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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0）03—0075—06
形象地说，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哲学，就像一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相对主义的幽灵从那里冒了出来，并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开来。按照马丁·霍里斯（ Martin Hollis ）和史泰文·拉克斯（StevenLukes）的说法，相对主义的主要形式有道德的相对主义、 概念的相对主义、知觉的相对主义、真理的相对主义和理性的相对主义〔1〕。 （Introduction P5—10）所有这些相对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否认有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尺度。相对主义把一切信念、一切真理乃至一切实在都说成是“地方性”的，拒绝谈论哪个比哪个更先进、更真实、更有价值。在相对主义盛行的地方，人们以往视为神圣的东西统统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各种不可通约的“语言游戏”。
当代西方新理性主义是作为相对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和相对主义相反，新理性主义坚信跨时代、跨文化的比较尺度是存在的。它反对把理性和信仰、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混为一谈，极力维护理性和科学的尊严。然而，鉴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古典理性主义者——他们承认某种超验实在和超验真理——在相对主义的强大攻势下一一败阵的事实，新理性主义不得不为理性和真理另觅新的尺度。它力图证明，古典主义的基础虽然倒塌了，但理性依然屹立着。不过，在究竟以什么作为尺度的问题上，新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新理性主义能不能关闭当代西方哲学的潘多拉魔盒，就成了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能择取西方当代新理性主义的几种观点加以分析和评论。
一、评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建立理想语言交往结构的尝试
相对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源是语言哲学，特别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以下略去“后期”二字——笔者）。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和经验事实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语言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工具，因而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各种社会生活形式是不同的，因此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只有“家族相似”，而没有什么共同的本质。这就是说，要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间进行比较是徒劳的。如果两种语言游戏——譬如科学语言和非科学语言、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之间没有共同的比较尺度，那么就谈不上孰优孰劣的问题了。
阿佩尔（K.O.Apel）和哈贝马斯（J.Harbermas ）赞同维特根斯坦语言是社会性的看法，却不赞同各种语言游戏之间没有共同的比较尺度。在阿佩尔看来，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批判整治语言的做法，本身就树立了一个对语言游戏进行比较的尺度。因此，他认为从维特根斯坦出发超越维特根斯坦，是完全可能的。他说：“简单地说，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家必须明白，在描述语言的事业中，他就系于他自己所宣称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游戏反思地和批判地与一切仅仅是可能的语言游戏相联系。所以，哲学家总是假定，他原则上能够参加所有的语言游戏，或者说，进入与相应的语言团体的沟通。可是，这样一来，就包含了一个看来和维特根斯坦的命题相矛盾的假定，他认定，很多的并且是不同的语言游戏除了‘家族相似’以外没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而不具有代表它们全体的本质特征。”〔2〕（P346）阿佩尔的意思是， 哲学家在参与具体的语言游戏活动时，他脑子里有一个“规范”，他就用这把尺度批判不符合这种规范的各种语言游戏。如果这把尺度是合理的，那么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成为一种理想的语言游戏模式。这样，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游戏间只有“家族相似”的说法便难以成立了。
与此相似，哈贝马斯说：“理想的语言环境将最有可能被确切地比做先验幻象，除非这种幻象不是归结为不允许的超越（如把知性范畴作超验的应用），而是还要成为可能的话语的本质性条件。理想语境的期待对一切可能的交往来说具有本质幻象的意思，同时它又是一种生活形式的显现。我们不能先验地知道，这种显现是否只是一种来自不可避免的假设造成的假相，还是，只是近似地说，使这种假设的生活形式得以实现的经验条件。这种已被并入到普遍的实用性中去的可能话语的基本规范，包括了从那些观点来看的一种实践的假设。从这个假设出发——它必须被发展成一种交往能力理论并给出一个基础——社会批判理论开始了它的进程。”〔3〕（P141）我们知道， 哈贝马斯的确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合理的话语形式出发，力图建构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的。
