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关系与东亚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东亚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3—0020—07
东亚安全，即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环境，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美国、日本乃至亚太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处理好中美日关系是实现东亚安全的关键。然而，中美日之间，特别是中日、中国与美日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利益性和历史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影响了中美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从而使东亚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因此，处理与协调好中美日之间的三大矛盾，避免矛盾失调导致冲突，就成为实现东亚安全的关键之举。中美日之间，表面上是以中国为一方，以美日同盟为另一方进行角逐，实际上三方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美日利益并非完全一致，有些问题存在分歧，美国可以积极发挥对日本的制约作用，这有利于保持东亚战略均衡，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一
在东亚，中美日之间结构性矛盾由来已久。其形成与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经济利益的原因，也有政治、安全的因素；既有国际大环境、世界格局变迁的原因，也有中美日自身力量对比消长的因素。
从历史上看，中美日之间结构性矛盾是伴随着美、日的崛起和扩张而产生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崛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同时它也开始大规模对外侵略扩张。这一方面挑起中日冲突，另一方面加剧了美日矛盾。此后，由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中日、美日关系严重恶化，陷入全面战争状态。而中美则因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益而结成同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使中美日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扶持日本。而日本为了逃避制裁，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尽快“复兴”，也愿意把美国当作靠山。这样，美日很快结成政治、军事同盟。由于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敌视并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致使中美无法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美处于战争状态。此后，中国与美日之间长期处于相互隔离、相互敌视之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牵制苏联的需要，促使中美接近。1972年2月， 尼克松总统访华。从此，中美日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东亚局势基本稳定。这说明，结构性矛盾并不是不可以协调，只要各方都有合作的愿望，并能找到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作为合作的基础，就能求同存异，建立并发展良好的关系，从而为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有益贡献。
然而，冷战结束后，中美日关系出现新的变数，其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再次凸现。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
第一，美国国际战略的调整。苏联剧变、解体，俄罗斯采取亲西方尤其是亲美政策。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一方面，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作为“战略盟友”牵制俄罗斯，双方合作的这一战略基础不存在了。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世界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中国主张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由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在美国看来，这种主张就是挑战美国的国际战略。因此，尽管美国各届政府对华政策不完全一样，但都把中国当作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遏制。1999年发生了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2000年又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两国关系降至“新低”。直到“9·11”事件后美国要在全球进行反恐，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协助，中美关系才开始好转。然而，这并不意味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就消失了。2006年2月初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公开把中国当作最大潜在对手，认为“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抗衡”。[1]
第二，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二战后日本一直把与美国结盟当作对外战略的基石，重大外交决策都同美国保持一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作为东亚第一、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与美国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它依靠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特别是雄厚财力，对美国在东亚及全球的经济地位和贸易政策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尽管挑战不会动摇美日战略同盟，但会或多或少影响美日经济合作与发展，也反映了日本的对外战略态势。冷战后，日本处心积虑谋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其主要做法是依靠美日同盟，“借船出海”，力图主导东亚事务，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9·11”事件后，它趁机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并且千方百计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另一方面，以小泉为代表的日本政要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靖国神社，拒绝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支持出版歪曲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大力鼓吹修订和平宪法。同时，他们不断在涉及与中韩相关的领土、领海问题上制造事端。