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从女性文学到“新女性主义”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女性论文,台湾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概要论述了台湾女性文学自50年代发韧直至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勃兴的现代衍进历程。
关键词 台湾 女性文学
一
台湾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台湾当代文学中一个波逐浪涌、十分活跃的创作潮流。她发韧于风云变幻的50年代，60～70年代在探索中逐步发展、成长，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直至80年代是声势浩大的崛起态势。
台湾女性文学拥有三代同堂、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如果说在台湾经济振兴的过程里，女性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那么，在文学领域里，台湾女作家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台湾女作家名见经传的足足有万人之多。在50～60年代的台湾文坛，有影响的女作家有苏雪林、谢冰滢、张秀亚、徐钟佩、琦君、林海音、孟瑶、聂华苓、於梨华、欧阳子、林冷、夏虹、陈若曦、郭良蕙和琼瑶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女性主义文学高涨，曾心仪、廖辉英、朱秀娟、袁琼琼、吕秀莲、李昂、三毛、席慕荣、张晓凤、龙应生等文坛新锐脱颖而出，将台湾女性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局面。台湾女作家队伍庞大，而且一代比一代多，一代比一代强，特别是许多后起之秀，创作力更为旺盛。
台湾女性文学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题材看，它不仅涉足小说，而且在散文和诗歌领域均有不少佳作；从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来看，视野广阔，不仅创作了大量反映女性思想、情感、生活状况及其命运的作品，而且在台湾文学整体每一阶段性主潮态势中，诸如怀乡文学、现代派文学、乡土文学和通俗文学中都注入了自己的声音，产生了足以代表该潮流的作家作品。如聂华苓之于怀乡文学；欧阳子、陈若曦之于现代派文学；於梨华，丛甦之于漂流文学；瑶琼之于通俗文学；她们能代表作家地位，皆为海内外所公认。鉴于女性文学成就丰硕，她们毋庸置疑地在台湾文学当代文学中占有一个十分显赫的位置，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纵观台湾女性文学的现代衍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5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韧期。
台湾女性文学发韧于风云变幻的50年代。其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是大多来自大陆并早已成名的一批女作家。如苏雪林、谢冰滢、潘人木、林海音等。1955年，苏雪林等发起组创立了由32名女作家参加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则标志着女作家群体意识的形成。她们创刊了纯文学杂志《妇女文学》，扶植女作家成长；她们率先垂省，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妇女悲苦生活的作品。她们是台湾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发端和女作家群体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50年代的台湾社会生活土壤中，封建的传统观念仍盘根错节，制约着妇女的命运乃至危及着她们的人生。这种社会状况严重地扼制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解放。与此同时，社会的封闭，陌生的孤岛环境使女作家普遍存在过客心理和怀旧情绪。因此，此时，台湾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基本是对妇女悲剧人生的揭示与探索，作品的主人公皆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善良女子，作品大都笼罩着一种凄迷哀伤的情调。此外，还表现为对母爱的讴歌和对温馨家庭生活的向往、追求，洋溢着脉脉温情。此时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台湾女性文学与中国传统女性文学的内容形式大都一脉相承，是五四女性文学母题的延续，波涛汹涌的海峡并没有割断文化母体的脐带，它依然表达了五四时代妇女要求解放的愿望，贯通了五四女性文学的血脉。但是，此时的女性文学，由于环境的变异，表现的是一个传统的相对封闭的艺术世界。女作家们离恨乡愁萦绕于笔端，伤感悲戚成为作品的主调，亦就失却了五四女性文学那种强烈的时代精神与参与意识。
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卓有成效，并真正为台湾女性文学奠基和开创局面的是林海音，她以表现“生为女人的悲剧为主题”〔1〕， 抒写了一个个饱蘸血泪的故事，再现了旧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金鲤鱼的百裥裙》写身为小妾的金鲤鱼生了儿子却始终争取不到母亲身份的悲剧人生，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烛》则以位居正室的启福太太的苦痛，着重揭露了封建意识威严，毒害中国妇女，使她们灵肉俱创的悲剧。《晓云》以晓云在变态的恋情中不得不吞食被遗弃的苦果之命运，反映了台湾现实社会中爱情与金钱的冲突。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塑造了“一群被虐待者”〔2〕的女性形象。 以期透过妇女的人生悲剧反映现实，探讨中国妇女的命运问题。林海音“往往能从世界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但是，“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微弱的。”〔3〕
