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涂尔干对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试论论文,主义论文,功能论文,涂尔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其独特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涂尔干生活的年代，宗教与科学的矛盾非常尖锐。他力图建立一种“科学的宗教”，以维护社会的“协调一致”。为此，他使用了先辈奥古斯特·孔德的研究方法，把古代社会当作参考和对比的蓝本。涂尔干注重研究一个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个人在集体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在博士论文《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中，他提出了“机械关联”和“有机关联”两个概念。前者概括的是一种由于彼此相似而形成的关联，在这种关联形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例如原始氏族和部落）里，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个体意识几乎完全相同，整个社会是协调一致的；后者是建立在个人分化基础上的关联，这时个人之间彼此有别，各司其职，整个社会经过个体的彼此努力和合作也会协调一致，现代工业社会就是这种典型的“有机关联”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他认为，从“机械关联”发展到“有机关联”的标志是社会分化（包括分工的发展），而社会分化的原因在于“生存斗争”。由于人们交往的扩大，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愈加激烈。社会分化作为生存斗争和平解决的办法，使一大部分人分化，从而在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中，个体同全体停止了竞争，变得坚持岗位，安分守己了。可见，涂尔干是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社会的。
在涂尔干的思想中，社会是一崇高、巨大的物质性（他用“事实”这一概念来表述）力量，甚至可称之为“神”。他在博士论文中指出，社会的这种巨大力量是通过集体意识来表现的，而所谓“集体意识”是指“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它在本质上并非个体意识的机械相加。法律通过惩罚等强制手段，达到了表现集体感情的力量，从而表明了社会这一实体的尊严和强大，以使个体经常地、井然有序地相处，达到社会的协调一致。在《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1912）里，涂尔干认为，宗教也不过是社会面貌的变形而已。图腾、上帝、天主等，无非都是社会力量的化身。宗教不是“一种幻景”，“空虚的幻景怎能对人们的意识熏陶得如此有力，又如此长久呢？”归根结蒂，宗教不表现社会中不存在的东西，宗教崇拜的不过是“变了形”的社会本身。
通过对集体意识的分析，涂尔干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个人诞生于社会，而不是社会诞生于个人。这一论断看似荒谬，其实不然。涂尔干强调的是：离开了社会，个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尤其是在“机械关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我们看到的是集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单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涂尔干的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整体优先于局部、社会优先于个人原则”。在确立了这一原则以后，他还分析了一些社会现象、个人行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他认为，不能忽视总体结构中个别构成要素：每一构成要素都在结构总体中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例如狂热的宗教仪式的功能就在于会使人忘记了自己，使每个人都分享到集体的力量，涂尔干强调，通过对个别构成要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总体。例如在《自杀论》1897）中，涂尔干探讨了自杀问题。他分析道：任何社会都存在着自杀现象。除了病理的原因（作为社会学家，他对此不感兴趣）之外，很多自杀行为都是由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引起的。由于这一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定的自杀率的存在就是正常的；只有当自杀率大幅度上升时才显示了社会的不正常，说明社会染上了某种病症。假如我们以“自杀只是极少数人的病态行为”为由而忽视对不同的自杀现象的研究，把它推给精神病专家，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关闭了一扇了解社会之窗。他具体分析道，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着“社会潮流”，其形成的原因在于社会。现代人由于对集体的依存关系不够，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极易卷入这种“社会潮流”中，“自杀潮流”就属于这种“社会潮流”，它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支配着个人的自杀现象。很多人由于慑于集体的威力才随“潮流”而走上绝路，从而成了集体力量的玩物。这说明，社会本身与个人是不同质的，有些现象和力量的支柱是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机械相加。但是，只有在对个人及其行为的研究中我们才能把握社会，也只有在对个别构成要素在总体中所发挥的功能的考察中我们才能认识总体结构。
涂尔干的这种独树一帜的方法论后来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从而创立了人类学中的重要流派——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
二
功能主义人类学是由英国人类学的新旗手——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共同创立的。1922年，他们分别发表了《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标志着这一流派以崭新的姿态踏上了人类学舞台。他们都是从涂尔干那里得到启示，才使用了“功能”这一概念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所继承的涂尔干的思想包括：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每项制度、每种宗教、每条法律、每类家庭组织的作用均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并使社会结构保持长久稳定。人类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来达到认识社会本质的目的。马林诺夫斯基对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作了如下概括：（功能主义学派）“注重于制度、风俗、工具及思想的功能。这派学者深信文化历程是有一定法则的，这法则存在于文化要素的功能中。这派学者认为把文化分成原子及个别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也不同意于文化丛林是偶然集合的说法。”总的来说，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所使用的方法是：将文化或社会视为有机的统一体，企图阐明每一个别构成要素在现实存在的社会或文化中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在总体中发挥的作用（功能）。