这当然要激起中韩等国的强烈不满，也使中韩在日本“争常”问题上持保留态度，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在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和相对平静的今天，中日关系反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三，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任何势力无法阻挡。这引起了美、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它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和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会影响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日本更加担心其国际地位特别是东亚的影响力会因此而下降。结果，“中国威胁论”再次泛滥。尽管中国反复说明，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美日等国借口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导致新旧霸权国冲突加剧、旧国际秩序和格局被打乱、乃至会引发地区和世界战争，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抱敌视、抵制的态度。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东亚结构性矛盾与冲突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当然，只要处理与协调好，这种矛盾与冲突也有可能会缓解。其关键要看各方的态度和努力。
第一，美日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重新审视、尽快调整对华战略。美日不断强化政治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说明美日的对华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甚至在自觉或不自觉延续“冷战思维”。这已严重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东亚发展潮流，阻碍东亚结构性矛盾的化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但从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或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睦邻友好”政策，积极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东亚安全与合作，得到东亚各国及相关国家赞赏和支持。如果美日继续延续“冷战思维”，把今天中国视为“冷战”时期的苏联，显然不合时宜，也极其有害。
以佐利克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明智地指出“中国可以在国际体系当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应当“成为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大的、有利害关系的重要方面。相互倾听对方的声音，促进繁荣、和平以及对人权和法制的尊重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2] 他们主张加强同中国的合作，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遏制”中国、同中国搞对抗。如果日本也有这样的态度，如果这种明智的看法能转变为美日长期稳定的对华战略，那么东亚结构性矛盾就不难化解。一位海外学者曾说过，你一定把中国当“敌人”。事实上，你如果一直把中国当作朋友，善待中国，中国就永远是你的朋友，中国始终愿意结交新朋友，更不会忘记老朋友。
第二，美日应当理解、容忍乃至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旧的霸权国，破坏地区力量均衡和旧的国际秩序，引起新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导致地区乃至世界战争。这是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的旧模式和国际关系发展的老经验，也是美日等国害怕、阻挠中国“崛起”的一个理由。然而，这种理由不仅陈旧落后，而且也不符合实际。一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历史上“崛起”的新兴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无一例外均是帝国主义国家，其发展离不开对外侵略、扩张，这必然导致新老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内生动力。当然也要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但决不需要对外侵略、扩张。二是，时代不同了，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各国生存与发展的外部资源，均可以也只能靠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获得。各国在经济与其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而其竞争与合作已走出或正在走出“零和博弈”的怪圈，努力实现双赢或共赢。中美日当然也不例外，彼此之间都是最大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发展需要外部特别是美日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中国只有通过和平、友好与合作的方式才能获得，反之不仅得不到，而且还会恶化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舍弃前者而选择后者呢？二战前，日本到处侵略、扩张，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二战后，日本在国际大环境的制约下，走和平发展之路，通过公平竞争和友好合作，得到了过去用战争所得不到的外部发展条件，实现了和平“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当今世界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主潮流和大趋势，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和平“崛起”呢？
中国不仅反复声明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积极主动贯彻这一精神。在不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不违背根本国际原则的前提下，中国遵守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主动挑战旧霸权，积极参与全球和东亚地区合作，努力发挥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努力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千方百计化解东亚结构性矛盾。应当说，中国已尽了最大努力，做了该做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应该持理解、宽容和支持的态度。中国的和平“崛起”，对美日是挑战，但更是机遇。一个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第三，应尽快建立中美日高层对话机制。近年中美、中日之间建立了高层对话机制。中美通过2005年的高层对话，增进互相了解和信任，有利于中美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中日之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层接触越来越少。其主要障碍完全在日方而不在中方。但从小泉首相（小泉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麻生外相）表现和日本政局发展趋势来看，要清除这些障碍比较困难。中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已陷入僵局乃至死结。因此，需要另辟蹊径，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探索化解僵局的方法。