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服务论文,绩效论文,官员论文,地方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I分类号：H41,O18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3)11－047－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收入也大幅度提高，中国13亿人口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些成就体现了人民福利的增进，但是广大群众的福利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居民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不相称。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并存的局面，有着其背后一致的体制逻辑。中央推行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是理解上述矛盾的重要视角。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分别体现了这种激励机制的收益和成本。实际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已经成为近年来理解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制度理论视角。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环境污染加剧、产业重复建设和投资冲动等现象日益突出。之所以有上述复杂的一系列问题和现象，是因为中国处于一个中央拥有政治集权，同时通过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等手段激励地方官员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努力的初级阶段。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①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②占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不足40％，且不同地区之间比重差异较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相对更低；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青海、宁夏、贵州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差异也不小。这显示出地方政府对民生性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意愿与能力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能简单解释的，背后可能涉及了地方官员对上级考核机制和相应激励的复杂反应，涉及了地方官员在偏好和能力等方面的异质性。
图1 地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占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居民而言，他关心的是自身的私人消费水平以及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私人消费水平取决于其收入所得，而公共服务水平由地方政府提供，两者决定了其效用水平高低。在中央的政治考核与激励之下，地方政府官员一方面关心地方GDP水平，一方面也关心居民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官员之所以关心这两方面的内容，与中央的考核体系以及地方政府的基本责任密切相关。由于自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取决于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官员会高度重视本地GDP。地方政府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运行与居民福利产生影响。在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后，地方官员将其用于为经济生产过程提供生产性公共品(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或者用于为居民直接提供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服务。非生产性的公共产品服务直接增进居民福利与效用，而生产性的公共品则通过增进生产企业效率水平对经济运作产生影响。地方官员为了追求GDP，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配置到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上。地方官员在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供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与非生产性工产品的相对效率差异。这种效率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公共品水平差异。由于地方公共品服务水平偏低主要源于地方官员的偏好与居民偏好的不匹配，因此中央可以在不改变激励导向的情况下通过将具有对应能力的官员配置到地方上去，来实现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
本文正是在一个新古典框架中考虑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治考核和激励，规范地考察了地方官员的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生产性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行为，及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我们特别引入和关注了地方官员能力的影响，丰富了地方官员异质性的涵义。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以及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综述
政治激励理论强调了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参与人的特征，认为不同的政治体制安排会对政府官员产生不同的激励与约束，从而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对于中国的研究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利用人事权激励地方官员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晋升激励是官员激励的主要来源(Maskin et al.,2000；周黎安，2004; 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2005；张军，2005)。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的研究认为中央按照一种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指标来提拔官员，这种机制后来被称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张军(2005)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我国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徐现祥(2005)称之为经济增长市场论。这种基于中央政府评价的经济增长锦标赛竞争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线索。