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心意固然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的超越了维特根斯坦。换句话说，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是否可能？我们应当承认，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语言交往中，通常是有一定的语言游戏规则的，譬如要遵守不矛盾律，要以事实为依据等等。但是，充其量，这只是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绝不是所有的语言游戏， 也不能代替所有的语言游戏。 正如鲁丁格·巴布纳（RüdigerBubner）在批评阿佩尔时所指出的：“从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对话这种评论性的决定出发，无论如何不能推出所有的对话，更一般地说，所有的语言游戏都明确地是理性的，以致于在某种场合指定的语言规则为评价所有其它场合的人们的言语活动提供了标准。相反，恰恰是这种理性的情况才可能是一种例外。机构中的语言游戏，如提问、劝诫或者命令（维特根斯坦喜欢的例子）遵循着十分不同的目标，就是说不同于知识进展和完成共同的任务。琐碎的日常谈话，精巧的对话，各种仪式以及并没有减少的修辞学领域——其目的是以某种代价在某件事情上战胜和说服某人——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语言游戏的日常用法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相互承认角色平等这一点并不是真实的，也没有始终运用明显的理性原则。”〔4〕（P78）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尚没有统一的语言游戏规则，那就更不用说不同社会中会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游戏规则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讲“理”的，但这两种“理”之间却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哲学的“理”带有逻辑推论的性质，中国的“理”则带有经验直观性质。中国哲学从“理”中派生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西方哲学从“理”中派生出了“自由、平等、人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正是在看到某种理想的单一语言是抽象和空洞的形而上学以后才转向语言游戏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就是今后也不会有一种包罗万象的理想语言游戏。这是因为语言是实际生活的表达形式，实际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不但具有量的不同，而且具有质的不同，要想把语言游戏变成单一的，除非使生活变成单一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如同让自然界都开放同一种花朵一样不可能。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想超越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却是退回到了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水平。
二、评布朗以判断的理性代替知识的理性的尝试
古典理性主义是一种知识理性，即认为建立一种唯一真实的知识体系是可能的。相对主义所攻击的正是这种知识理性。知识理性的根据是基础主义，就是说，有某种不证自明事实或原理，由此出发，便可以推出完整可靠的知识来。相对主义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自明的知识基础，人们自以为是事实或自明真理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以一定的语言架构为基准的，然而任何语言架构中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德里达（J.Devida）用他的“分延”说有力地解构了那种在场的形而上学。罗蒂则把德里达的解构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他说：“如果我们把知不是看成把握本质，就象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看成根据流行的标准来说的正确，去相信，那么我们就是恰好走在把对话看成使知识得以理解的最高界限的道路上 。 ”〔5〕（P315 ）狄根斯（John Patrick Diggins）在谈到罗蒂的动机时指出：“罗蒂想使哲学家们认识到，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之后，哲学业已失去了它可以道出真理的天真设想。因为用词来道出和证明无非是一种叙述，不能检验它是否真实地再现了文本以外的东西。因此哲学应成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语言活动，而不是某种必然的知识方式。”〔6〕（P414）
布朗（Harold I.Brown）承认旧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在《理性》一书中，布朗还具体分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经验主义等个人和流派所依据的基础的脆弱性。不过，布朗同时又指出，相对主义的主张，不是别的，正是旧理性主义变相的表现形式。他说：“我现在提出，社会相对主义本身是在古典模式架构中对基础主义失败作出的一种反应。古典模式要求理性的决定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研究知识的基础部分都来自需要确定哪个规则可用。如果没有基础，那就没有选择一个规则优于另一个规则的普遍的依据。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不准备完全拒绝古典的理性模式，并且不准备放弃理性是不可理解的，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要坚持，不同团体使用不同的规则，每种规则都是理性不同的表现形式。”〔7〕（PP.130—131）
布朗认为，要摒弃旧理性主义，不能采用相对主义的做法，只能为理性寻找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某个既成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某种自明的事实或原理，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判断力。他为判断下了一个定义：“判断是评价某种情况、鉴定某个证据，无须遵守规则而作出一个合理决定的能力。”〔7〕（P137）布朗总结了判断的三个特点：（A）不遵守既定的规则；（B）可以失败；（C）必须由掌握一组与该判断有关的信息的个人作出。
