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野论文,组织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强劲的社会浪潮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莱斯特·M·萨拉蒙称其为“全球结社革命”。这股浪潮标志着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兴起。按照萨拉蒙的观点，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结社革命”源自于对深刻“国家危机”的回应。①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受到了一系列严肃的质疑和批评，而发展中国家由国家所主导的发展未能实现其早期的承诺，引起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中欧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土崩瓦解。在这种国家危机的刺激下，除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之外，公民社会组织也承载了民众深切的期望。
本文认同萨拉蒙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结社革命蓬勃兴起的解释，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考量，笔者进一步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至少与资本主义具有同样长度的历史，公民自发结社的非政府组织是对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相伴生的社会解组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波兰尼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此外，在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结社浪潮的时候，除了认定非政府组织作为对社会原子化危机回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这个共性以外，更有必要把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考虑进去。以中国为例，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兴起和发展，不能离开国家政体连续性和国家能力实质性的稳定这个重要背景来讨论，并且其与以中国单位社会消解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新中国集体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特质的共同形塑。只有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才可能准确把握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现实状态及未来走向。
社会原子化危机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西方社会在18世纪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强势推动下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代表了一种与中世纪贵族政体全然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其确立过程从社会方面而言，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理论给出了最为简单却又最有争议的概括，即从“共同体到社会”。滕尼斯给出的这一公式，在今天看来显得过于轻描淡写。共同体无可避免地衰亡了，而社会的确立却较理论逻辑上的推演复杂很多，并且一系列非预期的社会后果总是让这样随意而乐观的目的论式的模式显得捉襟见肘。
从共同体到社会，将这一公式放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考量，不免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社会在哪里，仍然是当代社会学的核心旨趣。共同体解组的社会危机——社会原子化，时至今日，仍然需要严肃地对待。波兰尼阐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思想为寻找社会设定了更为广阔的视域，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的鼎盛时期，在波兰尼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仅仅是作为国家干预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如以立法的方式认可工会身份，保障工人利益；以税收的方式，通过社会福利保护民众利益。本文认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形式和内涵，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结社革命正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出现与现代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同样长度的历史。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以社会解组为代价的，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原子化。按照社会思想史学家尼斯贝特教授的研究，社会解组运动以如下方式展开：
18世纪的法国依然保有许多中世纪的法则，诸如强大的行会组织、公社(commune)、教堂、大学以及父权制的家庭结构。这些团体合在一起构成了君主制国家(sovereign state)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intermediate society)领域。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对此表示了最大限度的敌意而热望于国家保证下的个体绝对自由与平等，在他们看来国家与个体乃最高实体，而由社会团体构成的“中间社会”对个体的限制当在国家君主意志前溶解，所有社会团体与社会秩序被原子化，传统社会的一切表征都应被抛弃。②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则把哲学家产生于斗室中的思考放置于社会中践行。1791年的李·查贝利尔法案(The Law Le Chapelier)宣告“举国之内再无任何法团(corporation)，唯有独特的每一个体之利益与普遍利益”③，随后雅各宾派执政将此原则发挥到了极致，所有被认为站在通往自由之路中央的事物——遗产、行会、社团、教堂乃至家庭——都必然灰飞烟灭。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的教会不复存在，牧师也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官员；修道院与教会大学中断运行，宗教生活在总体上被禁绝；行会秩序被破坏，并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育被改造为国家的专擅，以培育合格的公民；财产权亦由家庭持有转而为个体持有，家庭本身则为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不断修正，父权制失去了价值，自由与平等之观念进入家庭，婚姻被视为民间契约(civil contract)。
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社会解组运动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直接回应④，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回到社会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
社会原子化危机与波兰尼所言的大转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是，近代以来“自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个乌托邦在社会现实中是以社会脱嵌的形式完成的，当资本主义市场脱离社会而自主运行的时候，社会解组运动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发展到激进形态，即市场社会，人和自然都被纳入市场法则的支配下，社会原子化危机成为西方文明挥之不去的魔咒。而作为“双向运动”的一部分，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兴起既是辩证法逻辑的必然，也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谈论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主要是指在社会保护原则支配下的政府干预和社会运动，“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倚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团体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⑤。需要指出的是，在波兰尼写作的年代，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福利国家形成的时期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鼎盛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主要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制度化地运行着。而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陷入长期的滞涨和低迷，福利国家危机呈现，萨拉蒙所言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初露端倪。前者表现为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一些社会学家将目光转向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综上，我们应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有其现实依据，即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家危机”；但从西方社会发展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则“全球结社革命”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对社会原子化危机回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将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中考察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非政府组织兴起与发展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如果说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是发生在晚近的20世纪90年代的话，那么其兴起则可以追溯到至少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兴起同样长度的历史。⑥前文所述，与近代西方由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逐渐确立的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剧烈的社会解组运动，前现代社会的中间组织解体，社会原子化危机呈现，社会团结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作为现代社会中双向运动中的一种，几乎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同时兴起。