显然，已有的政治激励理论文献强调特定政治体制安排对政府官员的动机与行为的影响。尽管如此，正式的讨论中国政治激励影响的理论文献仍然较少。周黎安(2004)用一个简单的锦标赛竞争模型，论证了以经济表现为核心的政绩观下，“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财税激励及其他们所处的经济竞争性质，而是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徐现祥等(2007)和皮建才(2008)进一步分析了在政治激励下地方官员在区际关系上的最优选择问题，发现地方官员是选择市场一体化还是分割，因条件而异。王世磊和张军(2008)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分析在政治激励机制作用下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突出表现。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通过委托代理模型，认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谋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原因，而地方政府合谋的一个重要激励就是基于经济增长的政治晋升。傅勇(2008)考虑了政治激励，论证了中国的分权带来了快速经济增长收益与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成本，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多而公共物品投入不足。综观上述理论文献，不仅是政治晋升激励的正面作用受到重视，伴随着政治晋升激励而出现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
在公共经济学看来，政府的基本功能是为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品服务。因此，采用数理模型探讨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提供行为就成为最近文献的一个重要进展。皮建才(2010)通过建立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该文发现，地方政府之所以重视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而轻视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除了因为现行的激励结构使得发展型公共物品的政治价格高于民生型公共物品的政治价格以外，还因为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高于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风险。该文的主要特点是在一个共同代理模型中，同时考虑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居民和地方企业的互动，从而得到相关的结论。我们的建模思路与皮建才(2010)存在差异，我们是在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股均衡宏观模型中考察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为，考虑了消费者个人的效用函数与生产厂商的效用与目标，因此隐含了共同代理结构，也同时考虑了两类的公共品，主要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框架是一般均衡宏观框架，从而能够详细讨论资本等要素流动情形下的均衡情况，能够得到经济产出、财政收入与支出等经济变量的具体结果。③与本文更为相近的是傅勇(2008)，该文在一个宏观模型中，考察了政治激励的影响，论证了中国的分权带来了快速经济增长收益与财政支出结构扭曲成本，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入过多而公共物品投入不足，资本流动情形下这种状况更加突出。本文也与之存在差异，我们在模型中强调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异质性，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官员在提供两类公共品的效率和能力上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地方与官员匹配变得重要；此外，我们对资本可流动情形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④
综上所述，本文是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可以得到一系列严谨的结论。首先，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明确地引入了居民主体，直接考察了居民决策及其效用，加上企业决策以及地方官员决策的引入使得本文具有更好的微观基础；其次，本文引入了官员能力异质性的概念，认为地方官员在能力上存在差异，并且官员能力是多维度的；再次，我们以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最后，文章回到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上，中央不同的考核重点，会有利于不同能力类型的地方官员，这意味着中央可以将不同能力类型的地方官员任命或者匹配到不同的地区上去，从而实现中央或者地方居民的目标。
三、模型
(一)模型设定与求解
本节将分别给出消费者、企业生产部门和政府的最优化问题。消费者通过选择消费最大化自身福利；企业生产部门通过选择要素投入最大化自身利润；地方政府中的官员通过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产品来最大化自身效用。
1.消费者
假定经济体是由连续同质具有无限寿命的个体构成的。经济体每个代表性个体消费者的效用依赖于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其瞬时效用函数为
其中ν刻画了相对于私人消费而言，个体对于公共消费的偏好程度。η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消费者的个人财富预算约束为
其中，a为代表性个体消费者拥有的财富，其收入来源是资本租赁所得ra和劳动所得w，支出是消费c。代表性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水平最大化，但是他只能选择私人消费的数量，而不能选择公共消费的数量，即
其中ρ表示个人主观折旧率。显然，人均消费最优路径满足
2.企业生产部门
假定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这一生产函数是经典的规模报酬不变的C-D形式，当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特征。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类似于技术禀赋，但其边际贡献是递减的。
企业把地方官员提供的基础设施视为给定的，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于税收，企业纳税后则免费使用这些基础设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表示为
这里我们将最终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l。资本的边际成本(租赁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
，因此资本市场上的净回报率为
，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同理，劳动工资为
。因此，这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所有要素回报等于其边际产出，企业的利润为零。
3.政府(官员)
经济体中的政府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组成，中央通过任命地方官员实现对地方的统治，地方官员掌握地方政府的具体管理权。
中央根据地区的产出水平和居民所能消费的公共服务水平来决定地方官员的职业前途。中央晋升地方官员的规则是，辖区上的产出水平越高，居民所能消费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被晋升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地方官员一方面追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关心本地居民的公共品服务提供水平。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参数λ度量了地方官员对居民消费的公共品服务的相对偏好程度。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对两者的考核权重决定的，但地方官员独立于中央政治激励之外的偏好也会影响这一参数大小。
