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及其研究进展
王滢波
内容提要 ｜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日益受到挑战，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日益得到世人关注。本文从心理账户、前景理论、信息规避、金融心理学以及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凯恩斯模型五个方面入手，介绍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以及传统行为经济学理论在新领域的应用。本文认为，行为经济学能够有效解释经济人的各种非理性行为，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
关 键 词 ｜ 心理账户 前景理论 信息规避 鸵鸟效应 行为主义凯恩斯模型
传统经济学建构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就是理性人或称经济人假设，即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充分地、全面地计算得失。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决策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存在多种心理偏差的。在各种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我们能够发现很多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作为市场主体，其理性毫无疑问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计算能力、信息可获得度、计算时间、个人偏好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无法覆盖的领域。在这方面，行为经济学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能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狭窄而晦暗的病房摆放着四张病房，英的病床依靠着窗户。天气晴朗时，太阳可以照射进来，落在英干瘪的脸庞上，恍若深秋的太阳打在田野已经枯萎的作物上，毫无生机，安静而麻木。床位是英在省城工作的外甥联系的，在搬入病房之前，英已经睡在走道的临时病床整整一个多星期。走道上人来人往，嘈杂而混乱，英就像静静地摆放在博物馆的陈列品一样，供来来往往的人参观。这种感觉让她难受至极，她老感觉每一个人都在嘲讽自己，对自己指指点点。英巴不得将自己的头隐藏于被窝中，从世界瞬间消失。英感觉惭愧至极，无地自容，这都是子宫惹的祸。
约 翰• M. 凯 恩 斯（John M. Keyns） 在 其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① [英]约翰·M.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4 页。 中首次将预期作为重要的经济研究目标，认为在预期的作用下，经济存在动量效应（或称为正反馈效应），不会自动恢复均衡，而是会加速向一个方向极化，因此需要政府干预。此后的货币主义学派
②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7 页。 和理性预期学派也在不断强化对预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心理因素的研究还较为零散，仍然将其视为一个边缘变量。
行为经济学的真正奠基人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他首次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系统结合起来，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预期理论：风险情况下的决策风险》③ 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Under Risk，Econometrica， Vol.47，No.2，pp.263-291. 一文中，对预期进行了系统分析，并藉此获得了2002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行为经济学开始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希勒（Robert Hiller）、迈尔•斯特德曼（Meir Stateman）以及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其间数度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也从边缘逐渐蜕变为主流学科。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泰勒，使得行为经济学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所谓的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是源于对人们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诸如前景理论、心理账户理论、锚定效应、处置效应等诸多行为经济学理论，结合脑神经科学已经快速渗透到宏观经济决策、家庭资产配置、金融市场投资等诸多传统经济学领域。跨学科的交融和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本文主要从支撑行为经济学的几个基础理论出发，对前景理论、心理账户理论、信息规避理论、金融决策心理学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凯恩斯模型进行简要介绍，以揭示行为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一、“心理账户”理论及其应用
“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是泰勒的重要贡献之一① Richard H. Thaler，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Marketing Science，Vol.27，No.1，pp.15-25. 。这一概念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各分支中，尤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也对传统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治安法官代表性仍存在一些问题，治安法官选任还是受到一些谴责，但值得肯定的是英国现代治安法官选任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变，招募范围显著扩大。自1919年首个妇女出任治安法官后不少女性被任命为治安法官，在治安法院的青少年法庭要求开庭时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治安法官中妇女的比例上涨显著实现了男女性别比例的平衡。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麻醉前后凝血功能指标、Porter评分[7]。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患者的肘静脉血5 ml，静置20 min，将全自动血液生化检测仪的温度控制在约37℃，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8]。分别于术前和术后1、3 d检测两组患者的D-二聚体的含量。
