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民们饿了！”“叫他们吃符号！”——20和21世纪的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臣民论文,语言学论文,陛下论文,饿了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固然，这个标题有些嬉笑之嫌。这样设计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注意……它源于儿时玩的一个游戏，只是我忘了游戏的规则和玩法。一位虚构的君王冷漠无情，突然有所醒悟，便几乎复述了玛丽－托瓦内特的建议：如果臣民们饿了，扔给他们面包就是了。我把君主的这类漫画像看做反模式，用符号代替了面包。现在，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被普遍化的饥饿即经济不适所困扰着，并在世界上的太多地方——不仅仅在第三世界——被现实的饥荒所困扰着，以至不能不日复一日地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栽培并向他人传送纯属符号性的实物。某些统计数字目前已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它们足以令人质疑曾指责我们的大学所代表，或一度代表的象牙塔。在我的祖国加拿大，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贫困。世界上最穷的48个国家的经济总值相当于十大首富的总财产。1997年的难民多达2000万。12亿人口今年缺乏淡水，等等。不幸的是，这类数字再熟悉不过了。文化、教育及其所有的分支学科是给物质食粮的一种不同等级的养料，因为智力劳动是真正的劳动，使专业的智力劳动者，更使其成果的直接和持久的受益人——即在理想意义上，全社会，在所有国家——得以谋生，至于要断定这在何种程度上而言，无异于对离经叛教者做说教。在这方面——这是暗含意义上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通过习惯性地依赖暗含的东西而足够明确——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知识进步和传播相关联的程度已得到普遍的认识（特别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规模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国家性的，存在于城市、农村社区和家庭之中。
如果要重新确立更加人文化的科学的合法地位，并论证其与所谓精确科学之间的紧密和恒常的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人文科学总是在最初对精确科学提出其根本性的问题。然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总是被大众视做是仅仅符号性的。在这方面，20世纪人文科学界的教师和研究者有责任继续论证符号性的东西作为养料的程度，在21世纪，他们更是义不容辞。
当然，我们世纪末的巨大的认同危机已经足以证明，使千千万万人依恋于寻根的文化真像物质财富一样宝贵吗？的确，这种本能的忠诚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往往在意识形态上被利用酿成文化间的冲突，而非彼此间的探索。这里，我们涉及的是伟大的价值论、道德论和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的人文学科在现代化的持续过程中保持活力，并且与经济现实保持着直接关联。如果我把对知识与对日常食物的不懈追求紧密联系起来的话，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此外，我们不要忘记，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正是由于它们把具体和抽象联结起来，并使后者为所有人所理解。符号对于人本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我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地球村，显然是这样。事实上，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符号就是巴别通天塔的符号。语言多样性以一种方式把人类划分开来，使得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共同体都植根于它的语言，原因正是语言是最好的文化纽带，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语言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之外，或者仅仅分享其边缘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障碍。
在另一个意义上，语言多样性联结着较少使用的语言和那些正在或濒临消失的语言，因为它们与大语言相互依存，并且／或者受之支配。我们的学科对于语言遗产的保护、发展和传播做了怎样的贡献呢？笼而统之，有人可能会说20世纪的语言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在其他方面却发生了巨大的负面变化。
