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8年的文化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这是作者正在撰写的《毛泽东文艺评传》中的一章，以大量第一手的史料，披露了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在1958年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动“大跃进”的那些日子里，何以要各级领导干部“学点文学”，提倡“新民歌”和“两结合”的历史隐衷。其中许多细节鲜为人知，值得一读。
1958年，是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最多的一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会议年”。如果我们按日子排一下的话，这一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 1月上旬是杭州会议，1月中旬是南宁会议，1月底是最高国务会议，3 月是成都会议，4月初是汉口会议，4月底是广州会议，5 月是八大二次会议，8月是北戴河会议，11月是郑州会议，11月底、12 月上旬是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正是在这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推动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不可遏止地走向高潮。有意思的是，每个会议，毛泽东几乎都要印一些古典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发给大家读，讲话中他总是要引出一些文史故事。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表现他个人的兴趣和素养，而是与他当时提倡的大跃进运动的主题有一种“诗意的联系”。
“学点文学”与发动“大跃进”
1月间，在毛泽东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 有一条就是“学点文学”，党政干部为什么要学文学？当然不光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文艺工作，每个干部都去插手文艺工作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未必是件好事。更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而文学最能给人的是什么呢？是诗情，是想象，是敢于破除陈规、敢于超越现实局限的翅膀……这些，不正是大跃进运动最需要和最可贵的素质吗？
在毛泽东当时的感觉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精神状态。
当时，确有不少人跟不上毛泽东的大跃进思路。这些人中包括中央高层的领导。1月上旬的杭州会议上， 毛泽东对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十分欣赏，由此对周恩来等人发了一通脾气，说他们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干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发表了一篇充满冒进情绪的《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在中旬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拿着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甚至还流露出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总理职务的考虑。此后，周恩来、陈云在5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会后， 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请考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6月9日，中央为此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今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是总书记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写的，里面说：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为了加快建设步伐，毛泽东从各地的建设高潮中鼓起了更大的热情，又从文学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想象。许多人的认识跟不上是可想而知的。胡乔木曾说，1958年有一次他带着两个孩子在中南海散步，碰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并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一个应该叫理想，一个应该叫未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生动地讲到，大跃进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超英，一个叫赶美。
显然，立足实践的社会心态和他的诗人心态，在这期间相互孕育几至吻合无间。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对这年创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解释。且不说诗前有“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的述怀小序，诗成之后，又写了一个后记，说“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他之所以要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写完后记，当天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7月2日或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 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他又告诉胡乔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果然，这两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其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有误，表示不理解，认为我们坐在地球上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 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10月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很有些生气地解释：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按其圆周当约四万公里，恰合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又说：“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直到1964年翻译英文版《毛泽东诗词》出版时，他还专门就诗中“坐地”、“巡天”等句作了解释。
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形象思维呢？毛泽东认为是“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这样的思维惰性，在他看来显然也不适应大跃进。
关注“古典作家”与提倡“敢想敢干”
当年3月上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前夕，曾游览了杜甫草堂。 在杜诗版本展览室，他看完明、清和近代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这是“政治诗”。仔细翻阅了各种杜诗外文版本，特别借阅了杜甫草堂的各种版本的杜诗12部，108本。 在参观武侯祠时，他看了许多楹联，注意到一副最著名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要求把武侯祠的30多副楹联全部收集起来。
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是3月8日正式开始的，一直开到26日。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一批材料，其中包括《都江堰资料》、《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同时，他还亲自编选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都印发给了与会者。前一本集中包括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唐玄宗、王勃、张籍、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罗隐、李贺、温庭筠、韦庄、苏轼、陆游等16位诗人的作品70篇左右。后一本诗集中，包括杨基、李延兴、杨慎、黄夫人、皇甫汸、李攀龙、谢榛、谢遴、费密、吴骐、陈恭尹、黄幼藻等十几位诗人的作品20篇左右。据吴冷西回忆，会后，在出川的长江轮船上，毛泽东还同他和田家英谈起这两本诗选，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在那里老死，很是可惜。
在3月22日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有“张生与惠明”、 “收集民歌问题”、“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界的自卑感”等句，还有一段说：“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习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