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中另一位很有影响的女作家是到台湾后才从事文学创作的孟瑶。50年代初，她在《妇女周刊》发表了处女作《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以及《心园》、《屋顶下》等。孟瑶的小说大多以都市社会为背景，以表现女性生活为主，作品中的不少女子被压在社会低层，缺乏一种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她们中也有勇敢不屈的反抗者，但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更大悲惨的命运，从中可以感到封建势力的浓重。
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描写的人物大都为近、现代中国女性。女作家们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是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的繁衍和继续。她们描述的那些女性的悲哀命运，在五四女性文学不难找到她们的身影。所不同的是，如果说五四女性文学表达了对妇女悲苦命运的呐喊与抗争，那么，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则对不幸的女性命运洒下了一掬同情的眼泪。其所蕴含的传统女性意识是非常明显的。
二
60～7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生长期、探索期。
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发展，女性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均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以及数千年封建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男尊女卑余毒还根深蒂固，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广大妇女遭受性别歧视的处境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呈三项分流态势。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学稳步发展。
传统女性文学（指承继五四女性文学传统及5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传统的女性文学）。这一时期呈稳步发展状态，但未出现大的突破。以林海音、孟瑶、张秀亚、徐钟佩、琦君为代表的女作家，仍坚持用传统的写实手法，继续揭示和探讨妇女的悲剧命运。她们推出的新作，题材面有所拓宽，技巧上也日见圆熟。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也开始在这园地耕耘。总的趋向仍在于揭露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所不同的是，台湾女性形象已较多地出现在6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如陈艾莲的《四喜姨》，作品中的四喜姨是个命运屡遭不测的苦命女子，婚后丈夫不幸患病身亡，不久孩子又因车祸夭折。她在丧夫失子后，又被婆婆赶出家门，内心的悲恸、世俗的恶语使得四喜姨精神崩溃了，她终于沦为漂泊街巷的疯乞丐。这篇作品不仅深刻暴露了社会各种弊病，而且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台湾女性仍然存在的严重精神摧残。它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来。
其二是现代派女性文学出现。
60年代起，西方现代派文学浪潮冲击台湾文坛。《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相继创办。至此，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60年代文学主流。聂华苓、陈若曦、於梨华、欧阳子、丛甦、施淑青等一批女作家异军突起。她们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派文学色彩。她们运用现代派手法，表达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学所表现的传统命题——对妇女悲苦命运的控诉揭露，其中又具有传统女性文学所没有的女性现代意识——呼唤生命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表达了女性对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大胆质疑。
聂华苓、於梨华等是最早受西方文学影响而进行现代派小说创作的第一代出色的作家。聂华苓的长篇《桑青与桃红》，於梨华的长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均是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技巧的颇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若曦的《灰眼黑猫》、《最后夜戏》等作品，亦是现代派女性文学的典型代表作。《灰眼黑猫》的主人公文姐美丽温顺，孩童时与伙伴一同放风筝时无意中弄死了一只灰眼睛的黑猫。事隔多年后，她就因为这件事被婆婆视为不祥之物，遭致残酷虐待，直至被逼疯逼死。作品揉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空交错的结构形式，象征暗喻手法，意识流动，以渲染恐怖气氛，有力烘托了怪诞的主题。
