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上的大厦——评《红楼解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梦论文,红楼论文,大厦论文,沙滩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楼解梦》（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著）虽然1989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一次便印了两万八千册。但正如其原书名叫《红楼隐侠》所体现的，人们更多地是将它与各类沾了点历史边的“侠”文学联系在一起，没有把它看作红学的学术著作，因而红学界中人普遍认为用不着去与之争论。但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两次共印了三万册增订本，首都一些新闻媒体争相介绍，有的称该书“为红学研究的一次全面突破。”霍国玲女士自称：“二百年来，只有戚蓼生和我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红学界人写文章正式批驳我，我也相信自己是驳不倒的。”[①]漫漫二百年，我泱泱煌煌中华，竟然仅仅只有两人“真正读懂”《红楼梦》，不知曹雪芹九泉之下作何感想：知音何其稀少！是他自己聪明过头用的“密码”[②]太高级了，还是包括胡适、鲁迅、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在内的万千学者和数以千万计的读者都太笨了？
一、“野史”≠历史
霍国玲等在这部书中主要想阐述的是：《红楼梦》“除去表面所叙述的小说故事外，其中还深隐了一部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这部历史真实地反映作者曹雪芹与他倾心相爱之女子的离合悲欢，并真实地记录了清朝历史上雍正帝暴亡这一疑案的始未和谜底。”是曹雪芹与其恋人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③]（重点为笔者所加）这就是说，《红楼梦》不仅仅是作为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历史现象的本质，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历史。而将《红楼梦》写成历史是曹雪芹自觉的精心安排。
因此《红楼梦》是或不是“历史”，曹雪芹是否有意将它写成“历史”，就成为《红楼解梦》能否“解”成的关键。
《红楼解梦》（以下简称《解梦》）说：“小说是为了掩护这部历史而空虚幻设的一篇假话，而隐入其内的历史，才是此书的精髓。小说是《红楼梦》一书的躯壳，而隐入其中的历史，才是它的核心和灵魂。”（38页）为了证明曹雪芹的根本目的不是创作小说而是隐写一部历史，《解梦》作者举了几条理由，主要是引用曹雪芹“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那几句话，说是“作者将他的著作与野史相比”（重点为原有），立刻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作者的著书本旨，是为了修著一部野史并留存人间。”（38页）下面还引用了脂批中的五处“野史”，以证明《红楼梦》的确“是以小说作掩护隐写历史”（42页）。
一般地说，“野史”确实是指旧时私家所著的史书，与官修正史相对。但在古代文学史上“野史”尚另有一义，即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便是史、传。即使小说形态比较完备走向成熟之后，许多小说家依然以“史”或“传”来命名自己的作品。以“史”作为小说书名篇名的便有外史、逸史、艳史、媚史、趣史、后史、快史、痛史、小史、情史、浪史、仙史、迷史、太史、烂污史等十余种。有的干脆叫什么教育史或进化史，但它们不是科学著作而是小说。直接以“野史”作小说书名的明清两代也颇不少见：
《绣榻野史》，明代小说，作者不确。书叙秀才姚某为了报复诱奸其妻的小秀才赵某，勾搭其寡母。全书充满淫秽描写，不堪入目。是十足的床上史！
《艳婚野史》，明末清初“江海主人”编。主要讲两个财主互相勾引对方美妾成奸等故事，与历史毫不相干。
《呼春野史》，清代小说，作者不详。早在道光年间已被列为禁书。书叙某官宦之子游尼庵时爱上了一美貌尼姑，淹留不归。后二人皆死于纵欲。全书充斥淫词秽语。著名小说史家阿英的评价是：“一无是处，文字极拙劣。”[④]
《株林野史》，清代小说，作者不详。小说以春秋时期郑穆公之女夏姬的放荡故事为基础，大肆渲染私通、淫乱。虽有一点“史”影，却绝非历史，而是一部著名的清代黄色小说。
