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派运动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巴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巴斯王朝于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在中古阿拉伯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许多学者视作继伊斯兰教诞生后的又一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勿庸置疑，倭马亚王朝的衰亡和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根源于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然而，这一转变得以实现的首要契机却在于阿巴斯派运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阿巴斯派运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各种观点见仁见智，或者将阿巴斯派视为阿里派的分支，或者将阿巴斯人在呼罗珊的起义视为阿拉伯部落的冲突，或者将阿巴斯派运动的胜利视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复兴。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就阿巴斯派运动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求考查阿巴斯王朝的直接起源，并针对上述观点略陈管见。
阿巴斯派的起源
阿巴斯派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的后裔在倭马亚时代建立的政治宗派。阿巴斯家族虽属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但是最初并无显赫的地位。阿巴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尽管身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却长期追随反对伊斯兰教的麦加保守势力，并曾于624年在巴德尔战斗中与穆斯林兵戎相见，直至630年穆斯林光复麦加前夕皈依伊斯兰教。其子阿布达拉·阿巴斯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亦未介入穆斯林内部的权力斗争，长期致力于注释《古兰经》和传述“圣训”，被誉为“经典诠释的祖师”。倭马亚王朝建立后，阿巴斯家族与阿里家族因同出一宗，相互交往日渐密切；正是阿布达拉·阿巴斯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家族联盟，构成阿巴斯人涉足穆斯林内部政治角逐的起点。
穆罕默德·阿里系阿里与哈尼法部落女子豪拉所生，故而亦称穆罕默德·哈奈菲娅。哈桑和侯赛因死后，穆罕默德·阿里作为阿里唯一在世的嫡子而成为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所拥戴的首领。685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在库法发动起义，起义首领穆赫塔尔极力尊崇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他们的宗教领袖“伊玛目”。①穆罕默德·阿里以及阿布达拉·阿巴斯曾经因此而在麦加遭到囚禁，穆赫塔尔亦曾自库法出兵麦加前往救援。②686年穆赫塔尔兵败身亡，其在库法的残部继续拥戴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德·阿里和阿布达拉·阿巴斯则自麦加移居塔伊夫，以避迫害。687年阿布达拉·阿巴斯死后，其子阿里·阿布达拉携家族成员离开塔伊夫，移至死海南岸的侯麦迈。阿里·阿布达拉举家北迁，表明阿巴斯家族在当时群雄割据的条件下具有支持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倾向。阿里·阿布达拉甚至高居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宫廷，深得哈里发马立克的宠爱。哈里发韦立德一世即位后，阿里·阿布达拉逐渐失宠于倭马亚人，并因涉嫌宫廷谋杀而一度囹圄入狱。阿里·阿布达拉之子穆罕默德·阿里亦曾在韦立德一世时期供职于倭马亚王朝，并曾跟随韦立德一世征讨拜占廷帝国。③显然，阿巴斯家族尽管借助于其与阿里后裔之间的家族联盟而益趋介入穆斯林内部的政治角逐，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并未成为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势力，更无要求继承哈里发权位的意向。将阿巴斯人与倭马亚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追溯到倭马亚王朝的初期，甚至追溯到查希里叶时代，纯属后人的虚构。