20世纪初，在英国乃至于欧美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进化主义。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对此很反感。他们的理论的建立是与对进化主义的批判分不开的。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古典进化论的批判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他认为那些先辈人类学家们所作的进化分析几乎完全建立在猜测之上，无法得到准确的材料证实。他倡导的是一种以“参与观察法”为特征的“露天人类学”，认为“从带有推测性质的历史中得不到任何真正有助于理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重要启示。”对进化主义的失望使得他们转而采用了涂尔干的方法论。
按照克巴里的归纳，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否定通过推论重新构筑人类历史；
第二，重视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制度，重视实地调查；
第三，不是互不联系地，而是从总体理解构成社会和文化的每个要素；
第四，认为每个要素都在总体中起一定的作用，并将其称为“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不仅倡导人类学家应采用一种更好的研究方法——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而且他们还为人类学家描绘了一张如何去寻找第一手材料的“导游图”——重视整体结构中的每个构成要素及其在总体中的功能。这也是涂尔干研究社会问题的原则。他们认为，构成文化或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个人，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一巨大的“网络”或“诸关系的结合”（布朗称之为“社会结构”）。在这种寻求“网眼”的研究中，他们使用的是共时性（Synchronic）研究方法，尽管声称并不排除真正的关于历史的研究，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宜采用历史主义的历时性（Dyachronic）研究方法。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都标榜功能主义，但二者的理论仍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对“功能”这一概念的解释上，布朗强调的所谓“功能一致性”指的是要素在整体中的和谐一致，这接近于涂尔干的思想。而马林诺夫斯基则更多地强调“需要”（包括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在他看来，“所谓功能意味着经常满足需要”，人类在各种需要的刺激的推动下，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要素并不断地扩大着文化要素的功能价值。无论是一根木杖、一支猎枪、一件祭器或其他任何器物，只有充分理解它们在经济上、技术上、社会上及仪式上的功能或用处，才能对它的出现、传播及传播过程中形式上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说明。如果只注意器物、仪式、宗教或风俗的形式和外观，不联系整个文化和社会结构深入地分析其实际功能，任何人类学的研究都只能被导向混沌和黑暗之中。正因为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不同的“个人”（individual）的“需求”，因而其理论中的人物个性很鲜明；相反，布朗重视的是社会整体的和谐一致，因而其理论中的“个体”（Person）的个性被抹煞了，成了涂尔干所谓“机械关联”中那种彼此相似的个体。
通过吸收和消化涂尔干的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思想相结合，产生出一批非常出色的学术成果。其独特的视野，至今仍是其他人类学派所不能媲美的。布朗将研究对象局限于社会结构，以便依据实际可能观察的材料和人类行为，从中抽象出社会关系的“网眼”。而马林诺夫斯基则不但研究社会关系，而且将物质文化乃至语言和巫术、科学、宗教、神话、艺术和游艺等所有精神文化都包括在“文化”这一概念中加以分析。尽管他对这些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并未讲清楚，但他的分析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这种研究中，布朗提出了他著名的“政治组织类型论”，这也是从涂尔干那里继承来的。涂尔干进行社会分类的基本原则是：各个社会可按其不同的复杂程度来分（涂尔干总是倾向于把一切社会现象划归到“属”和“种”的范畴中去）。布朗及其后继者在涂尔干研究的基础上对很多社会的亲族组织作了精密的比较和研究，他们还探讨了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关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组织类型。例如他们提出非洲社会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原始国家”和“没有国家的社会”。他们还发现，无论是在集权社会（“原始国家”）还是在无首领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整个社会都不会陷于如霍布斯所说的那种充满明刀暗箭的无秩序状态，因为在这里，对于不断发生的纠纷，血缘分枝联盟机制可以发生作用。这就进一步论证了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关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内部是协调一致的论断。马林诺夫斯基用功能主义方法分析了原始人生活中的各种文化事实。例如，他认为在原始文化中，“科学的功能是在给初民以技术活动的理论及实际指导”；“巫术的功能在使人的乐观仪式化”，并把社会生活维系在一定的秩序的范围内；“宗教（的功能在于）解救了人类，使人类不屈服于死亡和毁灭”；神话是传统的载体，“它的功能就在于它能用往事和先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给现社会以过去的道德价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以及巫术的信仰等”；艺术和游戏的功能，不仅在于提供娱乐、休息和调节身心，还在于它具有教育、培养情趣、满足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乃至于调节社会关系等功能。