运用丰富的案例进行教学，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的方式，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技能的掌握，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并分享所得。例如，在“接待礼仪”教学过程中，引入“接待规格令合作泡汤”的案例，让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接待礼仪知识，处理接待过程中的突发问题。在“馈赠礼仪”教学过程中，引入“伤心的手帕”案例，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风俗禁忌，提升国际交往中跨文化交际能力。
心理账户的核心理论是经济人进行决策时并非完全理性，并非依据纯粹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决策，而是将其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心理账户，基于不同的独立心理账户进行决策，而且这些心理账户之间存在不同的期望和效用，无法进行等价交换。
在上述干扰场景和干扰参数下，采用四相位等分分段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相位值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调制，与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进行以下3组仿真对比实验，各实验进行100次蒙特卡洛仿真，各组MTD结果取蒙特卡洛仿真结果均值的最大值对应的距离和速度作为目标信息。
泰勒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心理账户：
如果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 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 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 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音乐会门票。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门票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 元钱买张门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 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之所以出现上面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账户的问题。人们在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 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心理账户理论对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中，经济人以其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贴现作为约束条件，构建自己的消费函数，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这一模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消费者生命周期的所有收入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泰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当前的收入、储蓄和以后的收入属于不同的心理账户，这些账户对于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难以互换，因而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通常来说，人们更愿意使用当前的收入进行消费，而不会轻易动用储蓄，万般无奈才会使用借贷，因此当前收入的消费倾向接近1，储蓄的消费倾向介于0 和1 之间，而通过借贷动用未来的收入的消费倾向则接近于0。
心理账户理论源于人们的认知偏差，或称有限理性。卡纳曼曾经设计过一个经典的实验，以验证民众是否普遍存在认知偏差：
一种疾病爆发了，有600 个感染者，现在有以下两种方案：
方案a. 200 人会得救；
方案b. 1/3 的概率，600 个人全部得救，2/3 的概率都不能得救。
红琴问他要到哪里去，风影笑道，我还想问你呢，是不是又要到山坡上打结去了？要不，又要下山到村子里去了？她刹那间震颤了一下，背部生出一股莫名的冷气。他今天到底怎么啦，说话不阴不阳的。一会儿，她恢复了平静。她要试探一下他，女人的招数总是层出不穷，她的眼角挂起了泪花，将她的脸在泪水中洗得晶莹而美丽。他嗤之以鼻，你就别演戏了，假惺惺的眼泪打动不了人。她忽然问，你要离开我吗？他沉默不语，在山风中像一棵树。她马上改变了自己，不再梨花带雨了，她两臂张开，轻盈地转了一圈，向他抛了个媚眼，娇嗔地发嗲，我长得美吗？他点了点头，是个仙子。她又嗔道，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
如果将方案修改为：
因此，针对村民法律知识少、法制观念弱、法律信仰低的现状，这就需要把乡村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农村上上下下知法懂法、信法敬法，干部依法管理，村民依法办事，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方案b. 1/3 的概率没有人会死，2/3 的概率所有人都会死！
此时大概78%的受访者选择了方案b。事实上两种方案a 和两种方案b 是完全等价的，人们之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原因就在于心理账户。
基于心理账户理论，泰勒提出了“轻推”（Nudge）的概念，其基本逻辑是利用民众认知的心理偏差，通过对选项形式的不同设计实现最佳政策效果。传统经济学认为，形式不重要，内容更重要，但是行为经济学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形式的变化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轻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的主流养老保险是401K，以前填写401K 表格的默认选项是“不参加”，参与率只有57%。为了提高参保率，行为经济学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默认选项修改为“参加”。这种政策变化几乎是零成本的，但却导致参保率直接从57%提高到86%。
所谓的“轻推”政策，指的是通过设计选择架构，改善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提高整体的公共政策产出。“轻推”政策的作用在诸多领域都得到了验证。英国、美国等多国政府都先后设立了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直接利用行为经济学来指导政策制定。诸多商业公司，诸如Uber 和滴滴也都利用轻推政策来鼓励司机多开车。由于“轻推”保留了自由选择权，较强制性措施更为有效。在多个国家进行的实验表明，多数人都对此表示支持。
① Jung & Mellers，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Nudges，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Vol.11，2016.
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规避现象进行的研究证明，投资者群体中存在明显的鸵鸟效应。来自投资者账户的数据显示，当股票市场下降时，人们查看自己投资组合的频率会明显低于股票市场上升时。研究同时发现，当股票市场下降时，拥有大规模投资组合的投资人查看账户的频率更低，即使这些信息可能对他们非常重要。调查显示，大约80%投资者都具有鸵鸟效应
② Meta-Analysis of Default Effects，https://papers.ssrn. 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27301，2017.