大约在701年，穆罕默德·阿里死于塔伊夫。穆罕默德·阿里是最后一位受到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所广泛拥戴的首领。穆罕默德·阿里死后，穆赫塔尔在库法的残部大都尊崇其子阿布·哈希姆作为新的伊玛目，并且因此称为哈希米亚。④然而，阿里家族的其他成员如哈桑之子栽德·哈桑和侯赛因之子阿里·侯赛因拒绝承认阿布·哈希姆作为伊玛目的地位，阿里家族的追随者亦趋于分裂。717年，阿布·哈希姆在阿巴斯家族的住地侯麦迈中毒身亡。阿布·哈希姆因无子嗣，遂将阿里家族获取“信仰真谛”的凭证即所谓“黄色手卷”以及哈希米亚成员名单遗交穆罕默德·阿里，从而使穆罕默德承袭了伊玛目的称号和哈希米亚首领的权力，尤其是承袭了对于哈里发职位的要求。⑤阿里派的趋于分裂促使哈希米亚开始支持阿巴斯人，权位的继承则使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哈希米亚所拥戴的第一位来自阿巴斯家族的伊玛目。阿巴斯人得以控制哈希米亚作为其政治工具，旨在反对倭马亚王朝的阿巴斯派运动始露端倪。
阿巴斯派的神学宣传与达尔瓦的东移
倭马亚王朝自建立伊始，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便处于困扰之中。具有圣族的身世是出任哈里发的首要条件，然而圣族的概念在当时却无明确的内涵。圣族一词源于先知穆罕默德传布的启示，曾经三次出现于《古兰经》中，指天方的居民和克尔白神殿的监护者。根据倭马亚王朝的正统理论，圣族即是麦加的古莱西人，凡出身古莱西部落者皆可出任哈里发。阿里派则认为，圣族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阿里及其后裔是圣族唯一的政治代表，余者出任哈里发皆为僭夺权位的非法行为。因此，680年穆阿威叶死后，阿里家族的追随者极力迎请侯赛因自麦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卡尔巴拉事件的发生，导致阿里派与倭马亚王朝之间矛盾的激化。684年，所谓的“悔罪者”在库法举行暴动，首开阿里派武装起义之先河。继“悔罪者”暴动之后，穆赫塔尔于685年在库法发动起义，进一步阐述了“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使之成为阿里派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行动纲领。阿巴斯派运动兴起之初，沿袭了穆赫塔尔时代“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原则，主要采取神学宣传的活动形式，而达尔瓦构成阿巴斯派运动前期（717-747年）的基本内容。所谓达尔瓦，即布道或传布真理。阿巴斯派通过达尔瓦的形式，指责倭马亚人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背离伊斯兰教的准则，抨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是伊斯兰世界罪恶的渊薮和内战的根源。阿巴斯派声称，倭马亚王朝只是世俗统治而非神权政体，伊斯兰教已遭倭马亚人歪曲，必须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信仰，重建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实现穆斯林皆平等的社会原则，尤其需要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倭马亚时代，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主要包括阿里后裔和阿巴斯后裔两支，倭马亚人虽属古莱西部落，却非出自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氏族。因此，阿巴斯派的达尔瓦尽管表现为宗教范畴的神学宣传，但是无疑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内容。“归权先知家族”的原则，不仅意味着否定倭马亚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而且为阿巴斯派与阿里派联合反对倭马亚王朝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倡导“归权先知冢族”的原则，使阿巴斯派得以植根于阿里派的肥沃土壤而渐趋成长，尤其是使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伊玛目获得了哈希米亚的有力支持。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阿巴斯派运动带有极为浓厚的神秘色彩，伊玛目隐居于侯麦迈，只与哈希米亚的个别首领进行秘密接触，其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哈希米亚作为阿巴斯派兴起之初的政治工具和伊玛目的使者，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库法，大都属于阿拉伯人穆斯里亚部落以及哈姆丹部落。库法作为阿巴斯派运动兴起之初的重心所在，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库法人便已开始追随阿里，敌视倭马亚人。倭马亚时代，阿里家族在库法拥有为数众多的追随者，阿里派在库法构成反对倭马亚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影响充斥于库法的阿拉伯人和麦瓦利中间。