦为土耳其人统治区之后，当地及达尔马提亚少数地区内的新教教徒在没有天主教干预的情况下仍曾一度被反对基督教改革的势力从当地宗教地图上抹掉了。在阿尔巴尼亚一向存在3种不同信仰的人，包括东正教徒、 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而生活在巴尔干的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或是天主教徒，或是新教教徒。因此，宗教并不能跨越主要的语言界线而成为人们界定民族的标志。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绝不会认为他们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人有共同的族群意识与属性。然而，宗教又将语言共同体分为一些内婚次群体（endogamous subset）， 有些这样的次群体也常被人们视为可识别的族群（identifiable ehtnic groups）。例如，无论是信仰天主教或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承认自己是阿尔巴尼亚人，但他们各自的信仰不同。然而，信仰天主教的和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并不认为他们有共同的族群性（ethnicity）； 任何一名克罗地亚的农民都不会认为自己与塞尔维亚农民有共同的族群性，无论克罗地亚农民还是塞尔维亚农民也都不承认他们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有共同的族群性，即使他们实际上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语言。（注：但公正的人都会注意到，有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对被其他群体所占据地区的领土要求，也会主张坚持这种共同的族群性，例如一些克罗地亚的历史学家宣称，生活在波斯尼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实际上都是克罗地亚人，从而使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的历史要求合法化。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些坚持民族主义的希腊人经常宣称，生活在马其顿的那些使用斯拉夫语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希腊人，只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对。）
正是从这样的族群认同的万花筒中，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巴尔干各国都能见到的、与政治相联系而互相对立的一个个民族（ethnic groups）。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此种民族现象更为典型。当亲属关系、语言和宗教这几个要素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性标记时，人们不可能以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历史的方式对民族加以界定。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使用的是彼此相差无几的几种方言。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所使用的方言更接近于当地大多数克罗地人所使用的方言，而与居住在塞尔维亚中部的塞族人的方言有较大差别。同样，大多数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所使用的方言更接近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所用方言，而与生活在达尔马提亚北部的克罗地亚人和克罗地亚中部地区克罗地亚人所用的方言有较大差别。于是，波斯尼亚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不是根据语言，而是根据宗教信仰来对当地人进行族群区分，可是在波斯尼亚以外的地区，宗教便无法完成此种任务了（例如与杜布罗夫尼克信仰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相区分）。
巩固边界的政治工程
这些彼此竞争和战斗的民族， 作为一簇簇象征符号集合体（clusters of symbols），既是帝国历史留下的瓦砾， 也是当代各种政治组织和机构为制造一些以前并不存在的、不可渗透的边界而对民众进行动员的产物。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过程。在奥地利人控制下的军事边境区内的斯拉夫人，无论他们是天主教徒或是东正教徒，当初都曾被认定为弗拉赫人，只是到后来，在大多数是天主教信徒的君主们的统治下，在弗拉赫人当中划清宗教界线的压力才日益加重，其影响之广泛并不亚于对国家边界的划定。
的确，正是人们希望实现政治边界与种种群体象征性标记之间相一致的、同质化的天性，使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及克罗地亚民主党剥夺了“克拉依纳”塞族人的文化独特性和文化权利，然而在此之前，作为防止微型民族国家（mini－nation states）兴起的措施之一， 共产党曾经赋予过“克拉依纳”塞尔维亚人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的权利。在玛丽亚·特丽萨（Maria Theresa）及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统治时期，试图限制民族象征标记的使用与表现的做法曾经导致武装对抗。今天，试图对居民进行“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历史以通过恐怖和驱逐手段对领土进行种族清洗的现实得以再现。塞尔维亚所追求的是将其边界扩张到与过去奥斯曼时代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内的边界大体一致的程度。塞尔维亚从未放弃被它置于首要地位的战略目标，它一直限制阿尔巴尼亚语的使用范围，使阿尔巴尼亚语无法取得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的地位，它一心想实现把伊利里亚人完全斯拉夫化的宿愿，这一由来已久的愿望在黑山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注：笔者在查阅资料中注意到，民族身份识别在军事上亦有所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那场自相残杀的冲突中，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俘虏到敌方的士兵并怀疑被俘士兵属于其他民族时，便命令被俘者面对枪口背颂进餐前的谢主祷词。根据谢主词中“面包”一词的发音是否与标准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发音一致，便可判断出被俘士兵的民族身份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理。在最近的波斯尼亚冲突中，被俘士兵被命令脱掉内裤，以检查他们是否受过割礼。从最近的战地报道中获悉：被塞尔维亚人俘虏的穆斯林常被割断喉咙；被穆斯林俘虏的塞尔维亚人则被强制接受割礼手术。一方对俘虏实施了真正的死刑；而另一方使对方俘虏在民族身份上被判处了死刑。）