拥有大片珍稀热带雨林的马来西亚，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政府承诺将保持至少50%的国土面积为森林，并且立法规定年度采伐限额每5年根据情况相应调整。丰富多样的森林资源不仅提供了大量具有经济价值的木材、医药植物、食物和纤维，它们还在气候调节、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整个生态系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罗伯塔•缪拉玛特苏（Roberta Muramatsu）和法伯•巴尔比瑞（Fabio Barbieri）在2017 年第1 期的《政策行为经济学》期刊上发表题为《行为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政策教训和轻推政策前景分析》的文章，也对轻推政策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行为经济学认为，其对于公共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提供重塑和改变人们行为的政策工具，例如改变民众的默认选项和塑造民众的选择架构。这些工具可以改善政策产出，帮助民众更好地实现其利益。但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轻推”政策同样面临着在现实世界设计和实施的风险：认知风险。轻推政策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决策者会倾向低估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其固有的理性局限和认知偏差。
③ Roberta Muramatsu，Fabio Barbieri，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Austrian Economics：Lessons for Policy and the Prospects of Nudges，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for Policy，Vol. 1，No. 1，2017，pp.73-78.
采用NG出口温度同SCV水浴温度的串级控制，串级控制方案如图1所示，主被控变量是NG出口温度TIC001，副被控对象为水浴温度TIC002，操纵变量为燃料气的流量。该方案将影响水浴温度的相关干扰因素如燃料气的流量、发热量、压力、风量和燃料气的配比等引入副回路，取得不错的效果[8]。
的确，由于存在信息受限、路径依赖、相对损益感知不对称、自我控制不力以及社会偏好等问题，人们可能无法做出确保其福利和长期偏好最大化的最优决策。但是，事实上，决策者本身也同样存在信息受限、路径依赖、相对损益感知不对称、自我控制不力以及社会偏好等问题。基于帕累托最优的福利标准在评估决策效率方面存在盲点，因为其忽视了评估政策效率所需的知识广泛分布在个体、政策目标以及监管者之中。此外，行为经济学的政策建议隐含着政策决策者和政策对象之间存在理性不对称的现象。
即使决策者能够克服个体认知局限，他们仍然面临至少四大障碍：其一是如何准确了解个体在具体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其二，决策者需要了解个体系统性地偏离其最优选择的可靠证据；其三，决策者需要能够设计和实施能够纠正个人行为偏差，同时又不损害其自治能力、尊严以及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的政策；最后，政策不能使民众承受更高的成本。
所以，可以说，有钱人其实并非“将利益最大化的专家”，反而是“将风险最小化的专家”。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某天一只股票损失了500元，有钱人不会在这个损失得到弥补之前再忍耐一下，而是尽早止损，然后重新寻找投资的机会。
二、前景理论的应用
行为经济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是由丹尼
行为经济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是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heory）①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1979. 。该模型主要研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决策，其结论是人们总是根据一个基准点来评估不同的选项，他们厌恶损失——在相同的收益选项面前，他们总是在试图规避损失。因此，为了避免损失，他们愿意承受一定的风险，而不愿意选择确定性的收益。前景理论虽然已经诞生数十年，但一直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热点。谷歌新闻和谷歌学术显示，近五年来对于“前景理论”和“损失厌恶”的搜索频次呈稳定上升态势。
前景理论的近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特别是金融市场、住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弗兰西斯•拉森（Francis Larson）第一次提供了自然环境下有利于“短视损失厌恶”（MLA）观点的数据。② Francis Larson，Can Myopic Loss Aversion Explain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with Professional Traders? No.22605，NBER Working Papers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16. 这种忽视长期收益而重视短期收益的认知偏差是短视的投资观点和损失厌恶心理的组合结果，是股权溢价谜团，即股票历史回报率远高于同期债券回报率的一种可能解释。MLA意味着人们过于关注其投资的短期波动。因为MLA 的原因，如果人们的时间周期更短，对于负面变动反应更为敏感，那么就会更加频繁地评估其投资收益，而这通常会降低整体的回报率。拉森邀请专业交易员使用新的交易平台，通过现场实验的方法对MLA 进行研究。研究者随机分配交易员接受价格信息的频率，分为频繁（每秒钟）和不频繁（每4 小时）两种。结果显示，确实存在MLA 现象。和那些频繁接受价格信息的交易员相比，不频繁接受价格信息的交易员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比例高出33%，收益高出53%。和行为经济学其他的研究一样，该研究也显示，传统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一个不考虑背景和基准，假定人们能够做出最优风险决策的模型）无法解释专业交易员的实际行为。投资者希望能够实时获得信息，灵活进行决策，但产生的效果却更为负面。
前景理论近期的应用涉及从经济、医疗到政治等诸多领域，例如：
• 相较于获得收益而言，人们更倾向于为规避损失而做出欺骗行为
结果，72%的受访者在其中选择了a。
③ Nathan C. Pettit, Sarah P. Doyle，Robert B. Lount Jr.，Christopher To，Cheating to Get Ahead or to Avoid Falling Behind?The Effect of Potential Negative versus Positive Status Change on Unethical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Vol.137，November 2016，pp.172-183. 。