就非政府组织而言，传统社会中亦存在大量的国家权力之外的组织，如行会、教会、公社等。这些组织具有“中间组织”的性质，可以起到缓冲国家与个体矛盾的作用。然而，随着“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逐渐确立，中间组织要么被摧毁，要么性质发生了异变；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断裂了，出现了托克维尔所说的“个体主义原子化”。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法国，平等无可避免地降临，贵族体制的瓦解，身份平等的日益普遍化，固然让整个社会欢欣鼓舞，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里也包含着重大的危险，“我们不能笼统地断言当代的最大危险是胡作非为的暴政，是无政府状态或专制……这个原因就是个人主义造成的普遍的漠不关心。今天能使行政权可以总揽某些权力实行压迫的，正是这种漠不关心。而以后能使一个政党动员30个人投入战斗而且也实行压迫的，也是这种漠不关心”⑦。随着身份平等而扩大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发展了”⑧。在此，托克维尔指出了个体主义原子化对社会的肢解，“个体主义首先使公德的源泉干涸”⑨。
1832年2月22日，托克维尔结束了历时9个多月的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考察，回到法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思考结晶是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原子化将无可避免地带来混乱与暴政，“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⑩。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社会，行政分权和地方性结社有效地克服了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结社作为一种自由，也作为一种艺术，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种民情。“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11)“地方上的事情由当地居民主管时，这些居民自然要经常接触，而且可以说他们不得不彼此认识和互相讨好。”“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能，并迫使他们互助。”(12)美国人把结社视为行动的唯一手段，并发展出了门类繁多的结社生活，政治性结社、实业性结社、兴趣结社、宗教结社，如此等等。政治结社和一般性结社互相推动，“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可以多数人彼此认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共同去做各种事业。随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得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各个方面加以运用”(13)。兴旺发达的报刊行业为分化社会中在广域社会空间建立结社生活和共同行动提供了保障，“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14)。在此基础上，美国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在一切可能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合作，从而有效地克服了身份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有学者指出，托克维尔论述了非政府组织的早期形态，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
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社会自诞生以来就发展出的结社传统，这些地方结社都具有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并且这种作为民情的美国式民主足以克服个体主义的原子化危机。今天看来，托克维尔确实看到了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价值，但是对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想像得过于乐观。实际上，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即使是结社传统深厚的美国，同样也逃脱不了“自我调节市场体系”对社会的进一步破坏，而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一部分的非政府组织向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以波兰尼所言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福利国家形式在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确认，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救济、城市贫困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这种确认依赖于强大的政府，主题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因此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另一部分——非政府部门，显然是不被看好的。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其辉煌，西方经济陷入了普遍的滞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以受后现代思潮指引的形形色色的文化政治面目登场，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反社会学特质(15)，在美国，这些运动虽然也展现了托克维尔所言的结社传统，但富有建设性的非政府组织虽已崭露头角却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一系列政治危机使得公众开始质疑政府的外部性问题；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社会在重整经济秩序和公共性格局的时候，认识到政府和市场一样可能出现失灵的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从政府、学界到公众都开始关注之前默默无闻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公共性格局的建构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福利国家危机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化的背景下，萨拉蒙所言的“全球结社革命”得以扩展到全世界，在世界风险社会，非政府组织甚至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内容，开始在全球性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全球劳工保护等。
综上，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对于克服西方自现代社会以降的社会原子化危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为学界所认识却是晚近的事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原子化危机在不同时空的社会中出现，具有不尽相同的历史缘由和现实表现形态，同时由于该社会公共性格局演进或转换的背景差异，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会有不同的路径和走向。其中，国家能力成为解释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能力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路径
在福利国家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国家能力毋庸置疑，而社会要么处于边缘地位，要么直接被吞噬。随着福利国家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出现危机，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可见，国家能力、市场正外部效应和社会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公共性供给主体。并且，根据既有的经验，国家能力、市场条件和社会风貌共同形塑了公共性的实践品格，如美国的多元主义、欧洲的法团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中，萨拉蒙所言的国家危机是不同质的，特别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家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下降，相反国家在公共性供给中具有强劲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诚如台湾学者林德昌所言，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与环境，在相当的程度内，决定了该国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也进而塑造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特色。(16)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不仅能理解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实践形态，同时对于萨拉蒙理论构架也是有益的补充。
