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文学片断：一九七八-二○○八我的个人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片断论文,一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想用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回顾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一些细节，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标题。虽然自觉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但这个题目仍然有点像是个人回忆录，不是很合自己的身份。我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回避在诸如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类题目下惯常的历史宏大叙事方式，顺便也是有点厌倦了理论行文的学究做派，此时此刻，很想写得轻松一点。况且，即便是在文学评论的行当里，我也只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旁观远比介入要多。所以说，我还真是抱着谦虚和随意的心态来谈眼下这个似乎是非常学理、非常严肃、也非常受到关注的话题。下面就言归正传了。
一、手抄本、大批判教我阅读和写作
一九八○年前，在我的概念里是没有所谓文学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九七六—一九八○年间的高中时期，虽然我也读过中国文学，当然也有外国文学，但我并不知道当下正活着的中国文学，也并不知道我的阅读到底和文学有什么关系。一言以蔽之，我完全没有文学的觉悟，完全没有想过文学这回事。这与后来的“八○后”乃至“九○后”比起来，真是十分的惭愧。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之交，伤痕文学是如何地夺人眼球，而我一个高中生居然闻所未闻，更不要说读过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文学刊物显然还没有进入普通高中的生活和阅读视野，上海的一般中学还依然非常闭塞。当代、当下的文学离我们多么遥远呵。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包括伤痕文学在内的新时期文学的初始风流，其实并未形成后来传说中的全社会风云席卷之势，文学生态的形势仍有其不能覆盖或遮蔽的广阔生活空间——为什么老师、家长都没对我们提过《班主任》、《伤痕》呢？文学的(自觉)阅读并不普遍。
那么，新时期初的高中生(也可以就叫“六○后”吧)比如我，读(过)些什么呢？或者时限再长一点，我的中学(初、高中)时期即“文革”末期至新时期初，读(过)些什么呢？课本不算，大致是三种东西。一是未被禁止的中国当代(五十、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比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大刀记》、《敌后武工队》等等，有些后来被视为“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如《西沙之歌》、《虹南作战史》之类，我那时也看得津津有味，对我文学兴趣的生长肯定有过鼓励作用。这些书有的借自学校图书馆，有的是我父亲从单位带回来的。二是民间私下流传的手抄本，如《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梅花党奇案》、《少女的心》等等，我不仅读过，而且也都手抄过。甚至，在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因为闲极无聊，我自己也模仿炮制出了一篇三四万字的凶杀小说，名字叫《阿波罗号上的谋杀案》。内容是写阿波罗号游艇上的黑人大副，在环游世界途中，利用职务之便，专门谋杀白人女性游客，并弃尸海中，最后暴露自杀。可惜除了给少数同学和邻居看过外，没人手抄流行过，上了大学后，这处女作的手稿更是不知去向了。三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三国、西游、红楼等等。这些书我家里都有，还有封神、隋唐、说岳、杨家将之类，我在家都看烂了。有这些书要感谢批林批孔批水浒运动，连带着印了一些古代小说在书店里还有卖的。那时的中学课本里也有古代小说的选段，我因为对内容很熟，上语文课时总是很兴奋地想表现，结果倒是经常冒犯了老师，有次连我的语文课代表也被撤了。
这些书把我的眼睛看坏了。我常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近视眼要戴眼镜了。我至今都有点奇怪的是，当时除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外，没有读过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记忆。应该不会的呀。后来有人常常说，“文革”期间可以读鲁迅的书，但我恰恰一点也没读过，甚至不记得语文课本里是否有鲁迅的作品。
我的小学到中学，前大半段是在“文革”时期。“文革”的少年读书经历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以为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按照那时一般中小学生的理解力，特别是在情节和写法上颇为另类的手抄本，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读书快感，并且暗暗地引导我走上了文学阅读的轨道。手抄本让我知道了在被允许阅读的书本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秘密的文字世界，这个秘密的文字世界与我有关，许多手抄本就是经我的手又流传出去的，我是这个秘密文字世界的成员。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手抄本的痴迷经历，帮助我日后几乎没有障碍地进入了正式的文学阅读门槛，减少了进入大学文学专业阅读的最初可能产生的不适。至于我最初的写作训练，除了手抄本的影响，还可追溯到小学时的大批判运动。