关于第一点，他说，计算机的程序是人设计的，计算机的工作是按程序进行的，但操纵计算机的人在编程过程中却不是始终都按程序工作。他在工作时会遇到不止一种选择，要决定采取哪一种选择，这就要求他诉诸判断。关于第二点，他说，学生们发现老师在不同的课堂上持有不同的见解，大夫对X光片的解释有争议， 高一级法庭推翻或重新审视低一级法庭的判决，在科学上以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后来又被拒绝等等，都是例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当初作出的判断是独断的或非理性的。关于第三点，他说，我们讲判断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由掌握相关信息的人作出。信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已有知识，一部分是当前情况。譬如治病和修桥都是既要有已有知识，又要了解目前情况。“这里的要点是，并不是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可以作出判断。”〔7〕（P146 ）
为了防止人们对他判断的理性不必要的误解，布朗还为自己作了种种辩护。诸如，他强调，他并不是主张一个健全的社会可以没有规则而存在，或是主张可以不顾规律任意作出判断，而只是主张可以具有超出规则去思想和推理的能力。布朗援引普特南（Putnaum.H.）和波兰尼（Polanyi.M.）的话证实自己的看法是不无根据的。再如，他把“理性的”（ rational ）和“合理的”（ reasonable）作了区分。 沙格林（Morton Shagrin）在《论不合理》一文中首次作了这种区分，把“理性的”归于个人判断，把“合理的”归于团体判断。〔7〕（P193 ）布朗说：“我同意沙格林的说法，‘理性’一词最好用在个人的信念上，我还认为，理性这个观念比传统上的含义要弱得多”。〔7〕（P193 ）一个人依据一定的信息对某种情况作出断定就是理性的，但只有所有掌握这种信息的专家或大多数掌握这种信息的专家都同意这种判断才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布朗的“合理性”理解为一种“专家对话”。
最后，布朗分三步总结了他的新理性模式的特征。第一步是“把理性执行者（a rational agent）作为基本的，而把‘理性的信念’看作派生的，由理性的执行者达到的”。第二步是“把我们在缺乏规则作出决定的情况下，作出判断的能力看作理性执行者的典型特征。这就使得判断的观念成了我们新理性模式的核心，并且使得我们作为理性执行者的行动能力受我们的专长所限制。”第三步“要求我们的新理性模式引入社会性因素：因为，一个建立在判断基础上的信念是理性的信念，还要取决于那些拥有相关专长的群体中的人针对他们自己的信念的评价。”〔7〕（P187）
布朗的新理性模式表面上既避免了重蹈传统理性主义的覆辙，又坚持了普遍理性的原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深入研究一番，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从布朗对判断的定义来看，我们很难分清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如果根据一定信息作出的判断就是理性的判断，又有哪些判断不是理性的呢？我们没有忘记“一定信息”包括既有知识和当前情况这两个要素，但是可以说，几乎一切判断都含有这两个要素，但是可以说，几乎一切判断都含有这两个要素。神学判断难道不是根据既有知识（神学理论）和当前情况（人的某种行为或观念）作出的吗？巫术不也是根据既有的知识（神话世界观）和当前情况（如疾病或危险）作出的吗？如果布朗对判断的定义无非是说，只要是有理由的判断就是理性的，那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在我们这富于抽象反思和合理化的辩论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和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的理由，那末真可以说他的教养还不够高明。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都可以为它的腐败说出好的理由。当一个人自诩为能说出理由或提出根据时，最初你或不免虚怀领受，肃然起敬。但到了你体验到所谓说出理由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之后，你就会对它不加理睬，不为强词夺理的理由所欺骗。”〔8〕（P264）
其次，布朗把“合理的”界定为“专家对话”仍然摆脱不了相对主义的阴影。布朗的看法很明确，理性判断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只有在同“拥有相关专长的群体中的人”的对话中才能取得它的合理性。按照布朗的说法，医学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医生的对话，物理学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物理学家的对话，哲学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哲学家的对话……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又回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了吗？要知道，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是不可能进行对话的。不但科学语言不能和日常语言对话，而且不同时代的科学语言也不能相互对话，更不要说两种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语言（如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了。那末，我们不禁要问，布朗所说的统一理性尺度又表现在哪里呢？他有什么理由反对相对主义关于一切信念、一切真理、一切实在都是“地方性”的呢？
三、评泰勒和霍尔顿把实践效果作为理性标准的尝试
我们注意到，阿佩尔—哈贝马斯模式和布朗模式都是企图从理论上突破相对主义的樊篱。 而泰勒（Charles Taylor ）和霍尔顿（ RobinHorton）则另辟蹊径，企图从实践上突破相对主义的樊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实践效果的客观性，虽然在有些见解上他们是不同的。
在《理性》一文中，泰勒追溯了希腊理性一词和现代理性观的联系，即理性就是一种无所牵挂的理论态度（
a