在西方，在教育的所有层面，我们看见许多国家的古代语言研究日渐萎缩，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为所谓的“古典文明”研究所代替。关于教学大纲的保守意见对这种回归我们语言和文学之根的弱化深以为憾。有人可能会回应说，精确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也是智力学科的来源——当然不同于拉丁学和希腊学，性质却相差无几。现代语言应该从古典语言研究的衰退中大大获益，然而果真如此吗？当然，语言的教学方法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些方法尤其擅长利用应用语言学取得的进展，应用语言学使语言学理论适应某一特定语言的需求，比传统方法更为关注学生对习得语言的接受和接受条件。
为此，应用语言学能够妥善建立两个语言的口头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同于传统语文学；它和语用学一道鼓励我们把发音的实际条件考虑在内。很明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最起码要从一种“非学术”语言开始。而另一方面，心理和有时是生理的障碍在音位学的层面上退化或消失。保加利亚学者洛萨诺夫的方法一度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方法通过营造一种特别宜人的气氛使得语言习得难以抗拒。
应用于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的兴起一直被各种视听设备的集中使用所伴随着；尤其是语言实验室强化了学习者的个人参与，并且教材可以编排得十分精确。语言教学已经成为日常实际生活的一部分的另外一项证据是：专业语言教学的引进，如科技德语或法律法语。还有多重的（私人的和官方的）交流网络，使年轻人得以在国外度假，甚至居住一年，以达到在母语环境下学习语言的目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推翻了通天塔，彼此间越来越多地交流了？不是。关于这一领域的不利方面仅举一例——然而是极其重要的一例，比如说，普遍的全球化带来了语言的全球化，随后是权力游戏，大学学科在这种游戏中失控，特别是英语语言在科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要求科学家如果想使其作品迅速成名的话，就得用英语发表。英语作为一门无处不在的、中性的世界语和英语作为文化渗透（若非经济渗透）的手段之间的分界线极为模糊。例如，我们可以提及魁北克的一些研究人员和机构所做的回应，他们致力于在所有的科学领域发展法语期刊，而不屈从于作为科学交流语言而普遍使用的英语。另一方面，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世界也建立了自己的集团，提高了交流的可能，但同时也加大了语言沙文主义的危险。
对交流的巨大需求大大拓展了翻译领域。不仅翻译研究和学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伟大事业“索引翻译”（现在受到数据库的巨大潜力的冲击）发展了，翻译的理论方面也同样扩展了。翻译理论把我们带到了语言产生的交流问题的核心。实际上，翻译不仅仅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的言语意义的转移，而是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从一个说话人到另一个说话人的言语意义的转移，这无非意味着要注意受话人所做出的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多义的回应，尤其就一个文学文本而言则更是如此（我们暂且不讨论文学性问题，以及文学话语和非文学话语的区别）。我们应该强调翻译史和文学理论史之间的平行性，这里，受话人的社会方言和文化以及接受的整体状况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翻译的文本被曲解了？只有把原本看作一个随时间流逝从原语境中提炼出来的绝对不变的实体的时候，情况才是这样。然而新文本往往将引入一个新的社会－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从一个系统过渡到另一个系统。按照安妮·布里赛特的说法，翻译“首先是障碍和张力的集中所在。它本质上产生分歧。这就是翻译何以为推论现象及其制度基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优先观察领域的原因所在。社会话语即作为文学原材料的话语的规范在翻译作品的无形转换中暴露无疑。在定义上，这些规范可以通过其频率和系统性（统计性）观察到。因为正是某些选择的规律性使得文学制度的某些构成成分（即译入语境）的识别成为可能。调节翻译战略的这些规范在传达之时或之前就开始干预了。它们运作的程度不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待译文本须在目标文学的多元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注：安妮·布里塞：《关于翻译的社会评论——魁北克的戏剧与他性(1968-1988)》(Sociocritique de la traduction.Thé
tre et altérité au Québec(1968-88))，魁北克，1990，第28～29页。）