地方官员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对本地经济产生影响，他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并且向本地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税率由中央统一规定，记为税率τ。因此，地方官员按照中央计划者统一规定的税率τ进行征税，获得财政收入，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提供社会公共品服务h，另一部分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G。我们不考虑政府借债的可能，于是，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
关于官员的能力，我们通过预算约束方程中的两个参数θ、φ引入。在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约束方程中，θ参数度量了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换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生产(非)效率，而参数φ则度量了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换为社会公共品服务的生产(非)效率。θ越小则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转换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能力越高，φ越小则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转换为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越高。这两种能力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官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和谐两大任务上的能力差异。实际上，有的官员在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上更具优势，有的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上更具优势，少数在两者上均有优势，而可能还有部分在两者上均居劣势。
地方官员通过选择生产性基础设施数量和社会公共服务数量来最大化自身效用，于是地方官员所面临的问题可表示为
将预算平衡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对G求最优化得到
进一步转化可得
其中
，与β正向相关，与λ负向相关。显然，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是内生的，依赖于该地区的技术水平、人均资本等经济因素，也与税率正向相关，最后与地方官员对本地居民的公共品服务程度相对偏好程度负向相关。
4.均衡
定义：分散化决策的竞争性市场均衡，
。分别是劳动工资、资本租赁价格、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居民公共品服务、生产性基础设施，它们使得代表性消费者在给定要素价格
。路径以及初始财富(初始人均资本)k(0)＞0的情况下达到效用最大化，厂商在给定要素价格路径的情况下达到利润最大化、政府官员达到效用最大化，要素价格。路径使得所有市场出清。
根据
的定义以及第(4)、(5)、(9)式，人均消费最优路径可表示为
由于资本市场上供求平衡，市场出清条件意味着人均资本等于人均财富，
，即代表性个体消费者所拥有的财富量等于该地区的人均资本量，从而代表性个体消费者的财富转移方程等价于人均资本转移方程
。将代表性消费者的财富转移方程写成人均资本转移方程
方程(10)、(11)组成了整个经济的动力系统方程，从而决定人均消费c和人均资本k的动态路径。
可以证明在本文构造的经济系统存在一个鞍点均衡。令
，得到
至此，我们已经解得了该地区的竞争性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k，其他内生变量可以据此推出。
(二)基本模型分析
根据均衡的人均资本的表达式，均衡状态下的人均产出为
可见y=Zk，即整个经济的生产函数为AK形式，最终产出与资本投入成固定比例关系。
我们通过分析各个参数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易知有
地方官员效率参数θ和产出呈反向关系，即地方政府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化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越高，该地区的产出水平越高。地方官员另一效率参数φ则和产出呈正向关系，即地方政府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化为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越低，该地区的产出水平越高。地方官员的两大效率参数对产出水平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生产性效率参数改进有积极影响，而非生产性效率参数改进则有不利影响。这两个效率参数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强度，与参数λ紧密相关。参数λ越小，则参数φ对产出水平影响越大，参数θ对产出水平影响也越大。因此，在中央较为重视经济产出的情况下，两大效率参数的变化对产出影响会更明显。
此外，参数λ和产出水平呈反向关系，即中央越重视地方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则该地区的产出水平越低。由于上面已经提到，在中央较为重视经济产出的情况下两大效率参数θ、φ的变化对产出影响会更明显，因此当中央较为重视地方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时候两大效率参数变化对产出影响会减弱。
根据两大效率参数和产出的关系，可以看出在中央对经济产出水平较为重视的情况下，拥有较高的生产设施提供效率的地方官员更有可能受到重用，而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地方官员反而可能居于劣势。而如果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偏好改变的话，譬如中央变得更加重视地方居民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则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地方官员在发展经济产出方面的劣势会削弱。这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中央的偏好决定了哪种类型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得到晋升或者连任，在中央较为重视经济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生产设施提供效率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得到重用，而在中央较为重视地方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的地方官员更容易得到中央关注。这意味着官员的职业发展是内生于整个干部考核体系的变迁之中的，而背后的推动因素又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
均衡状态下的人均消费为
可见，人均消费是人均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参数θ、φ、λ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方向与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方向一致，如果这些参数变化带来了人均产出水平的上升，则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我国长期处于中央强调经济产出水平的发展阶段，根据这里的推理可知居民的私人消费水平也较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较高的私人消费水平是相对于较低的人均公共服务消费水平而言的。本文并未考虑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等特征事实，事实上我国居民当前较高的储蓄率是一种平滑一生预期消费的理性行为，在公共服务较大程度上缺失的情况下居民不得不用私人消费替代公共服务。
根据均衡的人均资本的表达式，可以得到均衡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表达式如下
根据上式可知，
。
