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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05）04—0062—04
社会保障制度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总称[1]
(P11)，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伦理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性手段，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制度安排，有些内容还能够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面，从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而言也是如此。可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伦理性的社会安全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它是一种公私利益的观念集合。社会保障权力主体和社会保障对象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它们面对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选择时会产生冲突，双方伦理道德的选择就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这时，摒弃特殊利益和个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对双方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其次，它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的集合。由于公共利益至上的本质规定，作为权力主体的公务人员只有履行了应尽的义务，社会保障对象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权力主体必须以义务为本位，履行公共职责。而社会保障对象要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也必须先履行应尽的义务，如缴纳社会保障费，以及在享受社会保险时的如实告知等义务。再次，它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集合。从伦理层面讲，制度的安排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相协调。公平与效率作为理念，不仅贯穿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始终，而且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内容上力求充分展现的层面。效率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伦理原则，社会公平则是效率的核心价值。最后，它是一种特定的伦理性的管理文化。社会保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制度本身会产生一定的伦理价值，而社会保障主体也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积累，久而久之，这些伦理价值和道德积累会形成一定的伦理风尚，并在实践中不断锤炼成特有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特定的心理定势、文化积淀和潜移默化所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伦理传统的集合体。
一、社会保障制度反映伦理的特质
1.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具有伦理色彩
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扶危济困的道德力量发扬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为了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符合人道的标准，使现实社会更加人性化而进行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无论是宗教团体或官方或民间的慈善活动，都含有乐善好施的慈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影子。社会保障就其本质来说，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需要某种特殊帮助者提供物质和货币保护，这就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国家最初的残忍，到现代社会日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从有限的慈善活动与济贫事业，到现代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它所揭示的并非只是制度的变迁，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不断发展[1](P242)。可以说，伦理道德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前提之一。
2.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体现人道精神
社会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人道精神。这个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失业者、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者等。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生、老、病、死等问题，也难免会碰到疾病、伤残和自然灾害等不幸事件。而以公平和效率为根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由于人先天的智力、体力、家庭等客观条件的不同，必然带来优胜劣汰，甚至导致贫富差距。竞争中的失败者、失业者因失去收入而陷入贫困和生存危机。目前，这一弱势群体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存在的，也是最需要关怀和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为这个弱势群体提供人道精神的基本生活保障，使遭到不幸、遇到困难的人渡过难关，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3.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体现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
社会保障的内容主要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的扶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障的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就保险业而言，目前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这三种保险是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承担资金，对劳动者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风险实行强制性投保。另外，我国的保险还包括各种商业保险，如财产保险、“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投保的人很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每个投保人都遇到疾病、失业、工伤等风险，因此，这些保险大都体现互济的特点，即由多数人“共济”少数人的损失和风险。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这些社会保障项目是国家和社会对不同类型的人所给予的物质上的支持和抚慰。它们的资金来源一是国家财政，二是个人捐助，基础都是承认他人需要和利益的合法性，是对他人感情和思想上的理解、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从社会心理基础和动力机制来说，这是一种道德同情，前者属社会道德同情，后者属个体道德同情。正是社会保障这种人道性、互济性、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利益调解机制，营造了全社会的道德氛围。同时，也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使市场经济中的效率和公平矛盾、贫富差距矛盾得到缓解，促进社会公平和安定团结。
二、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制度伦理的发展成果
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2]。任何制度都要以一定的价值认识、 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为前提，都要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底蕴，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例外。社会保障制度尤其需要制度伦理的支撑，具体地说，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必然结果，它无处不以一定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价值为圭臬，因此必须经过受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人的伦理精神的关照。它不仅需要以其有效性来证明它自身，也同样需要以其道德伦理的正当合理性来证明自己，从而使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制和选择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和普遍有效的社会合法性。
