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中[1]2007年在《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间的身份、角色在重新碰撞和定位。国际新秩序不仅仅是大国间物质力量的排序与组合,也是国际社会观念结构的解构与重建。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文明,在近代倍受列强欺凌而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来说,如何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确定自己的国家身份,如何给自己在国际社会定位是中国外交的重课题之一。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时间,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物质力量壮大,正在走向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国家身份再造和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国开始重新思考并建构自身的国家身份并据此在外交实践上进行新的调适。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的起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实力的持续增长成为中国重构自身身份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本论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内涵、特点,深层次剖析了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分析,提出了几点对中国国家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本论文分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引文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建构主义研究的国内外现状进行了梳理,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指出了论文的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四小部分。一、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综述,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建构主义核心概念,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国家身份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本部分是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与外在层面的建构对中国国家身份形成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内涵、特点进行了剖析。三、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影响,包括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影响;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地区政策方面的影响;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行为转变的影响。四、中国国家身份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启示。本部分注重从中国文化安全的维护,加强文化外交实现国家利益,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加强国家威望的建设,提高国家形象等方面谈了中国国家身份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启示。结语部分分析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应继续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深入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对文化安全利益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也应更加重视,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在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中理应充分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发挥它的文化力。同时对国际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做了回应。
王艺霏[2]2015年在《东亚权力变迁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台湾问题事关我国统一大业的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对于“国家认同”表现的日益纷繁复杂,呈现出多元化的鲜明特征,“台湾认同”已经形成气候。台湾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它的命运曲折离奇,历史命运和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深刻地反映着国际秩序的历史变迁。“台湾人认同”这一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大陆方面究竟应以何种态度去应对,对此两岸学者、国外学者以及普通民众,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将总结分析种种不同看法,从中解析“台湾人认同”的历史发展及内涵,全面理解“台湾人认同”的变迁。对于台湾人“中国认同”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应该回归到国际大背景下来进行,从不同时期、不同国际局势的宏观层面出发,结合不同时期台湾人的口述历史来探寻。同时,对影响台湾人“中国认同”的因素也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抽象,在理论层面进行概括、总结、分析,如此对问题的把握才能切中要害。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言包括研究意义、现状分析与文献回顾、论文结构、研究视角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导入对台湾地区“认同”问题的学理分析,由此证明身份认同在现阶段台湾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效果。由于从第二章的分析可以表明运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必要性,所以从第三、第四两章转入建构主义理论分析。由于涉及到的重要概念较多,本研究在第三章中首先将界定相关概念,同时对这些概念进行建构主义解析,并进一步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影响台湾人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进而通过这一分析中发现的问题,寻找本研究的侧重点,即以国际关系这一重要因素,更准确而言是以亚太地区的政治秩序的变迁作为研究变量,探究这一变量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第四章是将近代以来亚太地区政治秩序变迁进行时间段的分层,对每一时间段进行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同时结合口述历史记录,论证国际关系变化对于地区个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第五章是总结,首先对之前的研究进行讨论,总结每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对台湾地区人民的身份认同尤其是“中国认同”所造成的影响的严重性,从而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接着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笔者将列表分析台湾社会身份认同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大陆、台湾、美国三方角力),然后简洁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对此篇论文的主旨进行梳理归纳。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国内有少量学术论文是运用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来研究台湾问题的,尚无从国际关系视角解析台湾人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是这方面的首次尝试,旨在用新视角研究老问题,即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与权力转移理论来构建研究框架,结合对口述历史采访的整理和理性选择、归纳推理等研究方法,论证国际关系因素对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