参数θ和G呈反向关系，即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化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越高，该地区拥有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越多。参数φ和G呈正向关系，即地方官员将最终产出作为投入转化为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越低，该地区拥有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越多，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是有限的，生产社会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的话，地方官员就不太愿意将资源用于改善公共服务，而会倾向于把财政收入用于生产生产性基础设施。参数λ和G呈反向关系，如果地方官员越重视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则他会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生产社会公共服务，从而使得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数量下降。显然，这些关系和上述对人均产出的分析是一致的。
技术水平A和G呈正向关系，即技术水平和禀赋水平较好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两者是互补的。这一结论与Cai and Treisman(2005)的结论相吻合，他们证明了一个地区提供基础设施的能力和该地区所拥有的禀赋水平密切相关。
均衡状态下的社会总公共服务量为
命题1：
。
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数量是最终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
参数λ是官员效用函数中的重要参数，对其所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数量有着重大影响。居民所能够享受的人均公共品服务量与地方官员对公共品服务的相对重视程度参数λ有密切的关系，λ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作用，以上升为例，λ上升通过使得地方官员更加重视居民的公共品消费来对公共品服务产生正面影响，但同时通过降低生产性基础设施来对公共品服务产生负面影响。
参数φ和h的关系也有两方面，较低的φ意味着较高的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从而对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有促进作用，但是这又会挤出用于提高生产率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产生减少公共服务数量的影响。
参数θ与h呈单调反向关系，即提高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提供效率能够增加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数量，这是因为生产性基础设施能够提高产出而公共服务融资又来自于对产出进行征税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生产性设施提供效率提高并不会对公共服务产生负面作用。
可见，增强对居民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并不总是能够从绝对数量意义上改善公共服务，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参数λ的上升还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由于参数λ的上升必定造成人均产出下降，所以如果同时不能从绝对数量上改善公共服务的话，中央就没有理由提高对公共服务的考核程度。另一种情况更为一般和常见，那就是参数λ的上升造成人均产出出现下降，同时从绝对数量上改善居民所能得到的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则有提高对公共服务考核程度的理由。
我们特别地考察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之比。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会有所不同。
由上式可知，关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之比，参数λ上升会降低该比例；参数φ上升会提高该比例；参数θ上升会降低该比例；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即生产性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资之比，参数λ上升会降低该比例；参数φ上升会提高该比例；参数θ对此没有影响。
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偏好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央越重视经济产出则地方官员越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投资于公共服务不具有生产性的外溢作用，地方官员提供公共服务效率越低则越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官员提供公共服务效率越高则越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公共服务提供。由于地方官员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效率能够同时促进产出和公共服务，即该效率改进同时也带来了用于公共服务的投资增加，因此该效率改进并未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官员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能力的改进更加值得重视和期待，它的提高并不会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并且能够同时提高产出和公共服务水平。
另外，一个一般的性质是，在均衡状态下，资本、消费、产出、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一系列变量之间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的变化速率相等。
由于我们已经求出了均衡状态下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因此可以将两者代入到个人效用函数，得到个人效用的表达式
其中人均私人消费和人均公共消费的表达式为
现在个人效用都依赖于外生参数，尽管参数λ不由个人控制，但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使得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参数λ*值。最优参数λ*值与参数ν密切相关，即个人对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相对偏好程度决定了最优的参数λ*值。显然，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参数λ*值一般并不等于官员效用函数中的参数λ值。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能够根据参数υ找到相应的最优参数λ*，所以政府有可能选择最优的λ*。政府是否能够以及会这样行动，依赖于其所拥有的信息以及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这表明了当政府官员按照居民的偏好进行决策并且政府官员对居民的偏好完全了解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能够使得居民个人效用达到最大化。
命题2：当政府官员按照居民的偏好进行决策并且政府官员对居民的偏好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能够使得居民个人效用达到最大化。
(三)资本可流动情形
我们下面考察资本在地区之间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形，此时地方政府官员需要为吸引和留住资本展开竞争。