《闲情野史》和以上几种不同的是，这是明代的一部文言小说选集，收八种。分别是《钟情丽集》、《双双传》、《三妙传》、《天缘奇遇》、《娇红记》、《三奇传》、《怀春雅集》、《五金鱼传》。从这些篇名便可知道都是闲情、言情小说，与史无涉。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批评“历来野史，皆蹈一辙”，声明自己“不借此套”，正是从小说意义而非历史意义来使用此词的，脂批亦然。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一回“野史”条注曰：“一般是指与官修正史相对而言的私家编篡的史类著作。‘野史’之名始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后渐与小说家言的‘稗官’连用，称‘稗官野史’。这里即指小说。”（一回）此说很是。《解梦》作者见而不取，也可理解。但奇怪的是，曹雪芹在两次提到“历来野史”时都是从小说角度来批评那些小说旧套和标榜《石头记》的“新奇别致”的，而且一再声明自己写的是“故事”，《解梦》者何以竟视而不见？第一回回前总批引作者自云要“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又借空空道人之口说：“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意欲问世传奇”。石头也说，“……我这一段故事”云云。曹雪芹正是从“故事”（小说）的角度议论“历来野史”，批评那些“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之作，还有那种“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摆着这么多“故事”，《红楼梦》写的究竟是什么，“野史”到底指什么，岂不十分明显吗？
为了证明《红楼梦》只是一个“躯壳”，实际上是一部“历史”，《解梦》者引用了五处带“野史”二字的脂批，以表明脂砚就认为它是“历史”，殊不知恰恰相反，这五条脂批正好有力地证明，脂砚笔下的“野史”就是小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曹雪芹毫无二致。今按《解梦》顺序重引如下：
①第三回“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处有甲戌眉批：“二词更妙，最可厌野史，貌似潘安，才如子建等语。”潘安子建八字乃最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用语，是用滥了的套话。此处“野史”正是这类小说。
②第十三回（《解梦》误作十二回）“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解梦》作“胃痛旧痰”）庚辰眉批曰：“所谓层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从无此法……”（《解梦》脱“之”）。尤氏显然是发现了贾珍与秦氏私情，故于可卿死后托病不出。曹雪芹写得十分含蓄巧妙，为读者提供了反复思考回味的余地。这比一般小说将情节平铺直叙（更不要说污秽不堪的风月笔墨）高明得多。脂批“层峦叠翠”正着眼于此，与“历史”何涉！
③第二十一回（《解梦》误作二十回）在“生得十分水秀”处庚辰本批曰：“二字奇绝，多少姣态包括一尽。今古野史中，无有此文也。”这是宝玉与袭人麝月赌气，一个人歪在里间看书，“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儿的生得十分水秀”。一般小说写少女容貌，描绘眼、眉、嘴、齿，都有几句俗套。而曹雪芹偏偏“不借此套”。“水秀”二字将一个长得灵俐、秀气、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勾勒出来。真是惜墨如金，一以当百，确实是古今小说中未见之妙笔。岂能硬将“野史”说成“历史”！
④第四十三回，“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收了”处，庚辰本批曰：“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脂砚是批评许多普通小说在人物形象，性格描写上的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赞扬曹雪芹在人物塑造中尊重生活，合乎情理。“野史”即指小说，再明白不过了。
⑤第四十九回写到宝琴“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处庚辰本有一条批语：“我批此书竟得一秘诀以告诸公：凡野史中所云才貌双全佳人者，细细通审之，只得一个粗知笔墨之女子耳。此书凡云知书识字者，便是上等才女，不信时只看他通部行为诗词诙谐皆可知。妙在此书从不肯自下评注……”脂砚是将《石头记》（此书）与一般小说对比，指出在人物刻划上前者从不笼统评注，而是进行具体描写，后者不仅尽用套话，而且每每不合实际。这里的“野史”显然就是小说而非“历史”。
