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研究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分工视域的理论探究和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程 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基础设施分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从分工视域探析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机理：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需要一定的软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并保证分工的形成，分工的演进则需要改善硬基础设施以扩大物理上的市场规模；随着经济增长，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都需要不断完善，协同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优化发展和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不仅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而且在其经济赶超的全过程中，软基础设施的作用都比硬基础设施更为显著。基础设施的差异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异质，进而产生收入差距；由于软基础设施的差异更加难以消除，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139个国家和地区1996—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软基础设施具有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OECD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均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非OECD国家只有软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差距越大则人均收入差距越大，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更加重视软基础设施建设，但软基础设施的完善不能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标准，而应基于国情以有效促进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为标准。

关键词： 软基础设施；硬基础设施；内生经济增长；分工；自主创新；跨国收入差距；新结构经济学

一、引言

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且复杂多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状态及其绩效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和演变趋势，这既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缩小跨国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经济学家探讨的重要课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政局稳定，为各国专注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1950年以后，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时代，大量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步入富裕的生活轨道(巴罗 等，2010)^[1]。但与此同时，2008年世界银行的增长与发展报告指出，1950—2008年实现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且持续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其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行列跨入高收入行列，从中等收入行列步入高收入行列的也只有13个* 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其经济增长得益于与发达国家原本微小的收入差距或优越的石油禀赋，其他5个经济体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林毅夫，2014)。 (The World Bank，2008)^[2]。由此可见，在世界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各经济体的受益程度是不一样的，欠发达经济体中只有少部分实现了跨越，绝大多数仍然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面对增长与贫困并存的现实，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奥秘，但均未能圆满解释跨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Solow，1956；Romer，1986，1990；Aghion et al，1992)^[3-6]。发展经济学家则从实践层面出发，提出了结构主义方法和“华盛顿共识”，但是也未获得普遍成功(Fofack，2014)^[7]。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创建了新结构经济学，旨在通过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实践的纵横考察和分析，寻找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后发经济体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一是提高外资评级机构对我国绿债市场的参与度，通过与合格国际评级机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学习借鉴国际评级经验。同时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逐步开放绿色债券市场评级服务，增加绿色债券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二是逐步对外部投资者开放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简化市场进入机制，优化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过程，鼓励海外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投资和交易。开发人民币对冲工具，提高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降低对冲成本。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产业结构内生于其要素禀赋，进而形成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有为政府提供与之匹配的软硬基础设施，以实现产业结构在不同阶段的转型和升级。新结构经济学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理论框架之内，认为基础设施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基础性和配套性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有助于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并为市场活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其他生产性要素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和升级(林毅夫，2014)^[8]。林毅夫和王燕(2016)指出，过去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但并没有获得良好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援助资金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资金运转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9]。因此，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初始条件不及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基础的情况下，落后经济体要实现经济起飞，需要注重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和协同作用。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作了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的划分，但对于软硬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机理的深入探究不够，对其理论的实证检验也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分工视域探讨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在实现持续内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进而探究不同国家软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以及软硬基础设施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139个国家和地区1996—201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深化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并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借鉴。

互联网技术最先是从西方开始兴起的，而我国从上世纪才开始引入。“互联网+”其实就是企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并且较为完整的网络系统，然后将公司的日常经济活动与此网络系统相互联系，方便公司员工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有关公司的信息资料，这样利用网络系统的方法，不仅减轻了员工的工作负担，还能够更好地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保证公司的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二、理论分析

1.文献回顾

如果ln y_i,t-ln y_USA,t<0，说明i 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反之则大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取绝对值之后可以检验绝对收敛情况。如果基础设施差异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β ₃>0、β ₄>0)，说明基础设施差异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基础设施差异越大，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结构转型，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兴起，学术界再次关注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genor和Morenododson(2016)从理论上论证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11]。大量的文献则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实证检验。Czernich等(2011)对宽带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每百人拥有宽带比例与人均GDP正相关^[12]；Donaldson和Hornbeck(2016)考察了美国历史上铁路建设对其经济一体化的影响^[13]。但安东尼奥·易斯塔什和玛丽安娜·费伊(2016)以及廖茂林等(2018)的研究发现，更多的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异质性^[14-15]。Crescenzi和Rodríguez-Pose(2012)的研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对欧盟的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16]；不过，基础设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Briceo-Garmendia et al，2004)^[17]。