对翻译的简要探讨表明，翻译是20世纪呈现的若干潮流中的一个例子：那些接受并解释文本因而对意义的固定性提出质疑的人们越来越受到持续的关注。无视情境，意义的转移远不可以操作，因为某些机制会决定其新的体现，这些机制是可以认知并识别的。这是某种社会批评和多义系统论所持的观点；它们的进路绝没有占据我们语言学和文学学科的整个舞台，但是尤其发人深思。无论如何，它们反映了所有学科共通的几个方面：文本意义的相对化，以及（自相矛盾的是）科学地研究调控（或者或许调控）意义从一门语言、一种文化和一段时期转移到另一门语言、另一种文化和另一段时期的运动规律的意愿。还有许多对这些规律或至少对这些循环的元推论研究，20世纪的语言学和文学学科凭借这种研究而有着广泛的共同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跨学科性存在并贯穿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最深刻的问题或许是我们在这个跨学科性里扎得太深了，好像文学不是一个其本身有正当存在理由的实体。
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分别和共同实验了对历史性的质疑，然后回归到历史性的价值。俄罗斯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已经开启了反对历史决定论和集中于文学文本的形式的道路。“新批评”和“新批评派”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运作了，国人诺斯洛普·弗赖伊的批评系统也在把文学话语的特定性从历史中剥离出来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结构主义语言学被附加于历史语言学，甚至取而代之：此外，正如皮亚杰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学科，包括那些所谓的“精确学科”，都运用关系认识论的观念即结构的观念。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也从社会的进化研究转入到对可以相互比较的时间段的共时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结构分析以及普洛普对故事的结构分析成为文学分析的模式，成为今天的工作工具；然而它们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文学研究受到了这些来自外界的发展的促动，它们都提供了拒斥遗传说明的模式。这导致了对传统文学史的高度批评性的重新审视过程，亦即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史关于事实、因果性、时间和阶段概念；同时对借助于政治或传记史实亦即总是以语境的角度而非文本的角度来解释文学现象的趋势也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许多方面来看，结构主义在确认文本的身份方面做得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它的特权在于寻求在社会或心理上起着启迪作用的结构。的确，许多批评家很快就放弃了在文本结构中寻求作者的踪迹，因此也就放弃了寻求文本的起源，而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文本看做是一组能够接纳不同的所指的能指。我认为，对于符号的任意性的发现及其后果，通过表明意义何以在文学系统的演化中保持开放，何以允许不同的解释，而解放了文学研究。
在再次回到历史性之前，我们应该提及那些主要把文本当作一个独立的（如果不是封闭的）宇宙来认识的趋势；难道诗歌没有赋予其所包含的语词一个新的、自身的意义吗？《作品内在性解释》明确地表达其意愿在于探索作品的内在性；现象学侧重意识的意向性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经历（在因伽顿看来，所有的阅读都是一种新的具体化）；伽达默尔或利科的解释学进路随着读者的思路把文本当做他者的经验对其进行解码和占有。以上所做的简单而不完全的列举表明，文学文本已经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碰撞之地；然而只能如此，因为文本是多孔的，因为意义是转瞬即逝的。在其他方面，我们是否摈弃了历史性？绝对没有。对于某个由肤浅的推论组成的传统文学史的谴责已见成效。它没有扼杀文学史，而是使它重新焕发了生机。20世纪70年代初，汉斯·罗伯特·尧斯创办了《新文学史》一刊，该刊始终如一地发挥着它的功能。许多西方国家都写出了自身文学的新史，这些历史带有我们所说过的批评和质疑的痕迹，也带有他者的痕迹。它们扩展了正典的范围，把以前被排斥的社会话语的诸样式、声音和方面包容进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们是文化的。它们欢迎——多少是完全地——移民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除非政治环境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否则不接受流亡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不是一门传统学科，正处于发展过程当中。任何文化都需要向自身或其他文化做出历史表述，以确认、扩展、构建自己眼中的自身，然而它也要向其他文化解释自己，从而推动文学间的对话。
中小学和大学教学继续使用文学史，即使仅仅是出于背景目的；教师的责任是把文学史用做文献而非典范，以一种批评的眼光阅读它，并使他人如此阅读它，找出诸如在排斥、包容、风格效果以及双文本等方面的预先概念。
至于后殖民文学或新兴文学，开始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标准，无论有无使用同一语言的原创文学——如巴西／葡萄牙、魁北克／法国，或尼日利亚的英语／大不列颠的英语，或者无论殖民化国家的文学是否提供了结果证明为不充分的模式，即使仅仅是出于对丰富的口语传统的无知。的确，文学史现在生活在一个自我意识的和创造性的差异的时代，大卫·珀金指出的选集模式和百科全书模式之间存在的张力可能使得文学史愈发地生机勃勃。差异不仅仅是一剂后现代的药；它是变化的催化剂，不断迫使我们更新历史的理论建设。