口头讲话一开始他就说：《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与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而出，杀出重围，把信送出。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个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
又说：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
总之，讲“古典作家”，讲马克思和鲁迅，讲《西厢记》，讲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等等，主题就是一个：提倡敢想敢干的精神，而最有这种精神的人，恰恰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即人民群众，如《西厢记》普救寺里的那个烧火的杂役僧惠明之类。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如此；文艺如此，生活何尝不如此。于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桥梁，就这样若隐若显地架了起来；政治经济运作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也就开始消泯。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到民歌的时候，提出“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推举“英俊天才”与倡导“破除迷信”
5月，召开了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半个月的会议中， 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一个中心意思，就是要“破除迷信”，在思想方法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敢想、敢说、敢做，决不能妄自菲薄。有意思的是，讲破除迷信，同样连带着民歌，并且把它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联在一起来说的。仍是“三位一体”。
按毛泽东的意思，破除迷信，就是不要墨守陈规，不要信守教条，不要怕权威，不要怕教授，甚至不要怕马克思。而最有这种叛逆性格和挑战精神的，最有这种创造力量和发明智慧的是谁？他说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低的人。
在大会讲话中为了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一连讲述了29个例子。其中属于文艺方面，有汉赋大家33岁就病死了的贾谊，毛泽东说他十几岁被汉文帝找去，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治安策》，写了10篇作品；有“初唐四杰”之一、掉到海里淹死时才28岁的王勃；有“诗鬼”之称、死时才27岁的唐代诗人李贺；有23岁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现代作曲家聂耳。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毛泽东也举了不少，诸如《封神演义》中托塔李天王的儿子哪吒；传说12岁当了宰相的战国时期的人物甘罗；《隋唐演义》里那个14岁就成为大英雄的白袍小将罗成；还有《西厢记》里相府小姐崔莺莺的丫环红娘，毛泽东说她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奴婢，很公正很勇敢，她帮助张生做的事是违反“婚姻法”的，老夫人打她四十大板，可是她不屈服，反过来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这些都不是随便道来，事先都深思熟虑过的。在讲话前写的提纲里，他把这些人的名字都一一列在了上面。讲了，还觉言犹未尽。此后，又找来一本清代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认真圈读，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了1千字左右的批语， 考证了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间地点，认定此序是他在24岁至26岁期间作的，称赞说：
“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10万8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 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28岁的人，写了18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30几，王弼死时24，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7。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英俊天才”？因为：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青年人身上之所以有这些特点，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立身行事，他们的思维方式，常常是往前看的，常常是创造的，常常是面向未来的，也即常常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
最后，毛泽东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
这些批语，无疑是他对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的发挥。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这正是大跃进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而与这种精神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即需要破除的，就是妄自菲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奴才心理，和庸俗的低级趣味的自卑谦虚。于是，他在会上专门说了一通京剧《法门寺》里那个贾桂，因为主子让他坐下，而他却说自己站惯了。对这种奴才作风，毛泽东深恶痛绝，乃至喊出“打倒贾桂”。他反复提出要反对庸俗的谦虚，说：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来的，《儒林外史》里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
赞扬“新民歌”与提出“两结合”
破除迷信，大胆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毛泽东看来也是文艺创作所需要的，于是，他并非无所指地谈到了中国诗歌，说旧体诗当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难道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时代，还要跟在古人之风后面亦步亦趋吗？当然不是。他说：
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这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实际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这就比3 月成都会议说的写诗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更进了一步，从而正式为整个文艺创作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口号。
周扬在这次会上代表文艺界作了《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并公开发表于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实际上，关于民歌运动，在此之前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文章虽然是主要谈民歌，但对文艺界来说，感到最新鲜的是他第一次正式地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两结合”的论述并把它上升为“文艺方向”。