然而，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他们分别支持法蒂玛系的哈桑后裔、侯赛因后裔和哈奈菲娅系的阿布·哈希姆及其继承人穆罕默德·阿里。其中，侯赛因嫡孙穆罕默德·巴基尔和栽德·阿里的追随者尤占多数；⑥阿里派的重要人物巴亚恩·萨曼、穆吉拉·赛义德和阿布·曼苏尔皆因支持穆罕默德·巴基尔而被倭马亚王朝处死。⑦相比之下，哈奈菲娅系的阿布·哈希姆虽为阿里嫡孙，但因庶出，不构成先知穆罕默德以及法蒂玛的直系后裔，其追随者在阿里派中影响甚微。至于穆罕默德·阿里，虽其祖辈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出一宗，却非阿里的后裔，亦非阿里家族的追随者。阿里派与阿巴斯派固然皆有“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要求，但是穆罕默德·巴基尔和栽德·阿里的追随者极力强调唯有阿里家族中之法蒂玛系成员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具备出任哈里发的合法资格；他们不仅反对倭马亚王朝，而且排斥包括哈希米亚和阿巴斯人在内的其他政治势力之继承哈里发权位的要求，并且歧视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穆罕默德·阿里亦曾告诫哈希米亚成员：“当心库法人……不要指望他们的帮助。”“不要从库法人中吸收过多的支持者。”⑧由此可见，阿巴斯人及哈希米亚与阿里派法蒂玛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分歧。阿里派的分裂，尤其是阿里派法蒂玛系对于阿巴斯人及哈希米亚的排斥，使得阿巴斯派运动在库法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库法的哈希米亚作为阿巴斯人的政治工具，其成员尚不足30人。⑨阿巴斯人在库法无力左右阿里派法蒂玛系的追随者，更无法聚合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诸多社会势力，遂着眼于开辟新的活动空间。呼罗珊则为阿巴斯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适宜环境。
呼罗珊本意为“东方的土地”，中古时期指伊朗高原东部直至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后期，阿拉伯人自伊拉克挥师东进，征服呼罗珊。倭马亚时代，大批阿拉伯人自伊拉克移入呼罗珊，使呼罗珊成为继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后阿拉伯人的又一家园。阿拉伯人东移呼罗珊，是伊拉克阿拉伯人内部社会对立益趋加剧的直接结果。倭马亚王朝的移民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伊拉克的矛盾冲突，却由于大批骚乱者的东迁而使呼罗珊成为威胁其统治的隐患所在。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巴士拉，自库法移入的阿拉伯人数量较少。他们无疑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但是大都并非阿里家族的追随者，阿里派的影响相对有限。据传，穆罕默德·阿里曾说：“我们只有去争取呼罗珊人的支持，那里有着强悍而无偏见的勇士。我的希望寄托在太阳升起的地方。”⑩“他们没有阿拉伯贵族的私欲，亦未介入权力角逐的宗派……他们正遭受着勒索和欺辱，企盼着拯救的来临。”(11)因此，当阿巴斯派在库法举步维艰时，穆罕默德·阿里将达尔瓦引向东方的呼罗珊。
718年，库法的哈希米亚首领布凯尔·麦罕前往里海南岸朱尔占地区进行秘密活动，成为阿巴斯派运动自库法东移的前驱。719年，自库法移居麦尔夫绿洲的阿拉伯人胡扎亚部落首领苏莱曼·卡希尔接受达尔瓦的思想，从而在呼罗珊播下了阿里斯派运动的火种。729-736年，希达什受布凯尔·麦罕的委派来到麦尔夫绿洲，领导呼罗珊的阿巴斯派运动；此间，达尔瓦在呼罗珊的影响渐趋扩大，希达什则被威尔豪森称为阿巴斯派运动在呼罗珊得以立足的奠基人。(12)显而易见，达尔瓦东移的过程，开始于库法的哈希米亚成员在呼罗珊的秘密活动；呼罗珊的阿巴斯派运动，最初亦处于库法的哈希米亚的直接控制之下；库法作为达尔瓦东移的起点，构成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得以沟通的重要桥梁。736年希达什死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与呼罗珊的阿巴斯派核心人物频繁接触，旨在加强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且在呼罗珊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秘密组织。12名纳奇卜和58名达伊斯作为伊玛目的使者活动于麦尔夫绿洲以及纳萨、阿比沃德、巴勒黑、阿穆勒、麦尔夫——卢泽等地，达尔瓦的影响遍及胡扎亚、塔米姆、泰邑、舍伊班、巴吉拉、哈尼法、苏莱姆、哈姆丹、阿兹德诸多阿拉伯人部落，呼罗珊随之逐渐取代库法而成为阿巴斯派运动的重心所在。(13)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严格禁止阿巴斯成员介入阿里派发动的起义，尤其规定纳奇卜和达伊斯必须将提防阿里派法蒂玛系的破坏作为秘密活动的首要准则；(14)侯麦迈与呼罗珊之直接联系的建立，则明显削弱了库法的哈希米亚在呼罗珊阿巴斯派运动中的作用。因此，达尔瓦的东移，不仅意味着阿巴斯人活动空间的改变，而且体现了阿巴斯派与阿里派日渐分离的发展趋向，使植根于阿里派土壤的阿巴斯开始自成体系而独树一帜。