陈丽颖[3]2017年在《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间的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国际关系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决策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国家间互信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对外政策。它从信任的概念而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系统的研究国家间互信的影响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复杂作用有助于丰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要流派的微观基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说,这一研究有助于把握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和规律,特别有助于中国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政策。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国家间互信的理论研究:理性选择维度、情感心理维度和文化认同维度。本文用1967-1979年中美关系从对抗、孤立到缓和与合作的进程作为案例进行分析,验证这三个维度在中美两国互信形成和维持的体现。国家间互信理论中的理性选择主要是指决策者通过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界定,分析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外在第三方威胁因素,进行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和反馈,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的维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信任研究的理性选择路径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首先,信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学派认为信任几乎等于合作。行为者通过对对方的能力和过往行为的评估,如果可以对对方产生积极预期,认为对方的行为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才会信任对方。其次,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是以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假设的,它认为国家必然追求权力和安全。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间不存在信任,而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某些条件下,国家间可以互信并且合作。然后,本文结合了信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得出结论:国家间通过多次的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重复博弈,表达自己的意图,了解对方的意图,计算双方的相对实力,最后可以互相形成对对方行为的积极预期,也就是相互信任。国家间互信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情感心理维度。这个维度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状态会影响其对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两个民族之间的情感链接程度也会影响国家之间的互信关系。信任理论中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心理研究共同成为国家间互信理论中情感心理研究路径的理论基础。从决策者的角度看,乐观、宽容、理想主义的决策者更容易对其他国家的产生积极预期。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的情感关系(对对方的尊重、体谅、欢迎等行为)有助于其产生信任对方国家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民众之间有较好的互动历史,因而产生的友好的关系会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的形成和维持。国家间互信的第三个维度是文化认同维度。两国之间的国际信任水平受到民族主义文化和总体信任文化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而总体信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国际信任水平一般也较高。国家间互信的文化维度更多体现在两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对互信关系的影响。两国的文化传统越接近,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越大。文化因素对国家间互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会影响彼此行为关系中信号的传递方式和理解方式;二是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形成国家间互信。在案例分析部分,中国和美国在1967-1979年之间关系缓和的进程中贯穿了两国之间互信形成和维持的过程,体现了互信理论的三个维度是有机统一、互相建构的。中美两国的缓和,是双方的决策者从国家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对各自的实力和意图进行了计算,并认识到共同的第三方威胁,通过不断的信号传递和反馈,建立了初步的互信。同时,双方在交往中不断增进情感关系,在决策者之间和民众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共同情感。在中美互信形成的过程中,双方在利益上的分歧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关系经历了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审时度势,在交往中增加了了解,对彼此的关切也有更深的理解,形成一定的共同利益和情感纽带,并对文化差异能够求同存异。中美缓和进程在国家间互信的三个维度的共同影响下,两国之间从试探开始,经历了波折,最终实现了关系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互信。国家间互信理论的三个维度的关系如下:首先,这三个维度不依赖于彼此而存在,但是国家间互信的产生至少需要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理性选择基础的互信是国家间在一定情境下,对彼此相对的力量和信号的交换产生的。情感心理基础上的互信是决策者和民众之间通过不断的互动交流,对彼此的品质产生积极的评价以及情感链接而产生的。文化互信是由于国家间在文化上的同质性产生的,信任文化的相似程度也有助于文化上的互信。其次,国家间互信的理性计算的信任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情感上的互信可以帮助双方建构共同利益,也就是巩固理性基础上的信任。但是,国家间长期缺乏利益上的共同点,会损害情感上的链接。而文化上的互信可以显著的改变理性计算和信任的内在倾向,它可以产生一种范围更深、程度更广的互信。文化上的信任也有助于国家解读理性的信号传递,建构理性的信任。另外,文化上的互信也有助于情感上的认同,培育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情感信任。可以说,文化上的互信是最稳定和最坚固的一个维度。最后,国家间互信的三个维度和互信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性计算基础上的信任最普遍,可以说一种初级信任,并不是很稳定,是情境型的。具有情感心理维度的国家间互信可以说是一种中等程度的互信,它需要一定的理性互信为基础,但又不完全依赖于理性计算而存在。具有文化维度的国家间互信是一种信任的较高程度,这种信任的稳定性也是最高的。所以,国家间的高层次互信需要同时具备理性共同利益、情感链接和文化认同这三个维度。这种类型的互信中的三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王志[4]2017年在《认同与互动视角下中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跨国犯罪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突出因素。世界各国执法安全机构为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然而,不同国家的执法安全合作除了受制于法律制度、警察体制、经济实力(如执法机构的预算和人员招募等)、技术水平(如执法装备、刑事科学技术等)等物质性因素影响外,还会受到本国警务理念、双边互信水平、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和水平乃至历史文化等观念性因素的制约。在物质性因素作为一个常量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主体能否在观念性因素上达成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能否顺利开展。