我的小学时代是一九六○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前期，正是各种批判运动如家常便饭的时候。说来可笑，那时的批判运动连小学生也必须全部加入，方式也是开批判会和写大批判文章。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我在一篇大批判文章里抄进去一段马克思的话，这段话也是从别的批判文章里抄来的，班主任老师见了立刻发现了我与其他同学的不同，如获至宝，推荐我在全校大批判会议上发言。这对我的虚荣心真是莫大的鼓励。我对写文章有了兴趣和信心，而且我也悟到了文章中嵌入名人名句的写作窍门——正如有人喜欢在学术论文中掉书袋以炫示博学和深奥。因为我的文章被老师看重，班里女生开始频频向我示好，我也为博取她们的欢心，答应为她们的作文作业捉笔代劳。有一次居然我AI写作的三篇作文都同时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要知道这可是三篇同题却不同写法的作文，算是达到了我小学作文境界的巅峰了。如果这样的大批判文章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文风定型，以后要改也来不及了。好在上中学后不久，我进入了手抄本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在最初的文学意义上提升了我的阅读和写作水平。我是从手抄本走进文学、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手抄本的文学价值后来也不断得到了验证，一九九○年代以后，《第二次握手》等有过几次重印出版，《一双绣花鞋》等也被改编为电视剧播出了。可能有点牵强，当年的手抄本流行起到了如今天的网络作品的传播效果。时代变了，期间相差近三十年。空间政治也完全不一样了，手抄本无疑是非法的，查到即被没收；网上写作却是今天的时髦。即便文学的观念和界限都有些暧昧，但文学传播的形式自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个性轨迹。
二、西方现代派彻底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还有李泽厚
一九八○年九月四日，正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阳光之日，我提着行李来到了复旦大学门口，报到入住四号楼的中文系学生宿舍。刚开始当然没有意识到，我和复旦中文系的这届新生已经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伤痕文学”发端者也是代表性作家之一卢新华的系友和邻居。并且也是后来才知道，《伤痕》最早“发表”的地方就在四号楼学生宿舍走廊的墙报上。
很快我们就有幸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系里组织了一次报告会，请高年级同学也就是七七级的卢新华来给我们新生介绍学习经验。他谈了哪些学习经验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有一段意思我却印象深刻。他说中文系学生的出路主要是两条，一是专业研究，二是文学创作。对我们这些新生来说，做专业研究的前提是必须阅读大量的资料性书籍，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行，因此一时很难出成果。不如趁着年轻就走创作的路子，写作可以成为我们的首选。他的话对我们显然是有影响的，那个年代大凡选择中文系的人，几乎都在做着同一个作家梦，很少会想到将来当教授。教授多了不起啊，要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啊，这辈子就别想了。可是想不到没过多久，系主任章培恒教授就又给我们做报告“消毒洗脑”了。他的说法与卢新华是针锋相对的，搞创作需要有丰富扎实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你们大多是应届读书的新生，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就是白纸一张，比不得七七、七八级的历届高年级学生，他们大多有农村或工厂的实际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积累，他们有条件搞创作，你们却没有这个条件。不如安心读书，打好专业研究的基础，以后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系主任的这些话对我们当然也是有作用的。我想我班同学大概就会因此分成两种选择吧。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当时虽然几乎立即打消了做作家的念头，但也并没有想着就去搞学术研究。怎么谈得上呢？按部就班读书吧。
现在想想那真是个单纯得可爱的大学时代。上了中文系，出路怎么就只有专业研究和文学创作这两条呢？可见那时对于大学教育的基本定位和对大学生的一般期待。招生的平民化和培养的精英化，还真有点承传了传统科举的一些遗风流脉。所谓天之骄子的说法，使我们的社会身份有点自命不凡。那时大学生还真是少啊。今非昔比。
但我们依然是文学的门外汉，不管是研究还是创作，虽然我们在中文系。特别要说的是，像复旦大学这样的老牌名校，人文学科很强，中文系的名教授也非常多，当时就有“十老”之说，但各学科专业的地位并不平等，古典文学、语言学等相对受到重视，而当代文学、影视或写作之类则不说被歧视的话，也是遭到明显轻视的。所以连带着课程教学中并不有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现状。我们的学习一方面是比较被动的，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现状非常隔膜。只是因为文学粘连着当下政治的大形势实在太强，校园里也不能不受到冲击。记得班里曾经组织讨论过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什么讨论这篇小说呢？因为它写了一种爱情方式吧，然而似乎又和爱情无关。当时其实并没有真的爱情小说。我们的文学还不能或不会写爱情吧。后来几年路遥的小说《人生》非常出名，一度引起讨论。有个细节很有意思，我们的评论家都把小说里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看作恋人(那时情人说法还不普遍)关系，则高有抛弃刘的劣迹。可学校里的一个美国留学生不明白了，他说：“这两人又没上床，怎么会是情人呢？”他倒没接着说：上过床也未必就是情人关系。