激励机制是通过特定的方法与管理体系，将员工对其组织和工作的承诺最大化的过程。是管理者用来满足和限制员工各种需求所采用激励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改变员工的心理状态，进而使员工为实现组织预期的目标付出努力。激励措施一般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根据不同的内容，将其分为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第二，根据不同的性质，将其分为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第三，根据不同的激励方式，将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激励机制。
• 虽然健康是一种特殊商品，但是当人们在结果不确定情况下对接受医疗服务进行决策时，仍然更为看重损失，而非收益
④ Arthur E. Attema，Werner B.F. Brouwer，Olivier l'Haridon，A Quantification of Prospect Theory in the Health Domain，https://ideas.repec.org/p/tut/cremwp/201321.html. 。
• 诸如个人主义等跨文化因素会提高损失厌恶度，而人均GDP 和增长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则对损失厌恶度没有影响
方案a. 400 人会死；
⑤ Mei Wang，Marc Oliver Rieger，Thorsten Hens， How Time Preferences Differ：Evidence from 53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Vol.52，February 2016，pp.115-135. 。
• 在情绪决策流程中，预期负向偏离（由基准点确定）带来的负面效用要高于正向偏离带来的愉悦感
⑥ Aditi P Sen，David Huffman，George Loewenstein，David A.Asch，Jeffrey T. Kullgren，Kevin G. Kevin G. Volpp，Do Financial Incentives Reduc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Weight Loss? Evidence from Two Tests of Crowding Out，Working Paper，2017. 。
• 相较于正面情绪，历史经验导致的负面情绪对于消费者有着更强烈的影响
⑦ Aude Rychalski，Sarah Hudson，Asymmetric Effects of Customer Emotions on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n a Utilitarian Service Context，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71，February 2017，pp.84-91. 。
• 很多英美选民认为，经济和社会状况理应更好。他们基于过往损失的思维框架，开始认同“使美国再次伟大”和“拿回控制权”等口号，从而选择脱欧和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① Christophe Heintz，Does Prospect Theory Explain Trump and Brexit Votes? http://cognitionandculture.net/blog/christopheheintzs-blog/does-prospect-theory-explain-trump-andbrexit-votes，2016.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描绘了诸如恐怖主义盛行、失业加剧等黯淡的未来景象。选民们基于过去的损失框架就会认为，如果不选择改变，那么就意味着要承受风险。
洛伊文斯坦认为，信息规避通常由诸如减少焦虑、避免后悔、保持乐观等享乐主义因素所驱动。例如，田径运动员可能会不想了解其竞争对手的信息，因为他担心这些信息可能会降低其训练动力。
三、信息规避理论及其应用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因为其信息处理能力和处理时间都是有限的，其选择受到决策所处环境的影响。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基于信仰效用，即快乐和痛苦存在于“意识中”，“人们愿意为了使自己感觉良好而去坚持某些信仰”。这一观点与传统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会根据其新得到的信息修订其观点；而这一观点则认为，人们有时会刻意规避那些可能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③ Russell Golman，Information Avoida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Issue7，2015. 。
表1. 乔治·洛伊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提出的“信息规避”概念
实际上，“信息规避”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凯特•斯维妮（Kate Sweeny）认为，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人们会刻意规避某些信息。个人差异和环境因素都会造成信息规避。④ Kate Sweeny，Information Avoidance：Who，What，When and Why? Review of Psychology，December 2010. 拉塞尔•格尔曼（Russell Golman）重点研究了当信息可以免费获取而且人们知道信息可用时的主动信息规避问题，认为人们会采取多种方式来规避信息。比如，人们可能不愿意返回诊所以获得医疗检查结果，或者他们可能会刻意忽视这些信息⑤ Russell Golman，David Hagmann，George Loewenstein，Information Avoidanc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55，No. 1，March 2017，pp. 96-135. 。对于信息规避的一个心理学解释是，人们愿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这方面的一个常见现象是，人们会对信息进行误读，即只接受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而忽视相反的信息。例如研究显示，汽车购买者会规避那些认为其选择不佳的信息，他们会更加关注那些支持其选择的广告，而忽视其他车型的广告。
② Lawrence Evans，Trump’s Voters Are Ready to Risk Everything. Wh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03/14/trumps-voters-are-ready-to-riskeverythingwhy/?utm_term=.6e3e1035c382.