而认同的加深又能使执法安全合作互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反过来深化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最终推动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螺旋式上升。本文通过对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这一最新概念的学理分析,选取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中的认同与互动作为理论工具来考察中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本文在第一章对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述,首次对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进行了概念界定;在第二章详细阐述了建构主义中认同与互动理论及其在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中的表现。以上述两章为理论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认同和互动角度考察了中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观念变迁和实践发展,提出了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是国际警务合作发展的高级形态的观点;中国在同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及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经历了从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体系的边缘者、学习者向塑造者的身份转变。第五章深入分析了影响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中认同的因素,提出了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中认同的培育与建构路径,以期推动中外执法安全合作朝着深化认同、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同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应善于利用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变我国对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体系的单向认同与被动反应式互动的现状,积极发出中国关于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声音,向外传播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价值观,对国际执法安全合作体系存在的问题开出中国药方,推动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转型升级。
缪开金[5]2006年在《中国文化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的结束,使得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从后台走向了前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深刻阐明了当前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特征。随着文化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凸现,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三维度受到学术界的空前重视。国际文化理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过去以国际体系、权力制衡、经济利益等概念来看待世界的习惯,而辅之以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因素。但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各国文化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相对忽视了文化作为外交手段的研究。与理论上的缺失相比,当前文化外交作为“软权力”的运用正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重要选择,尤其是西方大国的文化外交活动方兴未艾。所以,对文化外交的研究既是对国际文化理论的深化,也是外交实践发展的需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多学科研究方法为经纬,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演绎出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文化外交是一国政府致力于通过本国文化的传播,以建立、发展和维持与外国关系的外交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机制、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得到发扬。这个概念指出了文化外交的两重性。即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是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同时在客观上,作为一项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外交也是国家对外文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总结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演变、组织体系和途径方式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当前文化外交作为中国国际战略选择的具体运用,及其对中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为宣传中国革命成果、巩固和开创新中国外交局面,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战略手段,继续服务于政务外交、经济外交等传统外交,同时肩负着塑造新时期中国国际形象、培育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使命。中国在走向大国过程中,国际形象是一个需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国际社会对国际形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权力表现到强调身份认同的过程,相应地,塑造国际形象的依赖路径也经历了一个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文化外交因其注重软化的吸引力而非外部施加的心理压力,正成为各国树立国际形象的战略选择。中国也正通过文化外交来消除“妖魔化”的国
刘彬[6]2013年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研究》文中指出一直以来，海湾地区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图景，始终成为国内外中东问题研究的重点区域。其中海湾六个君主国家（即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以海湾合作委员会为依托、以联合自强为目标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成果显著，对于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结构和整体安全走势作用日益明显。特别是2010年底以来的中东大变局中，海合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美国的支持，乘势扩展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影响，加之埃及等国家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地区影响力的减弱，中东政治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日趋明显，以海合会为代表的区域机制的重要性迅速提升。事实上，学术界曾一度质疑阿拉伯国家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能力并提出“阿拉伯例外”的论断，海合会六国三十余年的区域一体化化进程用事实对此予以了辩驳。由此也引发了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阿拉伯国家多次联盟或区域化的尝试屡屡失败，而海湾六个君主国能够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对于具有区域一体化倾向的海湾六国国家集团，是否存在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决定其区域化的和平关系与互助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海湾地区的政治与安全结构？