施淑青的作品着力表现的是性和癫狂，借人物的变态心理折射出一个扭曲、怪异、梦魇似的世界。欧阳子的《长头发的故事》、《秋叶》中的女主人公也大都是病态的、畸型的，这些作品借助现代派艺术来表现对现实世界中妇女命运的思考，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其中蕴含着对封建伦理的强烈反叛和对人性解放的合理要求。
其三是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女性文学风行台湾。
琼瑶自196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后，又陆续创作了《烟雨濛濛》、《六个梦》、《几度夕阳红》等四十余部小说。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大都以“情”字为中心，编织种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梦幻式的爱情故事，寄寓着女性追求爱情和幸福婚姻的美好憧憬。在写到女主人公在追求理想爱情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遏时，也暴露了某些社会病灶。如现代都市生活对女性精神的压抑，商业社会不良风气的困扰以及金钱至上造成的污染等，不乏认识价值。
琼瑶的作品缺乏林海音等女作家作品中所揭示的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亦缺乏陈若曦等作品中那种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琼瑶往往将女主人公爱情苦痛与婚姻之不幸完全归咎于人物自身的性格悲剧，未能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去挖掘悲剧的根源，因而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未超越传统女性文学的格局。
综上所述，60～70年代是台湾女性文学的探索发展时期，传统命题及艺术手法的女性文学稳步发展中未见有大的突破；现代派女性文学尝试开拓了探索现实世界和女性命运的一条新路而成气候；琼瑶笔下的爱情乌托邦虽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却风行台湾。这一切作为台湾女性文学的过渡时期，积累了较为丰厚的经验，为80年代女性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
80年代是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勃兴时期。
70年代末，台湾经济的起飞和社会的转型，为台湾女性现代意识的觉醒弘扬和新女性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而当时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尤其是1970年美国爆发的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也对台湾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尽管台湾的女性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了心力，立下了功劳，却得不到相应的承认和尊重。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台湾新女性主义的内涵首先是严厉批判传统观念对于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扼杀，呼吁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要求建立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理想社会。与此同时，新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完善，由“自觉、自爱进而达到自强与自立，不仅在经济上，在思想与能力上也达到自主和独立”〔4〕。 新女性主义的提倡和妇女运动的勃兴，唤起了妇女的觉醒，促进了社会观念的变革更新，在台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写照。新女性主义的兴起，必然在台湾女性文学中得到反映。
女性文学的转机出现于70年代末，青年女作家曾心仪率先创作了带有新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在她的代表作《彩凤的心愿》、《朱丽特别的一夜》以及《那群青春的女孩中》，女主人公身上都显示出自爱自尊、追求自强自立的新女性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的鲜明与强烈，是以往任何时期的女性文学所罕见的。曾心仪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台湾女性文学向新女性主义文学的过渡，标志着新女性主义文学的萌发。
进入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呈崛起之势。格外引人注目。一批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女作家，面对台湾社会中女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勇敢地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女性权利而大声疾呼。新女性主义的锋芒已使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由原来的从属地位逐渐向主体地位移动。她们已不再是传统女性文学中那种软弱驯良、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的悲剧角色，而是敢于向男性沙文主义挑战，显现出思想和信仰力量的独立的强者。这些“强者”女性形象的出现，“特别是在理性方面的突破及发展趋向，代表着台湾女性和女性文学的一次新觉醒。”〔5〕
