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何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自主创新论文,中国论文,何为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间，以及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乃至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之间正在展开着一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争论。① 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究竟是走依靠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还是走依靠自主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很显然，要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科学的解答，不导入经济福利分析可能是无解的。为此，本文试图引入收入分配的概念，通过福利分析来使人们弄清楚中国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来发展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才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一、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区别与联系
在对外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大致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就是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从一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寻找由本国供应量最为充足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这两种不同的国际竞争方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只有搞清楚了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对中国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做出准确的回答和选择。
比较优势与自主创新的区别大致可以概述如下：
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第一个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不改变现有禀赋结构② 的基础上，发挥本国充足要素的成本优势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后者则是通过技术创新在改变本国禀赋结构的技术上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据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两者归结为成本竞争与技术竞争之间的区别。
两者间的第二个区别在于：从现有要素禀赋出发的比较优势竞争属于直接生产模式。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有什么要素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那么它就应当在国际分工中做本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素密集投入的产品。一般而言，一个劳动力要素特别丰裕的国家参与国际劳动要素密集产品的生产是有竞争力的，从而是可以获得比较优势的；而一个资本或者知识要素丰裕的国家参与国际资本密集或者知识要素密集产品的生产是有竞争力的。与此相反，自主创新竞争则具有迂回生产③ 的性质。这是因为，一个原有技术竞争力相对较差的国家，为了参与国际自主技术创新竞争，就必须首先对创新进行投入。只有在技术创新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才能改变既定的国际分工模式，最终参与到国际技术竞争的分工模式中去。因此，比较优势竞争是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要素直接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一种国际竞争方法，而自主创新竞争则是一种先把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然后再把技术作为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国际竞争方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竞争方式的第三个区别：由于比较优势竞争是一种直接的生产过程，因而其生产函数具有线性特征；由于自主创新竞争是一种迂回的生产过程，因而其生产函数具有非线性特征。不仅如此，作为迂回生产之第一个阶段的技术创新过程本身也是非线性的，因为技术创新所面对的风险与生产过程所面对的风险不同。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通常是十进位制④ 的，而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则大多具有二进位制的特征，即技术创新的结果要么是成功，要么就是失败。
这样，我们又可以得到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两者之间更进一步的区别：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自主创新竞争不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成本，而且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因为迂回而产生的时间等待）；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自主创新竞争不仅需要投入更高的成本（包括资金和时间），而且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特别是当我们把由于时间等待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引进我们所作的比较分析中，那么我们还可以发现，自主创新竞争不仅会面临创新成功与否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还会遇到迂回生产过程中因为时间因素而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指出比较优势竞争与自主创新竞争两者间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区别：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因为自主创新竞争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并且还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风险，所以一个国家要走自主创新的竞争之路，便需要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同时也是更加高级的社会结构与组织系统来予以支持。或者换句话说，自主创新竞争模式其实是一种将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融为一体，并且需要通过不断的变革将这些因素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动态演进过程。正因为如此，就产生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低收入国家难以走上自主创新竞争道路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发展中低收入国家缺乏由比较优势竞争转向自主创新竞争所必需的上述各种基本的经济与社会要素。
至于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之间的联系，主要发生在动态过程中。假如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在国际竞争中任何比较优势最终都会趋于消失的。因为从长期来看，一国的禀赋结构（也就是供给结构或者生产函数）会发生变化，而且外部世界的需求结构（也就是消费函数）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一个最初是以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国家为例来说明这样的演变过程。最初该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根据比较优势竞争法则，选择生产劳动要素密集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来的是人口的减少与工资率的提高。我们再假定国际贸易的所得与福利分配是对称的，那么当该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与之发生贸易关系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这又会导致世界其他国家需求结构的变化，即相对减少对现有消费品的购买，增加对新型消费品的采购。当我们把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组合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该国的贸易条件⑤ 将趋于恶化，即生产成本由于国内工资率的上升而提高了，出口价格则因为外部需求的相对减少而下降了，结果其原有的比较优势就会因为其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荡然无存。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国要保持贸易和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或者是通过创新活动的常规化直接转向自主创新竞争。因此，关于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的联系实际上是一种静态和动态的关系，即自主创新是对比较优势的动态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动态的调整过程事实上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渐进式的，其方法就是“干中学”；⑥ 第二种是激进式的，其方法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⑦ 这两种调整方法的差异既与成本有关，也与收益有关。毫无疑问，“干中学”的投入成本和调整成本都要比“毁灭性”创造低得多。但是，“毁灭性”创造一旦成功，其收益将会比前者高得多，当然，正因为其收益高，所以这种调整产生的风险也就要比前者大得多。