本论文试图将建构主义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引入海湾六国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之间关系及其内部机制的研究当中，从而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独到而合理的思维视角与解释路径。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内，“安全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由其人民对和平变化保持可靠预期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区域”，其中“可靠的和平预期”是安全共同体得以成功缔造的关键。论文试以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的两个关键因素—“集体认同”与“共同规范”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线索与理论工具，对关于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建构与发展的主要问题展开思考，重点实现以下研究目标：（1）以建构主义理论的“规范”、“认同”原理作为核心解释工具，探讨决定海湾六国之间安全关系模式的基本要素以及掣肘海湾六国未来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2）对于海合会六国是否属于安全共同体目前尚存争议。本论文以安全共同体作为分析框架来考察海合会国家政治与安全关系演变的过程及其性质，并最终做出海湾六国属于安全共同体范畴的结论，以此作为国内外学界前期研究的拓展与补充。（3）将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研究视角与分析理路延伸至海湾地区，探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海湾总体安全结构与地区秩序。（4）作为认同、规范等“变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必要对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未来走势及风险加以评估。围绕上述目标，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体现在以下相互关联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本部分旨在进行概念介绍与理论铺垫。首先，简要阐明论文的研究内容、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及论文整体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前期引导性内容；其次，简要介绍与本论文有关的建构主义基本理论与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海湾六国一体化合作的成果与现状，重点讨论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对海湾六国合作关系的适用性问题。第二部分：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历史考察：认同变迁与规范演进。该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内容。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根据海湾六国区域一体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探讨社会化互动的建构过程中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变化和共有制度规范的演进，揭示出认同、规范在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并以卡塔尔与巴林之间的领土争端为典型个案，通过实证分析对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及其性质加以界定。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海湾六国互动合作的历史考察；（二）海湾六国集体认同的变迁；（三）海湾六国集体制度规范的演进；（四）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实证考察：以卡塔尔、巴林领土争端为个案。本部分结论为：海湾六国之间通过多元互动合作这一“过程变量”促进并塑造了六国集体认同与制度规定等“结构变量”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在彼此互信的基础上推动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形成；同时，在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定位上，海合会六个成员国之间安全共同体的打造已跨越了初始的形成阶段，但并未进入具备牢固集体认同和稳定互信的成熟时期，而应当定位为集体认同基本形成、互信机制日益加强以及组织制度正进一步完善的安全共同体的上升阶段。第三部分：海湾六国对外关系考察：安全共同体的“他者”建构。这也是本选题的重点内容。本部分主要从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外在层面即六国对外关系的考察来探讨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借助“认同与规范”理论，梳理海合会六国同三个“他者”国家—海湾强邻伊朗和伊拉克以及西方大国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并分析上述关系始终陷入“安全困境”的原因。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海湾六国与伊朗关系考察；（二）海湾六国与伊拉克关系考察；（三）海湾六国与美国关系考察。本部分观点为：由于海合会国家总体外交理念与安全战略上与上述国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本质分歧，导致六国同两伊以及美国在外交政策与地区战略路径上明显不同，这也就决定了海湾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不能产生基于共有认同的“我们感”，而只能作为外部层面的“他者”国家对于海合会六国的共有身份意识和集体认同感客观上起到凝聚和推动作用。第四部分：非传统安全语境下的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理论下的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应当如何看待海湾地区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现象，二者所涉及的“安全”概念从内涵与外延上有何区别与联系，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海湾六国互信与和平为特征的共同体关系的塑造具有何种价值与作用？这是本部分重点讨论的内容，具体包括：（一）非传统安全与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理论分析与概念解读；（二）海湾六国非传统安全形势研究；（三）海湾六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及其评价。本部分结论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重要性的提升，在重构六国集体安全结构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合作也为海湾六国的多边合作注入新的内涵与更为丰富的内容，海合会六个成员国之间以友善与互信为特征的和平关系不断深化，从而推动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向着更为成熟的层级发展。第五部分：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未来展望。对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对外扩容以及对内加强一体化建设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展望。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纵向深化发展；（二）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的横向扩容发展。本部分的结论是：对于处于上升阶段并面临未来诸多挑战的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无政府状态下，无论是海合会内部还是延伸到整个海湾地区，和谐与共生总体目标的实现尽管困难重重，但摆脱战争状态和安全困境的合作关系的构建存在可能。