综观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通过女性自身弱点的深刻反省，挖掘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倡导女性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一个崭新的命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廖辉英的《油麻菜籽》。小说通过一个旧式传统女性30多年的坎坷遭遇，揭露和抨击男性中心社会的同时，对当代台湾女性精神上如何挣脱传统的枷锁，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母亲，吃尽苦头，虽也挣扎过，最后还是在命运面前低了头，认为女人是“油麻菜籽”，落到哪里就得长到哪里。不仅如此，还用“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油麻菜籽”的宿命思想来教育女儿。母亲的命运固然可悲，而更为可悲的却是她对自身命运的认定。“母亲”的悲剧命运与谌容笔下的杨月月（《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的悲剧命运几乎相同。她们共同的弱点是对自身可悲命运的屈从和认同。另一位台湾女作家杨小云的《爸，请您原谅我》与向彬的《心祭》亦有着惊人的相似，都表现了儿女们对父辈爱的摧残的反省与忏悔——造成父辈们爱的悲剧的正是后辈们屈从于执迷于陈腐伦理道德观念的结果。由此可见，海峡两岸女作家表现的“心灵桎梏”，都映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积习和文化心理积垢。这类作品从反面提示人们：女性必得经过深刻的自省，方能炼就独立自主的人格——这恰与祖国大陆新时期女性文学中女性自审意识的觉醒殊途同归。
如果说廖辉英的创作侧重于女性自省，促使女性觉悟进而达到自我完善，那么袁琼琼、朱秀娟等女作家则着力于正面表现新一代女性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率先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女主人公静敏是只依人的小鸟，视丈夫为唯一的依靠。遭到已有外遇的丈夫抛弃的不测时，她这个弱女子竟出人意料地坚强起来，经过几年的独立奋斗，终于在事业上和经济上开辟出“自己的天空”，成为一个“有把握的女人”。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向社会证明，女性有能力更新自我，有魄力改变自身命运。
随着台湾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增强，女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抒写那些积极地投身社会，靠自己自强不息的拼搏与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杰出女性，展现她们女性解放的高境界，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朱秀娟的《女强人》尤其引人瞩目。
女主人公林欣华的形象与大陆女作家刘西鸿笔下的孔令凯（《你不可改变我》），在气质上几乎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身上都没有因袭的重负，较少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都在高中毕业后，不以上大学的外在价值来约束和衡量自身，而能成熟地寻找自己，完全地驾驭自己。面对新事物的艰难，林欣华那句“我可以学”的口头禅，与孔令凯的“你不可改变我”一样，反映了她们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自主意识。不过林欣华更勇于开拓更善于拼搏。她从一个毫不足道的打字员做起，终于当上这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成为一个有胆识、有成就名扬海内外商场的女强人。朱秀娟的《女强人》从更高层次上展现了女性的时代风采和自我价值。
《丹霞飘》是朱秀娟笔下另一部女强人的奋斗史，其女主人公尹桂珊，与大陆女作家雪坷笔下的丽莎（《女人的力量》）有异曲同工之美。尽管一个是台湾商界孤军奋战的女强人，一个是大陆国营企业的女厂长，但她们都有其独异的光彩——既秉持着东方女性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具备了开放豁达勇于竞争的现代意识。她们同样不乏女性的温柔和爱心，渴望得到为事业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这既是海峡两岸女作家对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现代意识的高扬，又是对新时代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形象而生动的诠释。
8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中，李昂与吕秀莲是女性现代意识和批判性最强的两位女作家。
李昂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直面人生，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其代表作《杀夫》以令人惊心动魄的笔触记录了中国女性最悲惨的一幕—妇女沦为男人的泄欲工具、奴隶。没有丝毫的人格可言。它以“杀夫”的极端情节传达出李昂笔下的女性不再是隐忍负重的悲剧弱者，而是敢于抗争的勇者。小说深刻表明，女主人公林市的悲剧并非仅仅发生在她个人身上，而是男权主义统治下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林市惨遭丈夫的蹂躏和性虐待，不仅得不到周围人们的同情，反而横遭无端的指责和讥笑，而当她忍无可忍被迫挥刀杀夫后，社会舆论哗然，谩骂诅咒声四起。小说“揭示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揭示了杀夫悲剧的社会根源，同时表明林市的杀夫虽然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行动，但却预示着女性的终将觉醒和夫权社会的必然灭亡。”〔6〕