信息规避可能源于行为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概念
马丽亚离开公司的时候，竹韵正要去找海力，迎面碰上了马丽亚。两人对峙了足足几十秒钟，马丽亚咬牙切齿地说：“你遂愿了，你高兴了是吧？”
⑥ Russell Golman，George Loewenstein，Curiosity，Information Gaps，and the Utility of Knowledge，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49362. 。由于人们通常不喜欢不确定性，信息规避可以降低负面结果带给他们的痛苦感。在获得和规避信息之间进行选择，取决于满足好奇心后带来的愉悦感与获得信息之后带来的焦虑感之间的程度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信息规避可以在短期避免人们心理上的焦虑感，但就长期而言，由于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决策，信息规避会带来负面效用。
在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信息量爆炸式增长，信息规避问题更加突出。研究表明，随着信息的增加，人们会寻找那些与其此前决策相一致的信息
① Fischer P，Schulz-Hardt S，Frey D，Selective Exposure and Information Quantity：How Different Information Quantities Moderate Decision Makers’ Preference for 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Information，J Pers Soc Psychol，2008.02，94(2)，pp.231-244. 。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媒体可能会通过选择性的曝光强化和极化个人观点的偏差
② Eytan Bakshy，Solomon Messing，Lada A. Adamic，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Science，5 June 2015，Vol. 348，Issue 6239，pp.1130-1132. 。
虽然“轻推”政策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仍有部分人对其表示反对，因为这同样会触发反抗情绪。例如，将参加养老金计划作为默认选项虽然赋予了人们选择的自由，但是仍有一些人将其视为政府试图干预其选择的控制手段。
③ Nachum Sicherman，George Loewenstein，Duane J.Seppi，Stephen P.Utkus，Financial Attention，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Volume 29，Issue 4，1 April 2016，pp.863-897. 。
行为经济学关于行为改变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为个人提供有关其行为后果的反馈信息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信息规避正是这一观点的结果。刻意规避有关目标进程的信息也是一种鸵鸟效应。诸如健康和身体监控设备等新的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得到有关其行为的实时反馈。事实上，更好地了解信息规避的性质能够提高效率，避免信息反馈产生负面影响。
四、金融决策的心理学
凯利•弗里德曼（Cary Frydman）讨论了金融决策流程。目前在很多国家，退休储蓄的责任都已日益从政府和雇主转移到家庭，但同时，整体的金融知识水平仍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普遍金融市场错误背后的心理因素就变得日益重要。投资账户数据表明，当市场波动程度较低或者收益上升时，投资者会更加关注其账户信息。个人投资者具有明显的处置效应，即倾向于卖出赚钱的股票，而持有亏损的股票。其他众所周知的倾向还包括，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本地市场（本土偏好），以及基于过去的回报率来预测未来的收益、过度交易（频繁交易）等
④ Cary Fydman，Colin F. Camerer，The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Vol.20, Sep. 2016. 。
弗里德曼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结合行为经济学以及诸如神经科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数据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金融决策问题，包括：不同偏差如何在统计上相关？处置效应（卖出盈利的股票，持有亏损的股票的倾向）与再购买效应（倾向于再次购买此前卖出后价格已经下降的股票，而非卖出后价格上升的股票）之间是否存在强相关性？
对1000 名参与者进行的研究测度了不同的行为偏好（例如当期折现偏好、损失厌恶、选择不一致性）和偏差（例如过度自信、指数增长偏差、统计偏差）以及诸如财富、资产、储蓄等不同控制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测度众多不同的行为经济学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金融市场现象。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行为变量无法简单地归为同一类别
⑤ Stango V，Yoong J & Zinman J，The Quest for Parsimony in Behavioral Economics，New Methods and Evidence on Three Front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 No.23057，2017，Retrieved from http://www.nber.org/papers/w23057. 。