于磊[7]2013年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开始发生彻底的转变。全球化的潮流方兴未艾,地区一体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成为日益重要、不可忽视的国际趋势。毋庸置疑,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一样,是人类为了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进行的勇敢尝试和伟大实践,将会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许多重大的利益和福祉。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启动与发展自然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因素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深入探讨文化与认同问题的建构主义学派也成为与传统理论学派并驾齐驱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派别。作为当前全球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途径入手,对东亚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明显,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和认同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东亚一体化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是值得学术界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基于此,本文将在既有成果和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化认同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文化认同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内在关系,探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构文化认同的困境和障碍,并对如何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构东亚文化认同、推动东亚一体化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和建议。本文主要选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进行选题的研究探讨。具体来说,本文将分为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是提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并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价值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框架阐释,首先对文化认同及东亚一体化的相关概念进行内涵界定和分类,然后介绍建构主义关于文化和文化认同的理论观点。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为下文的分析做好铺垫。第三部分是文化认同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内在关联性。在前一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认可归属型”文化认同、“反思回应型”文化认同和“效用功能型”文化认同三个角度分析文化认同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内在关联性。这一部分分析的宗旨是说明文化认同是一体化发展的整合性和推动性力量,必须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向前发展,并进一步引出下文对于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的论述。第四部分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建构文化认同的困境。毫无疑问,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建构文化认同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并且在建构的过程中也将面临诸多的困境。本文将主要从东亚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异质性、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差别、外部力量对东亚一体化的介入和对文化认同的冲击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五部分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文化认同的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部分,笔者将依然围绕前文所述的三种文化认同类型展开分析,主要是从建构东亚地区共同的疆域概念和文化价值体系、以东亚文化的相对性和独特性发展“反思回应型”文化认同、夯实东亚合作的物质基础以建构东亚“效用功能型”文化认同等方面进行演绎展望。第六部分是结语部分,笔者将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进一步提出一些思考。
周娅[8]2013年在《建构主义新视域：地缘文化及其建构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在国际关系学视野下,以温特的“结构性观念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存在的缺陷为理论支点和出发点,分析了“地缘文化”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论文主要研究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对“地缘文化”的概念、属性、特征、建构机制、类别、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创性的探讨,提出了“‘地缘文化’是由‘地缘性建构’和‘社会性建构’双重建构形成的”这一创新性理念,以及“‘政治敏感性’和‘可建构性’是地缘文化最根本的特征”等创新性观点；第二方面,从“结构观念主义”的理论起点出发,重点研究地缘文化的“社会性建构”机制。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温特的“结构观念主义”这一理论有其疏漏和缺陷之处。它作为一种结构理论,仅仅关注了从超国家的国际体系结构层面的“共有观念”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建构影响,而忽略了来自作为国际体系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以及可以作为国际体系行为体的重要补充的一些单位(本文称为“地缘体”)内部的“共有观念”对国家层面和国际体系层面文化的社会构建。温特的国际体系文化的“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三种模式建构仅仅是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观念主义结构体系。但国际体系文化的结构不仅应该包含这种单向性的建构,还应该关涉来自国际体系行为内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内容,应该关涉到行为体内部地缘文化社会建构中也含有的“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的文化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本身受到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基于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宗教等社会结构的建构,反过来又会对国家(或其他地缘体)层面有着先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共有观念”先导性建构作用。文中通过对民族和宗教这两个对于中南半岛地缘文化具有重要社会建构作用的维度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不同建构方式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二者对中南半岛地缘文化的社会建构机制,认为“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共有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模式对国际体系的文化模式将产生建构性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国际体系文化的结构性观念主义建构模式应该是双向互构的。地缘文化及其建构研究将成为国际关系学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视域。