《解梦》者还引用了脂批中称曹雪芹为“史公”的文字来证明《红楼梦》就是写历史，也是错误的。其引六十九回回前总批所谓“史公用意”，很明显是指曹雪芹描写人物手法的高明。
二、小耗子的“分身法”不是魔术师的魔棒
《解梦》第二大支柱是所谓“分身法”。这是一个魔术师手中魔棒般的奇异法宝。它试图证明史无明文，连稗官野史各色杂书均无记载的“竺香玉”不仅确有其人，而且有各种经历与身份，最后奇迹般地与曹雪芹联手谋杀了雍正，“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23页）。《解梦》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都“分”到了一点“竺香玉”之身，“合”起来就成了“竺香玉”。
“分身法”一词见于十九回。其情节原点是宝玉给黛玉讲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其中写到小耗子说：“我也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小耗子在变成一位美貌小姐后现形笑话别的耗子，说他们“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解梦》者强调，为了隐写所谓曹雪芹与竺香玉的恋情被雍正破坏，雍正夺爱，对竺纳妃，封后，曹竺合谋毒死雍正这些“史实”，“作者写书时采用诸多奇法、秘法。脂砚斋利用批书之机，向读者透露”（7-8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脂砚对这个最重要的“分身法”和书中唯一提到“香玉”一词之处，肯定应当“利用批书”的机会，“向读者透露”一些线索的。因为据说“曹雪芹……借助了脂砚斋的合作，他二人一个著书，一个评点；一个藏谜，一个揭谎”（7页）。但事实恰恰相反。作者本人就明白写着宝玉是“顺口诌”的，黛玉也笑他“扯谎”，庚辰本在“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后有一条夹批：“不先了此句，可知此谎再诌不完的。”在宝玉瞎编完后，己卯本有一条脂批：“前面有‘试才题对额’，故紧接此一篇无稽乱话。前无则可，此无则不可。盖前系宝玉之懒为者，此系宝玉不得不为者。”脂砚哪里有什么揭谜揭谎，分明是和作者一样，肯定宝玉在信口胡编。而且“不可”“不得不为”六字恰好否定了“香玉”神秘的“分身法”。宝玉是怕黛玉饭后就睡，存食弄出病来，故将她唤醒，与她说笑。因“闻得一股幽香”，一把拉住黛玉衣袖，要瞧瞧是否笼着什么生香之物。黛玉便取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泡制。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并笑问他：“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宝玉这才明白黛玉是针对宝钗的“冷香”在笑话他，于是他才现编了个香玉的故事来逗她。回目中“玉生香”的“玉”就是黛玉，“香”就是这么来的。这正符合宝玉深爱黛玉，最懂女儿心的特殊个性。脂砚深知雪芹用心，故有“此无则不可……此系宝玉不得不为者”之言。王府本回末总批才说：“若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哪有什么写作上无所不变的“分身法”！
按《解梦》者的说法，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竺香玉的经历身世个性“分身”于作品许多人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元春。这不仅因为她身为贵妃，“竺香玉”的皇妃身份及最后与曹雪芹联手毒死雍正这一惊人“发现”，要靠她来落实。而且“香玉”之名与她的下述行动有关。《解梦》写道：“当贵妃元春回家省亲，改怡红院的题字‘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悄悄地从前者中偷掉了‘香玉’二字时，使我们得知：元春的讳字（即名字）当为香玉，就是说元春事实上也是香玉在小说中的一个分身。由此使我们了解到香玉除作过小戏子、丫环、尼姑外，还作过皇帝的妃子。”（10页，重点为笔者所加）曹雪芹借元春之口将多少有点俗气的“红香绿玉”改成比较高雅的“怡红快绿”，不仅要展示一下元春的文才，使这个形象更为丰满多采，而且最主要的是要借此再次突出全书悼红、颂红、怡红的主旨。让贵妃提出“怡红”，也许还表现了曹雪芹对理想统治者的某种期望。而与《解梦》者“得知”的恰好相反，元春的名讳决不可能是香玉。若是，则宝玉与黛玉开玩笑诌谎时，竟以小耗子变“香玉”，岂不犯了“大逆”之罪，祸及满门！元春贵为帝妃，她的名讳岂可随便出现。即使需“偷掉”，也不会借她之手。