系里很快又出了一个名作家，也是七七级的，女生，就是颜海萍。她写了一个话剧叫《秦王李世民》，一举成名。我们仰视、钦羡，但也无奈。我们什么也写不出来。我们心有不甘，但暂时还只能老老实实地读书，做好一个旁观者。
有同学埋头写小说，但鲜有小成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轮番上场风头正健的时候，哪会有“六○后”小子的戏。远离社会关注，矫情、做作、虚假、苍白的写作，即便一腔真诚也显得真太嫩了。等到一切消解干净，发泄完了，世道也换了，“八○后”就顺利出台了。我们当时是不幸的。差不多同龄的余华、苏童、格非们当时在哪、干什么呢？应该也在苦闷、苦涩着吧。
但诗人的命运又有不同。与小说家非常不一样的是，年轻从来也不是诗人的弱点，早慧、早熟的倒大多是诗人。虽然朦胧诗、新诗潮数年间也是汹涌澎湃，毁誉交加，不过校园诗人又自有独立的诗歌空间和受众，那就是大学校园和大学生，学生诗社又是其中的核心。复旦诗社第二任社长便是我班同学、也是我的室友卓松盛。这位当年著名的校园诗人在读期间已有诗歌作品译为外文——近二十年后我认识的大连诗人麦城说，当年他就读过卓松盛的诗——现在早已经是北京红墙里的人了。他的诗歌在复旦百年校庆时又被翻出重印了。
我们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读书，并且，不谈恋爱，没有男欢女爱，更像是性自闭，只在内心蠢动着。却听说高年级学长中有闹离婚的，沸沸扬扬，也无动于衷。我们读书。别的书倒也罢了，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比如郁达夫，比如徐志摩，他们的作品都因为某种或某些原因而遭长期的禁闭，现在政治上虽然已经开始部分解禁，但公开阅读仍受限制。记得我要去中文系资料室借阅郁、徐的作品，先得由辅导员写出证明“该生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再请系党总支领导批示“同意、可予借阅”，然后才拿着这张条子到阅览室去调书出来看。不过，在我毕业前，这套手续就都取消了，形势转变之快快过人的料想——只是我们仍然没读过钱锺书的《围城》，没听说过、也根本不知道有张爱玲其人，更勿论苏青之流了。除了那些公开定性的反动作家外，提起林语堂，几乎也是视为坏人的——由一斑窥全豹，可知一九八○年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其实是非常之复杂的，简单解释不得。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解禁尚且如此犹疑和暧昧，所以我后来就总也想不大通为什么在一九七九、一九八○年之交居然会出版九叶诗人袁可嘉主编的六大卷《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或许是外国作品毕竟与中国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缘故？我是在一两年后才读到这套书的，并且自己也去买了一套。在我(我们这代人)刚刚开始朦胧地进入文学门槛的关键时刻，几乎读不懂的这些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却起到了文学观的启蒙作用：这也是文学，文学也可以是这样的。新奇、震惊、兴奋、冲动，西方现代派彻底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我们开始了自由的文学想象。冲破限制的涉猎，挑战传统的思维，争新出奇的个人表现，无视政治禁区的文学冒险。真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也真是有点乱了。先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谈得上的文学经验或观念，现在却一下子没了规范。我们并没有长大成人，现实却在催熟我们的思想。我想当时肯定消化不良，但也为日后做好了免疫预防。我相信这套书对当代作家会有很大的影响，却很少见人提及。
我三年级一门课程的考核作业和学年论文，写的都是有关现代派的题目，一是荒诞派，一是黑色幽默，成绩也都是优。从我的经验和这两个优的成绩来推测，后来有人说中国的现代派是伪现代派，我相信确实是伪的。但是，这种指责却毫无意义。即便是伪现代派，它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和价值是货真价实的。就像我不懂现代派，我的作业和论文也必是伪现代派研究，但这仍然不能否认现代派给我的教育是完全真实且有效的。我的思想和文学思维，因为这套《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而彻底改变，从此慢慢走上了自觉的道路。当然，这也只能是我现在回忆中的判断。
应该是在同时，崭新的知识和学术天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充分展现出来了。为读一本好书而疯狂的事，那时是很普遍的。最壮观的景象就是每天晚饭后，在每个学生寝室楼通往图书馆或教室的校园小道上，总是络绎不绝地匆匆行走着要赶去占自习座位的大学生。只要稍微晚些，图书馆或教室里就不会再有空位了。后来，为免无序的拥挤，图书馆开始每天排队发牌子，凭牌就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时代。