另有一些文献考察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Agenor和Morenododson(2016)指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既可以直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体的决策行为和约束条件来间接影响经济增长^[11]。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减少企业的额外支出，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Audretsch等(2015)对基础设施水平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新企业的创建，但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18]。Brenneman和 Kerf(2002)研究认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扩大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规模，良好的供水条件和卫生设施通过提高健康水平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19]。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21世纪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大量文献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学良(2012)通过构建空间溢出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欧阳艳艳和张光南(2016)基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基础设施供给和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21]；范欣等(2017)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考察基础设施对打破中国市场分割的影响^[22]；Shi等(2017)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落后地区的交通设施^[23]。

又名顶真，即某段文字由若干短句组成，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词）与下一句开头的第一个（词）相同。运用顶针修辞手法，不但能使句子结构整齐，语气贯通，而且能突出事物之间环环相扣的有机联系。例如：

近年来的大量文献虽然从实证上检验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均未有效解决Solow问题，即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无法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已有文献对基础设施的考察和衡量均局限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硬基础设施。新结构经济学将基础设施划分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其中软基础设施包括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硬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等(Lin，2011)^[24]。如果单纯考察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进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综合考察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NSK）成立于1916年，是日本国内第一家设计生产轴承的厂商。目前NSK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销售网络，并拥有近70家工厂，行业排名位居世界前列。恩斯克投资有限公司是NSK的中国总部，全权负责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的生产、技术研发与销售营运。目前NSK在中国设立的生产、研发、销售公司及子公司已达20多家，遍及中国各地。

2.研究框架与分析视域

图1 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单纯的要素投入很难实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Solow，1956)^[3]。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几个直接的决定因素，还受到众多间接因素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因素复杂多样，且机制各异，要想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Acemoglu等(2014)在North和 Thomas(1973)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因果链，认为制度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5-26]。本文借鉴Acemoglu等(2014)的研究框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Proximate Determinants)，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决定因素(Fundamental Determinants)，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进行软、硬基础设施的划分(见图1)。图1展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TFP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提高要素生产率等路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基础设施对各要素生产率及要素配置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机理，还是路径，或是表现，都是复杂、多样和多变的，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是困难的。经济学家从不否认分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李佳洪，1997)^[27]，还有学者认为应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为分析范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乔榛，2005)^[28]。因此，本文选择基于分工视域深入探究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综上所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化首先需要一定条件的软基础设施，以促进技术创新，并保证社会分工的形成；然后需要一定的硬基础设施条件以扩大物理上的市场规模，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演进* 这里这样表述，并不是说在分工形成过程中硬基础设施不起作用、在分工演进过程中软基础设施不起作用，而是强调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在硬基础设施条件差异不大的情况下，软基础设施对分工形成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在新的分工演进之初，更需要硬基础设施为市场规模的扩大提供保障，以促进新分工顺利融入社会分工体系。 ；随着新的分工形成和分工的不断演进，既需要改善硬基础设施以进一步扩大物理上的市场规模，也需要改善软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形成社会分工体系的自我优化和发展，促使要素产出效率和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将推动软硬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见图2)。

3.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基于分工视角

硬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等。第一，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完善，都能够有效降低物理空间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交易效率；同时，随着物理空间分割的打破，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促进分工的演进。第二，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促进要素的空间流动和空间集聚，发挥集聚和规模效应，促进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的演进。第三，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促进生产性消费和产品交换，进而促进分工的扩散和演进。

从分工视域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需要明确基础设施对分工的影响。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是软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从激励相容和政府治理两个方面促进分工的形成和演进：激励相容是产权明晰和组织结构合理产生的结果，能有效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创新、创业行为，进而有利于分工的形成；政府治理包括政府内部治理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及执行能力、服务能力和廉政能力，有效的政府治理能够减少寻租行为，降低隐性交易成本，促进市场规模和效率的提升，进而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演进。但激励相容本身无法保证激励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单纯的政府治理也无法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和政策一致性。因此，制度体系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法律体系来保证激励是正确的、有效的、合理的，政府是廉政的、服务的，政策是一致的，政府与市场分工是明确的、职能是互补的。社会价值体系决定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决定着社会成员的风险态度、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成员之间是否愿意互利互惠。一个社会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性则会内生出较多的企业家，社会成员之间团队协作意愿和能力较强则组织的生产效率就较高，社会成员之间愿意互利互惠则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总之，社会价值体系决定微观主体是倾向于选择分工还是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是更具有企业家冒险精神还是更看重风险规避；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则决定经济行为的规则和利益分配。只有在社会价值体系、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保证分工的形成和演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1)基础设施对分工的影响