要使“竺香玉”具有如此复杂的经历，自然要由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来“分”担其“身”份与个性。就因为前面有个贾宝玉胡诌小耗子（鼠）变香芋的故事，所以《解梦》者便“解悟出书中着貂鼠袄、披银鼠披风、坐灰鼠椅搭的诸女儿，都是在香玉被小耗所变的众多分身上作出的一种标志。同时对于小说中的小戏子龄官、丫环晴雯、少妇秦氏、小妾香菱、尤三姐等人都直接间接地酷肖黛玉，及作者之所以借“种得兰田玉”的旧典生发出黛玉、妙玉、红玉、茗玉、玉官、玉钏、玉爱、宝玉等许多玉的良苦用心有所理解。对此，作者说写出上述人物‘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批者怕读者不解，具体批出‘补出女戏一段伏一案’；‘补出尼道一段又伏一案’。继之又进一步说明，这是‘分叙单传之法’。也就是说，为了将香玉的身世经历、身份地位交待清楚，作者将她隐写在众多小说人物身上，分阶段、分方面地加以表述。”（重点为笔者所加）前已分析，正因为决不可能以鼠喻（变）贵妃“香玉”，所以这些穿鼠皮的少女才不可能是“香玉”的分身。龄官等人都在某些地方，或长相，或某种个性，与黛玉相似，但绝无一人达到“酷肖”的程度。更不能因为有某种相象便断定某人是那个不存在的“香玉”的“分身”。至于名中有“玉”字便也成为“分身”之一，就难免陷入荒唐或荒谬。“玉爱”是贾府义学中的一个小学生的外号，那男孩“生得妩媚风流”，是喜好男色的薛蟠的玩弄对象。他也是黛玉原型“分身”之一，真不知分得了些什么，与玉爱一并提及的另一男孩叫香怜。第九回这千余字的情节中多次提到“香、玉二人心中”，“把香、玉二人……”，“自有了香、玉二人”，“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衬他。”古文是没有标点的，因此上述文字便成了“香玉”如何如何了。果真如《解梦》者言，“香玉”乃元春名讳，那么曹雪芹就决不会这样写；果真雍正有个贵妃名香玉，曹雪芹更不敢这么写。再说，既有这么多（五个）“香玉”写在书上了，又何劳元春贵妃将那“红香绿玉”中的二字挑出来“偷掉了”呢？岂不自相矛盾么？
“分身”最终必然要归诸“合身”才行，否则便不可能凑出那么离奇的故事来。而任意“分”的结果，必定破绽百出，使“合”变得荒诞不经。《解梦》“对书中人物作出如下分类：甄、贾宝玉、秦钟、贾兰、贾蔷、潘又安、冯渊及众多的二爷——琏二爷、芹二爷、芸二爷、柳二爷等人为一类（隐作者）”（11页）。贾琏是个“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的色欲狂，独寝了两夜便已受不了，找了两个清俊小厮“出火”，后来又与多姑娘淫态百出。庚辰本脂批道：“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同一回稍后处又针对贾琏“浪上的火来”一语批道：“丑态如见，淫声如闻”。作者曹雪芹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居然也要隐自己的一些什么，岂不是糟蹋自己？这怎么可能呢？还有比这更令人费解的，同一人物身上可以“分”担完全相反的角色，然后又“分”别“合”到《解梦》所需要的人身上去。“譬如宝玉，作者在他身上既写了作者本人，又夹写了香玉，偶尔还承担着雍正的部分角色。”（13页）《红楼梦》的第一主角贾宝玉，这个浸透了曹雪芹对社会人生理解感悟塑造的不朽艺术典型，竟然还承担着曹雪芹深恶痛绝终于“谋杀”了的政敌兼情敌雍正皇帝的部分角色，真不知曹雪芹是出于什么心态了！
类似如此“分身”而引起的自身相矛盾与荒谬费解在《解梦》中比比皆是。《解梦》者认为甄士隐家的丫环也是“香玉”的另一个分身，“与元春遥相呼应”。“雨村亦是隐写在小说中的雍正帝的分身。为此，脂砚斋一再咬牙切齿地骂雨村为‘奸雄’。小说中雨村讨甄家丫环后，先作二房，后来又扶侧作正室夫人。这过程是喻指雍正帝纳作者‘真家’中的丫环为皇贵妃后，又册封为皇后这一史实。这里所用的，同样是脂砚斋所揭示的‘以家喻国’。”（16页）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确实人品不佳，但恰恰是在娇杏的问题上，表现出他也尚存有情之心，故网开一面，落以肯定性笔墨。当时贾雨村正值落魄，忽然有一动人少女对他十分注视，“便自以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以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一回）因而便在诗中流露出如若科举及第将去求婚之意。后来官至知府，轿内偶见，立即差人打听、迎娶，嫡妻死后，并不嫌她丫环出身、扶为正室。而娇杏则确实是对贾雨村怀有好感。一是他生得雄壮如伟丈夫，二是听主人说“他必非久困之人”，故而又回头两次。娇杏与贾雨村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有情人的结局。《解梦》称雍正将“竺香玉夺入宫中，先作御用少尼，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和以后竺曹“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物关系与结局。