我们如饥似渴。每本好书都在同学间引起讨论和流传。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李泽厚对我们这代人思想成长的重要性，或者也可以说李泽厚在一九八○年代的不可替代的思想领袖的作用和地位。八十年代从头到尾贯穿了李泽厚的学术和思想，在诸多人文研究的专业领域，他不仅作出了崭新的具体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作为一种思想库资源而发挥影响的。我们这代人是读着他的《美的历程》和那几本思想史论、哲学批判书等等，完成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他的书对我们的思想有塑造的作用。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更年轻的才俊提出要与李泽厚商榷，甚至后来又有名为《李泽厚批判》的书出现。但进入一九九○年代以后迄今，在李泽厚渐渐淡出中国内地学界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的贡献和地位反而变得更加清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没有一个中国内地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知识层面的博通古今、融会中外，没有一个中国内地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所涉及的每个人文研究领域都有成一家言的专业学术贡献，也没有一个中国内地学者能够做到如李泽厚那样在一个充满着挑战和激变的时代总能发出代表思想前沿的声音。李泽厚可谓对八十年代人文学术覆盖面最广、影响也最深刻的思想家学者。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李泽厚的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文学界。我和我的同学一样，读过李泽厚的每本书。
三、灿烂若星辰的文学批评家：没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
一九九○年代，我与杭州的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李庆西往来甚多，因庆西兄的介绍，又与黄育海相识。他们当时都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李是理论室编辑，黄是副总编，原先也是理论编辑。据李庆西告诉我，八十年代早期，当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许子东完成了《郁达夫新论》书稿后，即由另一位导师许杰教授(据说也是许子东的本家亲戚)介绍给了浙江文艺出版社谋求出版。审看书稿的当然就是理论室编辑，理论室主任是铁流先生(我不确定他现在还是否健在)。审看完毕，不出意外地断定这是一部具有明显创新性的文学研究著作，其突出的学术价值应予出版。然而，那时真要出版一部有关郁达夫的创新研究之作，却又不全是学术出版方面的考量，至少还要评估政治风险。怎么办？大概也是太想出版这部特别的书稿了，理论室的做法是每个编辑都来审看一下这部稿子，并写下审稿意见，同意出版者就每个人都签字。当时好象理论室的编辑都是同意并签字的。这份不久即被证明的光荣，在人人签字之时，却是在承担叵测的政治风险。结果当然是大快人心。《郁达夫新论》的出版使许子东立即成为国内最出名的青年学者，红得决不亚于现今央视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同时，得风气之先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受到鼓励，顺势而为，抓紧时机组织出版了一套“新人文论”丛书，陆续推出了堪称当时国内最出色的一批青年学者和文学批评家。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又被作为“新人文论”丛书的第一部著作。不太夸张地说，新进的优秀者都被这套丛书网罗殆尽了。从出版的角度看，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的出版是一种“定天下”的大手笔。代表新思维新观念的年轻批评家的言论和文学地位及其合法性，都由制度化的出版方式给予了肯定。出版行为不仅是一种文学学术价值的肯定，而且也是一种具有政治认可和政治评价意味的肯定。一九八○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生态和面貌，多少与此有直接联系。李庆西、黄育海及其浙江文艺出版社理论编辑室的同仁，应该得到新时期文学界的致敬和文学理论批评史意义上的充分评价。
话分两头，姑且再说说我当时的亲历与见闻。因为听从了一位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老师的建议，我在二年级时通读了《鲁迅全集》。这次的阅读对我的影响极大，后来报考研究生时的专业选择也与此直接有关。读书到了三、四年级时，我的大部分阅读已在现代文学范围，这就很快知道了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刚刚出现了一个叫许子东的人和《郁达夫新论》。年轻人也能出版学术著作，那我也可能写出一部《鲁迅新论》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和目标，但没敢说出口。其实几乎就在这时候，真正的鲁迅新论正由王富仁、钱理群写出并很快出版了。