本来，毛泽东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放在一起来谈，从延安就开始了。第一次是1939年给“鲁艺”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里主要是从精神内容的角度说的，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既要表现民族抗日的现实内容，同时也不要忘了党的最高宗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内容。1945年在讨论“七大”政治报告的结论时，毛泽东也从斗争策略角度说到这个意思：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并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不过，没有作为创作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经典文献中说到创作方法，最初的明确表述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在修改《讲话》时，毛泽东虽然同意把“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当协助修改的人引用了苏联日丹洛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时，他很不高兴，全部删掉了。1953年周扬在起草第二次文代会报告时，考虑到斯大林、日丹洛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时间是30年代，晚于中国的五四新文艺运动，就没有明确说五四以来中国的进步文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毛泽东看后表示不同意，说这样写，给人一种感觉， 好像无产阶级文艺是从1942 年或1949年才开始的，其实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鲁迅。从这些过程中可知，在没有新提法之前，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颇为勉强，并且不愿意按苏联的定义去解释它。由此坚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提前到了五四运动，事实上无异于说它是无产阶级文艺。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陆定一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文艺家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说明中国文艺界对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开始了突破。其后，毛泽东不仅同意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进行讨论，而且在审阅周扬的一个讲话稿时，对其中提到“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的一段话后，又加上一句：“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这些都反复说明，毛泽东从来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必须让文艺家遵循的创作方法。在他本人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或文章中，也从来没有主动阐述过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大致可以说，当他在1 月间的南宁会议上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的时候，他就在考虑现实主义当中应该加进些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内容了。当他在3月间成都会议上大讲民歌， 说“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便水到渠成地要求“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了！最早透露这个说法的，是郭沫若在4月上半月的《文艺报》第7期上发表的一封就《蝶恋花·答李淑一》答该刊编者的信。他说，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5 月上半月出版的《文艺报》，便专门发表了一组题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人笔谈，所谈也主要是毛泽东诗词和大跃进民歌，而不是整个文艺领域创作方法的理论探讨。但是，5 月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在文学”上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又经周扬在《新民歌开辟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公开传达后，文艺界就往创作方法上来理解这个提法了，并把它简称为“两结合”，是“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奋斗方向”。继周扬文章之后，阐述“两结合”创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文章，便是郭沫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3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认为“两结合”是符合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无不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此后，文艺界发表许多文章来阐述这一创作方法，认为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结合之后形成的第三种创作方法。到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把“两结合”作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然而，被推崇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典型的大跃进民歌，其方法是浪漫的想象，其内容则是以当时理解的“共产主义精神”为核心。后来的文艺创作，事实上很少有被称为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作品。如今的文艺理论界和创作实践，已经淡忘了这个提法，甚至是不知不觉地放弃了这个提法，沟沟坎坎的文化山脉，似乎再一次显示了它自身走向的逻辑力量，无情地证实一个简单的道理：离开生活土壤的理论之树，很难长青！
“诗一样”的想像与“共产风”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结合”的真正重点在强调“革命的浪漫主义”。有的文章对此说得很明确：“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两结合”能“引导我们看出、写出共产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现实，看出、写出现实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趋向。”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情况正是如此。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构想，都是一派浪漫，一派想象，一派诗意，一派意气风发。
受到毛泽东表扬，高喊“乘风破浪”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很离奇的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竟然提出每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他的这个发言曾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7月1日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曾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民歌的搜集办法时说：每个人发三张纸，把你的民歌写出来，不会写，找别人写，找谁写呢？无非是找柯庆施写吧。他是个提倡文化教育，提倡乡办大学的人。
以诗情来推动大跃进，把未来社会诗意化，无疑成了当时的普遍心态。这是毛泽东乐于看到的景象。11月初，他批示印发《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并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这个像诗一样的材料，是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作的一个全县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分工业、农业、林渔牧业、共产主义新乐园、文教科卫福利、丰衣足食六个方面。每方面的结尾，都是一段顺口溜，用以描绘未来美景，共五十多句。其中关于未来的“新乐园”，是这样说的：“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关于“丰衣足食”，则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后来又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在“大跃进”中刮起的“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这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泛滥，也反映在文化生活中，曾出现了“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绘画，人人会唱歌”，“一个县出一个郭沫若，出一个梅兰芳”的文艺“大跃进”。《文艺报》还发表专栏文章《文艺放出卫星来》，文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大跃进”，提倡由学生们集团作战，把老教授们撇在一边。毛泽东对此赞赏不已。他在1958年9月初第15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说：大学教授中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不赢学生，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26人，苦战四昼夜，读了290 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迫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是不会进步的。然而，“大跃进”事过境迁之后，老教授们的学问又重新回到了毛泽东的视野。摆在他书架上的文学史著述，依然是游国恩等主持编写的那一套，还有刘大杰编写的。可惜，对于这一切，当时在“破除迷信”的口号声中，被当作“白旗”来拔掉的老先生们无缘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