二、比较优势竞争与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成功的比较优势竞争和自主创新竞争都可以导致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在导致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的同时，它们对就业，从而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
1.比较优势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当一个国家能够借助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时，就会产生以下几种经济效应：
第一，通过出口本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进口本国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而获得比较利益。产生这种比较利益的源泉就是：一方面，本国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外国较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另一方面，本国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外国，但是却可以按照国际较低的价格购买。由此而发生的贵卖（出口）贱买（进口）活动（即国际贸易），也就是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效应（其结果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得本国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也不改变本国要素禀赋结构，只需对进出口商品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的条件下即可实现收入的增加。
第二，比较优势竞争的规则是一国应当用本国存量最为丰裕，从而成本最低，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的产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获得上面所说的比较利益，即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增加本国那种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收入。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分工而增加的需要本国那种丰裕要素投入的产品的生产可以实现该要素的充分就业，并且使得它逐步成为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导致其价格的上升，比如当这种丰裕要素是劳动力时，那么工资就会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就会趋于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由该要素生产的产品的在国际社会“贵卖”的套利机会，那么这种要素的价格及其所有者的收入也将比没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时候要更高。
第三，从长期来看，当一国有能力把借助于比较优势竞争而获得的比较利益用于资本积累，那么即使没有技术进步，经济也会发生增长，因此结果就会像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分工、积累和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2.自主创新竞争的增长与福利效应
与比较优势竞争一样，自主创新竞争也可以带来一个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个国家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首先可以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在其他条件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成本的下降，而成本下降则会导致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本国所面对的贸易条件不变时，出口成本的下降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会导致本国贸易所得的增加。
自主创新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与比较优势竞争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在机理上则很不相同。除了人们可以用增加的收入进行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之外，考虑到自主创新竞争是一种迂回的生产过程，所以一国在选择自主创新模式时，必定会造就一个规模可观的、广义的“中间品部门”，这个规模可观的中间品部门可以包括教育、研发等狭义的中间品生产领域，这些部门与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生增长。⑧
自主创新竞争与比较优势竞争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收入分配效应的差别。我们已经知道，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贵卖）来增加本国的收入的，而价格的提高是有利于本国生产出口商品时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的，其结果将是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假如这种被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劳动力，那么工资就将增长，除非存在失业或潜在的过剩劳动。但是，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的，随着新技术被导入生产过程，除非这种新技术是“中性”⑨ 的，那么就一定会导致生产过程中劳动要素日益被知识要素或者资本要素所替代的现象。毫无疑问，伴随着这种现象而来的将是劳动要素的相对过剩和知识与资本要素的相对稀缺，于是，在经济增长、贸易所得增加的同时却有可能发生劳动者日益贫困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已经在技术进步很快的日本，甚至在美国也发生了，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即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程度不同地发生了拥有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力和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而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则相对、乃至绝对下降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一旦发生，那么它在短期内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在长期内则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因为当数量最多的一般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下降之势时，经济增长最终就将因为消费不足而陷于停滞。
3.几点结论
第一，比较优势竞争是通过增加丰裕要素的就业和提高其价格来增加该丰裕要素的收入的，除非贸易条件因为使用该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过剩而出现逆转，比较优势竞争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对收入公平分配都是有利的。
第二，自主创新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来增加贸易所得的，并且是通过导入一个广义的中间品生产部门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非技术创新对于要素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是中性的（既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资本和知识要素，也不特别偏向于过多地使用劳动要素），否则，自主创新竞争就极有可能在导致贸易收入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恶化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并由此而引起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因此，不仅是外延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即使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也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会陷入衰退。
第三，据此，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究竟是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模式好还是选择自主创新模式好并没有一个唯一的解，关键是要看贸易条件的变化和自主创新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所以目前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究竟是参与比较优势竞争好还是自主创新竞争好的争论是有偏颇的，它很可能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引向歧路。