几年之后，特别是进入一九九○年代之后，可以比较从容地来回看八十年代了，就很容易发现那时中国学术思想领域正发生着全方位的变革和突破。但在这里，我很想强调的一点是，属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范畴里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繁荣，不仅有赖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包括对西方思想的容忍)，而且也直接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资源。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来支持我的这个看法。一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突破，特别是具有标志性地位的作家作品的研究突破，往往会对整个学科的研究发展起到学术示范的作用。当代文学批评所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症结可能就在现代文学中；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给当代文学批评提供具体的支持。所以，鲁迅研究、郁达夫研究乃至后来的张爱玲研究的重大突破，都无例外地影响到了当代的文学批评。这也可以说是个案性的学术研究影响。二是从宏观文学史的范畴来看，现、当代文学史虽然直到现在仍被狭义地分裂为两段，但同样鲜明的是，在实际的和自觉的文学史视野中，现、当代文学史也是经常性地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特别是，当代文学研究从来就是把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前提性的价值资源来利用的，现代文学从来就是当代文学的历史理由和重要思想来源。所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才几乎都是言必称“五四”。三是从学术人力资源来看，现代文学研究为当代文学批评培养了大量年轻学术人才。现代文学研究者多为高校学院教师，其中不少人同时或以后转入当代文学批评。而当代文学批评家或高校学院外的批评家，则大多限于知识积累而无法“转行”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高校里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几乎都由现代文学派生出去，并没有逆向生成的。从这种学术人力资源的特定形成生态上就能完全看出，当代文学批评显然是大量吸取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滋养。以我后来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许杰教授和钱谷融教授的首届研究生为例，六个学生中至少有四个同时兼治现、当代文学(许子东、王晓明、戴翊、曹惠民)，他们的学术出身则又都是现代文学。所以我说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繁荣在诸多重要的方面都直接受惠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不妨将此视为大学人文教育和文学训练对一九八○年代文学批评的特殊贡献。
比较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大概可以称作是“文学现场的独立批评家”。所谓独立是指批评家立场的个人化，没有过多卷入文学判断之外的利益关系中去而影响到批评的纯粹性。所谓文学现场的批评是指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发生或生成的同时、同步的介入和在场的姿态，那时的批评家显然还没有以所在单位职业而分类，大家都以同样的激情投入激动人心的文学现在进行时态之中。文学批评的严重分化现象在一九九○年代期间才变得明显和突出了。
我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十年，正好贯穿了一九八○年代的整个十年。我目睹了那些灿烂若星辰的文学批评家的风采。许多杰出的批评家就在我的日常生活周围。一九八四年春夏，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师从钱谷融教授。就以华东师大为例，我来历数一下当时名闻全国的年轻批评家的名字，足可想见那时文学批评的盛况。他们是夏中义、方克强、宋跃良、许子东、王晓明、殷国明、陈惠芬、南帆、李劼、夏志厚等等，真可谓精英荟萃呵。他们都是徐中玉或钱谷融两位老先生的及门弟子。与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首批研究生相比，华东师大这批人的最突出优势可以说是在年龄。他们是当时最年轻的学院学者和文学批评家。
再将目光放开一些，当时上海其他地方的批评家群体仍可使人惊叹。陈思和、程德培、吴亮、蔡翔、毛时安、花建、宋永毅等等，都是具有最为广泛的全国影响力的青年批评家。上海的几份文学(批评)刊物如《文学角》、《上海文论》及《上海文学》的批评栏目，也都可说是国内同类中的翘楚。我在他们的氛围里呼吸。他们是主角，我希望有跑龙套的机会。最早的帮助当然来自我的导师，钱先生很早就向上海作协推荐过我；但最令我感谢的帮助则来自当时还很陌生的几个兼做刊物编辑的著名批评家。
在我的华东师大的朋友中，有个偏锋独异、深思精见又经历曲折、阅历甚富的怪才，名字叫吴洪森。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朋友。那时他的文章写得不多，现在也不多，除了博客文，但与沪上的那些批评家都是朋友。有一天他带我到上海作家协会去见慕名已久的程德培和吴亮。吴亮当然是话锋犀利的睿智才子，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程德培相对温婉而严谨，说话比较讲究分寸。吴亮抽烟，程德培不抽。那天的全部话题应该都是有关当代文学批评的。他俩说得多，或与吴洪森对话，我大多数时间听着而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当时的那种真正的自信，好像自己就是当代文学的思想君临者。吴亮还在编刊物，他问我最近看过什么、想写什么。我作了一些自我介绍，就像一个学生。他立即就约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而且，交稿后很快就发表了。