由于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在反历史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些经得起推敲的人类学资料。
第二，布朗的“功能一致性”具有目的论性质，过分强调了平衡状态。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克鲁克曼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冲突论”，他认为，正是在冲突中（包括阶级冲突），法和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
第三，针对布朗所谓存在着“组织良好的社会”这一理论，布朗的学生利奇批评道：把眼界仅仅局限于若干个封闭、完满的社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各个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疆界，宣称社会的一体化会掩盖社会进程的复杂性与变化性。
功能主义的理论成果有很多在今天已成为常识。这一学派能在人类学界声名显赫且深入人心，除了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之外，涂尔干的影响显然也是不能忽视的。
三
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同功能主义理论形成反题的方法论和分析观点。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1908—）和R ·尼达姆（1923—）。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中我们仍可捕捉到涂尔干的影子。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涂尔干的外甥和学生马塞尔·莫斯的理论。他在法国社会学派由涂尔干向莫斯的过渡中悟出了从功能论向结构论转换的契机。
在涂尔干的理论中，含有寻求历史起源的起源论和探求功能的功能论两个方面。莫斯自称是涂尔干理论的当然继承者，他放弃了起源论的方向（这同反历史主义的布朗是一致的），发展了涂尔干的结构功能论。通过接手涂尔干的社会分类研究，他创立了“社会交换理论”体系。莫斯从另外的角度研究了国家的形成，在《馈赠论》中，他指出：使相互独立的“机械关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合并发展的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覆盖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义务性互酬制”。这种“互酬性原则”使各集团克服闭锁性而组成更高层次的社会集团甚至国家。莫斯在提示一种制度时，总是把它作为社会现象的整体来把握，并且从中抽取出不是显露在表面，而是潜藏在深处的原则。例如他认为集团间的婚姻关系本质上是互酬性的“女人的交换”，通过这种“女人的交换”而使不同的集团彼此联接起来，从而杜绝了乱伦而形成文明社会的婚姻关系。与涂尔干和布朗不同，莫斯的理论使得人们把视点放到了集团间的关系上，而涂尔干和布朗则只是研究一种完结了的体系的内部结构分析上。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讲，莫斯的理论是一重大转折点。列维·斯特劳斯的理想是“从无次序中寻找次序”。由于接受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以及对莫斯的研究工作的兴趣，他很快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确立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他不仅批评了进化主义只注意“历时性”分析而不重视“共时性”分析，而且也批评了功能主义在进行功能分析时脱离了结构分析，因而停留在表面，不可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分为婚姻研究和神话研究两部分。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一书中，他以莫斯的“女人的交换”为基础，把婚姻置于以女性为媒介的集团之间的交流中，探讨了它的基本形态。他指出“女人的交换”形态有两种，一种是“限定交换”，即莫斯所讲的女性在两个集团之间被交换的形态；另一种是“一般交换”，即女性按特定的方向在集团之间流动的形态。这种“一般交换”理论是受荷兰结构主义所谓“循环婚”的启发而提出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两种交换形式，就是婚姻的基本结构。其它所有婚姻体系，都是两种基本结构经过复杂的组合而形成的。
列维·斯特劳斯还以同样的方法去说明神话。在亲属结构的研究中他发现，亲属称谓体系（或者说符号体系）和态度体系之间有很大差别。所以他力图透过表面的符号体系去寻找真实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对不同文化的语言与神话相互类似、而且看来以一种相似方式构造出来这一点感兴趣，他企图证明，它们实际上就是以同样的方法构成的，即在众多的现存神话版本中有个“真实的”版本。他认为，同一个神话都有相同的神话结构，而神话结构又是由很多情节即神话素构成的。列维·斯特劳斯的各种分析是先有了一个结构分析原则，然后把材料安排到这个结构框架中去。这个框架就是最基本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与涂尔干、布朗以及莫斯一样都力图探究社会结构。但他认为，莫斯等人的所谓结构是基于实体分析的，抽象度很低，难以理论化，而他本人却赋有提出一种有理论武装并有高度抽象性的结构论的使命。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具有唯理主义和先验论倾向。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有的时候需要运用逻辑演绎，它可以赋予这种规律以绝对的特征”。他很欣赏康德的名言——“人为自然立法”，称自己的理论是“没有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因此，他把原始人的无意识结构视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涂尔干等人对社会结构的考察是立足于所谓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社会性事实”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却超越了这一观点，重新将“社会性事实”理解为“智力性事实”。他的这种结构主义方法所涉及的主要是模式、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三个概念。他认为，社会关系是一些经验的原材料，从这些原材料中形成了一些模式，然后通过这些模式理解社会结构。由于理解了社会结构，就抓住了社会关系的本质，认识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结构不能归结为一定社会中所描写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只是社会关系的模型，而社会关系则是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