740年，阿里派在库法发动起义，旋即失败，阿里曾孙栽德作为起义首领遇害身亡，其子叶海亚逃往呼罗珊藏匿，于743年被倭马亚王朝处死。栽德起义的失败，尤其是叶海亚被害，在呼罗珊引起强烈的反应。“所有的呼罗珊人为叶海亚的被害哀悼七日……在那一年出生的男孩大都取名叶海亚或栽德。”“呼罗珊人身着黑色服装表示对于叶海亚的哀悼之情；黑色遂成为呼罗珊人的标志。”(15)阿里派的屡屡失败促使反对倭马亚王朝的呼罗珊人将复仇的希望转向阿巴斯人。阿巴斯派运动自神学宣传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社会条件亦日渐成熟。743年，穆罕默德·阿里去世，其子伊卜拉欣继任伊玛目的职位。随着阿布·阿巴斯在呼罗珊的出现，阿巴斯派运动开始进入武装起义的发展阶段（747-750年）。
阿巴斯派在呼罗珊的起义
阿布·穆斯林原名阿布·易司哈格·伊卜拉欣，其早年身世较为模糊，他本人对此亦讳莫如深。阿巴斯派的许多追随者将他视作阿巴斯家族的成员。南方阿拉伯人声称他来自希米叶尔部落。呼罗珊土著居民认为他是古代波斯贵族的后裔。在他死后，哈里发曼苏尔的宫廷诗人阿布·达拉玛则将他描述为库尔德人。现代学者大都确认阿布·穆斯林是麦瓦利。但是，他究竟来自库法还是来自伊斯法罕或者来自呼罗珊，尚无定论。阿布·穆斯林早年服侍阿拉伯人伊吉勒部落的地产主伊萨·麦其勒；后者曾因负债而被囚禁于库法，他亦随同主人同住于库法。阿布·穆斯林在库法期间得以接触哈希米亚成员，深受达尔瓦的影响，并由阿布·萨拉玛蒂至侯麦迈，遂为伊玛目伊卜拉欣收留。(16)此后，阿布·穆斯林多次受伊玛目伊卜拉欣委派，往返于侯麦迈与呼罗珊之间，并逐渐取代苏莱曼·卡希尔而成为呼罗珊的阿巴斯派首领，筹划起义(17)747年4月，伊玛目伊卜拉欣委派卡赫塔巴·沙比卜作为特使自侯麦迈来到呼罗珊，将作为起义标志的两面黑旗送交阿布·穆斯林。同年6月，阿布·穆斯林在麦尔夫绿洲的萨勒占吉发动起义，挫败呼罗珊总督纳绥尔·赛亚尔的队伍，夺取麦尔夫城以及萨拉赫斯、突斯、内沙浦尔诸地，继而于748年发动西征，攻占伊朗高原西部重镇来伊、伊斯法罕、尼哈温。749年，来自呼罗珊的起义队伍攻入伊拉克，占领库法。是年，伊玛目伊卜拉欣在侯麦迈遭倭马亚王朝囚禁，不久死于豪兰。其弟阿布达拉（即阿布·阿巴斯）旋即继任伊玛目，并自侯麦迈进入库法，遂被阿巴斯人和呼罗珊起义者拥立为阿巴斯王朝第一位哈里发。随着倭马亚王朝的快速崩溃，阿巴斯派与阿里派的政治联盟趋于解体。当伊玛目伊卜拉欣的死讯传至库法，哈希米亚首领阿布·萨拉玛急速遣使迎请侯赛因曾孙贾法尔·萨迪克（即后来为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马仪派公认的第六代伊玛目）继任伊玛目职位，但遭后者拒绝。阿布·阿巴斯在库法发表登基演说时亦明确宣布：所谓圣族即是阿巴斯家族，并不包括阿里家族。阿里之兄贾法尔的曾孙阿布达拉·穆阿威叶竟于749年在伊朗高原遭阿布·穆斯林杀害。(18)749年底，倭马亚王朝军队在扎布河畔覆没，叙利亚各地望风归降阿巴斯人。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逃亡埃及，不久死于布希尔。倭马亚王朝遂亡。
阿布·穆斯林在呼罗珊发动的起义无疑标志着阿巴斯派运动的顶峰，而阿巴斯王朝的建立正是呼罗珊起义之胜利的直接结果。因此，阿巴斯运动的研究者大都着力探讨呼罗珊起义的社会动因，以求确定阿巴斯运动的性质。威尔豪森认为，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建立在部落群体的基础之上；倭马亚王朝主要代表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的利益，阿巴斯派运动则体现了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的反抗倾向；呼罗珊起义的实质在于阿拉伯部落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倭马亚时代的阿拉伯社会诚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蒙昧时代的血缘联系，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尤其保留了部落群体的传统形式。作为征服者首先进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大都属于台米姆部落；继台米姆部落之后，来自阿兹德部落、凯斯部落和巴克尔部落的阿拉伯人亦不断移入呼罗珊。倭马亚时代中期，大批阿拉伯部落民再度自伊拉克移入呼罗珊。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部落民并未象伊拉克的阿拉伯人集中于库法和巴士拉或者象埃及的阿拉伯人集中于弗斯塔特那样，他们分散在麦尔夫绿洲以及内沙浦尔、哈拉特、塔尔干、突斯、麦尔夫——卢泽诸多地区，或从军征战，或务农经商，其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所谓的部族随之逐渐由血缘群体演化为政治集团。至哈里发希沙姆时代（724-743年），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人明显分化为战士和定居者两大阶层，血缘群体与政治集团的界限之差异益趋显见。