综上所述，软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经济活动中的隐性交易费用，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分工的形成；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经济活动中的显性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主体和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性，实现经济活动的集聚，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在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互补、协调、协同作用下，社会分工体系不断发展优化，要素产出效率和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软硬基础设施均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相对于硬基础设施，软基础设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由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稀缺的物质资本以及落后的技术条件，使得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源于分工；分工的演进一方面实现了专业化，促进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形成了经济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斯密，1776；杨小凯，2003)^[29-30]。然而分工的产生和演进并不是天然的。

3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倾向性。不考虑当地的实际、当地地理环境特点和树木生物学特性，盲目引进外地树种和重名贵品种轻乡土品种，重人工造景轻自然景观，重草轻树，造成引种失败和病虫害大发生。

首先，分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创造新的生产力(陈锦希，1995；崔向阳，2011)^[31-32]，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分工产生的物质基础，分工又促进技术进步的最终实现及发展；同时，产品创新也是社会分工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罗文花，2008)^[33]。一个社会中技术创新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软硬基础设施都是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由于不同社会的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促进程度不同，将引起技术水平的差异，进而产生分工的差异，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而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各国的硬基础设施条件基本一致，技术创新更多地取决于软基础设施条件。

其次，分工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保障条件，即相应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社会价值体系等软基础设施。如果缺乏有效的软基础设施使得分工、交易所得到的收益小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收益，那么微观个体将会选择自给自足而不是分工和交易(杨小凯，2003；程锐 等2016)^[30][34]。只有具备了一定条件的软基础设施，才保证分工的形成，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新的分工必然产生新的交换，在分工已经形成的前提下，分工的进一步演进催生出对更大市场规模的需求。此时，一方面，需要提供硬基础设施以打破市场的天然分割，实现不同空间内的市场要素交流与合作，促进要素的集聚，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斯密，1776；杨小凯，2003)^[29-30]；另一方面，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软基础设施来降低隐性交易费用，促进分工的演进。

光伏发电设备安装及维护成本400元/m2（石家庄本地市场调查）；发电功率100W/m2（石家庄本地市场调查）；楼顶可利用面积350m2/单元（根据对各个小区的询问与考察）；国家收购电价0.85元/度（《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4〕31号）；最少可利用日照时间5h/天（石家庄本地实际调查并计算）；设备平均使用寿命25年（保守20年，以下按20年）。

图2 分工视域下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众所周知，经费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经过调查，我国当前基层农机推广中存在严重缺乏经费的现象，从根本上限制基层农机推广服务体系，直接对推广工作的效果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经费不足难以对农机技术进行全面演示及推广，导致农民无法认识到其作用，极大地降低农民的购置积极性。除此之外，经费的匮乏还对员工的培训和农机试验等工作产生一定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基层农机推广服务工作的发展。

4.基础设施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需要相应的软基础设施以保证经济增长走向内生化道路。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之前，由于技术条件(硬基础设施)的限制，各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各自发展，而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软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差异(此时各国间硬基础设施的差异相对较小)。其中一些国家的软基础设施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分工的形成，率先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实现了快速的内生经济增长。而那些软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国家仍处于经济缓慢增长状态，这样必然形成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而且，由于先发国家的内生经济增长具有自我加速的效应，进一步导致跨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先发国家的分工演进不但产生了经济扩张的需求，而且带来硬基础设施的改善，促使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开放。先发国家的示范效应使后发国家渴望经济起飞(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轨道)，并纷纷利用“后发优势”寻求快速经济增长。然而引进的技术并非内生于经济系统的技术创新，此时后发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分工的形成和演进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增长表现出与先发国家不同的外生性特征。为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后发国家开始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正像技术引进易于自主创新一样，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易于软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根植性和传承性，短期内难以产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后发国家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中，可能导致其软基础设施对自主创新的激励不足。因此，各国间即使硬基础设施差异缩小，软基础设施差异依然显著，进而收入差距依然显著。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且贯穿于其经济赶超的全过程；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软基础设施(主要指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差异的减小也更能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相比硬基础设施差异的减小)。