同样道理，“这一史实又被作者隐写在可卿身上”则更不可能。《解梦》的理由是可卿为宁府第五代承业继宗者贾蓉的正室夫人，而贾蓉为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的数不清分身之一。“由此可知，可卿实为隐写中的皇后”（16页）。秦可卿这个人物曹雪芹对她虽有同情的一面，却是十二钗中批判最烈者。且不说被删却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许多文字，仅从第五回判词“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和《好事终》曲“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来看，曹雪芹对秦可卿的人品是很不满意的，认为她在与贾珍的不正当关系中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而据说竺香玉是曹从小青梅竹马生死相爱的恋人，在二人合力谋杀雍正后，“最后香玉又以身殉情”。（7页）这是一位重情专一誓死不移的烈女子，曹雪芹怎么会将她分身到一个他认为“擅风情”的“主淫”并最终“淫丧”的女子身上去？那不仅是亵渎了自己心爱了几十年的恋人，也是在咒骂自己呀！——当然，那得首先假如真有“竺香玉”其人其事才行。
三、戚蓼生也没有“真正读懂”
《解梦》1989年版的《前言》在“作了少量增改，并加了标题”，成为1995年增订本第一卷的开卷之作《〈红楼解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1页）《解梦》之所以离奇得让世人或目瞪口呆，或哭笑不得，盖因其方法确实与众不同。这些方法的基本特点就是主观随意性按照自己的“解梦”需要任意曲解或臆断。
戚蓼生《石头记·序》是《解梦》者主论的重要依据，结论是：“在戚序中，戚蓼生明确指出《石头记》是在写历史，而曹公所写出的历史象《春秋》之有微词；又谈到，曹公在书中所写历史不是直接了当地写出的，而是借用了史家之曲笔。是运用了‘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等诸多奇法‘秘法’。”（38页）《解梦》引用了戚序开头部分并作今译。为弄清戚序真义与全貌，特将其全文录出。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解梦》断章取义，并在今译中加上了并非戚序原意的东西。
戚蓼生《石头记·序》：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周按：《解梦》者引戚序并今译至此，重点为其所加下文中之重点为笔者加）。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传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貌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序中“微词”亦作“微辞”，语出《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是说孔子修《春秋》时对鲁定公、哀公多用隐晦含蓄的词语进行批评、贬斥。后世常以这类隐含批评贬意之辞作“微辞”，对象可以是任何人，不一定专对统治阶级。但是，《解梦》者在今译“如《春秋》之有微词”一句时，却译成“写《石头记》正象写《春秋》一样，暗中隐藏着对统治者的指责和抨击。”于是戚蓼生笔下原来广指全书写人写事的修辞、写作手法变成了“是在写历史”，而且是专指“统治者”，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谋杀案！戚序何来这样的意思？不仅没有而且戚蓼生虽然是怕读者不理解或误解了他关于“两歌”、“二牍”、“微词”、“曲笔”的见解，故而特意“试一一读而绎之”，举了一连串关于描写和刻划人物的例子。提醒人们不要光看直接描述的现象，还要深入体味其本质、个性、原因。如不能光看到宝玉的“淫而痴”，主要应认识他对少女们多情、体贴、善解人意的特点。对黛玉也不能只见她爱忌妒，使小性说话尖刻，要明白她是由于爱宝玉太深切之故。以“雍肃”突出“艳冶”，写“妒、尖”是示情深，正是“微词”、“曲笔”之处。而这种十分高明的写作方法，在一般小说（“稗官野史”）中是找不到的。但这“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却在《石头记》中“得之”。因而戚蓼生才赞颂作者为“稗官野史”——小说创作中的左丘明与司马迁。而绝不是说《石头记》隐写了历史，作者也是史家。戚蓼生还提醒读者，不要去钻牛角尖，要以“一心”去体会其神韵、精华，否则就不明白书中之妙了。
