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经营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俗称“徽帮”，又称“新安商人”。这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曾雄踞华夏商界达三百年之久。虽然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但其在营商活动中所秉承的诚信、仁义的理念和独有的文化底蕴，仍值得当今的企业决策者借鉴。
一、艰苦创业的“徽骆驼”
徽商的另一个称谓为“徽骆驼”，主要原因是，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主,其次是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副手和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
老马识途，“徽骆驼”更要认路，由此形成了徽商对外部经营环境信息的强烈关注。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他们奔走于各地。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信息是无法进行的。这些信息以及自己多年积累编纂成的商旅路程图书成为经商行路的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时人评价说：“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徽商在经营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盗贼等自然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情和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往不胜。
称之为“徽骆驼”的另一个原因是，以喻其创业之艰辛。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亏折、赔本，当然是从商难免的“功课”，.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徽州人多是因生计所迫经商，“以为糊口之谋”。但他们大多有一种“自立”的心理期望：即人生在世，“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而要致富就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们在兴家立业中，莫不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还有那些当学徒、佣工、伙计出身的商人，在“习业”时，“平日并无作辍”，受尽了店主的折磨。就连大盐商鲍润直在最初“习贾”时，也是做了多年的学徒。后来，才独自经营而起家的。创业的艰辛，成就了徽商的勇敢进取精神。闯荡商海，并非平湖荡舟，常年奔走在外的徽商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到种种磨难：诸如商场的无情、商旅的险恶以及情感的折磨等等。但绝大多数的徽商都能在逆境中奋起，愈挫弥坚，百折不回，万难不屈，体现了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因此，世人称道：徽州的商事风俗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犹未厌”。每一个成功的徽州商人几乎都有一本艰苦创业史。如明成化正德年间，休宁商人查岩振一生经商，奔走于岭南塞北，饱受寒暑之苦；往返于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可谓吃尽了经商之苦。但查氏不避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商。徽商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作顽强斗争，而且还同商场上的惊涛骇浪英勇拼搏，涌现出了一大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
二、讲诚信仁义的儒商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也是“徽文化”的根基。从区域文化特征上看，徽州是明清两代主流文化——以儒学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发源地，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一代徽商精英创业、创新的指导思想。“儒商”是徽商的主要特征，徽商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风俗的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公认、自愿遵守的商业行为规范和商业文化模式。
1.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道德说教教化百姓。深受儒风熏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遵循儒家文化传统又非常精明的徽商，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并且留下了不少的记录。《古歙岩镇东堪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记载这样一段：“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歙县岩镇出了不少商人，吴南坡是其中的一位。他有自己的经商格言，那就是“人宁贸诈，吾宁贸信”。凭着这个信条，他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都抢着购买。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人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不义之财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所以在苏州很有点名气。由于他经营有道，他的店名已经成为一个金字招牌。当他晚年不再经商后，有人要以重金买他的店名，他却拒绝了。他的道理是：你如果诚实，就可以赢得顾客，何必借我的店名？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这种想法和行为已经不诚实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徽商讲信用，在典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典业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债权手段的，当债务人提供质押物时，就必然要考虑当铺的信用是否可靠。相对于其他商帮来讲，徽州典商一般采取低利息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信用度，如明朝后期，在南京开当铺的约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人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民”。徽州典商通过薄利经营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使得“人情最不喜福建”，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徽州典商中守信不渝者占多数，他们能严格遵守贷借的信用，如关于清代婺源商毕周通，能在“人无知者”的情况下，将已病故的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其子，反映了徽州典商能够自觉遵守信约的良好品德。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看作经商策略的记载。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还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在这里，他是用“义利”的概念来阐发其观点的。