综上所述，由于基础设施的差异，相似的要素投入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由于软基础设施的差异，相似的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进而，经济增长表现出多样性并带来收入差距。相比硬基础设施，软基础设施更能影响分工的形成和演进，进而其完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外生性，软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其经济增长及收入差距缩小的促进作用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三、实证检验

1.实证模型

借鉴Barro-Lee(2010)的研究方法^[35]，假设生产函数符合C-D形式：Y =AK ^α H ^1-α 。Y 表示产出，K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假设H =hL (动力人数与每单位劳动力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水平的乘积)，并将单位劳动的人力资本表示为受教育年限的函数：h =e ^θs (S 为受教育年限)。则产出函数的对数形式表示为：

lny =lnA +α lnk +(1-α )λ ₁s

大量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解释是有限的^[36-37]。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改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降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因此，本文借鉴樊纲等(2011)的做法^[38]，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为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函数：A =B e^Soft+lnHard 。其中，Soft 表示软基础设施* 需要说明是，本文实证分析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衡量软基础设施水平，其取值范围为[-2.5，2.5]，如果取对数会删掉大量有用样本，引起测量误差和估计偏误，故软基础设施指标不取对数。 ，lnHard 表示硬基础设施，B 为常数项。则产出函数进一步表示为：

(2)核心解释变量。一是软基础设施。全面客观地衡量各国软基础设施水平是困难的，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数据库中的4个指标来衡量软基础设施水平：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该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取值范围在-2.5～2.5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软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张中元，2013)^[41]。二是硬基础设施。硬基础设施包括交通条件、电信系统和电力系统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衡量(取自然对数)，具体为：采用人均铁路总公里数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采用每百人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每百人移动蜂窝式电话、每百人互联网使用量衡量电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同时，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家都走上了政治稳定、大力发展经济的道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幅度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以现代经济模式为核心的城市，使得各国城市化表现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显著，大多数国家打开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因此，进一步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现象(城市化urb 和对外开放度open )，得到如下产出函数：

lny =lnB +α lnk +(1-α )λ ₁s +Soft +lnHard +lnurb +lnopen

为了反映经济增长的动态性以及软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上式改写为经济增长率的计量回归模型：

回到住处，高潮上网找到那个悼念艾诗虹的帖子，看到跟帖已经盖了一千多楼。高潮在回复框里添加了一个“玫瑰”的表情，点“发表回复”，发了上去。很快，高潮就看到自己送出的“玫瑰”出现在跟帖的最下边。盯着看，高潮仿佛看到微风里，那朵“玫瑰”在无边的草地上，孤零零地摇曳着……

(2)5种牧草粗蛋白含量，7月粗蛋白含量最高，随着生长时间的延续，粗蛋白呈递减趋势(图 2)。7月粗蛋白含量分别为星星草(13.96%)>青海中华羊茅(12.27%)>青海草地早熟禾(12.24%)>垂穗披碱草(11.79%)>同德老芒麦(10.66%)。各月都是以星星草粗蛋白含量最高，同德老芒麦粗蛋白含量最低。

其中，g _i,t 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为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s _i,t 为人力资本指数，ξ _i,t 为随机扰动项。Soft _i,t 、lnHard _i,t 分别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β ₃和β ₄分别反映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β ₃+β ₄>0，则说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果β ₃>β ₄，则说明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

为了检验基础设施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将美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人均收入作为基准水平(黄新飞 等，2013，2014)^[39-40]，构建如下估计模型：

以免费开放感知为起点,居民的地方认同评价具有2条实际影响路径,分别为:免费开放感知—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免费开放感知—公园满意度—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由此可以看出,免费开放感知可以说是居民对城市公园传统观念改变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公园绿地的开放率,将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城市的情感依恋．在国家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下,希望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公园绿地向居民免费开放．但是据了解,有许多公园对居民只免费开放部分区域,且存在“园中园”收费现象．鉴于免费开放感知是影响居民地方感知的重要因素,公园相关管理机构应逐步开放“园中园”,便利于民,体现城市公园使用的平等性．