对于阐述人类学历史的几点启示
此项区域研究对于阐述人类学历史可能具有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帝国的或最高权力的冒险活动必然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和。当帝国或最高权力要求人们在文化上，特别是在宗教上实现同质化的一致、以确保人们在政治上服从于帝国的或最高权力的意志时，“种族清洗”的过程也就开始了。当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之后，该过程当然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然而在国家出现之前，它可能也是一种重要的现象。其二，这一切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注：赫尔德（1744—1803 年），德国的文艺理论家，狂飚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其学术研究范围包括哲学、文艺、宗教、历史和语言学等。他提倡民族文化，重视民间文学，试图以历史的观点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宗教的起源，并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解释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其主要著作有《关于德国近代文学的断片》、《批评之林》、《论语言的起源》、《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并编有民歌集《各族人民的声音》。——译者）之前并未被视为严重的问题， 在巴尔干各地区， 特别是在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Wilsin）（注：威尔逊，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新泽西州州长。在总统任期内，他促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月，他倡议建立国际联盟， 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和谋求世界霸权。他撰有《美国人民史》等著作。——译者）之前，“民族清洗”也一直未被视为严重的问题。威尔逊曾力求推行一种特殊的帝国主义冒险行动，即：他认为德意志帝国（the
GermanReich ）的无能为次群体民族国家（ethnic nation－state）的建立提供了合法的权力和地位，并将此种国家的创建与民主制度（democracy）混为一谈。 民主制度、 自由市场经济（free markets）、民族自决（ethnic self－determination）以及普遍福利原则（general well－being ）一直被混为一谈。大约自1800年以来，依据居住权（by right of residence ）而不是依据血统、 种族权利（by right of blood）， 即并非依据采用何种血缘亲属关系的象征标记（the adoption of the symbols of blood kinship）来确定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思想正在从历史画卷中消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是在帝国主义推行其冒险行动时开始出现的群体迁移浪潮所造成的文化结果，这种文化结果是同时出现的两种压力——被驱逐或被同化——的产物，是各地居民在皈依或逃走之间不得不作出的抉择。很难想象在过去六千年间，或者说自从城邦（city states）首先在近东地区出现以来， 有哪个人类学的研究课题能孤立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之外。今天与过去的区别仅在于军队与装备层面上的变化，而其涵盖的基本过程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笔者从更一般的人口学意义上而不完全局限于群体迁移本身，来进一步阐述一下与本文有关的一种观点。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是人口增长与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埃斯特·波色普（Ester Boserup）、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马克·科亨（Mark Cohen）等都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存条件的偶发性改善是以食物生产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为前提的；这里，技术的改变被认为是外部的动因。另一种观点认为，偶发性的人口增长使人类各群体（human groups）不得不强化对环境的开发和索取；这里，人口增长被认为是外部动因。至于更深层次的动力，持第一种（技术变革）观点者有时将技术变革的原因归于水源干涸（desiccation）或其他环境变化因素。 持第二种（人口增长）观点者则几乎未深究更深层次的动因，不过，在马尔萨斯的论著中包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内在的、过强的繁殖能力及缺乏远见（两性间的情欲）是更深层的动因。
笔者的看法是，就本文的中心思想而言，是政治上的原因恰恰与鼓励提高人口增长率的种种现代理论互相呼应、不谋而合。在贸易利润驱动下的、为谋取更重要地位的竞争，可以刺激人口的增长并因此推动技术变革，以满足更多人口的物质需求。为了适应对不断膨胀的人们聚集体（aggregates）进行管理的需要而日益扩大的政治机构，为了便于管理而借助于对象征性标志、思想观念、认同意识及效忠精神的控制，这便埋下了一旦帝国或最高权力的管制力衰弱时便会爆发冲突的祸根。这是一个在维特福格尔（Wittfogel ）以前就已经有人探讨过的古老课题，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会使我们找到一个解决巴尔干危机及其他类似危机的途径。在冷战结束之后，这类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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