这样看来，按《解梦》者的标准，戚蓼生也没有“真正读懂”。于是二百年来“真正读懂”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四、脂砚没有给《解梦》者“帮助指点”
研究《红楼梦》的确离不开脂批的指引，小说中有许多隐喻最早就是脂批者发现的，而且它对作者家事和小说素材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对写作方法等也有不少精彩见解。《解梦》者在书中多处引用脂批以证明自己的论点和“分身法”等“秘法”有脂批作依据。遗憾的是并不符合脂批的原意，而且漏洞百出。今略举一、二：
《解梦》道：“为了隐写上述史实，作者写书时采用了诸多奇法、秘法。脂砚斋利用批书之机，向读者透露。”（8页）其引用的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今照录如下：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闺，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予亦于诸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小说历来窠臼。闻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重点为《解梦》者加）
这些脂批并不能“发掘并归纳出曹公隐写历史时所使用的秘法。”（9页）脂批所谓“事则实事”是从《石头记》所叙某些故事及细节和有的人物具有生活原型而言，丝毫没有隐写历史或这就是历史之意。相反，却在“打破”一句中，通过与历来小说的对比，清清楚楚地肯定这就是小说。而且所谓“诸奇”、“秘法”也根本不是两类东西——《解梦》者云：“作者除采用了‘奇法’外，还运用了‘秘法’——而是一类。我们只要顺着读下来，认真体会一下“亦复”（即“也还”或“还有”）二字即可明白。脂砚是指除了上述“草蛇灰线”等等诸奇法之外，还有一些方法他还没有概括出来，准备在下面各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解”。事实上脂批者在后面果然又指出一些前面未提及的“奇法”，如“不写之写”（十三回），“一树千枝，一源万脉”（十九回），“转叠法”（十三回），“特犯不犯”（十六回等），“未扬先抑之法”（十七至十八回），“避难法”（十六回），“倒卷帘法”（二十回），“衬贴法”（二十五回）等共十余种之多。要是《石头记》中真的存在那么一种神通广大、无所不变、到处“分身”，而且小说文本中还出现了这三个字的“分身法”，那么据《解梦》者言负有“诱导读者去发现，掌握并运用奇法，揭开书中之隐秘”（8页）之责的脂砚，理应如他宣称的“明白注释”，却为何对如此重要的“分身法”竟不置一喙？
脂批中用某些方法解读了小说中的某些隐喻，但并不能就此不考虑实际情况滥用，否则便会陷入瞎猜和自相矛盾之中。《解梦》11-12页有一段重要文字便很有代表性：
“皇商”隐“皇上”，贾“珍”谐胤禛，谐音法更身手不凡（黑体字）。
为使读者相信这部小说是剑刺清宫，作者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谐音法”。在脂砚斋的帮助指点下，除使我们得知甄士隐谐“真事隐”、贾雨村谐“假语存”外，还使……在写贾芹的舅舅卜世仁时，暗谐“不是人”，表现出他对此人所怀有的恨怨之情。从而使我们解悟出，在他书中所刻画的最为丑陋的“皇商”薛蟠身上，寄托了他对“皇上”的无限憎恨之情。同样，用这样的谐音法，他又将雍正帝的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义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这冗长的称谓，缩写在贾敬的“敬”字上；将雍正帝的讳字胤禛的“禛”字，隐写在贾珍身上；又将清朝第五代君主雍正帝，交代在直以犬戎名姓呼之的贾蓉——这个宁国府的第五代承业继宗者身上。作者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才使我们明白无误地判断出，这部书中不仅隐写了皇上，而且隐写的就是雍正帝。（“珍、蓉、戎”三字重点为《解梦》者加，其余均为笔者所加）