β₅|ln urb_i,t-ln urb_,USA|+β₆|ln open_i,t-ln open_i,USA|+ξ_i,t

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史久远，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第一轮讨论始于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指出，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有效带动国内就业，缓解内需不足，抑制经济衰退。随后，Rosenstein-Rodan(1943)提出大推进理论，进一步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0]。但是Solow(1956)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投资只具有短期效应，不存在长期效应^[3]。

近期，泰永长征（002927）惊人的走势引发市场高度关注。12月18-25日的6个交易日，泰永长征出现6个自然涨停板，其中在24日早盘便强势涨停的情况下，25日泰永长征却以跌停价开盘，但随后快速拉升，在震荡数小时后于下午再次收涨停板。凭借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地天板”，泰永长征六连板期间股价上涨79.77%，累计换手率超过200%。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本文采用PWT9.0给出的产出端实际GDP数据，除以总人口得到各年度人均实际GDP，再计算得到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lny =lnB +α lnk +(1-α )λ ₁s +Soft +lnHard

本次的60例研究对象选自本社区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期间接收的老年脑梗塞患者,将其按照不同治疗方式分组,分别是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有患者30例,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14例,最小年龄为62岁,最大年龄为88岁,年龄均值为(72.63±2.13)岁;而观察组也有患者30例,男性患者18例,女性患者12例,最小年龄为64岁,最大年龄为89岁,年龄均值为(73.04±2.35)岁。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在基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性,统计学无意义(P>0.05)。

(3)控制变量。参考有关文献，本文选取4个控制变量：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根据PWT9.0的不变价格资本存量计算，人力资本指数也来源于PWT9.0，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度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取自然对数)。

由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统计的基础设施指标数据存在大量的缺失值，部分国家数据连续中断，最终选取139个国家1996—2014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由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样本数据结构为非平衡面板，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全样本分析结果

随着GPS技术在我国房产行业中的广泛应用，我国房产企业的测绘管理工作已经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信息管理的整体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而随着人们住房需求的不断提高，信息化管理系统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传统的房产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技术人员必须建立完善的房产信息管理体系，建立房产管理的数据库，并将GPS技术有效地应用于房产测绘中的各个环节，提高自动化管理水平，促进我国房产测绘事业的全面发展。

表2中(1)列是只纳入软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2)列是只纳入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3)列是同时纳入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从R²值来看，同时纳入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估计效果更好；从估计结果来看，(1)列软基础设施4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2)列硬基础设施4个指标只有1个(每百人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的估计系数显著(但为负)，(3)列软基础设施有2个指标(法治和腐败控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硬基础设施有1个指标(每百人移动蜂窝式电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3)列的估计结果更符合理论预期和实际情况。可见，在定量分析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需要将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无论遗漏其中哪一个都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

考虑到经济增长率与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采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SYS-GMM)方法进行估计，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由于难以找到适当的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选择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结果见表2的(4)列。AR(2)估计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性，Sargan估计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说明采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进行估计可行。从估计系数来看，软基础设施有3个指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显著为正，硬基础设施只有1个指标(每百人互联网使用量)显著为正。可以进一步得到软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β ₃=0.6028，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虽然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为负(β ₄<0)，但移动蜂窝式电话使用量的提高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信息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移动蜂窝式电话的使用可以有效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互换，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而其他硬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设施)在很多国家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其水平的提高幅度不大且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 。由于软基础设施指标是标准化后的指数而硬基础设施指标取对数形式，不能直接对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进行比较，但是根据β ₃>0和β ₄<0，可以说明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要大于硬基础设施。

综合表2各列的估计结果可知，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共同影响经济增长，其中软基础设施的作用更大。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增加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扩大对外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理论分析及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城市化率的估计结果不显著，与张欢等(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城市化并非对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城市化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42]。可见，总体来看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可信的。

(2)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的比较

为考察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分别对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进行估计分析(见表3)。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只有1个指标(法治)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有2个指标(法治和腐败控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可见，相对于OECD国家，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OECD国家硬基础设施中的每百人互联网使用量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β ₄>0，而非OECD国家硬基础设施的4个指标无显著为正的估计结果。可见，相对于非OECD国家，OECD国家硬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虽然不能直接比较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但是表3的估计结果还是能说明，OECD国家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非OECD国家只有软基础设施的完善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首先需要具备较为良好的软基础设施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2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样本)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方括号内数据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3 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别比较(OECD国家与非OECD国家)