2006年2月，中日副外长举行第四次战略对话，虽然值得肯定，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上述立场没有改变，也未取得实质性成效。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应尽快建立中美日常规性高层对话机制，起码它可以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为东亚安全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它可以暂时搁置中日之间那些一时难以解决的争端，在更加广泛的议题上加强中美日的对话与沟通。其二，可以促使美国在说服日本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2005年下半年以来，因日本在“参拜”、“修改历史教科书”和领海争端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而造成中日、韩日关系的紧张，已引起美国朝野的忧虑不安，并表示愿意以某种方式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中美日常规性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相信，只要美国有诚意，也完全可能做出积极贡献。
二
2005年小泉连任首相后，就“义无反顾”地表示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2006年伊始，日本外相麻生在一次讲话中竟然要求日本天皇也参拜靖国神社。可见他们对战争错误认识的顽固性以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政府究竟要干什么？日本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中韩等国人民对此表示严重不安和强烈不满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正当。小泉等人往往编造三个理由为其“参拜”辩解。其一，“参拜”是日本内政与中韩等邻国无关。事实上，靖国神社供奉着一大批二战甲级战犯，对其参拜就是为战犯鸣冤叫屈，为历史翻案。可以看出，日本通过“参拜”再加上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这三位一体的做法，有计划、有预谋地否定二战侵略罪责，以便为其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称霸东亚创造条件。这将直接危及中韩等邻国的安全和东亚的稳定，这怎能说是日本内政呢？其二，“参拜”是为了悼念战争死难者、祈祷和平。如果惟此目的，那么有什么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靖国神社？难道找不到其他地方悼念和祈祷？其三，“参拜”是小泉个人行为，是其价值观决定的。但中韩等国及日本和平人士所反对的主要是首相“参拜”，如果小泉不是首相或政府高官，也不至于激起这么强烈的抗议。小泉等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地坚持“参拜”，既同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上升、左翼反战力量受挫有关，也与美国长期采取超然与默许的态度有关。如前所述，二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一直对日本“参拜”等否认战争罪责的举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到日本走到今天这一步，中日、韩日关系因之而陷入僵局，才引起美国的关注。2005年下半年，美国主流媒体才开始批判小泉等人的错误言行。2006年1月底，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访日时表示期待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但又“希望避免历史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希望日本同中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3]一些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也对自己的盟友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而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影响其战略实施表示忧虑。因此，他们想出三个办法。一劝日本不要再“参拜”；二劝中韩不要反应过度，中国应尽量减少“反日宣传”，以免刺激日本；三是倡导中美日三国共同研究相关的历史，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朝野对于日本“参拜”等言行的危害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依然态度暧昧、行为“骑墙”。佐利克一方面承认“战争伤害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留下深刻的影子”，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中国把参拜靖国神社作为政治牌使用的一面”。[3] 美国始终不愿意以实际行动敦促日本改变错误言行。美国大概忘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目标首先是中韩等邻国，但最终是同美国争夺东亚的控制权，因此当它占领了中韩等国家后便迫不及待地发动对珍珠港的袭击，挑起太平洋战争。由此，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美日双方交战之残酷，争夺每一战略要地之惨烈，是二战中少见的，乃至为了加速日本投降美国投下了原子弹。而今日“参拜”等错误言行，否定的不仅是对中韩等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也否定了日本对美国的侵犯，否定了美国对日作战的理由，以及对日军浴血奋战的正义性和投下原子弹的必要性。这意味着，东京大审判缺乏合法依据，而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更没有合理性。这样，历史全被颠倒了，侵略者成了受害者，战犯成了英雄，“大东亚共荣圈”成了正义的化身。试想一下，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日本的年轻人一代接一代地读着用错误历史观点编写的历史书，他们将怎样看待依然在本国驻军的美国？他们还会把美国看作日本的盟友么？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基础会不会发生动摇？
与这种危险的前景相比，美国人想出的上述三个办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能够促进日本政府改弦更张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主张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左翼力量和和平友好人士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美国彻底转变立场，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在战争罪责问题上的错误言行。美国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它愿不愿意这样做。有的美国学者主张美国可以充当中韩与日本之间“调停人”，出面促进双方走到谈判桌边来。其用意无疑是好的，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美国决不是第三者、“调停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当事人”、“利益相关者”。