汉字总共只有四百多个音节，因而同音字多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之一。涉及雍正名讳的同音同调字，仅据《现代汉语词典》，胤就有9个，禛22个，雍18个，正13个。同音而不同调者不可胜计。谐音虽为曹雪芹爱用，但他并不滥用，也并非某人某字相同相近便一定有隐喻义在内，脂批亦然。《解梦》者上述引文至“恨怨之情”为止，都是二百余年来人们熟知的，也是《红楼梦》各种校注本注明了的。但“从而使我们解悟出”一句，却使我们实在无法“解悟出”，这怎么就能“从而”起来？“皇商”一词在《石头记》中仅出现一次，那是在第四回介绍薛蟠时。它若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影射任务，那必须同音同调才是。这和“单聘仁”这类小角色谐“善骗人”不同。如果说不同声调也可以随便影射“历史”的第一主角，那么甄士隐要比贾珍更有资格，因为他有两字而非一字接近胤禛。难道甄士隐也是雍正的一个“分身”？再说，贾政不是“假正”吗？他比《解梦》中提到“薛蟠、贾敬、贾珍、贾蓉、贾赦、贾瑞及贾雨村、孙绍祖等极为丑恶的……（隐雍正）”（11页）似乎更应是“分身法”了！这样“分”来“分”去，不要说小说没有法写，“历史”那就更没法写了。真不知“曹雪芹”为什么要如此劳神，以致二百年来只有一个人“真正读懂”了他挖空心思写出来的这部奇书！
五、学理工的人治学就一定比专门从事文史工作者严谨？
霍国玲女士说：“学理工的人特有的严谨、推论、求证的方法往往是一般专门从事文史工作的人所缺乏的。”[⑤]
此言差矣。
严谨是一种态度或作风，它是由从事某些工作或学术研究者的修养所决定的，与人们的理工农医或社会科学的职业毫不相干。同样道理，推论、求证是一种思维方法，是谁都可以运用的。学理工或从事文史工作者毫无例外地要依靠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至于用得好坏，“缺乏”还是具备这样的能力，那就要看是否受过一定的思维训练，有无严肃的学术态度，是否正确按推论、求证的规则办事了。如果任凭主观愿望，无根据或根据不足地随意“推”而“论”之，或者只以符合自己所需所“求”，不顾事实便自以为“证”了，那么，那种“论、证”必定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解梦》者说：“作者又从戏曲舞台上汲取营养。他从一个演员可以在舞台上粉墨登场扮演不同的角色受到了启发，从而使他小说中的人物被赋予了多种人物的脸谱。甚至可以发展到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扮演生、旦、净、末、丑等截然不同的角色（合身法）。譬如宝玉，作者在他身上既写了作者本人，又夹写了香玉，偶尔还承担着雍正的部分角色。对于作者这无孔不入之笔……”（12-13页，重点为笔者所加）
这可真是惊人的发现！
人们一直希望弄清曹雪芹是如何创作出这部伟大艺术作品，塑造出如此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来的。发现这些材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而且对推动当代文艺创作也十分有益。可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曹雪芹“从……从……受到了启发，从而使……”并使贾宝玉还“偶尔承担着雍正的部分角色”？是发现了曹雪芹的自述文字，还是同时代人的回忆性诗文？请拿出材料来！据我所知，如果不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材料，至少是至今尚未发现。因而所谓“从……从……从而”的“推论”是毫无根据的，违反逻辑的。虽有所“求”，却绝不能“证”。
遗憾的是，《解梦》中这类推论比比皆是，有的不仅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甚至连起码的形式逻辑条件都不具备。但是一个从不存在的“竺香玉”却出现了，她几岁干什么，几岁发生了什么事，被说得活灵活现，直到最后与作者曹雪芹合演了一出谋杀雍正案。
有一段文字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解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路线：