三、中国的选择
在讨论中国的选择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正是在一些基本事实上的错误解读，使得目前的争论失去了科学性，并有可能蜕变成为一场不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且还极有可能导致中国未来选择的错误。
许多主张中国应当立即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经常会以拉美和东亚缺乏自主创新而导致增长危机为例，来证明中国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导致拉美经济增长危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而恰恰是因为其过早地摒弃了比较优势竞争模式，错误地选择了旨在退出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并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国际举债走向带有自给自足的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结果因为自主创新能力过低，产品缺乏竞争力而使得企业无法盈利，微观上的失利最终导致宏观上因政府所借入的大量外债无法如期归还而引发的债务危机。在多次这样的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国家中除了因为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继续推行比较优势竞争模式的墨西哥幸免于难之外，其他国家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做出如此错误选择的恰恰不是市场和企业，而是一个极端官僚主义的政府。
至于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危机，国际社会早已把它定义为金融危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亚国家过早地开放了金融市场，从而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机会。假如一定要像克鲁格曼一样，把东亚的金融危机归结为创新不足⑩，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场危机也波及了在亚洲国家中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强的韩国（从统计数据来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前的1996年，尽管印尼和泰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确实很低，前者为0.85％，后者为0.24％，但是韩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与德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为2.53％，而且无论是韩国还是印尼，它们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量都要远远超过拉美国家）。所以，从事实来看，东亚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不够审慎的金融开放所造成的。因为金融过早地走向自由化，结果由于货币和金融因素的干扰而使得贸易条件迅速恶化。其主要的机理就是资本过度流入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剩的货币供给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便开始大量进入衍生金融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工资成本的增加和土地等商务费用的上升，结果使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尽失，投资的收益预期即刻逆转，于是大量资本开始外逃，本币迅速贬值，终于触发了导致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的东亚金融危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简单地讲，就是我们必须善待和珍惜“比较优势”，千万不要在一国的贸易条件尚未恶化、国家创新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轻易地摒弃“比较优势竞争模式”。
当然，我们决不否认自主创新能力在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构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保证。当一个国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低效率使用。
不仅如此，当一国的比较优势还足够大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开展自主创新，反而有可能造成过度创新的消极后果。这里的逻辑可以简单叙述如下：有效的创新总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将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要素价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别是被创新所替代的劳动要素收入的下降，这时，即使不发生整个国民经济的贫困增长，至少也会发生劳动相对贫困的增长。当然，可以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自主创新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并且该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然而问题恰好就在于：既然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比较优势竞争就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通过迂回的自主创新生产方式，去追求一种具有极大风险的创新收益，并且还会导致劳动受损的竞争战略或增长模式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此节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国际竞争模式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呢？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首先就需要给出可供中国进行选择的约束条件（即我们进行选择时所必须面对的初始条件）。对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从要素禀赋看，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非常密集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期末人数仅为1亿1千1百多万人，而中国拥有的劳动人口可能高达 7亿人左右，中国的农村绝对吸纳不了余下的6亿左右的劳动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存在着大量被闲置的过剩劳动。
第二，中国的人力资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万人中的工程师数量，中国为633人、阿根廷为715人、韩国为2979人、日本为5085人、德国为3222人、美国为4526人。（11） 在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包含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典型国家）工程师人数相对比例最低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飞快，但是毕业人数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毕业人数至少从相对比例上来讲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当教育投入不足时，工科生的供给数量必然会下降）。
第三，中国技术创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在绝对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多研发人员的中国，在技术创新中的效果并不显著。不仅在创新的总量上要少于美、德、日、韩，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在美国和日本等国，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则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组织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国家的私人部门与政府和非居民组织的创新比率大致为：中国0.286、美国1.081、日本3.219。（12） 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自主创新效率很低的国家。这是因为，私人部门不仅面对较硬的预算约束，而且其创新取向总是面向市场竞争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财政支持的公共机构的创新不仅存在众所周知的预算软约束（13） 问题，而且在创新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忽略市场的倾向，因而就难免创新低效率现象的发生。
第四，中国不仅是一个技术创新效率较低的国家，而且也是一个创新体系很不健全的国家。中国有着为数不少的科学家，但是中国缺少工程师，结果中国很多的发明创造很难通过工程师之手完成从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到企业商业性开发的转变过程。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把“产、学、研”组合在一起的国家创新体系和组织构架，中国的自主创新明显地处在一种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相互独立的“二元结构”之中。