鉴于小泉等日本政要坚持错误的历史观，为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有必要在全地区范围开展一次有关二战问题的大讨论、大反思。这场大讨论应当由美国学者牵头，中美日韩等国学者充当主力，吸收一切相关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国、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学者参加。大讨论应当超越国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力求完整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编撰各方认同的历史教科书，来教育今人，警示后人。大讨论，也是一次大清算。不是清算侵略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是彻底清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清算为这种侵略罪行辩解和歌功颂德的言行。在德国和欧洲，为什么为法西斯主义翻案的言行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批判而成不了气候？其根本原因是德国和欧洲人民对法西斯势力进行了认真而彻底的清算。反法西斯题材艺术产品几乎是永恒的主题，没有人提出这会刺激谁，更没有人敢批评这是“反德”。那么，在东亚，为什么会黑白颠倒，“参拜”之类言行可以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活动竟然被指责为“反日宣传”。为什么谴责日本“参拜”之类言行，几乎成了中韩少数国家的“专利”，而一些当年的受害国首先是美国却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难道不值得深思么？这恰恰说明大讨论、大反思何等必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不忘过去，记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4]
三
中美日之间除了上述结构性的和历史观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还存在一些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从中国的角度看，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双方或多方利益的争端问题；另一类属于中国内政但又有复杂国际背景的问题。
在第一类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中日之间涉及钓鱼岛和海域划界等领土、领海争端。由于世界能源供应紧缺，而上述海域又可能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所以中日之间又多了一层能源利益的争端。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而相关海域的划分，中国的主张无疑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无可非议。但此类问题历来都非常难解决。国家之间因领土、领海争端而引发的战争不胜枚举。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言，就出现中苏、中印、中越的武装冲突乃至战争。我们深信正义是在中国一方，中国的奋起自卫是正确的、迫不得已的。但武装冲突和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双方的敌视与仇恨，也出现了人员伤亡，增加了军备负担。
与此相反，冷战结束后，中俄、中哈、中蒙、中越等国在互信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成功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印也开始以这种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结果不仅边界问题解决了，而且双方增强了互信和友谊，为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边界争端一类的问题，通过武力和战争的方法难以解决，只能在互信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谈判的方式解决。其二，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坚决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充分考虑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因素，本着向前看的原则，灵活地处理问题，充分显示了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合作精神。
反观日本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为什么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难道责任都在其他国家？日本政府是否也要反思一下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为什么中国与周边这么多国家都能处理好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问题，偏偏与日本解决不了一个小小的钓鱼岛的争端？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政府对此到底有无诚意？但尽管如此，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不管日本做何打算，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了东亚的安全与稳定，还是要尽量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首先，实事求是地确定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的地位。诚然，领土、领海争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对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与中日关系大局相比，它毕竟是问题的局部，而不是其全部。它解决好了有利于中日关系，而暂时解决不了，只要妥善处理，也不至于阻碍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其次，耐心等待时机，遇事冷静处理。当前显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时机不成熟，特别日方缺乏诚意，中方也难以有所作为。好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很多，不一定急于先解决这个问题。在领土、领海方面出事，往往都是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制造事端、破坏中日关系。我们要善于识破其真正动机，坚持冷静处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群众的爱国热情应当肯定，但也要注意给政府解决问题留有余地。再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5](P87)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极有远见和创意的主张。因争端而无法开发，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合作开发，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且可以通过合作开发增强互信，积极搜寻解决争端的办法。当然这一主张真正付诸实践并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不仅中国要努力争取，而且日方也要有诚意。
在第一类问题中，中美、中日之间的贸易磨擦也占有重要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美、中日贸易往来、经济合作的增加，双方的矛盾和磨擦也越来越多。其中中美之间因中方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而更加突出。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密切，彼此之间的贸易磨擦、经济纠纷难以避免。但对中国来说，中美和中日贸易磨擦、经济纠纷更应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同世界经济特别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从中受益匪浅，得到了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相应增大，脆弱性明显增加，安全系数有所下降。美日是中国最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国，以及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经济与美日经济的相互依赖度非常高。尽管中美、中日贸易纠纷没有政治、外交、军事领域的争端那么引人注目，但它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却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刻。相关部门和行业可能因外部资金、技术或市场的原因减产、停产，大批工人因此而下岗或失业。因此，如何保持中美、中日经济合作的平稳、顺畅，是至关重要的课题。