我们对《红楼梦》一书作出的阐释是否正确，如何加以验证？说来竟也简单。举例说罢，对于甲骨文，半个世纪以前人们还认不出许多字，是郭沫若先生给释读了出来。对于那些复杂奇特的符号，郭老一一确定了它们的读音和含意。但人们如何去鉴别这种辨认的正确与否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已经被释读出来的甲骨文字，放到一篇篇甲骨文中去，如果在不同文章的不同位置上，它们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无疑，郭老的辨论是正确的，成功的，否则将是失败的。因此说，结论的正确与否，是可以考核与判定的。（26页）
郭沫若研究甲骨文与《解梦》者《解梦》，其实根本不能类比。在郭沫若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如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对甲骨文包括释读在内作了大量研究。郭老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而不是说他做了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得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事实上释读工作郭老之后不少学者（如于省吾）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解梦》则不然。它是前无古人（二百年来只有一个其实也没读懂的戚蓼生）的。据紫军《红楼解梦·序》借“读者”的话说，这是“一部奇书”，“是对《红楼梦》研究的‘全面突破’”。（1页，8页）第二，郭沫若“释读”甲骨文是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历史学，古文字学进行的，是以十分严肃的科学态度作了大量考证，分析之后作出的。这和《解梦》者将“野史”当作“历史”，“历史”就是雍正夺曹之爱，曹“竺”合谋杀死雍正史，以及到处靠“推断”、“应该是”（19页）“当是”（20页）主论，完全不是一种路子。二者根本区别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的科学性完全不同。如果研究过程就不科学，那么结论就不会正确。而《解梦》者却将重点强调的“辨认”结论，对其结论进行“考核与判定”，“检验和裁决”。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解梦》的结论如本文前面所述，是经不起“检验”的，除非是按《解梦》“分身法”将“竺香玉”先分到许多人，甚至包括贾宝玉身上，再按“合身法”将这一点那一点都合起来。但是，这不就成为“同义反复”了么？你说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不，他的容貌、个性、经历分别一点一滴地存在于许多人身上。你再把它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人了。但是，这还是科学么？
《解梦》者一再声称：“曹公为了在《红楼梦》中隐写历史人物，隐写历史事件，使用了许多奇法、秘法。”（167页）曹雪芹与雍正帝有“不解之仇”，所以才“如此煞费心机编一部书来骂他”（7页）。而曹雪芹的良苦用心与奇特方法当时得到了脂批者的配合。而脂批者好几个人，有人如畸笏活得比作者还长。他们一直在“诱导”（8页）和“点拨”（9页）读者读懂这部“历史”。
这就奇了！起码从心理学上来分析就不可理解。曹雪芹既有如此深仇，目的是骂雍正，自然要让读者明白所骂何人、何事才是。其写作的（不论是写小说抑或“历史”）行为方式、路线必定要符合动机的要求，并采取最佳方案，否则就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以曹雪芹之才，他隐写的内容何以会这般难懂，何况当时又有好几位脂批者的协助“点拨”，怎么会弄到二百年来仅一两个人才“真正读懂”呢？是二百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都太笨了，还是曹雪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把《石头记》变成一部“隐写的历史”（13页）的初衷？
1996年3月15日至22日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三间屋
注释：
①⑤见《红楼梦不是密电码》，北京青年报，1996年3月1日第一版。
②紫军：《红楼解梦序》，增订本第一集18页。
③《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1、23页。以下引此书文字页码均注于句末。
④转引自《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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