theoreticalunderstanding aims at a disengaged perspective），“把事情说清楚”的态度。不过，泰勒指出， 在柏拉图那里， 理性还指同自然的和谐（attunement），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理性（特别是科学）所缺乏的。现代理性不关心自然的人性或人的自然性问题，只是把自然当作单纯的客体来对待。
泰勒认为，古典理性和现代理性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因此是“不可通约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站在古典理性的角度评价现代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站在现代理性的角度评价古典理性。但是，理论上的不可通约并不等于实践上的不可比较，有一种超越我们视野的比较尺度，就是实践效果。他说：“在理解世界和取得对世界的技术控制——它左右着每个人的注意力——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不是用我们的眼光评判我们的实践。”〔1〕（P101 ）又说：“但对行为更进一步和更深入的药方，在应用时，是我们叫做不断增加的技术控制的东西。这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宣扬者具有某种启蒙时代的巫师所必须倾听的论证：人们几乎可以把它概括为一个modus tollens ：没有技术的应用性就没有科学的进展；但在你们这里，我们没有见到增加的技术的应用；所以你们没有进展。”〔1〕（P102）
泰勒把实践效果作为理性尺度巧妙地绕过了相对主义的陷井，并使相对主义者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对此，他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针对相对主义者一切信念、一切真理乃至一切实在都是“地方性的”，泰勒指出，实践效果这把尺度并不取决于双方同意。他说：“这并不是说，有某种共同标准来判别一种高于另一种，如果这个标准意味着双方都同意的话。柏拉图主义者对技术控制漠不关心，并加以贬低。然而一旦技术控制获得了显著成就，它就左右着注意力并要求解释。现代科学的优越性在于，它对此作出了简单的解释，它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不清楚的是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者将对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并从哪里做起。”〔1〕（P103）
应当说，泰勒的观点起码在科学领域是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技术在解释和控制自然现象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是任何传统理论都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科学理论才战胜了形形色色的传统理论，在当代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我们看来，泰勒的观点仍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简单性和片面性。即使承认科学在解释和控制自然现象方面优于其他理论，相对主义者仍然会问：它能够作为全人类唯一的价值准则吗？在其他方面，诸如在天与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传统理论不是很可能优于科学理论吗？因此，要证明科学理论的优越性，还必须证明科学理论的普遍有效性。而这样一来，泰勒从相对主义那里搬来的“不可通约性”就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值得庆幸的是，霍尔顿在《再谈传统与现代性》一文中，对泰勒的观点进行了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首先，霍尔顿指出，各种信念、语言、文化之间不是“不可通约”的，而是可以通约的，它们都服从统一的以实践效果为尺度的原则，即可解释性、可预见性、可控制性。其次，霍尔顿提出了“两种理论”的学说，即第一理论（primary theory）和第二理论（secondary theory），并指出第二理论是建立在第一理论基础上的。
霍尔顿明确宣称，他的“这个纲领的基础，是假设从人类生活的黎明时起，就存在一个对地球上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的文化都一样的人类认识理性的强大内核。这个‘共同内核’的中心是理论在解释、预见、控制事件中的使用。也是在发展和应用理论时，类比、演绎和归纳推理的使用。”〔1〕（P256）
霍尔顿把非洲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把西方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认为在这两种文化中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第一理论”。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在“第一理论”上，而是在“第二理论”上。然而，“第二理论”归根到底出自“第一理论”，并且要还原为“第一理论”，这就决定了两种文化最终还是可以通约的。
霍尔顿所说的“第一理论”是指哲学家通常所说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话语，他说的“第二理论”，是指哲学家通常所说的理论思维和理论话语。在霍尔顿看来，“第一理论”所以可称之为“理论”，是因为它也具有认识论的基本结构，如空间中的上下、左右、连续和分离；时间中的在前、同时、在后等等。
霍尔顿指出，“第一理论”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不但有先天积淀的生理基础，而且明显与人类的某些特殊目的和特殊需要有关。“具体地说，它特别适合于人类手眼协同的特质和相应的手工技术……”〔1〕（P232）正因为如此，“第一理论”， 或罗素所说的“石器时代的形而上学”，才能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人们认识对象时的“前见解”。他认为尽管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第一理论”覆盖的经验领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基本结构却是共同的。