上海的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也是我的华东师大前辈学长毛时安，当时正主要负责《上海文论》的编务(副主编)。不知什么由头，我被他看上，约我写了一篇专门评价上海本地作家的文章。因以批评意见为多，发表后就有了一些议论。这议论却又被程德培注意到了，那时他已在主持《文学角》了，就在他的办公室，他当场写了几个有关的问题，让我以答问对话的方式来回应那些议论，也很快发表了。其实我批评的上海本地作家(如陈村、王安忆、王小鹰、程乃珊等等)都是毛、程的朋友，但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如此的健康和大度。谈文学，不以亲疏论褒贬。毛时安在《上海文论》紧跟着还发表了当时正在复旦读书的王彬彬写的一篇批评上海本地批评家的文章，反响仍是相当的热闹。一九九○年代以后，人们对批评文章的态度好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批评一个作品，似乎就是那个作家的仇人。作家还会打听批评者到底有什么背景，为什么要“骂”我？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胸襟局量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局促了呢。
也许就是因为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上海文学》的负责人、也是批评家的周介人老师，有次带着吴亮和李劼等三四人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栏目做节目，顺便也把我带上了。就在录音室里，我听到了周介人老师一点也不含糊地介绍我的身份是青年批评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介绍，而且要面对公众的播出。当时真是心中猛地一惊，意外而羞愧。吴亮和李劼才是真正的批评家，而且，他们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批评家。他们的言论势必会对当下的文学产生影响。我其实是仰视他们的。尤其是李劼，还是我的研究生同门同级的同学。今天我仍认为他是钱门弟子中最具思想才华的学生，才气之不羁真是无人可比。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
我的写作方式就曾受到李劼的直接影响。一次偶然的谈话，我了解到李劼写文章基本不用打草稿，大多数文章都是一稿写成。在没有电脑的时代，这种写作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一种思维逻辑的能力。我决心获得这种写作能力。当时正要写一篇评论莫言的文章，立即就从这篇文章开始练习。练习是痛苦的，但练习最终也是成功的。就在这第一篇文章写完之时，花费的时间肯定比以往要多得多，但我发现已经习惯了这种写作方式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对我非常重要的插曲。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痛苦练习，一天也只写了几百字。门忽然被无声地推开了，有个人探头进来问：“这么晚了还在写东西啊。你是谁？”我作了回答，也问“你是谁？”“我叫林建法。你的这篇文章写完后给我看看吧。”这就是此后二十多年我与林建法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关系的开始。后来我问他，那天晚上他怎么会到中文系办公室来。他说是来上海组稿，晚上路过母校，进来看看，看到办公室还有灯光，可能是认识的人，就推门了，不想却认识了一个新人。我与林建法的这次邂逅，对我的重要性还在于，那篇文章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以后，又获得了该刊评选的年度优秀论文奖。这也是我此生所获的第一个文学奖项。一个无名小卒也能获奖。后来又听说，程德培也在获奖人选之中，而且，他的文章与我题材、内容近似。不可能同类文章有两篇获奖。为提携新人，最后我成了那个得奖的人。这就是当时那种令人怀念的情形。
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像是回忆我的文学少年时代。那时遇见并提携过我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很多也是那时最出色的文学精英。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格局，也预示了未来时代的文学前景。一九九○年代以后，我在多处看到小说家余华说，他的老师是李陀，李陀教会了他怎样写小说。李陀那时担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开始也是小说家，后来却专司文学批评，并且是一个时代执文学(批评)牛耳的领袖人物。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新潮就是由他(们)呼之而出的。特别是对当时的年轻作家而言，李陀辈就是文学教父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这句话应该可以成立：没有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有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这句话的要义是肯定了文学批评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先锋地位和领导作用。不妨作个比较吧。“五四”前后，并没有杰出的新文学批评家或其群体，但已有成熟伟大如鲁迅这样的作家。不能想象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可以不倚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这真是不同文学时代的文学史特征。
我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批评。我也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巅峰人物和巅峰状态。这种体验使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点悲哀，但也很快就易于平静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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