理解中国非政府组织兴起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理解国家主导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以及我国现阶段所遇到的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以单位制作为组织手段，对晚清以降已然出现的“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危机做出了有效回应。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单位体制的控制之下，父爱式的社会主义包办了一切社会事务。这一时期，随着“从革命向建设”的时代主题的转换，作为中国近代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转变为建设形态的党群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单位社会时代，是没有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的。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国家主导的有步骤的渐进改革阶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起步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发展。社会团体和人民团体的恢复和重建从1979年开始，基金会则从1981年开始出现。(17)在80年代末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非政府部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剥离出来的一些职能由非政府组织承担；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该条例一方面赋予了新生社会自组织的合法身份，但另一方面也将社会自组织纳入“分类控制体系”(18)。这一时期，国家仍然保持了对社会的控制力，维护了社会稳定，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统得太死的控制方式成为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加速转型期，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随着国企改制走向深入，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位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自身调整的双重动因下消解和异变，“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联结机制不再能够高效运作，随着以单位为核心的公共性格局的失败，整个社会公共性格局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市场化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社会部门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出现了原子化的动向，社会自我保护运动难以通过常规化的正常路径表达，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例如，面对大型企业组织体系的组织霸权，原子化的消费者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力；面对利益受到侵害，个体不能以正常的社会支持网络化解而走向“个人恐怖主义”；维权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局面；公共生活贫瘠，道德、责任、信仰模糊，导致一些别有用心的恶性组织有机可乘。在这些领域里面，组织化并不可怕，只要以良性的方式通过必要引导，将有利于在矛盾多发期有效降低社会冲突。反过来，没有组织的原子化个体是社会的解构力量，反而是可怕的。这些组织化的任务不能完全由国家包办，而需要由非政府组织来承担。可以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以上我们说明了在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的背景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路径，并指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动向值得警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对这一危机的化解，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有社会参与的和谐社会
如上文所述，社会学兴起于19世纪的法国，彼时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已经催生出一套与传统贵族政体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然而，随着自由和平等理念深入人心，经济高速增长，传统社会中间群体亦烟消云散。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痼疾，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奠基者的理论追求正在于回归社会，重塑一个有活力的中间群体，为现代社会确立良性秩序。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为公共性的参与者，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公共福祉。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正是社会复兴，超越社会原子化危机，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到社会，亦是本文的核心诉求。新中国单位社会确立，社会的独立性基本被取消。而随着单位体制的消解和变异，以及新的社会部门和社会现象的出现，呼唤社会的回归。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社会部门有效而合理的运转。随市场经济改革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需要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结合起来，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是独特的，是政府机构改革、新时期克服社会原子化危机要求与全球结社革命共同作用的产物。国家能力是公共性格局中不可替代的要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富有活力、动态均衡的公共性格局，必然要包含社会部门的参与。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将社会组织起来，结束社会原子化的局面，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时代任务，即通过社会建设缓解当前阶段的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非政府部门的成长，是社会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政府向服务型职能的转变，培育非政府部门，建立新型社会联结机制至关重要。
注释：
①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②为我们所熟悉的是卢梭基于“自然人”状态的论证而阐发的社会契约论，普列汉诺夫对此问题认识深刻：“他的‘自然人’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参见普列汉诺夫《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王荫庭译，载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136页。
③Robert A.Nisbet,"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y in Franc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9,No.2,(Sep.,1943),pp.156～164.
④孔德、涂尔干、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都可以概括为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所不同者，孔德、涂尔干期望通过资本主义秩序的确立重建社会团结，孔德对“中间组织”寄予厚望，涂尔干则希望在职业团体的基础上获得新的道德秩序；马克思的社会学将自发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和基于此的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外部超越视为理想。这个论题至为丰富，在此不作专门讨论。
⑤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⑥我们认为对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1945年联合国宪章提出了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以后，更不能仅仅谈论20世纪90年代以降全球结社运动中非政府组织的勃兴，而是需要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认识。
⑦⑧⑨⑩(11)(12)(13)(14)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72、625、625、635、633、632、649、642页。
(15)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17页。
(16)林德昌、王重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建构与发展：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解析》，《非政府组织学刊》2007年第2期。
(17)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载《中国非营利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18)分类控制的理论解释可参见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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