霍尔顿指出，“第一理论”的实体和实体过程被认为是直接给予的，“第二理论”则不然，它的实体和实体过程被认为是“隐蔽的”。因而，在“第二理论”那里，“第一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件，只被看作是“表面的显现”。
由于“第一理论”所描述的日常经验具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才需要“第二理论”。一开始，“第二理论”是作为与“第一理论”所描述的日常经验的话语的类比出现的。如非洲的神就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种类比，西方的原子、分子、电流、射线等也是根据移动和碰撞的球、水波等经验类比作出的。后来，如此建构起来的理论在接受相应的解释性挑战时变得复杂起来：或者是修正了原来的类比，或者是作出了新的类比，或者是二者的混合。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非洲兼有人和动物的神，以及西方兼有波和粒子的波粒子等等。不过，霍尔顿指出，“第二理论”最终仍然要回归到“第一理论”。他说：“我区分了两种理论：第一理论和第二理论，第二理论是无止境地并且常常是极其成功地超越了它的第一理论的限制，但是它要无止境地回归到它的第一理论，因为后者是它的发源地。”〔1〕（P257）
霍尔顿指出，“第二理论”在一个团体和另一个团体，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西方机械世界观里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会发现非洲的精神性世界观对他来说是极其异在的，而非洲的大学生们对西方世界观也经常感到惊讶不已。然而，由于所有理论都来自人们解释、预见、控制事件的需要，所以各种文化或各种世界观总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霍尔顿比较了非洲传统文化模式和西方现代文化模式，认为非洲文化有一种建立在“普遍同意”之上的框架结构，“第二理论”在这个统一的框架结构内更新和发展。人们相信他们的理论在解释、预见和控制事件上是基本成功的，这样一来，它的现时的谬误之处便显得相对微小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现时的错误很难成为彻底取代这种理论的理由。换句话说，非洲传统模式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西方现代模式不是建立在“普遍同意”基础上的框架结构，相反，它的特点是竞争性的。对现有“第二理论”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新的经验，而是来自对立的理论。焦虑的主要根源也不再是僵硬的事实，而是来自挑战性的竞争者。每个学派都花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证明对手的不一致性，从而证明自己一方的优越性。这样一来，就不是经验的变化促成了理论的变化，而是理论的变化促成了经验的变化。用霍尔顿的话说，“理论和经验的关系倒转了。”〔1〕（P246）这就是说， 西方现代模式的基本倾向是竞争的和开放的。
霍尔顿的结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现代模式在解释、预见和控制事件方面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可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则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他说，关于现代西方模式“在认识论上的优越性问题，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取决于理论的执行领域。在非生活领域，‘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否’。在中间领域，‘或许’。”〔1 〕（P249）
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接受霍尔顿的结论，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他断言一切信念、一切理论、一切语言、一切文化都服从统一的实践效果原则——对事件的可解释性、可预见性、可控制性，这就为从根本上战胜相对主义铺平了道路。我们和霍尔顿一样主张，人们的理性活动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或认识活动，更不是什么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实践活动的表现和结晶。的确，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从表面上看甚至是很难比较的，但是，无论如何，实践活动本身，或者如西方哲学家所说，“游戏活动”本身是客观的，它们的结果也是客观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带动认识和语言的发展，实践活动的效果因此必然成为对认识和语言进行检验的尺度。一种信念、理论、语言和文化，之所以为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团体的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符合或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之所以为另外时期和另外社会团体的人们所拒绝，是因为人们有了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历史地看，一般说来，比较晚出的信念、理论、语言和文化，总是比它的前身具有更大的可解释性、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特征，就是说，实践效果更好。否则，人们就不会放弃后者而接受前者。一神教代替多神教、科学代替迷信、民主代替专制、后现代哲学代替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等等，都是这样。总之，理性是有客观尺度的。
通过以上分析和评论，我们看到，在当代西方新理性主义对理性标准的艰苦探索中，比较有说服力，对相对主义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还是泰勒和霍尔顿的观点。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达到了十分接近的程度。反过来说，其他几种观点的基本失误之处，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吗？
【收稿日期】20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