部落冲突形式犹存，但是已非真正意义的血族仇杀，仅仅徒具虚名。744年，阿拉伯人所谓的部落冲突在呼罗珊再度爆发，总督纳绥尔·赛亚尔及其支持者穆达尔集团，与之对立的阿兹德部落首领贾迪尔·阿里·基尔曼尼及其追随者则称拉比亚集团；然而，属于穆达尔部落联盟的大批阿拉伯人加入了贾迪尔·阿里·基尔曼尼的队伍，纳绥尔·赛亚尔的队伍中亦不乏来自拉比亚部落联盟的阿拉伯人。阿巴斯王朝初期的历史学家麦达尼因此称所谓的穆达尔集团为纳绥尔派，而称所谓的拉比亚集团为基尔曼尼派。(19)阿巴斯派运动在呼罗珊的发展无疑利用了部落对立的特定环境，穆罕默德·阿里亦曾要求阿巴斯派依靠南方阿拉伯部落民而避开北方阿拉伯部落民。(20)然而，作为呼罗珊阿巴斯派的核心成员，12名纳奇卜和58名阿巴斯分别来自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的胡扎亚、泰伊、巴吉拉、哈姆丹、阿兹德诸部落和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的塔米姆、哈尼法、苏莱姆、巴克尔诸部落；呼罗珊起义的参加者不仅来自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而且包括相当数量的北方阿拉伯部落民。因此，阿巴斯派运动和呼罗珊起义绝非传统意义的部落仇杀，而是超越了血缘集团的狭隘界限，包含着政治对抗的崭新内容。
弗洛腾以种族对立的理论作为出发点，认为倭马亚时代呼罗珊地区的矛盾对抗起源于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呼罗珊起义和阿巴斯王朝的建立体现了伊朗民族的复兴及其对于阿拉伯人统治的否定。(21)阿拉伯人之征服呼罗珊，不同于在其他地区的征服。呼罗珊的土著贵族在阿拉伯人征服前大都各自为政，与萨珊王朝联系甚少；波斯帝国的灭亡并没有直接导致土著贵族在呼罗珊统治权力的结束。阿拉伯征服者在呼罗珊各地往往只是与土著贵族订立条约和征收贡税，同时保留后者原有的诸多特权。当阿拉伯人放弃征战而务农经商时，竞遭到呼罗珊土著贵族的盘剥勒索，甚至沦为后者的隶属民。文献资料亦屡屡提及阿拉伯定居者由于呼罗珊总督与土著贵族联手统治而怨声载道。因此，在倭马亚时代的呼罗珊，社会对立与种族差异的界限并非相互吻合，而是错综交织；土著贵族往往支持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拉伯定居者的社会地位则与土著下层益趋接近。种族冲突虽不无存在，却非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696年，伊朗贵族萨比特·库特巴和胡勒斯·库特巴曾经随同呼罗珊总督倭马亚·阿布达拉攻击反叛的台米姆部落首领布凯尔·维沙赫，布凯尔·维沙赫则以免除土地税作为条件争取土著农民的支持。712年，呼罗珊总督古太白·穆斯林招募大批土著居民围攻撒马尔罕；而当撒马尔罕王公指责古太白·穆斯林唆使土著者自相残杀时，古太白·穆斯林亦指责撒马尔罕王公煽动阿拉伯人反叛倭马亚王朝。(22)。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显然超越了种族的差异，构成呼罗珊地区政治角逐的核心内容。其次，在倭马亚时代的呼罗珊，伊斯兰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土著伊朗居民中皈依伊斯兰教者为数尚少。古太白·穆斯林出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05-715年），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约为七千人；倭马亚时代后期，皈依伊斯兰教者增至二万人，这在呼罗珊的土著居民中仍只是少数。(23)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皈依伊斯兰教是逐鹿政坛的首要前提，而阿巴斯派运动更是极富教派斗争的色彩，以恢复早期伊斯兰教和归权先知家族为其宗旨。因此，呼罗珊的土著伊朗居民不可能成为阿巴斯派运动的主体，更无法取代阿拉伯人在阿巴斯派运动中的核心地位。723年，穆罕默德·阿里在委派伊克里玛·齐亚德作为其使者前往呼罗珊时曾明确规定：务必依靠也门人，接近拉比亚人，提防穆达尔人，争取伊朗人。(24)阿巴斯派在呼罗珊的12名纳奇卜中，至少有8人是阿拉伯人；活动在麦尔夫绿洲的40名达伊斯中，阿拉伯人亦超过半数；至于纳萨、阿比沃德、巴勒黑等地的达伊斯，则皆为阿拉伯人。(25)阿巴斯派之选择麦尔夫绿洲作为达尔瓦的中心和起义的地点，并非偶然的现象。移入呼罗珊的阿拉伯定居者大都分布在麦尔夫绿洲并与土著人混住一处；“正是这些被益趋同化的阿拉伯人丧失了作为征服者所享有的权利，不满于屈从伊朗贵族的地位，构成阿巴斯派在呼罗珊发动起义的主要力量。”(26)尽管呼罗珊起义的直接组织者阿布·穆斯林出身于非阿拉伯血统的麦瓦利，然而阿拉伯人在呼罗珊起义的过程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48年2月阿布·穆斯林率领起义队伍进攻麦尔夫城时，其前锋主将阿绥德、左军主将凯姆斯和右军主将马立克均为阿拉伯人；继而自呼罗珊西征伊拉克的阿巴斯派队伍亦由阿拉伯人卡赫塔巴·沙比卜统率，所部三万余人大都来自南方阿拉伯部落群体。(27)将呼罗珊起义和阿巴斯王朝的建立归结为种族的冲突，显然缺乏历史根据。