范宝权[9]2017年在《地区认同视角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区认同,是一定地区内各国家行为体区别于其他行为体的基本特性,是国家在地区互动和交往过程中获得的自我且不同于他者的身份,强调社会文化的相似性与共同利益需求在影响国家行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的认同理论从影响认同的核心要素出发,注重分析观念、规范、认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塑造共同意识、构建地区机制、寻求共同利益对地区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同时以此为基础,强调这些要素决定着地区内国家的价值选择、身份界定、行为方式和利益互动,并深刻影响着地区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进程。东盟各国内部在种族、语言、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加剧了相互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差异性,由此使得塑造地区认同成为东盟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作为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即是以尊重各国文化差异性为基础,通过加强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与互动,促进国家间相互认可和共同意识的形成,最终构建起基于地区认同的集体身份。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形成三个基本阶段。通过对其发展阶段进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在促进地区认同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总结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做法和主要成果,还能发现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通过对地区认同相关概念和理论的总结,试图建立一套效果评估标准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发展历程、具体做法对其现有成果进行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索相应的对策。全文共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着重阐述论文问题的提出以及选题意义、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对分析框架的构建,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分析以实现对地区认同基本内涵的初步了解,同时介绍建构主义的地区认同观,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评估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构建成果的基本标准,并在之后用以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历程,以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节点为依据划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形成阶段等三个阶段,并探讨地区认同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第四部分着重展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取得的既有成果,根据东盟已实施的政策总结出四个基本特点,并依托东盟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基本进程中所出台的各项文件,对各特点下的具体做法进行介绍和分析。第五部分强调用前文提出的评估标准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现有成果进行评估,同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为之后共同体的继续推进提供一定的参考。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基本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已对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看法。
章远[10]2009年在《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文中研究表明宗教是个“无国界的政治现象”,后现代的今天宗教群体已经成为渐具雏形的跨国市民社会的积极创造者。冷战猝然终结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废黜在意识形态纬度上的评判和斗争,却很大程度上戏剧性地引发了现代暴力战争冲突中宗教因素的复归和彰显。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是宗教冲突、种族民族紧张关系与分离主义结合的一个典型区域,对有相似处境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有放大效应。长期深陷巴尔干“火药桶”的科索沃一直是多方政治势力逐鹿之所,并且常常难以避免宗教信仰与暴力争斗之间交织的复杂局面。以科索沃塞尔维亚东正教德卡尼修道院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希南帕夏清真寺为代表的宗教行为体具体包含了固定的宗教场所,它们所秉持的精神信仰、相对固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影响力辐射的信众,其与外部相关政治,宗教组织机构个人的相互联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多层的、立体的、价值性与工具性兼备的理性宗教功能单位。宗教功能单位是地区冲突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是理论化剖析宗教与地区冲突关系体系的基本单位。德卡尼修道院和希南帕夏清真寺作为宗教功能单位在科索沃危机到科索沃宣布独立期间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对地区安全、族群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社会化的宗教功能单位既有可能是受到环境压力而做出应对的因变量,也可以是积极介入社会公共空间改变外部结构的自变量。以不同信仰为界的宗教群体间差异性甚于其他群体区分且更难化解,无论是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还是后现代国家,宗教功能单位都可能面对暴力冲突事件的考验。行为体的利益是其行为取向的判断依据,也是行为的目的所在。宗教功能单位的利益有根本利益、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三个层级。宗教功能单位在外部世界呼求、信仰义务和主观认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在冲突过程中自主选择强调内部聚合或者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以维护自身三个层级的利益要求。宗教功能单位的直接互动有对话和对抗两个向度:前者是“请进来”、“走出去”和虚拟对话三种方式,后者包含了现实和虚拟骂战以及实体直接攻击三种方式;此外互动还存在不直接产生交集但保有张力的特殊形式。冲突进程有阶段差异,以发生直接暴力攻击事件为中间值,分为冲突升级和冲突弱化两个转化方向。以暴力活动实现分裂独立、冲突外溢和武力干涉是冲突升级的表现形式,限制、转化和调解是冲突弱化的表现形式。宗教功能单位根据冲突方向不同,选择以内部聚合帮助群体内抱团或者以外部聚合行为模式推进更大范围的联盟,其目的仍然不偏离实现自我保护、发展和推广普世信仰理想的利益目标。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要减少宗教性质的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然率和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宗教功能单位可以采取的行为是自我调节,包括尝试限制自身行为和转变自身过激政治属性,以及参与和接受有助于地区安全的调解,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群体聚合。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家身份对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的影响[D]. 康文中.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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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同与互动视角下中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研究[D]. 王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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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湾六国安全共同体研究[D]. 刘彬.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7].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于磊. 山东大学. 2013
[8]. 建构主义新视域：地缘文化及其建构机制研究[D]. 周娅. 云南大学. 2013
[9]. 地区认同视角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探析[D]. 范宝权. 武汉大学. 2017
[10]. 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D]. 章远. 复旦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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