如果说，李昂的《杀夫》是“宣告台湾野蛮男权的结束，将男性的优势推入永不回头的时光之流中”，那么，“女性注定要走向合理的，以及更广大的新世界中……这种明朗的、广泛的、有希望的小说就完成于吕秀莲手上。”〔7〕
吕秀莲是新女性主义的倡导者，更是用文学形象倡导新女性主义的实践者。
《贞节牌坊》是其代表作。小说女主人公蓝青玉是以往女性文学中所未曾见过的一个新女性。这不单体现为她拒绝“华菲企业董事长夫人”的桂冠，毅然决然与清贫的医生叶明相爱，重要的还在于她/ 他们彼此以贞节互期。作者以艺术形象告诉人们，“既然贞操是人的第一生命，每个人都该为自己及所爱的人守贞操。”〔8〕在蓝青玉这一人物身上，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显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新内涵、新觉醒。作品有破有立，推出了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崭新道德观念，不能不说是台湾女性文学的一种新突破。
《这三个女性》亦是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小说塑造了三位知识女性形象：一位是不甘心过相夫教子的博士夫人生活，在儿女成群后重返课堂继续深造的许王芝；一位是身任大学系主任、兼具古道热肠，热忱于社会工作的独身女教授高秀如；一位是与相恋多年的白马王子成婚后，沉缅于少奶奶生活，直到有一天发现丈夫移情别恋且车祸丧生后重新认识人生意义、独立开创事业之途的汪云。显然，作者从新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以深挚的爱心，以高瞻远瞩的眼力，鼓励、深望现代女性要立足现实、自立图强，求得精神的彻底解放。
如果再与大陆新时期女性文学作对比，新会发现，张洁的《方舟》与吕秀莲的《这三个女性》有许多相通之处。张洁和吕秀莲，作为海峡两岸女作家中对中国妇女命运最为热忱的关心者、探索者和护卫者，在各自的作品中，都塑造了三位知识女性的形象，三位女性且都是大学时代的同窗挚友，均表达了对女性精神彻底解放的探索和期盼。但作品的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如果说《这三个女性》，更多是通过女性自省，来激励现代女性立足现实，自立图强、幸勿抱残守缺的话，《方舟》则更多通过揭示觉醒的女性意识与社会惰性意识的冲突，证实改造和完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四
进入90年代，随着台湾文学日趋走向多元化，台湾女性文学有了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台湾经济的起飞，带给人们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快节奏的、紧张的、喧嚣的都市生活，以及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产业工人化，显示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已经在台湾成为现实。台湾女性文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自50年代以来台湾女性文学各个阶段性的潮流呈互相渗透、兼容并蓄的态势。
台湾新生代女作家，除了继续描写富有个性、获得成功的杰出新女性外，还有许多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如杨获的《再嫁》，陈静蕙的《人生行路》等）展现今日台湾女性的新意识新观念，就整体而言，女性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深化了，追求一种能启迪人们进一步思考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力度。
此外，80年代以后，及至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中描写男女婚恋题材的日渐增多。出现以朱天心朱天文为代表的“现代闺秀派”。描写工业企业高层写字楼内种种两性情爱瓜葛，婚外恋的作品亦为数不少。这类作品有浓厚的现代社会色彩，轻松活泼，幽默风趣。虽然从当今台湾海誓山盟式的古典爱情几乎已经绝迹的描写中折射出一些社会世相景观，但毕竟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
80年代以后，台湾女性文学还有一种趋向：台湾女性作家特别是老一辈女性作家，很少触及和表现社会和人生的重大主题，绝大多数都趋向于去展现普通人的高雅情趣，写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交友、栽花、逛市、旅游、野炊……年青一代象苏伟真、郑宝娟、方娥贞、彭小妍、林边、林佩芬等，她们的作品都给人以闲适淡泊的享受，抒情意味浓厚；少有奋斗和磨难的艰辛，有的只是成功者的感怀以及成功后的回味与回眸；物质的丰裕和自我的解放以及感情的得以宣泄之后，使这一内涵的女性文学向静态化、淡泊化发展，即冷静地、客观地去表现生活，开掘人生的意义，让人切切实实感到灯红酒绿的表象下，有着人类更内在的东西：精神需要。这或许是9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
80年代以后的台湾女性文学，在艺术形式技巧上，既继承了传统女性文学细腻的写实艺术，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派意识流等表现手法，趋向异彩纷呈的多元境界。
总之，台湾女性文学既是台湾文学一条重要流脉，更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女性文学对大陆读者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本文于1995年5月20日收到
注释：
〔1〕〔2〕〔3〕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论集》。
〔4〕吕秀莲：《新女性主义》。
〔5〕〔6〕何笑梅：《新女性主义和台湾女性文学》台湾研究集刊，1993.2。
〔7〕宋泽莱：《台湾的女性小说到新女性主义小说》。
〔8〕吕秀莲：《这三个女性·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