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与制度伦理本身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前者是制度伦理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与后者有着亲缘关系，二者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特点虽有异处而又义理相通。基于此，制度伦理为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提供伦理依据，而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则是制度伦理发展的重要成果。具体来说，一方面，制度伦理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欲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正义、效率和稳定（秩序）是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制度伦理的研究主题就在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过程是如何体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三大价值目标。而这三大目标正是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所追求和力求实现的。在这一层面上，制度伦理是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标志的当代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使得社会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为现代社会伦理文化的合理期待和现实课题。而制度伦理研究的兴起又成为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研究的先兆。它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成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伦理审视的伦理依据。与此同时，作为制度伦理的一个分支，对社会保障制度伦理层面的研究也促进了制度伦理学的蓬勃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与伦理道德互动发展
1.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
一方面，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不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3](P251)。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与人类其他制度形式一样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思想除了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外，还包括道德思想。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伦理道德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首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因此，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也就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在社会竞争中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的公平。其次，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扶弱济贫、友谊互助道德观念，产生了作为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英国的《济贫法》和“友谊社”，而后各国相继建立起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个体同情和社会同情。可见，没有伦理道德的支持也就不会有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伦理道德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早已上升到法律层面，个人捐献作为社会保障活动的主要财政来源也已经被国家税收或强制性征缴保险费所取代。社会保障制度也由国家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但是任何一项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都不能忽视道德因素的作用，因为只有得到普遍的道德赞扬和道德认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才能被社会群体所接受，比较容易实施，否则恰恰相反。而社会保障制度正是获得了社会普遍的道德赞扬和道德认同，因此得到了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又是由在一定道德观念支配下的社会群体来实施的，社会群体的道德状况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外在环境，成为它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
2.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伦理道德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推动个人伦理道德的发展。仁爱道德和扶危济困的精神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强调人应当爱护自己的同类，同情人、帮助人。社会保障制度内在本质也是一种互济互助。推动个人伦理道德的发展，加强自我保障意识建设，是社会保障的基础性思想道德建设。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由政府包揽了全部社会保障义务。这种“大锅饭”制度使职工只有“等、靠、要”的惰性思想，而没有自己的道德责任，缺乏自保意识。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强调劳动者应当对自己负责，积极交纳社会保障金，为年老以及万一出现的灾难、风险储备解困资金。这就在强调政府、社会的责任时，把个人责任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使道德责任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刻，这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责任意识，促进个人责任道德的发展。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社会保障制度以一种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公平的制度形式出现，坚持一视同仁，所有人不分性别、年龄、等级在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方面是平等的，这就使人们在享受社会保障公平权益的同时，也受到公平道德的教育，促进了公平道德的发展；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最具人道主义的事业，突破了以往慈善活动的局限，使其空间更为广泛、时间更为持久、形式更为多样。除了捐献钱物之外，还包括捐献身体器官、无偿献血、提供法律帮助、智力服务等。这些行善活动不仅对行善者和接受者，而且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一种道德教育，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人道主义的发展，促进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
四、正义是社会保障制度伦理意蕴的核心
正义是公共行政伦理的首要原则，一项体现正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即社会的公平、公正、合理。政治的产生起源于公正分配利益的需要，凡是与政治相关的制度建设都必须将“正义”作为首选的评价标准，因此，它也被看作是制度安排的主要原则[4]。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P1)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义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并辐射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的经济结构所派生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正义的制度在特定历史阶段是符合人性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分配正义的延伸，在其创新和完善的过程中要把正义原则作为首要原则。
所谓正义就是对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公平分配或安排，以及与此种分配或安排相适应的道义品质。这一定义兼顾了个人正义和制度正义，或者说兼顾了作为“个人美德品质”的正义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正义。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正义既包括个人正义，也包括制度正义。个人的正义表现为社会保障主体具体行动的正义，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个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表现为个人的品质，这是一种合乎道德的品质。也就是说，社会保障主体的正义，是出于正义信念和始终不渝的意志而表现出来的一贯品质。表现在：虽然有较大的权力和机会但不去侵占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如社会保障部门的领导者不挪用社会保障金；不钻制度的空子，不利用制度所留有的空隙为自己谋取好处，如社会保险中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骗取保险金。一句话，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凡正义的个人都会出于理智和品性（而不只是因惧怕惩罚）而承认社会保障制度的约束力。
社会保障的制度正义的基本要求是对所有相关的人一视同仁，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这正如罗尔斯提出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附属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3](P60)。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的核心是把社会基本价值看作是一种基本善，并要求平等地分配这些基本善。按照罗尔斯的说法，设计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平等。就当今社会而言，能否实现社会正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的正义就是力求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在公民中的公平分配，个人具有奉公守法的品质。因此，必须加快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各种利益主体权利与义务不对称以及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创建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保障环境。
收稿日期：200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