之所以考察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形，是这种情形与我国最近和当前的状况最为接近。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利用1995－2006分地区的价格指数和工资指数考察了我国各地区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三大市场分割程度和走势，发现三大市场均存在长期整合的趋势，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仍然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市场，消费品和资本品市场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异。在中部地区，三类市场的分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高到低依次是劳动力、资本品和消费品市场，全国的整体情形和中部地区类似。可见，消费品和资本品市场整合程度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在三类市场中分割程度最为严重。付文林(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流动，1995－2000年间跨省流动人口为3700万，但这个数目与我国庞大的劳动力数量相比仍然偏少，并且我国更为严重的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由于资本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因此各地区的税后资本回报率必须等于某一外生的资本回报率r，即
。容易得到该地区的资本量为
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形下，地方官员的问题仍然是通过选择生产性基础设施数量和社会公共服务数量来最大化自身效用
将预算平衡约束代入效用函数，对G求最优化得到
与资本不可流动情形相比，现在一阶必要条件等式左边多了一项，这一项源于式(22)，它反映了地方官员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到招商引资规模进而对产出的影响。进一步转化得
这表明，在资本流动情况下，地方政府进行招商引资竞争，如果经济体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都不变，那么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供给数量将会增加。其实，这是众所周知的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
与式(15)相比，在资本流动情况下，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官员为了招商引资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将增加
。这是显然的。但问题是，在资本流动情况下，资本是内生决定的，地方官员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未必一定增加。为了得到更加显然的结论，我们联立式(22)和式(25)可得
上述两个表达式给出了资本可跨区流动情形下的均衡。在资本可跨区流动情形下，该地区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及人均资本量都比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要多。此时，技术禀赋水平较高的地区仍然拥有较好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人均资本量。而且，不同技术禀赋水平的地区之间的生产性基础设施量或者人均资本量之比和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相同。由于
，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可知资本可跨区流动情形下的资本回报率和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的资本回报率相等。
从上式可知，资本流动可以使得地方人均产出水平进一步提升，其提升幅度与人均资本量提升的幅度相同。
命题3：资本可流动情形下，一个地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人均资本量、人均产出水平都比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要高。
从上述命题看出，资本自由流动带来了每个地区的人均经济水平的上升，这是通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抵消人均资本存量上升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实现的。由于我们并没有约束各地区的技术水平A必须相同，因此这一机制在地区禀赋和技术水平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也成立。
在资本可流动情形下，地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数量为
我们下面来看资本可自由流动情形下的生产性基础设施量与产出之比和资本不可自由流动情形是否不同。
显然，在资本自由流动情形下，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占最终产出的比重提高了。由于财政收入占最终产出的比率不变，因此很自然地可以得到社会公共服务占最终产出的比重下降了，即在资本可流动情形下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偏向于生产性基础设施而偏离社会公共服务。显然，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和参数α、β正向相关，即资本和生产性基础设施在产出中的弹性越大，则这一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很容易进一步推出，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之比和资本不可流动情形下有所不同，并且是两者之比提高了。
同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同样更加偏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
命题4：资本变得可流动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会更加偏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
根据这一命题可知，剔除居民偏好的影响，随着地区间资本流动自由程度的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有一个逐步偏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趋势，而随后逐渐趋于稳定。
我们已经得知社会公共服务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了，那么社会公共服务的绝对数量究竟如何变化？
根据人均社会公共服务消费量的表达式，可得
我们限定
是否为正并不确定，依赖于具体的参数数值。具体而言，参数λ越大则上式越可能大于0；φ越大则上式越可能小于0。这体现的含义就是，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中越重视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资本流动导致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出现绝对下降的可能性越小；地方官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越强，则资本流动导致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出现绝对下降的可能性越小。我国长期以来对地方官员实行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在此机制之下随着资本跨区域流动性逐步增强，地区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不仅会出现相对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绝对下降。当中央高度强调GDP考核并且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不佳的时候，地区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就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下降，即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恶化。这一结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为资本而竞争可能导致居民所获公共服务恶化，也指出了改变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