有人说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但“经热”恰恰是中日关系发展的稳定器和基本保障。尤其在“政冷”，一些政治、外交争端难以解决的情况下，“经热”就更加需要珍惜。政治与经济问题尽量要分开处理，特别是不要因政治分歧和争议影响经济合作。如果政府间经济合作受到影响，民间经济合作就更要进一步加强。
中美贸易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方顺差大。但这个问题要靠双方在平等、公正、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美国不能强迫中国接受不合理的条件，更不能单方面对中国施行制裁。美国一再向中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扬言只要人民币升值美国的逆差就可以消除。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什么负面影响，美国却很少考虑。其实消除贸易逆差，主要需要美国自身的努力。美国一方面要解决自身经济存在的问题，增强出口活力；另一方面要取消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扩大对中国出口。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像处理人民币升值等涉及中国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大事，不能轻易妥协，要根据本国利益作出明智选择。同时，有必要采取灵活的态度，促进纠纷的解决。也要主动想办法，尽量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范围内。例如，应当适当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的数量，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一些产品的升级换代；可以进一步拓展中美合作领域，增加美国产品和技术的进口。
在第二类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两岸关系如何处理，属于中国内政，美日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应干涉。但台湾问题又有复杂的国际背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美日同台湾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时刻关注台湾问题。美国还专门通过所谓美台关系法案，公然反对大陆使用武力实现两岸统一，承诺台湾遭到大陆进攻时美国将出兵协助台湾，并不断售台以先进武器用来对抗大陆。我们认为这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方决不接受、坚决反对。日本主要通过美日军事同盟，以协助美军作战的名义介入台湾事务。例如，2005年2月，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2＋2）发表的声明中， 就将“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确定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对此，我们同样坚决反对。美日如此“关注”台湾问题，根本目的是借此牵制中国、遏制中国，阻挠中国的“崛起”，继续维持美日在东亚的战略优势地位。
然而台湾问题中的美日因素又是客观存在的。对此视而不见，完全回避也不是现实的态度。何况美日（主要是美国）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外部因素也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应当承认，美国既是台湾当局的最重要的靠山和实现两岸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又是惟一能够有效制约、制止“台独”的外部力量。对于前者我们无疑应当反对，对于后者我们则可以利用。就此而言，台湾问题既是我国的内政，又是中美关系中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对美国来说，维持两岸现状最符合其利益。它认为，这样既可以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增加在处理中美争端时的筹码，又可以利用两岸紧张局势售台武器，大赚其钱。两岸统一，美国自然不乐意；但台湾真的宣告独立，美国也不会同意，因为这样势必招致大陆使用武力制止台独，那样就会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我们还是有可能利用美国出面制约和制止台独，防止台海局势恶化。事实上，经过我国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特别是我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使美国进一步清楚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同支持台独的外部势力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反对台独的决心，从而对台独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反对态度。2006年2月初，美国政府又一次针对陈水扁废除“国统”的台独言论， 强调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两岸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无疑有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当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明智之举，以及台海局势的稳定又反过来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中美日之间至今存在着结构性、利益性和历史观方面的三大矛盾。如果矛盾失调就会加剧冲突，不仅影响中美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且危及东亚安全，恶化我国的周边环境。因此，处理好中美日之间的三大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冲突加剧，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矛盾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并非不可以协调。其关键在于：美日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重新审视、尽快调整其坚持“冷战思维”的对华战略，理解、容忍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日应尽快建立常规性高层对话机制，通过对话化解矛盾、防止冲突、加强合作；日本政要必须停止“参拜”，彻底反思其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美国应当改变“骑墙”、暧昧的态度，带头对二战历史进行大讨论、大反思，敦促日本改弦更张；中美日应在互信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领土、邻海争端和贸易磨擦；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鉴于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国可以借助于美国制约和制止台独，防止台海局势恶化。
［收稿日期］200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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