而且，历史性的回归远远超越了文学史钟摆的回摆。它不仅仅停泊于大学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协商（往往既是制度上的又是理论上的），而且停泊于文学样式本身，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和独一无二者在撰写传记、自传和消除所谓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正像在魔幻现实主义中那样）方面的日臻成熟；它在“新历史主义”中找到了泊位，强调语境，强调与笛卡尔思想相对立的解放的主体；它还存在于对文本深层的力量的寻求，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例示的那样。这种对于历史性的把握导致了（假定这个概念摆脱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工程。正如其他人在先前的文学史的建构中感知到的一样，德里达从结构主义中感知到某种形式的哲学极权主义，感知到通过把现象化归为一个能够对其做出总体说明的公式来说明现象整体的尝试。“德里达把暴力的、极权的结构工程支付于请求的反暴力，请求一词来自拉丁文的sollicitare，他的意图是要撼动总体性［……］他指出，每个总体都可以被总体地撼动，即可以被显示是建立在它所排斥的东西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于任何还原分析都是多余的东西的基础上”。（注：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阿兰·巴斯作序并作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第16页。）
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回到关于文学文本身份的研究中看似一致的东西：即文学文本是作者／读者的碰撞之处而非意义的定形。无疑，这也就是为什么乔纳森·卡勒斯在其关于解构的著作中把女性主义阅读归为这一运动的发展的哲学和历史原因；卡勒斯主要不是为了支持女性主义事业，而是要在接受文本的层面上发现他性和差异的产生根源，因为许多其他非典型的、非传统的阅读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释，无论是在性别差异的层面上——包括同性恋，道德层面——我们可以想起黑色接受美学——或者甚至在着眼于我们研究的未来的层面即年龄差异的层面上。
在很多方面，这个未来取决于青少年阅读和我们向明天的成人传送与科技世界的互动的书面语世界的方式。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两个历史学家玛里琳·米吉尔和朱丽安娜·希萨利的说法，女性主义阅读作为差异阅读的一个例子，建立在“双重视野”的基础之上，反对任何自动、简单的极化：“通过重新审视那些构建历史上文艺复兴的许多话语并单方面进行定义的极化（‘高’／‘低’、文化／自然、伟大艺术／非艺术、权力和力量／德行和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双重视野的做法不止颠倒了对立项；它需要对对立本身进行根本的驱逐，从而不再厚此薄彼，而是推动了对整个词项系统的质疑。它通过承认矛盾和冲突的建构作用，拒绝促成解释闭合。”（注：玛里琳·米吉尔和朱丽安娜·希萨利：《重塑女性：回顾性别与意大利复兴》(Refiguring Woman.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the Italian Renaissance)，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第14页。）这是使我们在精神上贴近翁贝托·埃科的《开放性文本》和哈伊姆·佩雷尔曼及其接班人的调和修辞法的某些东西。
这样的和睦使我在结束时提出尤为相关的一点：当今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之间的和睦是我们关注并不时参与的对话式的潜移默化过程之一。因为看起来文学语言这次不是穷亲戚。人们可能会想到詹尼·瓦蒂莫，他的后现代主义把西方思想视为衰弱的，因为西方思想不如以前在笛卡尔的传统中那么系统与教条，而认为诗歌更适宜把握真理。这令我想到了马萨·努斯鲍姆，她在其《诗歌的公正》中建议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使用文学文本，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不是尽管它们求助于想象和情感，而是因为它们求助于想象和情感。根据努斯鲍姆，文学想象在事实上不能替代，而是充实、促进和丰富了主宰着公众事务的思考的道德推理。
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际，道德范畴事实上可以是，我认为可以说就是联系我们所有不同的人文思想的非常新的同时也是非常老的纽带。
Eva KUSHNER:'SIRE,THE PEOPLE ARE HUNGRY!'
'LET THEM HAVE SYMBOL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STUDIES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DIOGENES,No.18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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