综上所述，结论如下：阿巴斯派并非阿里派，阿巴斯派与阿里派建立的政治联盟只是倭马亚时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生现象，两派势力由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扬镳；阿巴斯派的纲领包含着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内容，伴随着达尔瓦的东移，阿巴斯派运动自神学宣传渐趋演化为政治革命；呼罗珊的起义既非阿拉伯部落群体之间的传统仇杀；亦非土著伊朗民族与阿拉伯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社会动因在于穆斯林内部的政治对抗，正是阿巴斯派运动使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诸多社会势力得以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直至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注释：
① S.H.M.贾夫里：《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S.H.M.Jafri,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库姆1989年版，第262页。
② M.沙龙：《来自东方的黑旗》(M.Sharon,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耶路撒冷1983年版，第111-112页。
③ F.欧麦尔：《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786年》，(F.Omar,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巴格达1969年版，第61页。
④ J·威尔豪森：《阿拉伯王国及其衰落》(J·Wellhausen,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伦敦1973年版，第503页。
⑤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128-130页。
⑥ 穆罕默德·阿里后来成为什叶派主体十二伊玛目派以及伊斯马仪派所公认的第五代伊玛目，栽德·阿里的追随者则逐渐演变为什叶派重要分支栽德派。
⑦ M.A.沙班：《阿巴斯人的革命》(M.A.Shaban,The Abbasid Revolution)，剑桥1970年版，第150页。
⑧ 《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786年》，第68页。
⑨ 《阿巴斯人的革命》，第150页。
⑩ 《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786年》，第68-69页。
(11)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51页。
(12) 《阿拉伯王国及其衰落》，第514页。
(13)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192-193页。
(14)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156页。
(15)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177页。
(16) J.雷斯涅尔：“呼罗珊人阿布·穆斯林”，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Lassner,Abu Muslim al-Khorasan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4卷（1984年）。
(17)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218页。
(18) 《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第270-274页。
(19) 《阿巴斯人的革命》，第123页，第134页。
(20) N.哈桑：《倭马亚时代阿拉伯部落在东方的作用》(N.Hasan,The Role of the Arab Tribes in the Ea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Umayyad)，巴格达1976年版，第200页。
(21) G.van弗洛腾：《阿巴斯人在呼罗珊的兴起》(G.van Vloten,De Opkomst der Abbasiden in Chorasan)，莱顿1890年版。
(22) 《阿巴斯人的革命》，第48页，第70页。
(23) 《阿巴斯人的革命》，第65-87页。
(24) 《阿拉伯王国及其衰落》，第508-509页。
(25) 《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786年》，第70-71页。
(26) 《来自东方的黑旗》，第XV页。
(27)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公开资料，1994年7月。
(28) 《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786年》，第105-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