遗憾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建立的结构主义理论并非是经得起推敲的理论，其致命弱点在于它所谓的“模型”经济是主观的任意假设，并不是对客观的社会关系内部结构的正确认识。可以说，他的唯理主义的、先验论的逻辑向我们揭示的既不是个别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也不是社会的客观结构，而且也并非是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的人类精神所具有的普遍特性，它仅仅揭示“列维·斯特劳斯式”的世界观。从性质上说，他的“结构分析”作为分析的方法，一旦脱离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就无法付诸应用。
正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的这种局限性，它因此招来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例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否认无意识的存在。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无意识心理结构是不可想象的。按照萨特的观点，结构主义过分贬抑了人这一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作用，它远离人的存在，甚至根本否认人的存在的基本条件——自由。他认为结构主义观点的错误在于把人变成静止的、不在时间中的客体，以一种纯粹形式的、客观的、无时间限制的方式与世界中的事物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结构主义人类学还有另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尼达姆。他也是从莫斯那里领略到了人类学从功能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折。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吸收了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转向对先验的无意识结构的研究，在此他便与列维·斯特劳斯分道扬镳了。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尼达姆忠实于以涂尔干和莫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精神，即重视“社会性事实”这一概念，而拒绝接受列维·斯特劳斯的理性优先社会事实的立场。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先验的无意识结构”的分析，那么尼达姆则重视在经验事实中寻找“后天的无意识结构”；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是从分析者方面抽取出来的，那么尼达姆的“结构”则是从被分析者方面抽取出来的。尼达姆所使用的方法是从对个别社会进行透彻的分析出发，探究该社会的整体结构。为此，他使用了大量民族志的资料，对社会事实做了实证性的研究，进行了结构分析。同时，他还探究了在人类精神中被视为普遍性的一些特征，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为自己提出而又没有深入分析的课题。
结构主义人类学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得以发挥光大，但同时也有走向尽头的危险。这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封闭的、终极的真理。值得庆幸的是，尼达姆的理论则是开放的，这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四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前，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长期被唯心主义所占领。无论是奥古斯特·孔德、H·斯宾塞， 还是马克斯·韦伯都免不了用唯心主义因素来解释不同社会现象。涂尔干也不例外，他虽然反对“猜测历史”、反对用心理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并且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作为它的理论出发点的重要概念，但从他对“集体意识”的起源的解释来看，他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概念的观点看来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的观点，但也仅仅是看来而已。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对于涂尔干来说，集体意识和集体概念则是具有第一性的意义。正因如此，得益于涂尔干的方法论而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也难免留下了唯心主义的烙印。以功能主义来说，它在强调“功能”的同时，忽视了社会意识对于推动社会存在变革的巨大反作用，它过分强调了社会的协调一致，以便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活生生的革命性相比，功能主义不免带有保守的性质。再以结构主义来说，其“猜测历史”的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的实质在于用个人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去构筑人类历史。
尽管如此，作为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网结，无论是功能主义人类学，还是结构主义人类学都为人类探索社会之谜、人类自身之谜作出了贡献。人类学自从摩尔根、泰勒等古典进化论者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已发展成一个拥有众多流派的学科。一代代人类学家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之中。他们不惜把整个人生投入到艰苦的野外调查、浩繁的文献整理之中。没有这种宝贵的献身精神，人类学是得不到发展的。然而，如同任何科学的发展一样，光有满腔的热情而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正确的方法的引导，那么人类学也不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布朗还是莫斯、列维·斯特劳斯，他们的研究多少都得益于涂尔干的方法论。然而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涂尔干的方法论圈子里，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对这一方法论进行了吸收和消化，最终超越了这一方法论，丰富了这一方法论。
标签：功能主义论文; 涂尔干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马林诺夫斯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布朗博士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神话论文; 人类学论文; 斯特劳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