2.以和为贵的处事态度。“和为贵”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徽商好儒，深受儒学所倡导“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学说的浸润，深谙为和之道，并用之指导自己的经商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谐精神。徽商的和谐精神，首先表现在一个个商业团体之中。徽州最重宗法，举族经商的现象十分普通，一个商业团体往往就是一家人或同族人。在人数众多的商业团体中，徽州商人一般都十分重视按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选拔商业人才；遵循知人善任、因材器使、用人不疑的用人原则，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促使各人各尽其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才能。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开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都聘有专门经理从事管理，在具体经营活动上，经理不受雇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许翁自己则长年憩居乡间。因上下同心，配合默契，典肆生意非常兴隆。徽商的和谐理念也表现在整个商帮内部。徽州商帮多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发展而成的。徽州商人经商在外，一般都是依靠商帮作为后盾，同舟共济，以众帮众，以商帮的整体力量雄居商界。众多的徽商慷慨解囊、共同襄助在各地建立林林总总的会馆、公所，藉此联络乡谊，声应气求，从而增强了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光大了互相帮助的和谐理念。
3.仁者爱人的公益精神。徽商致富之后，不忘回报社会，积极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举凡建义仓、修水利、筑道路、兴学校等等，无不在其捐助范围之内。在徽商的各种捐助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明清时期每逢某地发生灾荒，经商于该地的徽商大都能迅速响应当地官府的倡议，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捐助与赈济活动之中。嘉靖九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立即“输粟五百石助赈”，使灾荒得以缓解。崇祯十三年，歙县粮商吴民仰运载千石小麦途经上海时，正值该县发生饥馑，他“见之恻然，尽以舟麦散饥人，人各一斗”。徽商还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芜湖凤林、麻浦二圩有田数十万亩，道光十年发生大水后，歙县商人许仁倡捐巨万，用于修堤筑堰，进行灾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徽商这种牺牲暂时利益造福社会的义举，赢得了社会和灾民的普遍信赖和爱戴，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微商运营的制度保证
在经营活动中，徽商不仅秉承了儒家的信条，也从实践中总结运用了与现代管理思想相一致的运营制度。
从内部治理上，从明朝中期开始，一些徽州籍的行商坐贾，针对经营范围广泛、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难以对每处店铺进行直接管理的情况，设立了严密的管理体系，控制资本运营。在整个管理体系中，从业人员大致分为四等，即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或雇工等。徽商牢牢地控制住资本的所有权，把经营权交给代理人。代理人在其授权范围内经营支配资产，无权对盈利进行任意分配。这种具有两权分离特征的治理结构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特点，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而副手对其他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代理人、掌计等人的不轨行为，保证了委托人的资产不会任意流失，起到了资产保全的作用。除此之外，徽商还在企业管理中渗透宗族因素，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徽商对企业的管理形成一个和谐的系统，从体制上保证了徽商事业的顺利发展。
徽州商人无论是进行合伙股份式的经营还是进行承揽式的经营，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在合同签订的具体文书中，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入股者或承揽人的特定权利和义务，这种将口头议定的结果用书面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方式，无疑是要求签订合同的各方承诺商业信用。这在当时没有或者是少有市场经济有关法制的保障下，商业合同的订立与执行的保证，主要取决于对有关道德原则的遵循，这就要求必须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徽商的巨贾大家，之所以子孙承继而不衰，正是他们的家法与商规起了支柱其间的作用。这些家法与商规，贯穿着徽商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观念的继承和认同。
从产品本身讲，徽商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以优质服务去争取广大顾客。他们总是想顾客之所想，努力使顾客满意。经营外销茶的徽州茶商为了确保商品的质量，从毛茶的收购、茶叶加工，到最后的成品包装，都十分下工夫。茶商在收购茶农的毛茶时十分看重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即拒绝收购。徽州茶商还总结出一整套鉴别毛茶真伪的方法，并著成文字，示之经办人员，以防毛茶中掺假或杂以劣质的茶梗、茶子、茶朴等。将好的毛茶收购上来之后，再将毛茶送入茶栈加工精制。当时徽州所产的珠茶、熙春、雨前等绿茶都是畅销海外的名茶，这些徽茶品种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从毛茶进号到出成品茶，一般都要经过焙、筛、扇、拣等工序，而且茶商对每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和规定。茶叶加工好之后，再“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精心包装完毕。这种精制的徽茶“远销上海，去路大旺”；运往外洋，也是“获利殊巨”。同时，徽州茶商还注意根据国外消费者的口味，不断改进生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