命题5：资本变得可流动情况下，地方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一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恶化，而是因条件而异。
我们已经得到了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下面求解居民的私人消费水平。代表性个体消费者的问题仍然为
显然，人均消费最优路径仍然满足
我们考虑最简单的情况，每个地区的人均拥有财富(资本)量正好等于该地区所吸引到的人均资本量a**=k**。尽管这一情形有些特殊，但这一情形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原因在于资本可流动时某地区所吸引到的人均资本量与该地区的技术禀赋水平正向相关，而一个地区的居民所拥有的人均财富(资本)量也往往与本地的技术禀赋水平密切相关。
不难看出，资本流动性增强能够带来私人消费水平的上升，其上升幅度和人均资本、人均产出等指标的上升幅度相同。
至此，可以得知资本流动会带来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公共服务水平的上升也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水平的下降。由于居民的效用同时依赖于私人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所以居民的效用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在公共服务水平下降而居民又较为重视公共服务消费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居民效用下降的情况。资本的自由流动，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的新阶段。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高，公共投资的重点将从基础设施转向教育、保健和福利等社会服务方面。为了避免公共服务绝对下降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应该适度调整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加大对公共服务提供水平的考核，保证居民效用水平不恶化。 个人效用依然为
其中人均私人消费和人均公共消费的表达式为
可以看出，资本流动使得居民的c/h的比率提高了。这一比率提高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私人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都提高了，另一种情况是私人消费提高而公共服务消费下降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居民的相对偏好参数ν没有变化，中央仍然有政策空间增进居民的效用，一个措施就是通过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权数λ来间接影响c/h的比率，以使得这一比率尽量接近原来的状态。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对特定地区配置合适能力组合｛θ，φ｝的地方官员，以改进地方居民福利水平。特别是对于第二个措施而言，这是以前的文献所不曾注意和强调的。
命题6：中央可以通过改变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对地方配备合适能力组合的地方官员两个措施来改进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
官员是具有偏好及能力方面的异质性的，中央和上级在任命和配置各级地方官员的时候，可以加强对官员偏好与能力的识别，从而根据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对官员做出更好的匹配，增进官员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匹配性与相容性。正是因为中国的中央以及上级政府可以对官员做出通盘的配置，所以官员合理任命是现有政治体制下提高政治体制运作效率的重要方式。
四、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的收入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居民所能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不相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并存的局面，有着其背后一致的体制逻辑。本文认为中央推行的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是理解上述矛盾的恰当视角，并对这一视角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本文在一个新古典框架中考虑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治考核和激励，引入了地方官员能力异质性，正式考察了地方官员的生产性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两种公共品的供给行为，及其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讨论了中央如何任命地方官员的问题，发现中央可以实现不同官员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优化匹配，这个问题正是现有文献所忽视的。
我们通过模型分析发现了，在中央的考核之下，地方官员为了政治晋升，大力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理性的地方官员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去，这种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缺失或者不足。同时，地方官员的能力异质性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官员的能力的差异，也会导致他们发展行为的差异。在中央强调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具有较高的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地方官员相对于具有较高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官员具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得到晋升或者留任。因此，这种强调经济建设的考核机制因为地方官员能力越来越偏向于经济增长而产生了一种持续性的强化机制，致使地方政府长期过度重视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资本的跨地区流动逐步增强。地方政府忽视公共服务提供的努力扭曲随着资本跨地区流动性加强而进一步强化。正是因为中央有偏式的激励结构导致了地方官员行为的扭曲。因此，中央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居民的偏好将具有不同能力结构的官员任命和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去，即中央能够实现官员和地区之间的优化匹配。
注释：
①统计数据来自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②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了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四个类别，尽管其他类别一定程度上与民生相关，但鉴于联系相对较弱，我们没有予以考虑。
③皮建才(2010)考虑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所存在的风险，本文没有考虑这一因素。
④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类型省级地方官员的经济绩效，发现具有显著异质性；王贤彬等(2009)发现省级地方官员更替带来省区经济增长波动，这一定程度上是由地方官员的特征异质性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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