4.基础设施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4给出了模型回归结果，(1)列是只纳入软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2)列是只纳入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3)列是同时纳入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的估计结果，(4)列是OECD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5)列是非OECD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根据(3)列的估计结果，软基础设施有3个指标(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硬基础设施4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β ₃>0,β ₄>0，表明若一国基础设施与美国基础设施的差异越大，则其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越大。比较(4)列和(5)列的估计结果，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硬基础设施均有2个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非OECD国家软基础设施有3个指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OECD国家只有2个指标显著为正。该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相对落后的国家中，软基础设施改善对缩小与美国收入差距的促进比硬基础设施改善更为明显。

表4 基础设施差异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化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从基础设施的角度予以解释。鉴于分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基础设施划分为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从分工视域考察软硬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及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构建了一个现代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的软基础设施条件促使分工形成，并通过配套的硬基础设施实现市场规模的扩大，推进分工的演进，进而软基础设施和硬基础设施协同促进社会分工体系的优化和发展，不断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推动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软硬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和自我强化。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软硬基础设施协同促进经济增长，软基础设施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外生性，软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为显著、持续时间更长；基础设施的差异带来经济增长的异质，进而产生收入差距；由于软基础设施的差异更加难以消除，完善软基础设施减小收入差距的效应更为显著。最后，利用139个国家1996—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跨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下，发展中国家如何与缩小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本文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要重视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不仅要注重硬基础设施建设，也应该重视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单纯强调硬基础设施建设，不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完善软基础设施，容易掉进“后发劣势”陷阱(Sachs 等，2003)^[43]。第二，发展中国家更应注重软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内生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有效的软基础设施，社会分工将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进程。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不可一蹴而就。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软硬基础设施进行阶段性的建设，尤其是软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软基础设施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软基础设施的完善更难、过程更加长久，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第四，软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而应基于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以有效促进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为标准。虽然目前发达国家的软基础设施可能更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但其是构建在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上的，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一些全盘西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践、苏东剧变的经济后果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失败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五，中国在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要注意从基于“后发优势”的“学习追赶”思维转向促进“内生增长”的“创新引领”思维，要更加重视对自主创新的激励和支持，以加快实现可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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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for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ransnational Income Gap: Theoretical Study on Labor Division and Empirical Test on Transnational Dat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HENG R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divided the infrastructure into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examin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economic growth and narrowing the cross-country income gap from labor division viewpoin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ertain soft infrastructure is needed to boos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to ensure labor divis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r division needs to improve hard infrastructure to enlarge market scale physically, furthermore,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both soft infrastructure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need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cooperatively boost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labor division system and economic growth so as to realize sustainably endogeneously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aus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externality, the action of soft infrastructur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hard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catching up and surpassing. The difference of infrastructure results in the heterogene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urther produces income gap.Because the difference of soft infrastructure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eliminated, the impact of soft infrastructure on income gap is more obviou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the data of 139 countries and regions during 1996-2014 support above theoretical analysis. Soft infrastructure has more significant boost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soft and hard infrastructur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ECD countries, however,in non-OECD countries, only the soft infrastructur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The larger the gap of infrastructure is, the larger per capita income gap is, and the impact of soft infrastructure on income gap in non-OECD countries is larg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soft infrastructure,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soft infrastructure should not take western value system as standard but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reality to take the promotion of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ffective labor division as standard.

Key words: soft infrastructure; hard infrastructure;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labor division;independent innovation;transnational income gap;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131(2019)01- 0021-13

DOI： 10.3969/j.issn.1674- 8131.2019.01.003

^*收稿日期： 2018-11-06；

修回日期: 2018-12-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ZAD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16JJD790047)

作者简介： 程锐(1990)，男，湖北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家精神、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E-mail：chengr1990@126.com。

CLC number： F061.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 8131(2019)01- 0021-13

(编辑：夏 冬)

标签：软基础设施论文;  硬基础设施论文;  内生经济增长论文;  分工论文;  自主创新论文;  跨国收入差距论文;  新结构经济学论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