第五，就创新是一种社会综合性的活动而言，中国的自主创新活动还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一种能够真正承担创新风险的融资体系，即通常所说的“风险融资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风险融资”的关键性要素就是“私募”，因为风险资金的来源只有“私募”才具有较硬的约束，才能真正辨别和承担风险责任。由于中国对具有“私募”性质的投融资活动采取极为严格的管制措施，所以也就使得中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很难获得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于是，在中国就会经常发生有发明而无开发跟进的尴尬现象。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对于中国应当在国际竞争中选择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加以回答了。中国首先应当继续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和竞争策略，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创建一个能够在将来有效发挥作用的国家创新体系。假如不是这样，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而导致国内普通劳动者失业的增加，以及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与我们目前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过早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刻意地追求高技术的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城市中无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而且还将使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中国农民永远失去走向工业和城市的机会，从而导致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的固化。然而，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是不可能走向和谐和繁荣的，至少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在中国当前自主创新体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推行自主创新竞争策略，很可能导致创新活动本身的低效率，从而产生极高的机会成本（与比较优势竞争相比）。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把比较优势竞争置于优先的地位，并且不失时机地对国家创新体系加以改革，应当是中国当前比较明智的选择。至于什么时候需要对现行的竞争模式加以调整，那么就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视中国的贸易条件与创新体系的发展状况而定。
曾经有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讥笑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是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商业目标的企业怎么会放着便宜的劳动要素不用，而去购买价格昂贵，且使用成本也很高，在大多数场合还找不到匹配要素的“先进技术”呢？假如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只有让中国当前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不再过剩，他们才会最终变得不廉价。从这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任何政府试图以强制手段“命令”企业搞自主创新的做法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因为企业需要利润，在企业背后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者，只要企业选择比较优势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大于选择自主创新竞争所能获得的收益，那么任何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除非政府不想要市场经济。所以，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政府可以参与自主创新，但是政府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要承担的职能与企业所要承担的职能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它们在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创新时所依据的准则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政府利用财政支出进行的创新活动与企业使用投资者的资金进行的创新活动混淆在一起，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决策错误。
注释：
①例如，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论争，代表着经济理论界两种观点的对峙。经济界一些学者与科技界人士的政策辩论，集中在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上。经济专家一般主张利用比较优势，科技专家则强调自主创新。
②经济学中，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指的是该国所拥有的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随着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一国拥有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本）也成为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内容。
③相对于直接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使用资本进行的生产被称为迂回生产方式。迂回生产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例如，原始人早就知道，在捕鱼时，不是简单地直接用手去捞，而是先结网和造船，然后再用船和网捕到更多的鱼。他们在捕鱼这种生产活动中不是直奔目的，而是迂回前进：为了捕鱼而先积累船和网这类资本，之后再用它们达到目的。在现代社会里，将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科研，以实现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可以看作是进一步的迂回生产。
④从数学上讲，十进位制代表一种连续的过程，在0和9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而二进位制代表一种离散的过程，只有0或1两种状态。一般生产风险可能导致从高额利润到巨额亏损之间的多种结果，而创新风险的结果只有成功或失败。
⑤贸易条件指一国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比率升高时每单位出口可以换回更多的进口，称为贸易条件改善，比率下降时则称为贸易条件恶化。
⑥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指由于生产过程中经验积累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它会给现有的生产者带来优势，而不利于新的进入者。
⑦毁灭性创造（creative destruction）指由于生产中发生巨大的技术进步，导致现有资本的价值降低，甚至变得经济上毫无价值。这使现有资本的拥有者遭受到毁灭性打击，同时启动了生产力的新一轮变革。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人力资本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
⑧内生增长指长期增长率由经济系统内部机制决定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反，外生增长指长期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给定的技术进步等经济系统外部的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两种情况下，都可以通过扩大国民收入中储蓄和投资的比例来提高短期增长率。但外生增长时这种提高是暂时的，增长率会逐渐回落到外生决定的水平。内生增长时，长期的增长水平能得到提高。
⑨当技术进步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以同样比例提高时，称为希克斯中性（Hicks-neutral）技术进步。当技术进步偏向于提高劳动要素的效率时，称为哈罗德中性（Harrod-neutral）技术进步。
⑩克鲁格曼于1994年在其文章《亚洲奇迹的迷思》中指出，由于创新不足，亚洲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全员要素生产率的相应进步。东亚金融危机后，他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11）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
（12）以上数据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计算而得。
（13）预算软约束指对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支出限制被其经营管理者认为如果违反了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国有企业的亏损可以归咎于承担了社会责任，从而由国家补贴。相反地，预算硬约束指一旦发生亏损或达不到预定的盈利水平，就会导致企业倒闭或经理人解职等严重后果。
标签：贸易条件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风险成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国际竞争力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