五、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凯恩斯模型
泽维尔•甘布伊克斯（Xavier Gabaix）提出了一种用于分析有限理性如何影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框架
⑥ Xavier Gabaix，http://pages.stern.nyu.edu/～xgabaix/papers/brNK.pdf，Working Paper. 。在传统的新凯恩斯模型中，代理人是完全理性的（尽管存在价格粘性）。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凯恩斯模型则认为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这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1）财政政策和“直升机撒钱”。在传统的新凯恩斯模型中，代理人是完全理性的，所以李嘉图等价定理有效，财政政策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在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新凯恩斯模型中，由于代理人非李嘉图等价，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税率变化，因此降低税收和税收转移会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在零利率下限时，只有前向指引（简单地说，就是量化宽松）有效，而理性模型最优政策只能导致次优结果。但是，当代理人为有限理性时，中央银行就拥有了新的工具：可以通过“直升机撒钱”，即向民众派发支票来实现最优结果。
（2）零利率下限（ZLB）。在理性模型中，零利率下限会导致严重的衰退（尽管可能并非事实）。但是在有限理性模型中，衰退会更加温和且有限，这更接近于现实和常识。
（3）泰勒原则需要加以修订。当实行被动货币政策时（例如，采取固定汇率时），传统模型需要进行持续的平衡调整，而行为经济学模型只存在单项均衡。
（4）经济稳定性。确定性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理性模型下，如果经济持续陷入到零利率下限困境中，泰勒原则不再适用，均衡也就不复存在，经济会从一个阶段随机跳跃到另外一个阶段。但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日本或2008 年经济危机后的西方经济体并未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代理人是有限理性的，公司依赖央行的“通胀指引”进行操作，则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5）前瞻性指引。在理性模型下，央行的“前瞻性指引”会起到巨大作用，原因是传统消费者会遵循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预期其他代理人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远期利率的变动会对当前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行为经济学模型下，由于代理人的有限理性，这种影响被弱化了。
（6）最优政策定性变动。在理性模型中，最优政策需要“锚定价格水平”（当GDP 为趋势平稳时，锚定名义GDP）：在经受成本推动下的冲击后，货币政策应该部分允许通货膨胀，但随后会出现通货紧缩，最终价格水平（和名义GDP）会回到遭受冲击前的趋势。这是因为公司具有足够的理性，预期中央银行会恪守承诺，并从中受益。在行为经济学模型中则恰恰相反，承诺带来的好处更低，当中央银行经受成本冲击后，并不愿意接受通缩，重新回到最初的价格水平。因此，锚定价格水平和名义GDP 并不是公司的目标。
（7）新费雪悖论消失。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严格的（理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利率上升（甚至是暂时的）导致通货膨胀上升是自相矛盾的。这就是所谓的“新费雪特性”（“neo-Fisherian” property）。但根据行为经济学模型，这一性质长期来看是成立的：长期实际利率是独立于货币政策的（费雪中立）。然而，从短期来看，提高利率会像凯恩斯主义模型认为的那样，降低通货膨胀和产出。
结 语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加强了对心理因素导致群体或个体不理性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理论对于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能够基于心理偏差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取得良好效果。但是也有学者对于行为经济学的实际作用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认为行为经济学研究者本身以及政府决策者也同样存在心理偏差，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政策效果。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已经迅速跻身为主流经济学，未来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14] Dana R. Dillon, The China Challenge: Standing against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reats That Imperil Americ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ilishers, Inc., 2007, p. 25.
作者简介 ｜ 王滢波（1976—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辑（上海 200235）
（责编：李天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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